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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长征》之一

火烧 2018-05-03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讲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包括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及红军战略转移，突出长征背景与革命精神。

序言

　　一百多年前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我们的祖国，经历了空前的劫难。

　　在那些日子里，数万来自西方的江洋大盗可以轻松登陆中国海岸，可以凭借坚船巨炮敲开中国城池，可以轻松以精锐枪炮击溃了数十万中国政府军，轻松打进中国的首都北京城，轻松地洗劫中国的皇宫，轻松夺取中国国民的无数财富……

　　腐朽的封建王朝对付不了强悍的江洋大盗，这个博大而又衰弱的千年帝国被瓜分、鲸吞、割地、赔款、掠夺、盘剥，一轮接着一轮洗被洗劫，被盘剥，所有的债务都要由亿万人民来传承，所有的灾难都要由亿万人民来分担!他们求天不应，唤地不灵，苦苦挣扎在江洋大盗和封建皇王朝的双重压迫之中，在虎视耽耽的列强环视之下，日趋步入亡国灭种的边缘：劳动群众越来越感到没有活路，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没有出路，整个国家越来越看不到何处是生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为摆脱压迫进行了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他们起而反抗侵略，推翻了封建王朝。然而他们反抗侵略的斗争屡屡遭到挫折，民族危机反而日益深重;推翻了封建王朝，革命成果却被相互割剧的封建军阀们取而代之。知识阶层中许多曾经四处寻求救国之道的有识之士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分化：一些人在自己脱离了弱势者地位变成了江洋大盗和封建军阀们的附庸和帮凶;另一些则走进人数众多的底层工农群众中汲取和唤起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力量……

　　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分化了的两群人则站在不同的阵营中开始了激烈的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在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的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的初衷，转而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也就是那些江洋大盗，进而掌握了国家政权和财力物力，掌握了国家的军事机器，成为了新的压迫者，对自己从前的革命盟友举起了屠刀;而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等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从昔日盟友的屠杀的血泊重新占了起来，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坚决反抗……

　　然而敌人力量的强大和自身力量的弱小，再加上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战略、策略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陷入了失败的危机而无法坚持，最后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从中国南方，经中国西南部、西部，向中国的西北部进行长途转移。

　　这次长途转移也是一次战略大迁徙，被后人们称之为“长征”。

　　长征是以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失败而开始的，但长征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重新聚集和整合，散布在中国东南、西南、西北的各路红军主力，是经过长征完成了这个重新聚集和整合的。这个过程源于被迫始于被动，但却在历时两年的千万里转战中逐渐完成了向主动进取的转变——到北方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从而使山头各异的各路革命武装力量的千万里转战最终形成了一个胜利的汇合。

　　长征始于一场溃败，踏上这条漫漫征程的那些红色战士们——包括他们的领导人，甚至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究竟在哪儿?更无法预知这次“转移”竟然会变成一次漫长的行军——在这次行军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长眠在这条漫漫征途中!那么他们是怎么摆脱最初的茫然和重挫的?他们是怎么确定这场长途行军的目的地?他们是怎么把这次长途行军的终点变成走向胜利的起点的?他们是怎么把一场被动败走变成了一次胜利进军的?他们是怎么在这次长途行军中，把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转变成可以付诸实施的战略方针和策略的?……

　　这正是《话说长征》要告诉朋友们的故事。

“斯诺之疑”？

　　1936年初夏，一位新闻记者来到中国的黄土高坡，采访了一支戴着红星的队伍。

　　这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是带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走近这支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的。在此之前，对他来说，这些在传闻中创造过诸多传奇的人们，还是一个遥远世界中的神秘存在——他在完成了这次长达四个月采访后写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

　　关于在完成这次采访前的那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他写道：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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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衷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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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其实，直到今天，这样的疑问或许还仍然回荡在许多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心中。

　　这些问题，当年的斯诺是不是全都找到了答案，是不是全都找准了答案，我们很难作出精准的判断——毕竟这当间横亘着东西方文化、观念、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障碍。价值观不同的人们，对这些“未获解答的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位来自美利坚的新闻记者，在与他的采访对象们朝夕相对几个月后，还是用他自己认为最客观的文字，向世人揭示了这个罕为人知的“红色世界”。其中，也包括了“长征”：“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从那些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们的口中，斯诺得到了不少关于这次长途行军的故事。离开苏区后，他用四个月的采访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传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在完成其中关于“长征”的叙事后，他写道：

