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国左翼党的历史意义

新德国左翼党的历史意义

谢礼圣编写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12期

摘要： 美刊《社会主义与民主》2008年第22卷第1期刊发了题为《新德国左翼党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该文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德国政党体制的转型、反对现代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等角度分析了德国左翼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关键词： 新德国左翼党 历史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尽管德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比乍看起来要悠久，但是它的崛起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德国左翼党的成功始于2005年大选。从那时起，德国左翼党已经在联邦议会中有了议席——最初作为劳动与社会正义党（WSAG）的组成部分取得议席。德国左翼党最近的一系列成功包括：2007年5月首次进入德国西部一个州议会（不来梅州）；建立了两个总成员数近3000人的青年与学生社团和“德国大学生社团联盟”（Die LINKESDS）；2007年6月16日在柏林建立了全国性的德国左翼党，甚至在德国西部某些最小的城镇中也建立了相当数量的组织机构。

　　1998年，第一个红绿联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上台，成立了“德国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左翼政府”。新政府的内阁成员构成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显然的）“左转”——这个政府充斥着从前的左翼分子。因此，德国的政治评论界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央政府的这种变化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左转”的一部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使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借助其浑然一体的社会流行演说获得了连任，而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的中间偏左政府上台。在这一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疯狂的金钱》（Mad Money）一书中尖锐批评金融市场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实业资本，各个国家对于本国货币失去了掌控。同年，甚至在政治领域，至少超越了英美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政治也作出了反应。于是，德国当时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出身的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宣布重新管制金融市场。尽管施罗德政府在拉方丹辞职之后曾经把臭名昭著的对冲基金注入到政府的个人宠物救助基金（pet fund）中，废除了原来的对冲基金禁令，尽管甚至在激烈的“蝗虫”论辩之后的今天，“八国集团”的政府首脑们除了呼吁其洁身自好外并没有更好的办法管理对冲基金，但当时根本不可能预计到社民党对金融市场的重新管制会失败。

　　在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之后，可能至少会出现一项古典制度主义的社会政策对社会运作过程进行纠正。例如，社民党会通过国营政策来调整资本主义竞争和技术发展所驱动的现代化过程，同时消除其中的剧烈动荡。然而，在随后红绿联盟执政的七年期间，德国的发展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开始是外交政策方向的变化（参加了对前南斯拉夫的非法侵略战争），这在一个保守政体之下原本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红绿联盟使它们各自的反法西斯主义历史变得不再可信，使新社会运动的人权话语转向了人权军国主义。在一个残暴的历史讽刺事件当中，又是这个红绿联盟说服庄重的德国人再一次参加了战争。从此，红绿联盟就开始不断解释宪法以证明出兵兴都库什（Hindu Kush）是为了保卫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改头换面”的能力不仅可以从红绿联盟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反映，而且可以并且尤其可以从其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中得到反映。

　　社民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对于绿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对其选民来说是一个侮辱。这不仅意味着制度化政治的自我毁灭，而且从纯粹“道德”的观点来看也是一桩丑闻。首先，社民党通过工资冻结减少了那些领取退休金的选民在调整通胀后的实际退休金。第二，自从红绿联盟立法通过“哈茨Ⅳ方案”之后，大量支持该联盟的工人选民失业了一年，存在个人地位丧失和遭到社会排斥的危险。随着失业人员合理拒绝工作的个人权利遭到更加严格的限制，随着他们的失业福利被降为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原本是用来救济那些因身体残疾、精神疾病和移民地位等因素不能工作的人，他们不断陷入苦恼。卑鄙的新财务情况披露程序以及要求失业人员在领取任何失业福利前必须花完所有个人收入的做法，现在已经威胁到所有生活在失业恐惧中的人。不用说，红绿联盟削减福利的举措是在个别化地处理失业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甚至丝毫没有缩小这一问题的影响范围。第三，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加上看病付给医生每季度10欧元，意味着每个人花较多的钱享受较少的服务。与此同时，纳税人数十亿欧元的税款给了资产阶级，这种免税规模已经使保守的卫生部长尤根·鲁特格斯（Jürgen Rüttgers）开始担心并呼吁人们不要天真地认为给企业税收优惠就能够增加就业。

