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大理论与中观理论：评《黄河边的中国》的方法

大理论与中观理论：评《黄河边的中国》的方法

贺雪峰

摘自《新乡土中国》第六篇：乡村研究方法

　　读《黄河边的中国》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曹锦清先生生动形象又不无激情的文字，让人读后有痛快淋漓之感。受到的折磨则是黄河边农民当前的困境和作者不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迷茫。相信每个关心中国的人，近年都会受到这种折磨，因为媒体上到处是农民负担过重的让人不安的消息。笔者近年从事农村调查，心中一直积满郁闷，对曹锦清先生的文字也就有更加切身的感受。

　　《黄河边的中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黄河边的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画卷，而且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农村的视角，即"从下向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他说：

　　"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前言]

　　他认为，当前社会调查中：

　　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前言]

　　正是在如何进行农村调查和关于农村研究的方法上，笔者认为《黄河边的中国》做得不够，以下对此作一讨论。

　　1、《黄河边的中国》的两个特征

　　《黄河边的中国》在方法上的明显特征有二：一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共4个月时间，走遍河南"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个行政村"。这样大规模的调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二是思考大理论，这种思考往往与历史或某些基本的理论资源如小农理论联系在一起。在《黄河边的中国》为期4个月的调查中，曹锦清先生是一直处于巨大的震动之中的，他深受震动的现实有二，一是农民组织能力之弱和农民思维方式之传统，二是农民负担之重、地方干部行为之恶劣和农村干群关系之紧张。这正是他贯穿全书思考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改革的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大理论的思考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黄河边的中国》似乎特别关注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社会情绪"，而不很关心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事实。社会情绪表现在谈话者激烈的语言里，表现在饭桌上的民谣上，也表现在诸如"毛泽东显灵"所引起的广泛影响中。《黄河边的中国》先后出现10次以上对"社会情绪"的讨论。作者显然是希望通过对社会情绪的观察，来把握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和中国农民的心态，而对造成这些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则不关心，也关心不了。

　　将"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观察，与观察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是两种很不同的观察农村的视角。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情绪"可能造成的后果，"社会情绪"本身已是事实，是观察的起点，这种观察指向农村以外，构成更大范围观察的一个部分；后者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观察的终点，这种观察指向构成"社会情绪"的内在理由，是在农村具体背景下的一种讨论。

　　第二、《黄河边的中国》特别关注历史。四个月的农村调查，涉及到历史的讨论竟超过20处。这些历史讨论大都是游历史遗址引出来的，包括游包公祠，参观焦裕禄陵园，访袁世凯墓，参观岳飞故里，阅读县志和参观会馆、关帝庙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者理解当前农村问题的材料，引起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如由关帝的忠义到晋商的商业伦理到农民的合作能力的讨论和联想[167-168页，231-234页]；地方政治制度改革，如由包公到孔繁森到民主政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再到"没有能力代表自己"的广大村民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政治家来"替民作主"，再到利用社会关系网的"礼尚往来"来"通关节"，由此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病的讨论[237-238页]。

　　"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理解当前困扰人们的那些农村问题的实质。曹锦清写道：

　　为了理解，调查者的思维必须'撤离'调查现场。一是逆流而上，进入历史，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去审度经验事实，在表面的观念与制度变化中发现其稳定的因素。二是自下而上，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对各类经验事实进行整体分析"[246页]。

　　抽象地看，这话是不错的，不过，具体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因为对历史的过份偏爱，历史不仅提供了理解农村的启示，而且在很多时候是提供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在每个调查的片断中，作者即引历史作为答案终结了讨论，这就大大妨碍了作者从完整的农村调查本身来获取答案的能力，农村调查成为研究的边缘，成为作者对中国历史思考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历史成为作者对农村整体思考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作者是从历史来看农村现实，而不是从农村现实来看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过快地为农村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农村研究本身的整体性消失了。农村调查与经验成为历史的碎片。这就化解了农村实证研究的价值。

　　第三、《黄河边的中国》也十分关注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书中不下10处谈到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点，并为中国农村不善于合作而气馁。作者一再在谈到农民特别是农民的合作能力时，引用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理解，认为：

　　小农将自己最大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个凌驾其上的皇权，希望从上面撒下'雨露与阳光'。因此，要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75页]。

　　在作者贯穿全书的对农民合作能力的讨论中，农民不再是实证研究的农民，而迅即被提升到含有强烈理论色彩的"小农"上去了，这样，就将农民当下的具体的合作能力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关于小农的理论问题，将一个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变成了哲学式的抽象思考。