　　长征的统计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息下来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即近24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闯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斯诺给予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以“长征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业绩之一”高度评价。从此以后，“长征”也成了一个几乎是专属于中国，专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特殊名词——世人但凡言及“长征”(英文译名“Long March”)，第一指向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国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尽管在中国近代史上，仅以行军里程计算的“长途行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并不是唯一也不是行程最长的——比如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石达开部西征(公元1857年～1863年)，其行程就长达40000余里。但那次远征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与将一次失败后的战略撤退成功地转换成了走向胜利的起点的红军长征，当然还是难以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

　　所以，后人也将长征誉之为“地球上的红飘带”。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在陕甘苏区采访期间，红军长征还在进行当中。他所接触和了解到的长征故事，还仅限于已完成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包括从鄂豫操苏区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而当时，红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还在进行之中，所以他所罗列的长征的有关数字，还具有很大的不完备性，中国工农红军四大主力部队的长征行程，也远不是“六千英里”所能涵盖的!地球上的红飘带，不是一根，而是一束。

　　中国工农红军四大主力部队的长征，是在两年内完成的。

　　这历时两年的长征，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重新聚集和整合，散布在中国东南、西南、西北的各路红军主力，是经过长征完成了这个重新聚集和整合的。这个过程源于被迫始于被动，但却在历时两年的千万里转战中逐渐完成了向主动进取的转变——到北方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从而使山头各异的各路革命武装力量的千万里转战最终形成了一个胜利的汇合。

　　长征是一次大浪淘沙，踏上这次征程的所有人都面对着必然面对的无情的淘汰与选择，这当间最为严峻的淘汰还是“自我淘汰”。长征中，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在接受历史的选择，其严酷性不言而喻。那些百战余生的“寥寥者”们，又成为革命力量重新崛起乃至发展壮大的真正中坚!他们为团队，为阶级，为民族，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真正的生存权发展权——这是新生，而不是苟活!

　　长征，是大浪淘沙之后的百川归海!

　　长征，是一批弱势者的进击之歌：他们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自然，也战胜了自己。

　　正如长征领导者之一的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长途行军，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有，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对这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弱势群体”产生了意义非凡的精神感召力：原来“弱势群体”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还能产生出强弱相互移位的效果;原来“真老虎”同时也可以是“纸老虎”;原来卑贱者可以“最聪明”，高贵者可以“最愚蠢”;原来“弱势群体”自身的权益需求并不是只有乞求他人施舍这一种出路;原来人类的勇敢和智慧还能发挥到如此这般的极致状态……

什么是长征？

　　长征，这个名词的本来涵义，是指“路途很长的行军”。

　　然而，“长征”这个名词的原始涵义，却因为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历史事件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个历史事件是因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长篇报道而闻名于世的。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叫埃斯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当这个历史事件正在发生和进行时，他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对率先完成了长征行程的一支红军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这支被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红军主力，半年多前刚刚完成了一次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余里的长途行军，正准备着迎接尚在长途行军途中的其他红军主力前来会合。

　　从那些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们的口中，斯诺得到了不少关于这次长途行军的故事。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传世之作——这部作品问世以后，“长征”这个名词很快就风糜天下，传遍了五洲四海。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辞典中，已然变成了一种特指，或者说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各主力兵团在退出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后，所完成的跨越中国南部、西南部、西部，最后到达中国西北部并实现会师的战略大迁徙。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长征”的词条是这样的：

　　Long March 长征(1934～1936) 通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各路红军不断受到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由于红色是长征的特有和专有属性，所以后人也将长征形象比喻作“地球上的红飘带”。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完成关于长征的叙事后写道：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在陕甘苏区采访期间所接触和了解到的长征故事，还仅限于已完成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而当时，红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还在进行之中，所以他所罗列的长征的认知和有关史实，还有着很大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其中最重的要不完整不准确之处是：地球上的红飘带，不是一根，而是一束。

