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的观点存在什么问题？

　　“老田”的观点存在什么问题?

　　乱云飞渡

　　2017年3月20日“乌有之乡”网站登出，《老田：左翼思考如何挣脱“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对马列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一文。因为“老田”在左翼人群中颇有些影响，却本人提出“供网友评判”，为了提高左翼人群的政治识别能力，所以笔者也冒昧地评论一番。

　　该文首先以“冯友兰的哲学观点，提出了：对马列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照着讲”也对，“接着讲”也对。就像“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如果说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五十二章标出的“阶级”题目，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分析，需要“接着讲”，那么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则需要“照着讲”。该文称：“冯友兰在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研究时，区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友兰如何区分“照着讲”和“接着讲”，该文没有讲出来，笔者无法评判。

　　作者按此逻辑认为：“目前左翼网友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与理论斗争相关的实践问题，在整体上依然未能够解决好到底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伪命题下，作者把“照着讲”与“接着讲”作为对立关系的思考方式，是该文观点错误的核心基础。

　　“老田”的观点：是赞成“接着讲”，“反驳各种‘照着讲’的不对。”

　　文中引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载《人民日报》第1版(1967-05-18)】的一段话，然后讲：“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重新追问毛的种种判断和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愿意，以此进行一种新的理论追问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问题意识是“到底哪里照着讲又讲错了”。这根本就不是“照着讲”错了，而是“接着讲”错了。请问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是按着1967年《伟大的历史文件》“照着讲”吗?因为作者混淆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主体内容”，所有“照着讲”的内容是“接着讲”的形式，“接着讲”的内容是“照着讲”的形式，所以推理过程表现为：割裂“照着讲”与“接着讲”逻辑关系的推理方式，这是文中出现所有问题的根源。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必须符合客观真理。“照着讲”是继承原有观点“正确的部分”，“接着讲”是按照实践出真知的方式，纠正原有观点“不正确的部分”，创新发展“客观真理”。如果“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错误的。“理论观点”的真伪是核心，这用简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对立逻辑形式是分不清的。如作者借用：“有西方学者写过《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的题目，想来说明：“一个常见的思想现象：无产阶级或者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批判的各种左翼人士，通常是在“不自由的语境”中间展开思想的，常常在不自觉中间就已经受到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统治地位的规制。”《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根本就不是“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统治地位的规制”，而是无产阶级弱势群体，需要“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的纪律，来冲破“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统治地位的规制”，即“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列宁选集》第4卷P135)。作为极严格的纪律约束，当然是“不自由结构”。无产阶级左翼人士“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批判”，难道不是为了冲破，资产阶级“不自由的语境”的思想牢笼吗?毛主席在战争时期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要夺取战争的主导权，并不是“借此”。而你的“而真正的主导权产生，则要走出别人营造的精神统治状态而别出新章。”看似正确，因为隐藏在毛泽东观点背后的“借此”上，具有否定毛泽东观点的意味，所以是错误观点。如果是正确的认识：那么就应该讲：毛主席在战争时期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夺取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要走出别人营造的精神统治状态而别出新章。”不是吗?

　　“改开早期”的表现，根本就不是要对马列主义“照着讲”，即使马列主义存在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观点，但是马列主义主要观点是正确的。“照着讲”怎么会产生非马列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呢?“改开”完全是歪曲马列主义“接着讲”的错误。按照于光远等人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绝对不会有资产阶级”的观点，“改开”为什么会“毫不动摇”发展“私有制经济”呢?于光远等人观点歪曲马列主义“照着讲”的形式本质，就是否定毛泽东主义“接着讲”的内容。

　　作者提出：“为什么很容易陷入‘照着讲’的境地”的问题。仍然是混淆主体内容错误运用逻辑形式的认识。左翼网友中间出现按照马列毛主义观点“照着讲”的热情，这明明是突破官学“规定好的方式来揭穿他造假”，怎么会是“这样一种跟着官学走的理论姿态”，“以对手规定好的方式”呢?请问官学“规定好的方式”，是按照马列毛主义观点“照着讲”吗?作者以“文化资本决定论”思想观点，指责“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很难消停，原因也在此处”。“文化资本决定论”思想，是指脱离实际的“空头概念”，这并不是“左翼内部的口水战”、“是非之争”的原因。请问你承认不承认“路线决定一切”?你不得不承认：“怎么找到某种方式还能够有落实的可能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核心问题和理论的第一任务。”“左翼内部的口水战”，确是存在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但是主流本质正是：核心问题和理论的“是非之争”。你认为“左翼内部的口水战”都是“不必要的争执”吗?左翼内部人员政治觉悟与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同，自然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口水战”。既然作者知道：“其实，创造新世界的力量永远是从学徒工水准出发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那么为什么会“自以为高明”的指责：很多左翼人员总结经验呢?面对这种情况，你只有讲清道理，才能够说服人们，不是吗?最典型的就是：“除非你已经学会了游泳否则千万别下水”这句话。请问你是如何学会游泳的，不是下水学会的吗?难道你是在地上学会游泳，才下水的吗?“从聚集新世界的创造力量出发的理论追求，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可惜作者没有讲出来“理论追求”的是什么。

