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革到法国五月风暴

（核聚变）从中国文革到法国五月风暴　　

　　谷应泰曰：岛夷卉服，首见《禹贡》。秦、汉以来，罕被倭患。……[明]高帝时，士诚、友定遗孽窜伏，北辽（苏）南粤（美），岁被创残。已而通谋逆臣，伏兵市舶。[清]帝乃闭关谢贡，示弗复通。然而创设市舶，互市不绝，计深远也。　

http://www.gzdaj.gov.cn/dnjr/sjdnjr/200805/t20080513_9981.htm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 　　

戴高乐匆匆回国，以军队为后盾，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此日，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6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10月10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　　

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梅俏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却形而上学地写了一句“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难道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毫不相干吗？　　

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在对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论战取得胜利以后，即一九六四年年底，就适时地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是把美、苏的威胁和战争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的。而他把建构中的文化大革命则视为最大的备战，就是消除战争时期的内应势力。那种把文革视为“国家战略退却”，说什么毛泽东“采用了自己‘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由强变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来进行退却”，好像只有这样“用‘下降削弱’路线使我国经济全面瘫痪下降”，才能“决定对美苏和越南是进还是退”。这就把毛泽东由弱变强的积极战略说成是由强变弱的消极战略，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首先，以美国及其盟友在我国南面形成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所谓“新月型的包围圈”使我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险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包围圈就由北起阿留申群岛，向南经由琉球群岛、我国的台湾直到菲律宾的弧形组成。侵略朝鲜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并不放弃对我国的威胁，一九六一年又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其间，美国的右翼势力暗杀了想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一九六四年约翰逊政府开始向越南增派军队，扩大战争；而且，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好战分子明确说：“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的指挥中心正转移到北京。”美国在扩大越战的同时，又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血腥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并与苏联的背信弃义相呼应，掀起反华反共的恶浪，把控制亚洲和对付中国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开始，美国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骤增，“擦边”进行武装挑衅事件也逐渐增多。一九六六年三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升级，此后又派美机偷袭中国训练中的飞机，炸沉炸伤中国货船，打死中国船员，而且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发射了空对地导弹。显然，美国的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充分说明美国这次战略转移，即从西欧转移到亚洲，其主要矛头就是对准中国。当年，美国《幸福》杂志发表题为《太平洋的战略》一文说：“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所以，这时我国已经面临着美国侵略的严重威胁。　　

　　其次，苏联背信弃义，联美反华，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不断挑衅，直至叫嚣要发动核战争。　　

（二）          毛泽东是如何化险为夷、转恶为利的　　

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使美帝深陷战争泥潭，内外交困。　　

战争的失败迫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辞职，也使威斯特摩兰司令十分悲伤，他经常吟咏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以学生为先导、黑人为骨干、工人为后盾的人民反战浪潮，影响到被强征入伍的美国士兵中，反战情绪和拒绝打仗的人越来越多。在南越岘港附近有一连美军士兵曾两次拒绝执行作战命令，有些士兵还把军队中的自动武器偷运回国内，以便在他们回国时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非常紧张，惊呼“这是一个（会引发国内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可怕的问题”。于是，对反战的士兵予以严厉打击和法西斯镇压，被关进监狱的士兵多达一万人。打击和镇压反而激发了反战士兵的觉悟，深受迫害的黑人士兵走在反战反迫害斗争最前列，南越岘港美军监狱中３００名士兵举行暴动，领导者全是黑人士兵。有的士兵组织表示：“我们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群众的全面革命。”这预示着美国因反战而会出现愈加激烈的社会大动乱、大斗争，有些地方发生了局部武装暴动，全国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几乎达到了要发生内战和革命的边缘。对于这种征兆，基辛格后来描述说：“后代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并且认为越战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至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美国人民波澜壮阔、持久不断的反战运动生动地映照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愚蠢的苏联叛徒集团自以为他们降下反帝旗帜，把中国推向反帝斗争第一线，他们就可以乘美国战略转移之机向西欧扩张，把对欧美的战略守势转变为战略攻势而横扫欧洲，直逼美国。但是，这一动向恰恰加大了美国的外患，引起了美国高度的警觉和焦虑。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到了毛泽东的掌心中。毛泽东长期思虑的国际战略，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好突破口。他选择了援越抗美战争。历史证明，他选对了。正是毛泽东对这一战争的有力支持，不仅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深渊，欲胜无望，欲罢不能；也使苏修叛徒集团在扩张中充分暴露了其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毛泽东作为运用辩证法的艺术大师，他在思考国际战略时，善于分析矛盾，认识矛盾，利用矛盾。在中、美、苏之间，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大于中美和中苏之间的矛盾。他巧妙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在苏联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用苏联牵制美国，如苏对越战的一定援助。而当苏联真面目一旦暴露以后，则用美国牵制苏联，如下面将要叙述的苏对中的核战威胁的破产。这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战略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即使心力交瘁，也掩盖不了他一生中政治智能、战争艺术和胆识魄力的最高度发挥。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的生存创下了条件，那么，援越抗美战争则是奠定了在两霸相争时期新的战略思想，即毛泽东提出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作为突破口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毛泽东晚年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它在我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２、坚持内修外修一起批，坚决顶住苏联的一切压力，并且准备与苏联的全面战争。　　

　　在赫鲁晓夫下台不久，毛泽东就估计到新的苏联领导集团有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领导的与苏修叛徒集团长达十年论战的继续，那时是批外修，文化大革命是批内修，但兼批外修即苏修。不仅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以肖霍洛夫为代表的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开展批判，而且在苏联出兵捷克以后，我有力地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当然引起苏修的恐惧。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他看周恩来心如悬巨石，神色忧虑，继续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紧锁的浓眉一展，陡然眼眸一亮，兴奋地说：“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说：“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和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只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赫鲁晓夫没有听懂，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哥穆尔卡也没有听懂，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５０００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奇怪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依然从战略上藐视核战争。　　

３、“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中美关系改善的历史机遇，巧妙地频施各种充满智慧的计谋，终于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苏联的核讹诈，不但“诈”明了美国的态度，而且“诈”出了毛泽东的智慧。既然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频送秋波，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早在一九五九年，在和几位美国友人谈话时，毛泽东就隐喻地说，我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和苏联闹翻以后，毛泽东就思虑着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以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现在时机到了，他为此来了一个大手笔。　　

毛泽东以他深邃的思想批判了尼克松的唯心史观，阐明了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原因，指明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路还很长。但是，十几年后，《毛泽东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却对这件事作出相左的评论：“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　　

（三）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　　

（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兴奋地笑着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２、“三个世界”理论的由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曾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讲：“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在作了这样的形势分析以后，毛主席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接着，又向日本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