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管孩子角度看香港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是理性的、善于克制的、有见识的，但是，作为群体的民众，却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是盲目的、任性的、不计后果的，就跟懵懵懂懂的孩童一样。治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跟照顾、管教孩子，虽然很不相同(至少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同于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却也不乏相通之处，从照管孩子角度看香港问题，香港问题就显得一目了然，而解决办法也就跃跃欲出。

一

　　香港问题的实质就像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婴儿，因为肚子饿或者身体有病不舒服而动不动就大哭大闹，在这种情况下，劝哄打压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自从香港回归后，特别是最近十年，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袭警闹事事件。游行示威是民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是民主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香港的游行示威，往往诉求是不明确的，即使开始时是明确的，发展到最后就不知目的何在了。譬如最近这次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游行示威，一开始是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在闹事后不久就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了，而闹事却并没有因此终止，甚至有越闹越大的倾向。而且，闹事者对《逃犯条例》的理解，也掺杂着大量的曲解和谣言，与修订《逃犯条例》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正如香港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陈健波所说，“ 《逃犯条例》 99.99%的人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结果却“变成99.99%”的人会受影响”。闹事的主体是大学生，大学生们不可能看不懂《逃犯条例》的修订内容，所以，他们闹事，更大程度上是借题发挥，是发泄不满，本质上与所谓的诉求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再譬如2014年的香港占中，主要诉求就是民主，是“真普选”，但同时，他们又打出了港英政府的旗帜，要知道，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多年里，香港人并无民主权利可言，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选，港督是英国人派来的，高级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英国人，而回归后的香港，民主程度相对于回归前无疑已经大大提高了，既要民主，却又打着港英政府的旗帜，怀念港英统治，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么?显然，香港的占中本质上也是诉求混乱、不知所云的。

　　那么，香港闹事频发，本质上是因为什么呢?

　　正如很多文章已经细致分析过的，香港问题的本质是经济!是经济的畸形发展，是贫富的严重分化!是香港年轻人出路越来越狭窄!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香港GDP的预测，香港最富有的前10人的资产总和竟占香港GDP的35%，不但居世界之最，而且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是被认为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的中国大陆，这个数字也仅仅是1.4%。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11月数据，香港720万人口中，大约有1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率是14.7%。

　　据金灿荣教授提供的数据，香港的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现在已经高达0.57，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一，全世界也只有几个非洲国家排在香港之前。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分化的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社会就容易出现动荡。

　　香港经济的严重畸形还表现在：香港的房价高居全球之首，香港的买楼负担连续7年全球第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制作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香港也位居第一。截至2017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营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自己租住房屋，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平方米。另外，香港的前十大富豪中，70%是房地产商，前50大富豪中，近50%(24个)是房地产商，全球500富豪榜中，入选的12个香港房地产商的身价，几乎是入选这个榜单的美国和中国房地产商身价的总和!

　　所以，香港虽然人均GDP还相当不错，但因为财富主要集中在极少数富豪手里，相当多的香港人生活水平并不很高，在高房价的压迫下，生活质量自然也难言理想。由于受房地产挤压，更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产业在香港难有生存空间，而作为香港主要产业的贸易和物流，在香港回归后不久，由于中国加入WTO，上海、深圳等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便开始遭遇业务被分流的长期不利影响。所以，从长远来看，香港的未来确实不容乐观。特别是最近两年，由于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作为香港主导产业的贸易和物流更是受到了极为明显的影响：自2018年开始，香港的GDP增速逐季下滑，从2018年第一季度的4.7%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0.5%!在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香港人内心的不安、压抑和不满可想而知，找个理由闹点事，发泄一下内心的苦闷，似乎也属正常。对比一下回归后人均GDP已增长5倍多的澳门人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拥护，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香港闹事频发，根本上还是经济出了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香港每一次比较大的学生闹事事件，诉求几乎都是政治方面的，却没有一次把目标对准经济严重畸形、贫富严重分化这些本质的东西。这充分说明，闹事的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是盲目的，他们只有激情，却缺少足够的理性，他们能感觉到香港并不如意的现状以及并不乐观的前途，却要么简单粗暴地将其归因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要么在别人煽动下随便找个理由就尽情发泄。这就像懵懂无知的婴儿，他们肚子饿了或者身体有病不舒服，自己搞不清原因，也不会表达，就通过“闹事”——大哭大闹来表达。

