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住房难的主体是年轻一代，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也在年轻一代

城市居民住房难的主体是年轻一代　　

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也在年轻一代　　

万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　　

住房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事关千家万户。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关心房价。　　

第一，按照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的说法，一个宅基地权制度，就解决了中国9亿农民的住房问题。这9亿农民中，有7亿人不会关心房价。因为，据统计，有2亿农民进了城。这些进城的农民肯定关心房价，也应该关心房价。但是，国家已经给这2亿农民提供了宅基地。如果没有退掉原有的宅基地，这些进城的农民就应该承受高房价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第二，4亿城市居民中，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时在体制内的，国家都给他们分配了福利房，所以他们并不存在住房难的问题，而只会存在改善性住房的需求。而改善住房、扩大居住面积，当然只能通过市场高价购房，所以他们会关心房价。前一阵子，有几位副部长级的领导说自己买不起房。其实，这些领导官至副部，国家肯定给他们提供了福利房，他们肯定也不缺房。否则，任志强之类的奸商骂他们一边住着200-300平米的房一边哭穷，他们不会不有所回应。上述体制内的人不仅不存在住房难的问题，相反，有很多人还能从房价上涨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并不都希望房价下降。记得前建设部部长在谈住房制度改革的好处时，就大谈有很多人通过福利房变现而成了百万富翁。如果估算上述已经享受到福利房的城市居民数量（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军人等），应该不少于2亿。　　

第三，1998年以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或者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以每年400万计算，累计约5000万人。加上同期同龄的其他城市人口，数量不会少于5000万。这些人数过亿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只有找到正规工作的少数人，才能享受到住房补贴。但是，这个住房补贴执行的是1998年的标准，每人每月几百元，一年肯定不会超过1万元。如果按40年的工龄计算，即使把40年的住房补贴一次性补贴到位，按北京时价，充其量也只能购买到10平米左右的商品房。所以，1998年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留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制造了新老职工住房分配的极不公正、极不平等，从而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直接造成年轻一代生活困苦，这是所有既得利益者必须正视的社会现实。任志强之流说什么商品房与刚毕业的大学生无关，完全是胡说八道。　　

第四，房地产开发商、其他与房地产相关联的行业，为房地产业代言的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等，他们肯定关心房价，因为房价连着他们有着巨大物欲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　　

第五，政府肯定关心房价，但有许多人关心的是GDP，关心的是政绩，关心的是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国有土地收益。当然，也会有人关心因房价攀升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但人数肯定不多。像北京市人大主任杜德印这样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关心房价的人肯定会是少之又少。否则，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问题就不会长期裹足不前。　　

综上所述，城市居民住房难的主体是年轻一代，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也在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务必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就房价谈房价，只能解决技术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必须有个公平合理的住房分配制度。比如，建立城市居民宅基地权制度，就是一个具有公平合理性的制度途径。并且，这个制度也是可行的。在操作上，对于已经按标准分配到福利房的，国家要承认房主的宅基地权，但是这个宅基地权不得转让。对于没有分配到福利房的，国家必须提供宅基地面积标准。在此标准内购买商品房的，只收房价，不收地价。只有通过宅基地权制度的保障，才能确保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　　

保障城市居民的居住权，是城市居民必须坚决捍卫的天经地义的权利，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