　　总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试图维持劳资双方的社会妥协，但是社民党和绿党的联盟现在却从政治上终结这种妥协状态。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能够利用其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的新自由主义社会重组，因此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男撒切尔”。从历史意义上看，我们也可以说格哈德·施罗德是“德国的撒切尔”。他是已经垮掉的社民党的“当家人”，因此他能够比其他任何保守党人都胜任工会“当家人”的角色。

　　在社民党“背叛”了自己的“选民”之后，它的内部结构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分化过程。但是，由于受施罗德声称除了改革别无选择的言论钳制和常常以辞职相威胁的敲诈，该党对此袖手旁观，任其发展。社民党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退党大潮，并且接连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失利——不是选民缺席，就是选民改投基民盟（CDU）。事态的发展已经造成“基民盟基础的无产阶级化”这一看法已经在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杂志的专栏中广为流传，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先锋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Paul Nolte）警告基民盟不要改变其“改革”政治（指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重组）的方向。最终，甚至连社民党的最核心地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RhineWestphalia）也不出预料地丢失了。社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总理竞选的失利以及党内关于社民党的政治方向和连续的选举失败所导致的政治对峙。“说一不二”的政治家施罗德突然在一次政党政治政变中挖了这场论争的墙角，并在与狂暴且诡计多端的弗兰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秘密会谈之后要求在2005年底举行新的大选。

　　这种策略不仅旨在使其政党进入一种选举例外状态（即一项选举已经被认为不可能获胜），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德国西部地区，社民党中的左派已经找到了进行社会反抗的新政治形态——这种形态类似于德国西北部的选举替代组织（Wahlalternative）和巴伐利亚的劳动与社会正义倡议组织（IASG），这两者很快联合组建了劳动与社会正义党（WSAG）,并于2004年6月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因此，在其2004年6月24日的网络版中，《明镜》周刊把这个新的政党看作是“社民党的威胁”，尽管自从民主社会主义者（D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失败以来似乎已经有了一条不成文法——战后的历史表明社民党的左翼没有可能成为政党。此外，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的主要弱点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中显露出来，即该党的党员是一个有明确范围且性质趋同的特定群体。因此，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主要是传统的左翼工会会员和对社民党幻想破灭的人。其实，劳动与社会正义党仿佛完全脱离了诸如失业者、临时工、广大服务业人员以及年轻工人等至关重要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诸多迹象表明这对社民党构成了威胁。例如，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联合示威游行；人们自发地组织反对“哈茨Ⅳ方案”的“星期一示威”；劳动与社会正义党与民社党的代表第一次正式建立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从图林根、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州议会选举以及欧洲议会选举时就已经开始得到加强，并且它在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取得议会代表资格所必需的最低5％的支持率。社民党的领导层正在做的是通过一场不可能获胜的选举——其结果是退而求其次地将权力移交给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盟——将正在形成中的左翼反对派扼杀在摇篮里；当退出政府之时，它的领导层会试图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样在危机过后复兴社民党。

　　在这里，回想一下2005年上半年振聋发聩的形势是大有裨益的。当时，作为联邦议会中左翼政治力量的劳动与社会正义党显然在无意间给了民社党致命一击。因为，尽管随后的短期民意测验表明20％的德国人支持劳动与社会正义党，但该党显然没有能力清除自身中5%的反对势力。甚至在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的大本营之一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尽管有大量媒体关注，该党进入州议会的企图还是毫无疑义地失败了。此外，我们无需进行特别的选举统计，就可以想像民社党在德国东部州的选举情况，因为该党在这些州的选举潜力已经增长到极限，获得了近1/4的选票，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了。因此，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在西部地区必定会从民社党那里夺走其进入联邦议会所必需的那部分选票。弗兰克·德佩（Frank Deppe）对围绕《社会主义》杂志和VSA出版社形成的、积极参与劳动与社会正义党活动的汉堡圈子发出了批评性警告，指出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和民社党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断恶化。因此，民社党指控劳动与社会正义党或至少其北巴伐利亚支部早在创建时期的主张“成为主导力量”是不合理的。其实，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就以高调的方式脱离了民社党，并把这看作是新自由主义问题的一部分。

　　最后，在预先计划的全国大选前一个多月，两党建立了一个选举联盟。尽管有造谣诽谤的媒体攻击拉方丹和德国左翼党，这个选举联盟仍然能够以87％的选票进入德国联邦议会，这表明人们突然感到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个比社民党更为激进的政党。所有这些归功于拉方丹和格列格尔·盖西（Gregor Gysi）以及两党中要求合并的那些力量。此外，就如同历史讽刺事件一样，这些还多亏了施罗德所企图进行的威胁敲诈。