二

　　香港闹事频发的原因之一，就像是一个小时候被别人抱养过的孩子，后来回到父母身边，父母对其格外优待，溺爱有加，于是孩子越来越自私任性，稍不如意就哭喊打闹。

　　香港闹事频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除了作为根本的经济因素，其他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是一国两制，这既是对香港的承诺，也是对世界的承诺，同时，因为还有个台湾没有回归，为了为将来以同样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树立一个榜样，国家对于香港总是百般呵护，一方面，在各个方面为香港提供照顾和支持，希望香港的经济民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香港的管理上，总是尽可能地顺应香港人的意志，一直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为了避免干涉香港事务的指责，甚至连“一国”都极少强调，“一国两制”实际上变成了的“两制”突出，“一国”隐形。

　　譬如：

　　香港回归时，经济水平远高于内地，但国家不要香港一分钱的税收，不让香港负担香港驻军一分钱，香港人也不用服兵役，也不用实行计划生育;香港刚刚回归就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中央政府就发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的庄重承诺，并顶住强大压力，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最终使香港平安度过了危机;为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证香港的发展，大陆有意遏制深圳、上海等内地城市的国际金融业务发展，尽管这些城市对此颇为不满。另外，香港户口的学生参加内地高考，国家也给与显著的优惠。如此等等。这就像一个被寄养在某个富人家的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相对贫穷的父母为了孩子能不厌弃这个家，千方百计地要这个富孩子高兴，不但不让这个富孩子帮助其他穷兄弟姐妹，反而让其他穷兄弟姐妹省吃简用去帮这个富孩子，而且，其他孩子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一样都不能落，而这个富孩子却在这家里享受着种种特权。那么，这个富孩子被这样对待后，能不心生傲慢么?能不觉得自己天然就该被特殊对待，就该享用比别人更多更好的东西么?虽然父母的做法也是迫于无奈可以理解，但孩子的坏毛病却就这样被惯上了!

　　在顺应香港人意志方面，中央政府更是仁至义尽，香港回归之初，中央政府担心内地人大量去香港生孩子从而获得香港居留权会让香港难以承受，曾经通过人大释法，说明在出生时只有父母一方为香港永久居民，生下的小孩才能获得居港权。2001年出现了庄丰源案，香港举行游行，要求推翻人大释法，支持双非父母在港所生子女获得居港权，最后，香港法院顺应了民意。但是，后来去香港生孩子的内地妇女越来越多，港人又骂那些内地妇女是大陆“蝗虫”，搞起了“驱蝗运动”。香港基本法第23条以反分裂为核心的国安立法，是香港全面实施基本法的要求，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必须履行的宪制责任和义务，但是，2003年，香港却举行了七一50万人大游行，反对香港23条立法，于是立法迫不得已被港府无限期搁置。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香港进行国民教育天经地义，这是“一国”的基本要求，但是，2012年，当香港特区政府打算把国民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课程的时候，香港人持续几个月游行示威行坚决抵制，致使该计划最终流产。“一国”当然需要同一种语言，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但是香港回归后口语一直以粤语为主，而大学的授课语言则主要是英语，虽然港府也做出了种种努力在香港推行普通话，但阻力很大，成效不彰，至今只有大约1.6%的香港人说普通话，还不到说英语的一半，而这种语言现状所带来的，必然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大学生与内地的膈膜和疏离。在这种隔膜和疏离的心理下，中央为香港着想所意图采取的一切行为，在香港人看来似乎都是与自己作对，都会习惯性地表现出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内地人充满了对港人的好感和热情去香港，却动不动就遭到歧视甚至侮辱。香港回归后民主化大大增强，港人却以缺少民主人权而动不动闹事，甚至向往没有民主、歧视华人的前港英政府。