而所有这些指向农村之外的大理论思考，都是与作者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相联系的。走马观花的调查使作者难以从农村社会本身的脉络与内在逻辑来理解调查中遇到的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等问题，而大理论式的思考，将农村问题本身的发展脉络切割成为碎片，也使作者失去了从农村内部理解调查中遇到的深受震动的问题的可能。走马观花和深受震动的农村调查，给作者提出了急切进行理论思考的方位。问题是，让作者深受震动的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所有到过农村甚至未到过农村的学者都可以感受到这些问题并进行思考。查诸关于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的文献，难道不正是百年来学界关心的焦点话题吗？远如马克思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著名观点和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农民缺乏合作协商传统的讨论，近如近年来政学两界津津乐道的村民自治和乡村选举。

 　　2、《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

　　《黄河边的中国》试图通过对农村长期而深入的调查，来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表面上看，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政治社会运作现状的一手调查材料，调查的时间长，地域广且深入到一家一户算农户收支，看住宅结构这样的细节上了。这些大量而细致的农村调查资料，当然应该让作者有了"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基础。作者在调查与写作中，也尽可能地避免农村应该民主，农民应该自由，农业应该发展等等之类的价值评论。但是，因为作者走马观花调查本身的原因，《黄河边的中国》不能算是一部真正做到了"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著作，而仍然是一部"从上往下看"和"从外向内看"的著作。

　　依曹锦清先生自己的说法，所谓"从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译语"是指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官语"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行政系统。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内外"和"上下"进行解释。与"外"和"上"相对应的"内"和"下"，实际上就是指农村本身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而"外"和"上"则是指相对于农村本身逻辑的理论范畴和政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进行把握，农村研究的目的，就是理解当前农村本身的运作逻辑，特别是对于如中国如此庞大的既具有强大历史传统，又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研究，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进入到农村社会内部这个"下和内"的结合点上去，才有可能搞清楚当前处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内在逻辑。而那些不深入到中国农村本身，而在农村以外，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或国家现代化需要的"应该"立场来看农村，显然是不够的。

　　以此来看《黄河边的中国》，其大理论思考的特征，便使它将农村本身推至边缘，成为典型的从外向内看和从上往下看的例子。《黄河边的中国》的确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与范畴，但它从小农理论到历史评论来看农村，实在有很多地方在以自己的既有知识来寻找、割裂农村事实，它一再评说农民缺乏合作能力时，仅仅是从一些具体的农民没有合作的例子如农民为什么不集中灌溉等来引出语题，然后转向历史或哲学层面的思考，将一个社会科学的话题转换成人文科学的话题的。本来应该在此停住，仔细从当地农村中来讨论为什么农民不选择合作，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论题，但《黄河边的中国》在10处以上提到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竟无一处进行了这种细究，其中的哲学式思考和历史联想，不仅在提供启发意义上，而且在提供答案上面起了作用。农村调查因此就仅仅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由头，一个思考的起点。作者关心的中心依然在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也就是作者所竭力希望"悬置"却始终没有"悬置"起来的外来理论上。

　　其实，外来的理论倒没有那么可怕。从里向外看和从下向上看，并不排斥外来的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关键是需要将农村调查置于一个经验研究的领域之中，从理解农村本身的逻辑来把握那些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从农民具体的生活生产中，从农民自己的行为脉络里面，找到之所以农民不合作，之所以农民负担重的理由。一句话，从内向外看和从下往上看的关键，是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经验层面进行研究。经验层面的研究并不排斥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只能是在提供启示上，而不是在提供答案上起作用。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本身应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农村本身研究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就在于，它占有大量调查资料及这些资料的问题意识，但因为作者没有能够将理论特别是哲学式的思考"悬置"起来，而未能从农村本身的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更没有能够提出真正有助于哪怕是理解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架构，这样就缺乏在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对策上和理论上的积累。《黄河边的中国》因为有大量的调查资料，而正确地抓住了问题，但它并没有理解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其原因是具体的调查与对大理论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违背了作者自以为的"悬置"原则。

为什么一个真诚的试图"从内向外"、"从下往上"看的学者会出现调查与理论的脱节，而难以从农村调查中获得理论思考的资源？对大理论的关怀或对大问题的关注，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就是对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状况的关注。说过于关注大理论有问题，不是说大理论不重要，而是说大理论不根本。以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状况为例，百年来不仅没有解决这两大问题，而且对构成这两大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仍然缺乏理解。恰恰在构成大理论的理由上，需要学者进行深入调查，在具体的问题中作更为细致长久的研究，而不能只是作走马观花和大而化之的讨论。

 　　3、农村研究的中观理论

　　构成对走马观花式调查和大理论式研究以补充的，是更为具体深入的调查和中观层次的研究。具体深入调查的好处，是可以将问题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与事件中来予理解，因为具体过程事件的背景容易调查清楚。背景清楚，而具有完整理解的可能性。对每一具体问题的完整理解，就可以增添一些学术积累，形成一些中观层次的可以被其他学者所共享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与理论。大量的中观层次问题的讨论，终于可以对那些一直处在哲学式讨论层面的大理论以冲击，形成对现实及其原因的真理解和真知识，也就为比较可靠的对策研究提供框架。