　　现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众所周知，人们不可能从政治选举中直接得出关于社会力量关系的结论。因此，要评估2005年的全国大选及其后果，关键在于考虑到过去三十年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的新凯恩斯主义争论和新社会民主主义“超越左右对立”的现代化承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前的争论，这看起来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差别源自“第三条道路”和那些使社民党和基民盟亲密无间的“新中间派”的失败。与许多人的预期不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并不是后新自由主义的（postneoliberal）十年，甚至不是后新自由主义萌芽的十年。毋宁说，在这十年中，许多遵循1968年精神的反抗和文化反对派力量深刻地影响了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

　　自从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民主党（FDP）中战胜政治自由主义和随之而来的16年温和新自由主义时期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社会民主主义阶段收编了在反抗时期和新社会运动中复兴的社会民主力量。这次收编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拓宽了它的统治基础。左派通过这次收编在随后许多年被有效地削弱了。即便2005年“左派”（社民党＋绿党＋德国左翼党）的胜利和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基民盟-自由民主党阵线的失败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这次成功是亟需的政治反抗的第一次表达，但其自身并不是答案。社民党的去社会民主化最终意味着新德国左翼党不可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要求，相反它首先必须扮演旧社民党的角色，实施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进而谋求实现重新管制，重新获得控制福利政策的基本手段，以便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正如盖西所指出的，至少由于这个原因，对“社会保守主义”的指控是一种错误或诽谤，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并非是正义的，但却是完全富有建设性的。不过，拉方丹把新左派描绘成“针对新自由主义出现的抵抗运动”并没有错。

　　因此，德国在2005年并没有转向左倾；特别是就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劳资之间取消了历史性的妥协而言，德国过去三十年来已经大幅度右转了。与所有现存政党之间的主要差异相比，德国左翼党和其他政党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别。因此，许多具有形式主义狭隘观念的人认为，单纯数量上稍占优势的红绿多数派绝不是只表明，普遍的社会右转出现了左倾调整。因此，关于社民党的突然“左转”的辩论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现实情况转移开。

　　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反抗的意义只有在后来才变得明了。惟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对“全球化”的新认识才清楚地表明，陷入“巨大危机”的战后资本主义向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和与此相联系的跨国化过渡，从而使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有利于资本的明显变化。这是资本主义借助文化反抗的某些方面去消除自身的福特主义性质以恢复活力的方式。因此，正是在红绿联盟执政时期，先前的反对者为了一个新的计划又联合起来了。这一过程多半在社会角色的背后展开，并且与他们的意图和希望背道而驰。国家对自身机构的复杂管理导致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最终结果就是莱布尼茨所谓的“历史的发现”。

　　在短暂的停顿和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胜利主义之后，这个新的社会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了。20世纪80年代，为了平衡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而放弃完全就业的政治目标，国家预算由于所谓的社会保险义务雇佣关系减少而出现赤字，从而不仅带来了争夺经济资源的斗争，而且还导致移民工人和担心社会衰退的中下阶级之间出现了矛盾。随之而来的焦虑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后的移民潮和1993年关于限制政治避难权的论争而加剧了。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德国确实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既与这些力量的分散有关，也与德国（右翼）保守主义难脱干系的历史罪行有关。此外，到21世纪初，德国社民党成功地逆转了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失去工人选民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无疑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容易受到极右的“社会解释模式”的影响，因此，一个极右翼政党成为德国的第五大政党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从前的“人民党”（Volksparteien）——也就是那些一度被认为跨阶级的主要政党——的整合能力正在下降，甚至不再能够号召一半的德国人。这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政治危机。

　　在被合并的前民主德国，市场关系扩展的具体状况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前民主德国的社会基础设施瘫痪了，这主要是因为东德的大量工厂不仅无法和西德的企业进行竞争，而且还由于上缴利润而缺乏资金。东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去工业化，并且必须弥补年轻工作人口的流失。但是，仅仅由于“竞争上的优势地位”而没有制定工资协议和国家的转移支付，东德的一些地区变成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1990年联邦大选时许诺的“繁荣乐土”。

