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改革不是杀鸡取卵？ ——从郎平的“海里”发言说起

　　有多少改革不是杀鸡取卵？

　　——从郎平的“海里”发言说起

　　马 志 远

　　昨天读到郭松民同志发表在“红歌会”网上的《评郎平、黄渤在“海里”的发言：最需要的是什么?》一文，感慨良多。鄙人虽远无松民之才，但也不妨凑个热闹，来一番借题发挥。

　　什么叫“郎平的‘海里’发言”呢?看了松民同志的文章才知道，是说“1月31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影视演员黄渤等九位代表应邀出席座谈会。”李总理主持的座谈会是在中南海举行的，郎平等人大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便被诙谐地称为“‘海里’发言”了。“‘海里’发言”一词的发明权当然归属于松民同志，我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

　　松民同志文中援引了1月31日的新闻报道——

　　中国女排总教练、中国排协副主席郎平对李克强总理说，“我小时候一放学就出去玩，跳皮筋、爬树、上房什么都玩。现在国内的中小学生，一眼望去都是‘小眼镜’!能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去玩，让他们自觉自愿养成锻炼的习惯，强身健体。”

　　接着，松民同志评论说：“郎平的话让我们意识到，其实快乐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罢，中国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经验和传统不珍惜，满世界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在郎平童年的那个年代，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健康教育?概括起来，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教育方针比较人性化。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根据这一教育方针，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学校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甚至是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第二，当时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改革。今天的中小学生之所以感到压力大、负担重，没有时间运动、游戏、休息，主要是因为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这个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说了。在郎平感到快乐的年代，高考制度实际上已经从单一的‘考试制’，转向‘推荐与考试结合制’。很显然，这比单一的‘考试制’更有利于让综合素质优越的学生进入大学，也更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郭松民同志讲得很好、很对。我想，凡是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历和接受了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学校教育的人，大概也都会赞成郭松民同志这个意见。以1977年高考恢复为界，我国前后两个时期，其实是执行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方针，一种是毛主席制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一种就是在“高考指挥棒”指挥下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方针。

　　毛主席制定的这个教育方针，见于他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一教育方针首先指出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应当给予的教育内容，即德、智、体几个方面都要得到发展;其次对受教育者提出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要求，即要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三是规定了受教育者的阶级属性，即要做劳动者，而不是当官做老爷。195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强调了新中国教育的无产阶级属性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强调教育不能脱离生产劳动。

　　而“高考指挥棒”下的办学方针就与上面的教育方针突出强调阶级性、政治性截然不同，它赋予教育以巨大的物质功利性。在高考制度下，学生只要通过了考入大中专学校，毕业后国家统包分配，直接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厂矿企业工作，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农门”“工门”，脱离艰苦的劳动，做一个人上之人。正因为如此，跳过高考这道“龙门”几乎成了每一个受教育者和他们家庭的唯一追求。在这样的社会心理驱使之下，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升学率高的学校就是好学校，来此投考就读的学生就趋之若鹜，设计容纳40名学生的教室就硬是挤进80多人;反之，升学率不高的学校就不是好学校，招生时虽一再降低录取分数线，依旧门可罗雀。老师们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教育也是紧紧盯住高考这根指挥棒，什么理想和觉悟啊、信仰和道德啊，不仅这样讲会招来学生的嘲笑，即使老师自己也感到底气不足。“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分数岂止是学生的命根，也是老师的命根，更是学校的命根。学校要拿学生的考试分数来考核老师，教育局要凭学生的考试分数评价学校，分数就是一切。为了分数，什么劳逸结合、身体锻炼、道德培养，统统让路;为了分数，不惜采取近乎“压榨”似的残忍手段。

　　高考指挥棒下的学生呢?不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是为了跳过高考这道“龙门”谋得个吃“商品粮”的工作岗位，将来如能升个一官半职当然更好。既然学生们怀抱这样的读书目的，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每年高考结束，退出考场的学生们把几年间积累的课本、复习资料从宿舍楼上天女散花般地高高扔下，校园的草坪里、甬路上，便铺满了白花花的纸张。真不知道这些学子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如释重负呢，还是切齿的痛恨;而进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则大都信奉“60分万岁”，只要毕业考试及格，就能顺利毕业和分配工作，绝对不再像高中阶段那样头悬梁锥刺股。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岗位，如果是在政府机关或者其他实权单位，面对来办事的群众轻则“门难进、脸难看”，重则“吃拿卡要”，更为严重的则是滥用职权、欺压群众、贪污受贿。及至实行“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取消分配之后，升入高校的学生又普遍地在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感到灰心丧气，躺在宿舍里睡懒觉、打游戏者大有人在。