　　经历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一共有四支，长征路线，一共有四条。

红一方面军是第一支开始长征的红军主力

　　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一方面军是第一支开始长征的红军主力。

　　1934年10月10日，由于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战争中失败，中央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长汀、宁化(福建境内)、瑞金、于都(江西境内)出发，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当时的省属)，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亚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地，冲破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江河险阻和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旗镇。

　　根据红一军团直属队里程统计，红一军团军团直属队的总行程为18088里，而据一般记载，走得最远的部队，行程超过25000里——“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说，即由此而来。至于究竟哪些部队走得最多走得最远，现在已很难有完整可靠的原始统计可觅了。而且，还需要说明，“二万五千里”只是对中央红军长征行程一个概略的概括和估算，并不是精确的遂日计量：红军是在行军，而不是在测量。长征也不是这个点到那个点的体育接力竞技，而是复杂的战略机动过程，其间因作战、筹粮、宿营、扩红、宣传、佯动及机动需要等等原因，就是在同一方面军向同一方向前进的各个部队，也不可能总是走在同一条路线上。走回头路，走弓背路，走冤枉路，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还有一些部队因各种原因脱离原建制的部队而参加另一个方面军的长征等，所以要准确复原统计出走得最多的究竟是哪支部队，实际上已经相当困难。

　　不过，各位朋友可以把红军长征想象成一台始终运行着的行走系统，平均每天都有大部分人或一部分人处在行走状态。比如中央红军这台行走系统，每天就总有部分或大部分部队日行程在60～70华里以上!这样累积起来，一年的行程就在25000里以上了。

　　据初步统计，红一方面军在这次伟大远征中共跨越了113条以上的江河(5级以上河流)。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有兵员86000余人，与陕甘红军会师时，仅余7000余人。

　　迄至1936年10月三军会师时——也是长征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兵员发展到30000余人。

　　红一方面军出发一个月后的1934年11月16日，奉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何家冲出发，也开始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也是第二支开始长征的红军主力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途经了鄂、豫、陕、甘四省地域。其间，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前后，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7月16日，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独立自主地决定：继续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迎接党中央。9月15日，在击破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后，红二十五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实现了会合，完成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完成长征行程的主力红军：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

　　据初步统计，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共跨越了38条以上的江河(5级以上河流)。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有兵员近3000人，与陕甘红军会师时，有兵员近3400余人

　　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一个月后的11月初，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实现了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而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程正处于于最为曲折和艰难的关头。

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支开始长征行程的主力红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实际上始于1935年3月28日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这次战役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所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强渡江河战役，战役的目的之一，就是策应尚在川滇黔边进行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战役成功后，红四方面军即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从嘉陵江流域向岷江流域发展，并于当年6月，在川西北高原的懋功与中央红军实现了会师。

　　会师后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程经历了许多曲折，其间经历了南下——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次北上的反复，转战过川、康、青、甘四省，翻越过56座雪山，三次穿越草地，于1936年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历时一年又七个月，行程近两万里。

　　据初步统计，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共跨越了75条以上的江河(5级以上河流)。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中历时最长、翻越雪山最多(56座)、行程最曲折艰难的主力红军。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有兵员8万余人，三军大会师时，尚有兵员33000余人。

最后一支启动长征行程，也是最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是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程始于1935年11月19日——那个时候还没有红二方面军的建制序列，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首长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出发地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刘家坪、水獭铺地区。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于6月底在川西北高原的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尔后，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跨越了茫茫水草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的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转战湘、黔、川、滇、康、青、甘、陕八省区，在人迹罕至的滇、康、青边地区翻越了27座雪山——其中的藏巴拉山和米作拉山是红军长征中跨越的最高海拔和次高海拔。据初步统计，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共跨越了86条以上的江河(5级以上河流)。

　　以上四支主力红军长征的总行程，计有70000余里；翻越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计72座以上，跨越长江、黄河、珠江水系所属的江河（5级以上）200余条、。长征开始时，这四支红军主力共有兵员20余万，长征结束时，尚余兵员74000余人（其中在陕甘地区没有参加长征的兵员在20000余人以上）。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感叹道：

　　有朋友可能会问，红军，为什么要进行如此艰难而又损失巨大的长途行军呢?