　　作者在讨论：“实践的偏差是否可以通过预先的理想设计来避免”的问题时，认为：“就过去的经验而言，多数问题和偏差其实不是因为认识不足导致的实践错失，而是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不当竞争引发的。”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请问哪一个错误实践不是错误认识引发的?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不当竞争，正是错误认识引发的，如果没有错误认识，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不当竞争，从哪里来呢?现实正确的行动，是“正确理论”的表现，错误的行动，是“错误理论”的表现。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意识与行动”的关系，即割裂“意识与行动”的关系，就会陷入“自我矛盾”，哪一个更重要的“伪命题中”，而走不出来。如作者认为“理论的重点首先是现实社会中间人们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看待自身体验的方式，要对这两个方面产生引导作用，才能够完成理论的实践任务——帮助形成共识与合力。确立了理论的首要任务，由此也决定了理论面向和采取的方式方法问题——群众的生存体验及其理解体验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理论认知观点”与“实践认知方式”，是紧密依赖的关系，“理论认知观点”是“实践认知方式”的结果;“实践认知方式”是产生“理论认知观点”的途径。也就是：理论观点是“群众的生存体验”，“群众的体验方式”是产生理论观点的途径。当作者把这两者看成割裂的对立关系，就表现为“群众生存体验与理解体验的方式”模糊不清的观点。请问“理解体验的方式”，是“群众的生存体验”呢?还是“群众的体验方式”呢?

　　作者引用葛兰西的观点后讲“而且，揭示剥削和压迫的老理论，原本就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肯定是需要的，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去进行再宣传，相比较而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该投入寻找激活民众生存体验的理论方法上。”、“问题现在反而空前集中于：如何找到有效的方式集结起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并且在合理的场域开展有效的斗争。”因为在你主要追求的“有效方式”中，没有“核心主体正确理论的内容”，所谓的“有效斗争方式”，也只是空洞的概念而已。你可以把“寻找激活民众生存体验的理论方法”讲清楚吗?你讲不清楚，却用寻找“有效方式”的说辞，来贬低“揭示剥削和压迫的老理论”的作用，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这只能起到消极的作用。并想找到“合理的场域开展有效的斗争”，现实左翼的斗争，就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有效斗争方式”，这正是“民众生存体验的”的结果。从“改开初期”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到现在反对或质疑“改开”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左翼民众被“激活”了吗?

　　你想找到“合理的场域开展有效的斗争”，也有一些左翼人员想“以合理的方式”展开斗争，这只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已。“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从来就不是“合法”的。因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本质，是为社会大多数人谋得利益。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社会的“皇权所有制”，不符合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法律条程”;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条文”;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法律法规”，能够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自然就不会反对。现实也没有人敢说目前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是完善的，不需要创新发展。人民群众反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某些“法律法规”，就是社会“创新发展进步”的表现，也就是“违反部分法规的行为”。人民群众不反对和遵守的某些“法律法规”，在社会现实中，一定是“对错误的政治行为”不能起到主要作用。一些“形而上学官僚、学者”披着合法的外衣，制定了某些“法律法规”，不能很好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社会政治错误行为的结果”，所以人民群众起来反对与质疑。如《宪法》中规定了“邓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即使形而上学“政治错误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如“改革开放”，修改毛泽东时代的《宪法》，这合法吗?又如《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那么“改革(消弱)公有制经济”，混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性质与界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的违宪行为吗?