　　新自由主义重组和东德的特殊状况带来了深刻的代表危机，因此，前民主德国的选民日益聚集在民社党的周围。然而，右翼极端主义政党早先就能够多次进入联邦议会，从而能够在局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定的组织。在西部地区，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偶尔能够取得选举的胜利。在巴登-符腾堡等一些州中，这些政党甚至像共和党（Republikaner）一样建了能够进入州议会的稳定组织。但是，在红绿联盟执政的头几年期间，代表危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社民党的许多传统选民——尤其是工人、失业者和领取养老金者——背弃了该党，或者从基民盟那里寻求庇护，或者壮大了现代右翼民粹主义的选举力量。事实上，三个更大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德国人民联盟（DVU）党、激进的共和党和恢复活力的国家民主党（NPD）——曾经令人鼓舞且大有希望地努力为2006年联邦议会大选建立一个选举联盟，由此避免了作为单个政党去争夺社民党“背叛”的选民，因此，一个全国性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看起来最终必然会建立起来。法国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在法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环境氛围出现了历史性的衰落和分裂，并且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创造了被极右翼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所利用的政治真空，而“国民阵线”从此获得了相当多的无产阶级反抗潜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凭借比例代表选举制度实际上几乎进入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议会。

　　社民党的历史遗产是使德国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行为再次变得体面，以及在放弃莱茵资本主义、采纳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几步。倘若联合起来的极右翼政党由于社会民主党传统选民的选票第一次成功进入联邦议会，这在社会民主党对其选民的“背叛”过程中将成为更具有毁灭性的一步。只有德国左翼党能够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德国政党体制的转型

　　随着左翼党的胜利，德国的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变得非常具有活力。关于最低工资、“中下阶级”和“社会正义”的辩论已经使政治话语大幅左转。统治精英从没有想到他们有可能对如此大量的德国人失去控制，因而现在正耗费大量的资源以确定德国左翼党对其统治的威胁程度。总之，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信性。在德国，反对“哈茨Ⅳ方案”的抗议、选举引发的关于“掠夺性资本主义”的“蝗虫”论辩以及拒绝欧盟宪法的公民投票所表明的要求已经得到明确的政治表达。也就是说，甚至2005年联邦议会大选的获胜者也看起来好像是失败者，必须放弃使德国完全、彻底市场资本化的政治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政府和联邦议会之前，基民盟－自民党联盟（CDU–FDP coalition）的计划被证明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在此之前都被证明是这样。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即对“病人”增加错误用药量的新自由主义，在德国将会永远消失，而且社会上也已经出现思考后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讨论。随着这种讨论的出现，一个不仅仅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单纯传输渠道的新型政党能够把联邦议会变成抗议活动的舞台，并因此以一种最初类似自上而下的方式真正发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所必需的社会运动。

　　鉴于此，大多数政党政治研究者尽管十分谨慎但仍然认为德国左翼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人民党的分化和德国政党体制的转型反映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发展趋势：走向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小型大联盟（small grandcoalition）政府。2005年，社民党加入基民盟领导的联盟，该联盟推行红绿联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对社民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耐力检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党领导层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冲突。但是，要获得在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权，社民党恰恰必须依赖这些普通党员。但是，社民党的分化过程看起来将会无情地向前推进。在1998年上台执政后不到10年时间里，社民党已经失去了30％的党员。最重要的是，那些在红绿联盟执政时期受到压榨的社会阶层背弃了社民党。从进入大联盟至2007年4月，社民党大约失去了23万名党员，其中44％是工人、技工和白领雇员。

　　此外，虽然社民党比德国左翼党拥有更深厚的工会基础和社会政治组织基础，但是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却没有向这些组织敞开大门，从而导致社民党自身也不能够这样做。因此，尤其是在西部取得体面进入不来梅州议会的巨大收本文（上）见本刊2009年第11期。获之后，德国左翼党对社民党来说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社民党现在正采取双重策略来应对德国左翼党的崛起。一方面，社民党暗中吸纳了左翼党的某些要求和宣传策略，特别是在不来梅州的选举活动中；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党内左翼，它提名左翼分子作为中西部两个联邦州的首要候选人。从总体上可以看到，德国左翼党的崛起导致了社民党内部的话语开放和左倾转向以及进一步的变化。全德国的“改革党”也开始行动起来，结果社民党对所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路线也不再深信不疑了。

