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

无产阶级专政

1

如果说有一个概念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话，那就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明确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新贡献。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一封信中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正是这个“新贡献”是列宁主义胜利的理论前提，也正是这个“新贡献”是斯大林主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毛泽东也因为它而成为了他的敌人以及他的错误的受害者们诅咒的恶魔。确实，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也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因为，马克思仅仅是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却没有证明这个“专政”究竟应当是什么模样，包含什么内容，体现为什么具体的制度。

如果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概念面前一筹莫展，停滞不前而最终将它抛弃，就等于抽掉了共产主义理论大厦的最关键的基石，这个数百年来全世界千百万人用革命鲜血铸造的大厦就必将很快地倒塌成一片狼藉不堪的瓦砾，人们对于它的记忆，充其量不过像汶川的地震纪念一样，把它的废墟保留下来作为灾难的纪念。

至于那些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拿了一个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工资，而丝毫没有为此进行过真理的探索的人，那时也不过是狡黠地笑一笑，说那不过是为了生活，人们原本可以以任何名义活下去的。

2

最近买了几本《炎黄春秋》，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杂志，它收集了很多有用的炮弹，然而它的大炮的准心却总是偏的。

最近的一期中写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在列宁看来，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改造社会经济基础。而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只能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才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远远没有到阻碍生产力进步的程度，因此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场灾难。

列宁的想法体现在《四月提纲》里，目的很鲜明，就是夺取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普列汉诺夫说，这是空想，是“梦话”，是布郎基的无政府主义，他说：“俄国历史上还未生产出那种面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烤熟成社会主义的小麦馅饼。”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俄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支持临时政府继续进行战争，但列宁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应该将不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从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和平，结束世界大战。

这是普列汉诺夫这个单纯的理论家和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实践家的列宁的一次重大的路线冲突和分裂。

经过激烈的斗争——一开始赞成列宁的人并不是多数——并且伴随着俄国在一战中的连连的失败，列宁的路线最终胜利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历史永远会在真理与谬误的交错中前进，对于具体的人，身处在政治革命斗争的洪流中的人们，总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得胜利，不会也不能够去等待一万年。政治势力是一个铁墙壁包围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既得利益是决不会轻易让他人分享的，对于已经走上革命路途的人来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梦话，而恰恰是放弃这个目的试图去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才是梦话。他们已经如同离弦的箭，要么射中目标，要么半途而废死无葬身之地。列宁说：“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时，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消灭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列宁自己也说出了担忧，即当苏维埃取得政权之后，掌握这个政权的人们很可能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个政权。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变成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专政的这种危险，已经在斯大林时代被证实了。

问题就在于，在人们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毫无悬念的成熟了的国家之后，他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实际上问题仍然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各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等，怎样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被变成一小撮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利益。

3

在互联网时代，问题被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就是言论自由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这是可能的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死胡同，根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问题，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言论自由就是全部问题，因为这是开端，没有言论自由其他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在说这个问题前，先想想一些基本的概念。

阶级、党、领袖（官员）这三者的关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

无产阶级是什么？首先阶级是什么？阶级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的群体，这里的“产”不是指个人私有财产的产，而是指生产资料。占有并且支配生产资料的那些人是有产阶级，而不能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那些人就是无产阶级。

具体说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直接使这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那些人，被称为资产阶级。和它相对立的，是不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而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那些人就被称为工人阶级——准确地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种，还有一些无产者并不投入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例如那些好吃懒做的、为非作歹的流氓无产阶级。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工人阶级专政。

此外，还有农民阶级，这是占有和支配小块的土地，并且以自己的劳动力和自己的土地相结合从事于农业劳动的阶级，农民阶级首先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才是为市场生产商品。

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这是自己占有和支配少量的资本，同时像农民一样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人群。

地产阶级，就是占有和支配一定量的土地，但并不直接使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而是通过其他阶级的作用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来使土地与劳动相结合而牟利的那些人。这个阶级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所有土地都不允许私人占有。但是，地产阶级的职能仍然存在，它变成了国家政府的一项职能。

同时，农民因为已经不能完全地处分土地，所以中国的农民阶级也具有特殊性。

但是最为特殊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当国家占有和支配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之后，国家本身，表现为政府的所有组成人员，就组成了一个总的“资本家”。国有企业的工人，不是和某一个私人资本家对立，而是和一个通过行政体制集合起来的官员整体对立。因此，在每一个国家公务员身上，都有资产阶级的元素。

这就是矛盾的所在，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这些隐藏着资产阶级元素的公务员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它就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够克服公务员集体中的资产阶级因素的制度。否则，正如马克思说的虚假的人民民主国家一样，把“无产阶级专政”写上一千遍，也是虚假的。