　　难道就是为了在军事史上刻下一块“前所未有”的碑记?

　　那我们就来说说下一个话题：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要长征？

　　现在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长征?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因为红军打了败仗，打不过敌人了。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那就只好走了。

　　为什么打不过敌人?

　　有这样三个原因：

　　一、敌人太强大，红军太弱小。

　　敌人有多强大呢?

　　敌人就是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个政府有国内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有近两百万的正规军——海陆空军齐全。政权在他们手里，银行在他们手里，工厂在他们手里，城市在他们手里，交通在他们手里，……

　　差不多就是“啥都在他们手里”。

　　而在长征开始那年，国民党政府集结起来“围剿”红军的军队，就有上百万——直接参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是50万。国民党军有大炮，有飞机，有军舰，有医院，有源源不断的兵员和军火补充……

　　而红军呢，只有少量的迫击炮和机枪，步枪和梭标大刀;红军人很少，长征前，全国红军加起来也不到30万，最大的苏区中央苏区也只有十万红军;红军枪很少，尤其缺弹药——这些都只能取之于敌;红军缺医少药，伤员死亡率很高……

　　二、红军领导层的兵法不对——叫化子与龙王比宝

　　面对强敌，红军兵法本应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跟敌军硬扛，绕着圈子找敌人破绽下手。这种办法，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常用。这种兵法被毛泽东概括为：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白了就是以已之长，克敌之短。

　　但当时的红军最高领导层认为这种兵法不够痛快敞亮：我们这是苏维埃国家与反动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仗得照着亮堂堂明晃晃的路子去打!敌人不是搞堡垒战术么?我们就针锋相对，以堡垒对堡垒，拿短促突击的战术去跟他干，绝不丧失苏区寸土……

　　这么一个兵法，打起来就没便宜占了：红军堡垒，敌人几炮就轰垮;敌军堡垒，红军没炮啃不动。不丧失苏区寸士的防御，结果是节节退守，丧失的土地更多，红军被敌人炮火杀伤得也很多我;红军子弹打一发少一发，阵地战又很难有缴获，而敌军弹药粮草医药供应源源不断……

　　于是苏区地盘越来越小，小到终于蹲不住了只好突围求生。

　　这个兵法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洋专家李德传授的。这位李德曾经在德国工人起义中指挥过街垒战，对于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战法情有独钟。可这兵法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中国红军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跟对方打硬碰硬的仗那就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贝，结果就是要多寒碜有多寒碜。

　　三、红军领导层不会团结朋友分化敌人

　　“敌人的敌人可以做朋友”，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但当时的红军最高领导层不太认同这个道理。认为反动派它就是铁板一块，只能击打不能分化。比如当时反蒋的“第三党”，红军最高领导层认为比“国民党”更坏，“第三党”组织反蒋政府反蒋武装时，红军也不伸手帮助。于是敌人各个击破：把“第三党”打垮了使红军失去朋友和屏障，回过头来又把红军的空间进一步压缩……

　　这样一来，红军处境就越来越困难，困难到了不得不离开苏区另谋生路。

　　这实际上就是——逃跑。

　　战争活动中，“逃路”没啥不光彩的——从来就没有过只进不退的统帅和军队。

　　当时的红军最高领导层，给这次“逃跑”设计的目的和意图十分简单：全军向西突围，到贺龙的红二军团所经营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去，然后再杀个回马枪，恢复中央苏区。为达到了这个目的，在全军突围前，他们分别派出了两支部队先行了一步，

　　一支部队是寻淮州、刘英率领的红七军团，他们由中央代表陈洪时领导，任务是北上浙赣，在赣西北会合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后，再向江淅发展，以隐蔽中央苏区主力部队的突围行动。另一支部队则是肖克、王震所率的红六军团，他们由中央代表任弼时领导，从湘赣苏区向西突围，为中央苏区的主力突围探路觅道。

　　那个时候，谁也不晓得这次“西征”，会变成长征——会走那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