　　这就是高考制度恢复40多年以来“高考指挥棒”这个方针指挥下的中国教育的基本方面。这种教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和社会群众指出了它的弊端，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升学率”——这已经时一个非常文雅的指称了，不客气的说法则是“杀鸡取卵”。

　　总设计师于1983年曾为北京的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可以看做是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被废止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新的教育方针。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琢磨，就会发现“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正如总设计师一向讨厌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三个面向”同样是不讲教育的阶级属性和应当承担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当然体现了总设计师本人一贯强调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才培养加快实现现代化步伐的思想，但是，不强调人才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害群之马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就会为害社会，就会破坏现代化建设。曾经在社会上几近泛滥、为害甚大的苏丹红、瘦肉精等食品添加剂的研制开发，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甚至是某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这不恰恰证明忽视甚至放弃教育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是错误的吗?至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更加不着边际。地球上现有的国家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仍旧划分为三个世界，美国独占第一世界，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居于第一和第三两个世界之间的英、法、德、日、俄等国位列第二世界，讲“面向世界”，到底是面向三个世界中的哪个世界呢?“面向未来”，在总设计师的想象里，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未来还是和平发展的未来?

　　这种语焉不详、一挥而就的即兴题词式的教育方针，显然无法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轨道，更无法遏制那时已经出现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苗头。到了1989年6月9日，总设计师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发表讲话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这里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发生在对学校、对青年学生、对全体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教育方面的“最大的失误”，与废止正确的教育方针而实行错误的教育方针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关系。

　　总设计师生前一向以举重若轻、雷厉风行著称，但是，在他举重若轻、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背后，是他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严重不足，因而他主导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而且这种功利主义往往表现为急功近利、杀鸡取卵。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这样，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这样。就拿总设计师最为得意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吧。他老人家总是认为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吃大锅饭”，妨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即使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大型拖拉机已经开进农田，农民所使用的手工农具仅剩几件简单的锄头、镰刀的情况下，他仍然认为农民群众“基本上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而且吃的还是“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于是把人民公社解散掉，假“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名实行分田单干。这项改革措施，迎合了部分农民群众的意愿，确实也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期内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今天回头看来，这种政策的效力仅仅维持了不足五年，随之而来的是层层加码的“三提五统”、各种摊牌、迅猛上涨的农资价格等造成的沉重的农民负担，失去集体组织的农民个体生产的碎片化，因强行征收“三提五统”造成的农村干群关系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还有集体经济组织解散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空心化”和由此滋生出来的黑恶势力。

　　还有严厉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总设计师等人大概被当时已经达到10亿多的庞大人口数字吓坏了，这么多人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要穿衣吃饭，生产力水平又那么落后，“基本上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土地、水资源、森林等等人均占有率又那么低，这还了得!于是，急踩刹车，拆房扒屋、牵牛拉猪，几乎不择手段地严厉推行“一胎化”。这项政策一直推行了将近40年，建国以来一直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开多个省市出现了逆转，呈现出负增长。虽然前几年从试探性地单独放开二胎发展到全面放开二胎，但是，有专家估计，即使如此，人口增长速度也不会有较大提高，100年后的中国人口数字有可能下降到不足6亿。这个数字不免叫我们这些今天还活着的人捏着一把汗。严厉到不择手段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当然也是雷厉风行的，但是，这种雷厉风行又是一种“杀鸡取卵”之举，所造成的后果不知道什么年月才能弥补和挽回。

　　不多说了。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回顾梳理一下40年间的改革，教育改革、农村改革、人口政策改革、国营和集体企业经营体制改革，还有各级政府唯“GDP”是论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的改革，有那一项不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似的改革?如前文所说，这些改革之所以表现出浓厚的杀鸡取卵似的功利主义性质，根源在于改革的发轫者缺乏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严重不足。不论是过去讲“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好，还是今天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只要是讲马克思主义，就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牢牢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灵魂，不能像总设计师那样以“实事求是”为借口，把马克思主义阉割和歪曲成庸俗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庸俗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与损失，如上所述，已经到了很该清理甚至批判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