那么，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并且把这种占有奉为永恒的、神圣的占有。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推动社会向着消灭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使生产劳动从奴隶状态中得到解放，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换句话说，仅仅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还不是这两个阶级的根本的对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并不反对或完全否定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无产阶级还可能致力于发展这种雇佣劳动，但是对于自觉的无产阶级来说，无非是已经认识到，这种雇佣劳动并没有使人类摆脱被奴役的状态，而且，这种生产制度，像过去的一切生产制度一样，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神圣的、永恒。而反过来，资产阶级却总是坚持这种制度就已经是人类的最后的、最完美的、最自由的制度，将永远地存在下去。这才是它们的根本对立之处。

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根本目的上来说，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本身。这样，无产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任务，都是为着这个根本目的的实现而创造条件。致力于重新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但不是农民阶级的那种建立在个体或最多扩大到家庭的劳动基础上的结合，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的结合。即在崭新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对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活。

因此，第一是发展生产力，将个体的小规模的生产力发展成为社会的大规模的生产力，但是仅仅如此完全不够，因为资产阶级同样具有这样的欲望，发展生产力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特性。它们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不仅要求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对与生产力的占有的发展，这个要求，被邓小平不够准确但比较简明地表达为消除两极分化而共同富裕。

所谓贫富分化，实质上就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富裕和贫穷的实质，就是占有多少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从而能够占有多少社会劳动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在商品时代表现为货币的数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说：这样说来，我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产阶级的兴起就解决了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

不对，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贫穷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果。换句话说，对资本主义的衡量，早就已经不能够用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眼光来衡量了。他们不是社会主义，他们仅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他们不过是用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繁荣了本国和本民族而已。

资本的全球化的这个发展阶段，造成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分裂。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英国的工人阶级就具有“贵族性”了，因为他们分沾了英国资产阶级从全世界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因此，恰恰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在那些被双重掠夺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才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充分地预计到的——他们仅仅在晚年时，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设想到俄国的革命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

很显然，历史并没有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发展，即在欧洲国家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甚至不通过猛烈的暴力革命，而仅仅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普选利权，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也许，哪怕现在美国的工人阶级可以利用他们的普选权利让美国政府维护他们的利益，但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他们的资本家来剥夺了全世界。

4

前面所谈的是十分空洞的，因为“阶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活动着的都是个人。如果不能充分地认识到个人和阶级的区别，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

因此在社会生活的矛盾中，并不是到处都体现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作为个人的工人、资本家，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就等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冲突。恩格斯是资产者，但他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处于最底层的工人，很可能是资产者的驯服的奴隶。

但也不能说，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就完全淹没在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冲突中了，这种根本利益的冲突，在理论上，在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就会经常地体现出来。例如当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动员慈善行为的时候，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新浪的博文）：中国的富翁为什么对慈善事业不够热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财产的安全感，也就是因为中国的宪法上还没有写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言。

这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的体现。可以断言，一旦中国的宪法像茅先生所说发表了这样的宣言，那就意味着六十年来官方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解体，并将迅速地崩溃。但是那也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从未中断过的指责和咒骂中失败了，被驳倒了，而仅仅是表明占据了国家资本的统治者们的谎言彻底地被揭穿了。对于这样的结局是否发生，人们拭目以待。

早在1844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表明了他们的科学研究的目的，那就是要阐明“我们的原则”是“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炎黄春秋》杂志曾有一篇文章可笑地说这个概念是后人杜撰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什么天才人物从头脑中突然想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任何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删除词语就能够抹去的。它不是从抽象的“人”，从所谓普遍的理性思维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具体的个人，甚至从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的运动。

因此，即使茅于轼的梦想得到实现，那也仅仅表明了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束，而同时也是新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让自己去承担这样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呢？这种如诗人所说的，被敌人杀死之后，还要被敌人指着尸体说“看，这是奴才和恶棍”的耻辱的使命呢？

5

马克思、恩格斯错了吗？列宁错了？普列汉诺夫错了？他们都有错，他们也都没有错。

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在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道：“这种划分（阶级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事实上这个阶段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达到。说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多余的人”还为时尚早。

如果列宁有错误，那就是他也没有充分地估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命力，从而也没有充分地估计到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的艰难程度。

普列汉诺夫也有错，他虽然正确地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指出了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不能够支撑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是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确实，人们理想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可能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即可实现的蓝图，而是一条道路，是一个历史进程，一个波浪般向前推进的过程，关键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否牢固地写在一个政权的旗帜上。

“就在这里跳舞吧。”社会主义者不能够也不应该把革命推延到不可估计的遥远的将来去，不能够说现在还没有到时候，社会主义的小麦还没有长成，所以就不需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相反，社会主义的小麦就是从现在开始种植的，它可能会长得不够健康，甚至会被风霜摧折，但是这麦种已经有了，将被不断地播种下去。这些麦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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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话不错，实践检验了真理，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苏联的失败，东欧的投降，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谬误，而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正确。