　　中观理论的关键不仅在于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在于理解问题时，真正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调查不仅成为提出问题的必要环节，也成为理解问题的必要环节。正是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将问题予以解决的从哲学式思考或外来理论中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希望。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中观理论，也就是以问题为导向且在问题中展开思考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坚持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进行具体的思考，而不是以似是而非的哲学式思考来予替代。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要讨论问题本身的中心性，防止被既有的理论体系替代了对问题本身的关怀与思考。在中国农村十分庞大，且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悠久的情况下，如何建构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显得特别重要。

　　以《黄河边的中国》重点讨论的农民合作能力为例，作者发现太多农民"不善合"的例子，他因此感到解决农民合作能力的问题，应是将来农村能否发展甚至中国能否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显然看得很准。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人类自古以来，合作能力及合作方式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民公社制度也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合作制度。但是，若走马观花地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合作能力缺乏这一事实，却难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的理解，大量来自小农理论和宗族理论，但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合作方式总是具体的，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上面。缺乏了具体的背景和事件，抽象地谈农民的合作能力，就是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恰恰哲学式的思考不足以理解当前中国非均衡的复杂的农村现实。以《黄河边的中国》所提供的宗族意识为例，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另一些地方，甚至宗族意识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以农民的市场意识为例，温州农民与河南农民该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不能将农民看做是一统的理论上的小农，而要看到传统本身的遗留、革命冲击和市场经济渗入的不同影响。

　　在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统的小农的情况下，构成农民合作能力的因素，便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更不是机械的生产方式所可以决定的宿命，而是与具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安排有极其密切关系的。《黄河边的中国》也讲制度安排对于农民合作能力可以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他尤其关注的一是教育，二是民主制度，比如村民自治。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村民会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有些地方村民对于选举却毫无兴趣？的确是有村民盼"为民作主"的官的，但给了他们"由民作主"的权利，很多人便将这个给来的权利当作了既得利益，你再来收，他们可能就会"依法抗争"。在当前的既定结构下面，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来建构农民的合作能力，这本身就是对大理论宿命的挑战。只有在具体的事件和过程中，我们才有进行具体制度安排或教育来改造小农宿命的可能，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观理论的问题，也就构成了理解乡土中国的基础。将对乡土中国的调查与研究置于这种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中来予理解，就有希望避开大理论对我们思考的强制，就有可能直面问题，让我们的调查研究切近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就有希望真正理解乡土中国的状况并为乡土中国的建设开出有用的药方。

　　进一步说，研究以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是要深入到农村中，将问题具体化在一定背景、事件和过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以更为深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的，这样，在为理解农村而进行的调查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详尽的细节、更完整的事件以及更多的调查者。中国农村之大和之重要，使得理解农村成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黄河边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深入农村的理由，如何在《黄河边的中国》和其它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广泛的中观层次的调查研究，将成为能否将农村研究推进得更深入、能否理解乡土中国，从而能否为乡土中国的建设提供良药的前提。

　　再进一步说，农村调查和研究的一途，是通过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来发现农村存在的真问题，找出在学者知识范围内无法理解或难以解释的事实，并从农村调查中获取理解事实的灵感，如此来逐步建立起源自一个一个问题的中观理论，这种方式恰好是《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主张的将预设理论框架"悬置"起来，直观社会生活，但《黄河边的中国》本身未能彻底贯彻的方法。如何通过更多学者更加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逐步建立起可积累的中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最终建构出理解乡土中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实在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观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容许多种对农村现状的解释。正是多种解释的竞争，可能发展出最好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来。

 　　4、结语

　　回到《黄河边的中国》，作者主要通过农村调查，发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作为初步调查，他无法深入理解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及其根源，也难以从深入的调查中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灵感。事实上，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的必然结果是进入大理论，由大理论再进入到流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上来。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与此不同，这种调查试图通过对事件与过程的完整叙述，特别是对背景及构成事件的诸种偶然因素的叙述，来寻找灵感，发现问题，并试图将问题的一点一滴解决在具体的情景中，最终发现决定当前农村问题的深层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之所以"言行不一"，原因在于他自觉不自觉的对大理论的关注和走马观花注重事实忽视构成事实基础的背景的调查。当然，说《黄河边的中国》在中观层次的农村调查研究上存在不足，并不是说《黄河边的中国》的这种走马观花式调查没有独立的价值。正如前述，《黄河边的中国》的调查不仅将农村大量触目惊心的现实"采风"回来，而且准确地重提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各方面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基础。在这篇书评中，我是想说，《黄河边的中国》只是提供了一种进入农村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因为调查的不深入（忽视了通过对每一事件或过程的细致全面描写来发现事件或过程背后原因的方面）和大理论的思考方式，还不足以形成对乡土中国的全面理解。这种不足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都无法克服的不足。

　　《黄河边的中国》走好了农村研究的第一步，愿有更多的人来走第二步。

　　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定价：32.00元。>>联系邮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