　　另一方面，社民党仍然在宣传上努力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声称东部的民社党尽管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已经受到西部的左翼分子束缚，因此当该党上台执政时将会不负责任。所以，这种双重策略的一部分就是该党必须坚决和德国左翼党划清界线。这种双重策略是否将会发挥作用非常值得怀疑，因为选民和社民党精英的疏远现在已经非常公开化了，并且该党的信誉已经受到不断的损害。即便社民党与基民盟的政治共性仍然要比其与德国左翼党的政治共性大，但是社民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经济观点上会感到与德国左翼党更亲近，因此会向领导层增压迫使其不要对德国左翼党关闭大门。

　　很多证据表明，政治话语出现了左转，并且新自由主义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已经精心考虑为“哈茨Ⅳ方案”更名——哈茨已经变成了一个脏词，这主要是因为牵扯到彼得·哈茨的腐败事件。基民盟的德累斯顿党代会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基民盟部分取消了激进的亲市场政策，并且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内部就未来的方针出现了分歧。相关的证据还有，关于长期被忽视的德国新贫困阶层的讨论已经在进行，保守派承认新社会问题和阶级社会的存在。进一步的征兆是，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海利根达姆峰会前夕，压迫性国家机器变得紧张——此次会议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几乎施加了同样的批评。

　　对社会衰退的普遍恐惧是培育新政党的土壤。但是，由于人们相信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必然到来，日益关注市民社会的加速分化，因此这种恐惧已经不复存在。最后但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贫困的不来梅州，“社会正义”排在“劳动力市场政策”之前成为决定性的选举问题，因此该州的选举清楚地表明“社会正义”在德国的重要性。近来对国家财富与人民苦难之间联系的关注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日渐丧失。尽管有很多人试图解释当前经济的巨大增长，并且失业人数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地减至低于400万人，但是经济的增长绝不会巩固大联盟，也不会带来对2010年议程和“哈茨Ⅳ方案”的重新评价。

　　总之，现在的形势对于一个全国性的左翼政党而言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条件越好，德国出现现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危险就越小，就越有机会加强社会运动，使社民党重新社会民主化（resocialdemocratization），同时反霸权的后新自由主义的解放计划出现的机会就越大。

　　德国左翼党与后新自由主义

　　红绿联盟政府在选举中的失利，不仅标志1968年的革命一代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而且标志着“穿越制度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作为一项政治计划遭到了惨败。现在，这场解放运动在每一领域中的消极革命已经被写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必须加上最初的解放目标，例如弹性工作生活、文化解放、废除限制性的性道德、结束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局部生态改革。哈贝马斯在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开始时做了预测。用他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反对福特主义纪律制度的“乌托邦能量”现在已经被耗尽了。

　　与这个历史性终结紧密关联的是启蒙进步观念的基本危机。这一危机使左派抛弃进步观念，使一些极左派转变成保守派，使我们能够思考左派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被描绘成保守派，是否一如既往地未发生变化。在进步的后新自由主义道路选择出现之后，进攻性的新“人道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精神很可能向相关的理论家寻求“1968年的革命者”。但是，这种新的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将会或必然会制定一个不同的全新计划。这项新计划完全能够依靠德国左翼党去实现，这恰恰是因为该党不仅是过去历史的产物，而且是新反抗运动的产物。早在2005年联邦大选之时，德国左翼党已经被所有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年轻选民中的7％视为一个可靠的备选对象。这是一个长期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政党恢复活力的积极信号。

　　这种恢复或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在讨论如何命名这个新政党时，大部分前民社党成员强烈地坚持新名称必须保留“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以反映该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然而，事后清醒的选择是直接且有点大胆地称这个党为德国左翼党。这个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有策略的动议，因为这样做就取消了旧的左翼政党定义“左”的垄断权，使公众和该党党员直面一些遗留下的至关重要的定义问题。

　　右翼民粹主义和德国左翼党在欧洲的历史责任

　　如果获得足够的历史距离，就能够理解德国左翼党的崛起确实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最迟在不来梅州选举之后，德国战后的政党格局就已经不一样了。在这里，有必要做两个明确的区分：其一是历史与地理的区分；其二是历史与社会的区分。