　　看看，香港这些年从反人大释法，到反23条、反国教、驱蝗运动，再到占中，以及最近的反逃犯条例，越闹越大，像不像一个被溺爱娇惯的孩子的发展史呢?孩子无理取闹，家长总是顺应孩子的意愿，即使犯了大错，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惩罚一下，孩子通过哭闹打骂获得一次次成功，赢得越来越多的“权益”，最后就会越来越胆大，越来越没有顾忌!为什么被溺爱的孩子总是对父母很凶而对外人和气呢?因为知道在父母这里胡来父母不会对他怎么样啊，而外人就不一样了!香港人往往对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态度排斥，而对美英等国却态度亲近，这就是原因之一。

三

　　香港人就像是平时被爷爷奶奶照看的孩子，在爷爷奶奶面前，孩子有更多自由，更容易被包容。对于孩子，爷爷奶奶总是不能放开管教，一方面因为体力、精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担心管得不适宜出了问题让孩子爸妈不高兴，所以常常该打时不打，该骂时不骂，该推行对孩子大有好处的某种教育方式时，却总因为孩子的不配合甚至拒绝而心有顾忌，以致半途而废。这样，孩子不但学无所成，反倒惯出了一身坏毛病。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力要大很多，但是，即使再大，它都要受中央政府辖制，特首也都得由中央政府任命，即使中央政府放权给它，它也可能在决策和行动时畏手畏脚，再加上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度很高，而与此同时，没有国有资本做支撑的政府的权力也就相对很弱。所以，香港特区政府管香港，就像爷爷奶奶管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香港回归之初，董建华特首顺应民意，提出“八万五公屋计划”，想让全港人都买得起房住。但是，当廉价公屋陆续上市，房价便持续下跌，到2003年时，香港便爆发了50万人大游行，抗议香港房价下跌，要求董建华下台。于是，“八万五公屋计划”不得不实质停止，此后新特首们顺应民意，房价一路飞涨，到今天已经上涨了整整5倍!

　　1999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曾拟定“数码港计划”，要发展互联网科技，这在当时应当说是很有远见的，但数码港最后被李泽楷空手套白狼搞成了房地产开发。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香港政府是小政府，缺少强大的执行力，另一方面，香港的经济基础其实是受房地产商控制的，房地产商只会选择能让自己赚取更多利润的做法，而不会为了香港未来牺牲自己的利益，于是，政府意志最终还是屈从于房地产商的意志。后来，董建华又提出“矽港”计划，想在香港搞芯片制造，香港人以为“矽港”计划又会像“数码港计划”一样变成“炒楼皮、炒地价”，于是游行示威坚决反对，结果该计划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香港产业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机就这样错失了，以后想发展，也难了，因为已经落后了。

　　还有庄丰源案、推行普通话等，都可以看出特区政府的无力。

　　至于反23条、反国教、占中，以及最近的反逃犯条例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运动越来越升级，特别是最近十年，运动动辄几个月，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越来越大，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必须承认，这与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运动过分包容、总是被运动牵着鼻子走是有一定关系的。

　　香港是自由的，以前只有经济自由，回归后政治上也更自由了，但过度的自由就是放纵，人总是会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代价的。虽然香港的GDP总量从1997年回归时的1773亿美元到2018年的3630亿美元，已经翻了一番，但是，同样经过这21年的发展，内地GDP总量已经是21年前的10倍还多!而且，由于内地非常重视产业的升级换代，大力扶持高科技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仍然非常巨大。再看看香港，没有什么像样的制造业和科技企业，主要是贸易、金融、房地产、旅游、服务等含金量不足的产业，未来发展不能不让人担忧!虽然，相对于内地，回归后香港经济的落后并不主要是因为过度自由以及频繁闹事导致的，但通过前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过度自由以及频繁闹事，着实在香港的发展中起了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这就像一个被溺爱娇惯的孩子，本来基础最好，但因为被给于了过多的自由，总是顺着自己的性子来，家长的好建议也很少听得进去，这样学习就会越来越差，而其他基础差的孩子因为受着严格约束，能够在严格的约束和指导下刻苦学习，互帮互助，最后成绩就越来越好，当原来成绩差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个超过了自己，被娇惯的孩子心里就会越来越不平衡，再加上缺乏自信，对于未来看不到太多的希望，就更加喜欢闹情绪，总是借机发泄、借故闹事，总是莫名其妙地对家长、对兄弟姐妹们发脾气。

四

　　孩子太自由，受到的正规教育就不足，就容易交往一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最后就容易被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所带坏，转而总是跟自己家人作对。

　　一个孩子，家长对他放松管理，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放松管理，那这个孩子不但很容易学习退步甚至小小年纪就退学，而且很容易跟社会上一些坏孩子混在一起，或者被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所利用，去做一些坏事，因为整天看书学习、规规矩矩地生活，哪有整天混社会跟人打架风光有意思啊!另外，跟这些人混久了，思想就跟他们一致了，就跟父母家人没有共同语言了，父母稍一管教，就把你当敌人看待了!