实践不过是表明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阶段，不可能消灭阶级的对立，因此也不能够用政治手段来强行地消灭阶级，那样得到的只是一种假象。马克思主义用它的仿佛冷酷无情的原理告诉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以及将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即使把对立的阶级的人们全部从肉体上消灭，也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因为，社会生产力不仅是生产物质产品，它还能够生产出阶级关系。

因此，在这样的阶段，一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有阶级对立了，而仅仅表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永恒的生产关系，也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并且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包括致力于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

中国人在这方面作出了伟大而悲壮的探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危机，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革命的彻底否定造成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试图从思想文化的纯洁上来保证国家贯彻无产阶级的意志。但这个革命，或者说这个革命的发动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正确的方法：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志的社会成员。他采用了无法无天的办法，采用了漫无边际的批判斗争的办法，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都没有完整的思想，但他们都强调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国家官吏可以随时撤换，以此来保证无产阶级意志。

但是，这一条原则实际上是不能够简单地、容易地操作的原则。在它的旁边本来还应该写上一句，就是国家官吏是不应该随便撤换的。

如果说仅仅要官吏可以随时撤换的话，那么封建皇权专制就贯彻得最好，只要皇帝一句话——如果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的皇帝的话——任何官吏都可以随时撤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导致封建意识借尸还魂的原因。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官吏应当随时可以撤换，但不是可以随便撤换，这种撤换，必须依靠一整套民主监督的法律制度来实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做到的。

这种民主监督，首先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7

国家官吏可以随时撤换原则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官吏可以随时批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保证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根据。

如果连随时批评都做不到，随时撤换就是空话。文化大革命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的权利来实现言论自由，并且在1975年宪法中把“人民民主专政”修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的宣示。但是，它没有结合实际即充分估计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设计相应的具体法律制度来实施这种宪法权利，相反法律虚无主义占了上风，破坏了法制。

回顾文革的历史，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有了批评，谁来评判？批评的界限在哪里？有了撤换，被撤换的人怎么安排？

邓小平三起三落，这就是被撤换。人们说他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去是被流放，这个工厂自然是国营工厂。刘少奇的命运不用多说。像他们这样的被打倒的，实际上就是被撤换的官吏，最后的复出靠什么，依然不是靠法治，而是靠政治斗争，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官吏可以随时撤换，但撤换之后怎么办？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问题却根本不存在。因为被撤换的人只是被剥夺了具体的职务，但他们的资本权利、政治权利没有被剥夺，他们仍然可以用组织政党的权利、选举的权利来重登政治舞台。

但是在强制性的消灭了私营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或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却面临着这样的十分关键而棘手的问题，你要撤换官吏，但你撤换了他，让他到哪里去？他不能去做资本家，也不能去另外组织政党，他必须还得留在党内，开除党籍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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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实行多党制，因为这种制度立刻就会把资本的力量释放出来并控制整个国家，茅于轼的梦便会立刻成为现实，即使在宪法上还写下一千遍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只是挂的羊头。

因此，鼓吹多党制的言论必不再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自由范围，这是它的界限。哪怕诺贝尔和平奖永远地颁布给中国的多党制论者，这也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对于那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工人阶级只能说，站在民族立场上，要祝贺他获奖，要感谢挪威的先生们把奖金给予了中国人，但站在阶级立场上，却只好说，这个奖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中国共产党应该慷慨地恭喜挪威人滥发奖金，并愉快地继续向他们提供获奖人选。要知道，只要基督教意识还根深蒂固地装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就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魔鬼”，否则上帝便无法存在，他们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何必让他们陷入如此的困境呢？

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界限之内，应当如何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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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权利都需要明确目的，这种言论自由，它的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公民的监督和批评，迫使国家官吏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而不因为掌握权力，即在国有资本的范围内行使着资本家的职能，而完全地变成一个资本家，只为着追逐利润而存在。

因此在另一方面，便是官吏必须接受监督和批评的义务制度。这种言论自由，再也不能够向过去那样，追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达到目的，而必须用一系列的义务规则，来使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人利益目的的监督和批评行为都被纳入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个范围中来。

换句话说，必须充分地承认每一个人的特殊的私人利益，我们需要雷锋，但不能够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雷锋或者想象成经过一番思想教育就能够变成雷锋，这种幻觉没有任何好处。公民对官吏的批评，通常都是出于个人的私利。

这种私利并不就等于资产阶级的意志，不需要在灵魂深处去革他的命，恰恰相反，没有利己主义就没有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