　　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德国政党体制转向容纳两个——如果算上绿党就是三个——参与竞争的左翼政党的五党制，这似乎标志着德国进入了西欧标准的多数选举框架。西德取缔德国共产党（KPD）导致了欧洲大陆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强大的共产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中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左翼党并非是过去时代的脆弱的残余势力，只网罗了一些老朽的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而是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中崛起的一个新政治形态，它已经逐步显现轮廓。直到现在，这在欧洲还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所有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私有化、去工业化、信息化、打破铁饭碗以及社会歧视的影响甚至在1989年“转折”之后也十分明显，并且人们怀念那些尽管处在较低水平但作用还行的完全就业、社会保障、廉价房租和免费教育制度。这使得民社党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能够经历一个令人瞩目的持续复苏过程，其间仅仅因为加入政府或宽容政府遭遇了一些挫折。如果注意一下统一后德国东部各州的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到民社党每次赢得的选民都以5％的速度增长，直至获得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然而，民社党在德国西部的扩张显然失败了，因为尽管该党在每一次选举中都十分努力，但它的支持率从没有超过2％。

　　比社民党更左倾的政党的历史发展清楚地表明，德国左翼党进入联邦议会并在西部成长壮大至少在中期内显然是不可阻止的。这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自从德国共产党被取缔以来，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获得过接近5％的支持率。甚至在1965年至1975年左派的全盛期，这种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即便在民主德国的帮助下，1968年建立的德国的共产党（DKP）也没有能够获得超出地方或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民社党持不同政见的社民党成员已经遭到了失败，尽管不可否认，一部分左派加入新成立的绿党是其失败的因素之一。劳动与社会正义党和民社党的联合具有一种催化功能，使整体的胜利大大超过了各个部分胜利的总和。

　　德国左翼党的崛起绝不是德国政党体制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左转的终结。只有观念狭隘的制度主义对政党的理解才会忽视社民党和绿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把纯粹数量上的红—粉—绿多数派视为左派。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一言堂”行为的斗争中，德国左翼党暂时独自占领了一个广阔开放的领域。另外，还没有一个战略方法可以应对加入政府的困境，即一个政党在加入政府后如何维持自身的可信性。然而，德国左翼党在东部的一些州加入政府恰恰危及了这种可信性，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争夺选民的极右翼政党正是借助这种可信性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因此，加入政府的问题必须取决于左翼政治的具体要求以及一套严格的反自由主义标准，例如该党联合主席拉方丹制定的那些标准。较之可信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相关问题，即当代的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究竟是什么。

　　随着德国左翼党作为第五大政党地位的确立，德国政党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借助由此产生的新的力量关系，大联盟（左翼—右翼联盟）就能够上台执政，除非德国左翼党步绿党的后尘。然而，这样的历史闹剧似乎不可能再重新上演。首先，德国左翼党的成长壮大是新自由主义衰落的产物，并且与绿党的情况不同，不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或其崛起的结果。同时，德国左翼党和绿党的阶级基础根本不同。绿党由所谓的受“后物质主义”启发的、文化左倾的、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公民组成，因此现在是所有政党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政党。尽管如此，但是近年来原本具有浓烈白领色彩的德国左翼党稳定地获得了更加明确的阶级基础。就此而言，德国左翼党日益赢得工人和失业者的支持。这种趋势在不来梅州的选举中已经得到证实，工人和失业者对该党的支持率（分别是12％和21％）与在联邦议会选举时的情况一样。

　　然而，在人民党越来越无力发挥跨阶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可信性问题对于德国左翼党而言将会变得更为重要。人民党的分化在欧洲随处可见，这反映出大联盟政府在欧洲的历史性崛起。因此，必须从德国左翼党能否成功促使非选民重新参与社会和政治来评价它。目前，德国左翼党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前社民党选民向代表投票弃权者的政党的流动。同时，德国的选举参与程度仍然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投票弃权者的政党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前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在某些地方已经放弃代表“少数人”，但这些地方的工人和低收入者已经背弃了那些他们视为“选举马戏团”的政党。在不来梅州的选举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选举参与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之，要评价德国左翼党的成功，必须从如下问题出发：德国左翼党不仅能够成功增加在现有选民中的支持者，而且能够绝对地增加其支持者。因此，这可以说标志着人们承认德国左翼党是一个新政治文化论坛，将会加强社会运动和政治代表权。投票弃权者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德国仍然存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个领域中崛起的基本前提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强烈需要，德国左翼党在短期内已经崛起。德国已经暂时避免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回应，因为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德国出现了——以德国左翼党的形式——能够遏制并排斥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的声音。这赋予了德国左翼党超越德国环境的历史角色。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殷切地注视着德国左翼党，想知道它能否通过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可信政治和可持续策略提出具体的替代制度，从而能够抵制和克服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专横的强制实施。恰恰由于这种发展迄今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德国左翼党必须意识到并承担起这一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