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势力的全球崛起：德国选择党（AfD）更换领导核心，意欲何为？

　　德国选择党更换领导核心，意欲何为?

　　文|黄柯劼

　　(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经验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言

　　当今全球独特的经济社会因素造成了保守势力的全面崛起，AfD也是其中match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虽然它的许多思想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保守势力有诸多相似，以佩特里、高兰德等人为代表的领导层在此之前也与法国和奥地利右翼政党的领导人互通有无，但AfD的立场更为独特而微妙，不能单纯地与“极右”“民粹”相提并论。这与德国自身国情有关：不仅由于二战历史，也由于德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与欧盟紧密相连。

　　一、黯然离去的领导者

　　4月22-23日，德国新兴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以下简称AfD)在科隆召开代表大会。在会场外超过万名抗议者的重重包围之中，516名经由基层组织投票选出的代表共同决定了该党冲刺今年九月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的方针，并选出了两位核心候选人，他们是38岁的威德尔(Alice Weidel)和76岁的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在这次大会上，现任党首佩特里(Frauke Petry)提出的该党未来发展策略遭到多数人的否决，令她在众多党员面前洒下了失望的泪水。

　　这份提案的失败早在意料之中。随着AfD在德国各州议会选举中一路高歌猛进，冲刺联邦议会的目标早已触手可及。作为现任党首，佩特里一直希望能够为该党制定更为实际的发展方针，使该党在不改变“反对党”本色的同时，也增强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可能，扭转一直以来“激进”、“极端”的刻板印象。然而，尽管她在很长的时间内努力推销这一“中间路线”方针，网罗支持者，党内却应者寥寥。随着代表手里一张张写着“Nein”的表决票高高举起，这一方案终于正式宣告失败。

　　一直以来，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政党，对于未来何去何从，AfD内部争议不断，剧烈分歧导致多位重要人物不断离开。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卢克(Bernd Lucke)。他与此番胜出的高兰德一样，都曾是德国现任执政党CDU成员，也是AfD的元老。他们于2013年一道发起了反对欧元的政治组织“选项2013”(Alternative 2013)，该组织正是AfD的前身。然而到了2015年，卢克却被当初的好战友排挤出党：是年7月，高兰德领导该党多位州议会主席、党团主席及其他地方党组织领导在图灵根州(这也是AfD最早取得胜利的州之一)首府埃尔福特发起了“埃尔福特决议”。这一决议直接反对卢克的方针，导致后者退出该党，并成立了新的政治组织“进步与突破联盟”(Allianz für Fortschrittund Aufbruch 简称ALFA)，进一步实践自己“反现行难民政策”、“反现行欧元政策”的理念。卢克在退出时称，该党内部反伊斯兰和敌视外国人的情绪在上升。卢克的离去曾引发内部许多党员退出的风潮，据统计这一数字达到当时党员人数的20%之多。

　　卢克虽然离开了AfD，但他与同伴创立该党时的关键理念却得以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为德国的政坛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尽管该党发言人一再更迭，方针路线不断调整，但不变的是，AfD意欲为德国政坛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打破政治精英对国家未来的绝对领导，挑战长期以来统治德国的“政治正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包括推动“直接选举”、质疑欧元政策、反对欧盟的加快扩张和一体化、树立“国家至上”理念。AfD明确表示要和“反伊斯兰化”的Pegida运动(“西方国家爱国公民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划清界限，但同样强调以德国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强势同化、约束国内的穆斯林。

　　二、越来越极端的AfD？

　　讽刺的是，当年通过民主选举战胜卢克成为党主席的佩特里，此次也重复了和卢克相同的命运。那么，佩特里的失势和高兰德与威德尔二人的上位应当如何解释呢?力图与其他党派结盟的佩特里的失败，是否意味着AfD的进一步极端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这三人对待党内一位知名“极端分子”比安·霍克(Björn Höcke)的不同态度得以管窥。

　　霍克是图灵根州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在2013年就是AfD的创办者之一，当年就成为该州党部的发言人。进入AfD之后，他的各种出位言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先是他于2010年参加一年一度的德累斯顿极右翼大游行[1]的影像被发现，又因为他领导的图灵根州AfD党团在2015年“将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和纳粹政权受害者相提并论”，被组织方禁止参加2017年大屠杀纪念活动。2015年他在《图灵根汇报》上撰文指出，不能将所有的NPD(国家民主党，主要活跃于前东德地区，在主流舆论中常被与“新纳粹”同等看待)党员都看成极端主义分子，此后又被指出曾以假名在NPD杂志上发表言论。他最引人注目的言论被称作“德累斯顿演讲”，发生在2017年1月：“我们德国人，是全世界唯一在首都的心脏树立纪念耻辱的纪念碑的人民。”对于这种“记忆政治”，他呼吁“180度的转变”。他还将1945年德累斯顿的空袭与美军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相提并论，并认为这一事件“掠夺了我们的集体记忆”。这一言论在德国的社会环境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必说公共媒体一面倒的批评，CDU和SPD党员直接斥责其为“纳粹”，就连AfD女党首佩特里也指责他的言论“不仅有可能分裂党内的统一，更破坏了党内对于民主观念的认识”，并一手推动党部启动将其开除的程序。与此不同的是，高兰德作为霍克一直以来的亲密战友[2]，却对他表示支持。威德尔虽然在启动对霍克的开除程序时投了赞成票，在当选核心候选人之后却对媒体表示，希望能够与他一道推动AfD争取选票。此番言论同样不令人意外，因为威德尔在被党内提名之际时曾对媒体表示：“‘政治正确’应当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从这些事件来看，AfD的发展似乎可以被看做一个持续“极端化”的过程：一意孤行的极端人物不断获得支持，想走中间路线的领导者却不断遭受失败。与此同时，AfD在公开场合却始终与包括NPD、Pegida在内的“极端主义思潮”坚决划清界限，力图塑造自己作为“德国政坛新选择”的形象。就笔者看来，这一事实证明，对AfD来说，争取更多数的中间选民比不上强调自己独特的使命来得重要;即便在这个过程中被扣上“纳粹”“民粹”“种族主义”的帽子，他们也要挑战这个在德国长期以来绝对禁止触及的话题。AfD与以往相似思潮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充满勇气的行动遇上了欧元危机、难民危机和欧盟走弱的时机，又有党内诸多资深经济学家加持，因而能够争取到更多民意。

　　当今全球独特的经济社会因素造成了保守势力的全面崛起，AfD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虽然它的许多思想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保守势力有诸多相似，以佩特里、高兰德等人为代表的领导层在此之前也与法国和奥地利右翼政党的领导人互通有无，但AfD的立场更为独特而微妙，不能单纯地与“极右”“民粹”相提并论。这与德国自身国情有关：不仅由于二战历史，也由于德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与欧盟紧密相连。正如在AfD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一位参加者对笔者所言：“我虽然不支持AfD许多成员‘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思想，也不是这个党的追随者，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群人的勇气和努力所感动。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这个国家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负担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挑战了。”

　　[1] 1945年2月13日，在德军宣布投降之后，苏军依然轰炸了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市，导致老城几乎全部被毁，大量人员伤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对德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不公。因此在每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市都会爆发极右翼以纪念空袭为名的游行，其间掺杂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一游行往往会被更大规模的反右游行所包围。

　　[2]霍克作为AfD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曾参加上文所述高兰德发起的“埃尔福特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