　　香港其实就像一个被放松管理从而太过自由的孩子，他受的教育并不是“家长”想让他接受的教育：它的学校教材更多是沿袭港英政府时的教材内容，它的中小学多一半是基督教、天主教主办的，它的大学授课语言是英语，在香港活跃的2000多家报纸、杂志社以及网络传媒机构当中，90%以上是英美资本控制的。所以，“家长”给它的教材(国民教育教材)，它是毫不客气地拒绝的。这就像一个孩子跟社会上那些人混久了，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就会强烈排斥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对其负责的家庭教育，而动不动在那些人的煽动下与父母为敌。

　　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行动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其官网刊登其《新闻之夜》栏目首席记者劳拉·金斯贝格尔的文章说，香港的“占中”行动并非自发产生，境外势力早在近两年前就参与密谋“占领”计划，并对香港示威参与者进行“特殊培训”，受训者数量可能超过1000人，来自世界多地的人员参与策划组织了香港“占中”事件。

　　2019年2月27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在以“香港在印太经济的角色”为题的演讲中说：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印太战略占有重要地位，而香港则是可以用来打的一张牌。

　　香港对100多个国家或地区免签，也没有间谍罪，从事间谍活动不违法，所以，香港是世界三大间谍之都(香港和里斯本、卡萨布兰卡)之一。在这里，一直想在中国闹事的美国间谍在这里活跃是不难理解的。

　　2010年，在港珠澳大桥内地段已经开工时，香港公民党怂恿香港东涌居民朱绮华老太太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申请司法复核，导致香港段工程延迟一年动工，令港珠澳大桥香港段造价劲升80亿港元，平均每个香港人为此多付出1000多港元。

　　在庄丰源案、反23条、反国教、占中等运动中，我们也都能看到香港反对派的影子。

　　自由常常只是一种幻觉：你不受这边显而易见的管制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坠入另一边看不见的管制之中。

五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也是无数人已经分析过的，香港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被房地产绑架的高度垄断的经济以及伴之而生的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香港的反对派的主张基本都是以为民众谋权益、反对垄断资本为核心的。事实上，这些反对派在香港确实也有非常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他们动辄就能煽动民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香港很多民众应当已经很早就或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了香港问题的主要症结(不至于我们内地的人都意识到了，而香港人会意识不到)，他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借助于政府，但是……，于是……。

　　事实上，香港被房地产绑架的经济状况要解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区政府是个小政府，很难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能力去解决，而在当下制度下，中央政府又不能插手去解决。显然，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香港应当主动去拥抱内地，主动要求中央政府将香港纳入统一的发展规划中，从而跟随内地一起发展，在共同发展中，香港经济被房地产绑架的状况以及严重的贫富分化，一定会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逐步解决的。搞独立，与内地切割，只会将自己孤立起来，失去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太过自由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经济上，它缺乏长远规划，因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甚至危险，政治上，作为一个群体的民众常常是没有理性的，是很容易被眼前利益遮蔽而忽略长远的，也是很容易被利用从而做出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情来的。香港过去的二十多年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香港社会应当尽快形成共识，形成在精神文化上回归祖国的共识，形成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至少经济)融为一体的共识，不然，未来的香港将充满了危险。

　　同时，我想，作为中央政府，也不可能眼看着香港就这样在不断的运动中无可奈何地慢慢走衰。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如果对“一国”的强调能解决香港问题，让香港摆脱危机，那么，何必畏惧别人的言论呢?香港不乱了，发展快了，人民满意了，就是对外界质疑的最好的回击!

　　物极必反，相信香港人会最终觉悟，相信中央也在静待时机!

　　李舟公众号：李舟的庄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