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推荐：去政治化的政治

　　推荐语

　　2008年，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出版了论文集《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收入了写作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后的一些文章，其中2007年发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是点题之作。本书有一个基本思路，即认为对于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的认识离不开1980年代的文化争论，而1980年代的纷争又密切联系着对1960年代即“文革”的评价。

　　对于1960年代的中国来说，毛泽东面临着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如何保持革命性而不蜕变为官僚机器并形成新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之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中立化的双重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去政治化”的转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构想在于通过政治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路线斗争、阶级主体的动态转化等方式，来重新激发一种大众参与性民主的政治主体性。这种动态的阶级主体性尤其体现在对工农联盟的阶级建构之上，即把农民放置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主体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论述)，这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密切相关。

　　这种工农联盟的阶级主体并非固定的，而是处在一种不断地“自我斗争”和“自我改造”的状态之中，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这种阶级主体性却往往被本质化和固定化，如“文革”中出现了“阶级血统论”和“出身论”，这就使得政治主体性失去了其政治性，容易被转化为一种压制性、排斥性的派性斗争或权力斗争。在汪晖看来，1960年代的政治化本来是为了重塑一种政治主体性，却最终变成僵化的阶级斗争，即走向了政治化的反面。所以说，对于1960年代政治性的理解，不是为了放弃政治性，而是分享这种以理论论争、动态的阶级转化、路线斗争、大众参与的政治主体性的问题意识。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梳理了三种不同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方式，分别指向三个时代，第一个是1960年代，革命政党实践内部的去政治化的逻辑;第二个是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对革命历史的去政治化;第三个是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自由市场的意义上呼吁政府退出市场。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自身的自我调整，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以发展主义为内核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于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矛盾，那种在1980年代确立的对抗暴力的专制政体的批判位置很容易转化为对以现代化和发展主义为中心并被国家全力推进的市场化改革的助推者，而对于资本化进程所带来的阶级分化尤其是工人阶级主体位置的丧失以及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又不得不处理被改革开放所否定、放逐并异质化的左翼及革命实践的历史。

　　这种腹背受敌的位置，使得汪晖的叙述充满张力和紧张感，既要对国家与资本合谋下的市场化改革保持清醒，又要处理革命实践所遗留的债务与遗产。这就使得十几年来，汪晖的研究从对1990年代当下历史的理解，返回到晚清以来中国遭遇现代性的历史(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再返回到对短暂的20世纪左翼实践的“正面”解读(并不是肯定革命历史中的血污，而是从革命内部逻辑理解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对1960年代或“短20世纪”的思考，是为了在1990年代这一去政治化的时代里寻找或重建政治主体性的可能性。

　　张慧瑜：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和《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等。

　　图书信息

　　书名：去政治化的政治

　　副标题：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作者：汪晖

　　出版机构：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8年5月

　　页数：532

　　延伸阅读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序言

　　汪晖

　　“90年代”诞生于1989 ——1991 年的世界性巨变，它绵延伸展，越过了人们用以标记时间的段落。在我的用语中，“90年代”与1990年代并非完全重叠，前者指称从80年代末叶发展至今的一个进程，其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而后者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记。就思想的变迁而言，大约到1990年代的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这是一个诞生于1989年的大震荡之中的早产的婴儿，却必须面对空前剧烈的社会重组。也许会像许多时代的终结一样，“90年代”的离去需要一个事件作为标记，但也很可能，在这个序幕式的时代与正式的剧情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它成立的标志正是暧昧的绵延。

　　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等被视为典型的“80年代的论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50、60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而“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这个时代的分析。因此，尽管两个年代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后者绝不是前者的自然延续。在“90年代”，不同的思想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成为重要的思想事件——新左派的崛起，后现代思潮的起伏，保守主义的渗透，民族主义的消长，以及自由主义的流行，每一个潮流都包含着含混的趋势，若不能将它们置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盛、衰落或转型之中加以诠释，我们就弄不清它们的真正方位。透过思想对峙的态势和媒体中的泪战状态，我们不但发现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以公共讨论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也发现有关当代问题的所有争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重估20世纪中国的历史传统——“90年代”的另一个醒目的标志是20世纪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的深刻危机，不要说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历史所提供的价值，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80年代命题”也没有多少相干。在我们追问“90年代”的含义之时，也不免好奇：“20世纪”究竟是包裹在“漫长的19世纪”内部的他者，还是通过革命催生21世纪的幽灵?

　　由于“90年代”的诞生与20世纪历史的分崩离析相互重叠，一个奇异的景观恰好是：这一时代看起来与“漫长的19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20世纪”相距更加遥远。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技术的长足进步，全球化过程的深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迅速攀升，以及美国霸权日益显露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军事遏制战略，“反恐”军事联盟，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普遍危机，传统工人阶级的解体与新工人阶级(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形成。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市场社会如何将教授、医生、律师、诗人、学者、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语) ，见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力图压抑的各种社会要素如何破茧而出，成为新秩序的基础——伴随20世纪的大幕落下，那些构成“19世纪”之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

　　历史(尤其是19世纪意义上的历史)以一种重复的形式延续，但重复总是昭示着差别。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相互重叠意味着这个时代既不是19世纪的跨越式延伸，也不可能简单搬用20世纪的政治模式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19世纪的大转变创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内部敌人，即无产阶级和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以社会主义党——国体制为基本形式的、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外部的体系;而20世纪末叶的大转型却是以这一资本主义的外部体系的终结为标志的——不但是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且也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政党政治等传统政治形式的大规模衰落。为了探索这个新的局势，中国的知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论题(诸如市场化、全球化、民族主义、“文明冲突论”、“人文精神”、后殖民主义、制度创新、国家能力、城市化和农民工、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保障体制危机、住房体制危机和劳动权利危机、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人文教育和大学改革等等)，即便我们可以在“80年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中能够找到与这些论题相关的蛛丝马迹，“90年代”的主题、方法、视野和规模也已经与先前的时期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要弄清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至少需要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相互重叠?为什么“90年代”不是“短20世纪”的尾声，而更像是“漫长的19世纪”的延伸?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论文全部产生于“90年代”，最早的发表于1994年，最晚的发表于2007年。这些文章在发表之时曾经引起过不同规模和层次的讨论，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于这些讨论做出系统的回应。为了把握这个剧变时代的脉搏，我不得不同时在几条线索上进行探索，既有近距离的追踪，也有长时段的观察，既有理论性的思考，也有具体介入。探索远未完成，但编辑这部文集的过程却让我意外地发现这些写于不同时期、回应不同问题的文本之间存在着比我预想的远为内在的联系和连贯性，它的出版也许能够帮助澄清我在个别文章中的某些论点的来龙去脉，说明我在这个时期集中阐述的一些命题(如反现代的现代性、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掘、去政治化的政治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90年代的脚步正在迈向终点，过不了多久，它也会成为遥远的回忆。对于自己时代的思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你选择了一种方式，也就意味着放弃许多其他的方式。这本文集写作的年代正好与我编辑《学人》、尤其是《读书》的时期相互重叠，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与我相关的人物、故事、旋涡和场景——即便是短短的十余年，已经包含着生离与死别、眷念与忘却。

　　对我而言，“90年代”是一个至今面目模糊的时代，一个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加以穿透才能理解其脉络和逻辑、把握其感情的变动和价值的转变的时代。在完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再次转向了“短20世纪”——这个转向与其说是前一个研究项目的延续，毋宁说是这本文集所留下的问题的催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8年3月11日夜于荷清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