　　社会的“法律法规”，只是现阶段大多数人们政治觉悟与道德品德认识的产物，社会主导力量为了便于社会管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以此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发展时代进步，随着人们的政治觉悟与道德品德不断提高，物质的条件不断丰富，社会“法律法规”必然不断被“打破创新”。因为代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方向的社会精神文明，即社会优秀的“道德品德”，如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观点，“雷锋”精神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与行为，是少数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觉悟与行为”，社会只能提倡，而不能作为“法律规定”，要求社会全体人民群众，都是“雷锋”那样的人。如果社会“法律法规”“十全十美”，能够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那么就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了。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即维护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政治觉悟高”的少数人、“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必然表现为“违反不合理法规”的行为。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观点，就是古人“反者道之动”辩证运动原理的真谛。

　　葛兰西虽然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国际共运的活动家”，但是葛兰西的政治成就与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相比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葛兰西认为：“为了成功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在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和行动，即必须为一般群众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一整套原理或学术大纲。”世界观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根本核心，而所谓“一整套原理或学术大纲。”只是世界观在不同领域的表现而已，两者是属种关系，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葛兰西对党在社会变革的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作用作出区分。在外在机遇起作用的时期，党是通过军事对抗去追求政治目标的实现，在这个时期，党的作用是‘现代君主’;而在内在机制起作用的时期，党是要努力巩固它对道德、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个时期，党的作用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外在机遇时期”与“内在机制时期”党的作用的观点，根本就不能反映社会变革的问题。对外的军事对抗，不能反映内部的社会变革;内部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反映对外的军事对抗。党的作用在对外军事对抗与对内社会变革，领导作用是相同的，只是“斗争作用”的“对立对象”不同而已。对外军事对抗维护政权的存在，“对立对象”：是外部入侵的敌手;对内社会变革，要“巩固它对道德、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对立对象”：是社会内部危害或者是不赞成“巩固它对道德、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的势力，两者党领导作用是相同的，都需要进行“斗争”，只是“斗争对象不同、斗争方式不同”而已。用“内外不同”两个时期的表现，把党的作用分为‘现代君主’与‘集体的知识分子’是形而上学观点的表现。请问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君主’，不教育人民?不压制内部反对势力?哪一个国家的“集体的知识分子”，不反对外部入侵的敌手?不反对社会内部的错误观点?无论怎么说，葛兰西作为“国际共运的斗士”并没有直接说出：“在被统治阶级中间的接受和认可的状况”下，发挥党的作用。而作者认为。“即便是要揭穿官学的学官言论，也要从接受者如何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入手，而不是简单跟随官学的调子跑。”有错误观点的人，制定错误规则，造成错误的社会行为，按照错误规则，想改变错误的社会行为，岂不是缘木求鱼?你可以找到官学即接受，又不“跟随官学调子跑”的方法吗?

　　作者在“‘接着讲’与意识形态阵地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中，讲到：“不可逆在于：人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此笼罩之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都有了确定的标准，官权力只能够个别地打击个人，但是改变不了大方向。”又是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如果右派“他们打赢了之后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么左翼斗争的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客观规律会按照错误观点“不可逆”吗?你这里的“官权力只能够个别地打击个人，但是改变不了大方向。”恐怕是指左翼人员斗争的言行吧。官权力需要改变大方向吗?想要改变“改开大方向”的人，难道不是少数左翼吗?

　　文中称“有些左翼在这方面很幼稚”，“左翼网友经常有人争论这样的问题，依据某个什么样的事实，可以识别出某个高官怎么样，这都是奠基于一种完全虚假的假定——个人能够完全超越于统治结构的规制而独立地采取行动，因此根据某个人做了或者说了什么就可以认定此人是怎么想的或者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个认识背后的方法论假设是：现象精确地反应本质。”人们认识事物本质，难道不是通过现象来认识的吗?如果不是，请问“本质是怎么认识的”?事物表象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形式，至于认识现象能否“精确地反映本质”，则决定于人们是否掌握毛泽东的哲学观点。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可以通过现象，“精准认识本质”，否则则很难做到。

　　文中称：毛主席曾评说苏联夺取政权前后的理论文章，列宁的文风远好于斯大林的文风，掌握政权以后就坐在山上“捡起石头打人”少做了许多加强说服力的工作，而列宁则始终要对不觉悟者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强调文章的交心和说服力，这个可以称之为“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这又是混淆核心内容、逻辑形式推理的错误，掌握政权以后就坐在山上“捡起石头打人”，这是“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而列宁“对不觉悟者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强调文章的交心和说服力”，根本就不是“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而是“强势地位的正确逻辑自觉”的选择。作者“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观点的逻辑推理形式，完全是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张冠李戴”。因为无论是“强势地位”，还是“弱势地位”，其中理论观点与现实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弱地位”完全不同。理论观点占有“强势地位”或处于“弱势地位”，与现实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势”或处于“弱势”各有两种表现。理论观点占有“强势地位”，可能现实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势”，也可能是处于“弱势”;理论观点处于“弱势地位”，可能现实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势”，也可能是处于“弱势”。只有错误理论观点处于“弱势地位”，讲理讲不过人家，才会利用占有社会资源的所谓“强势”来压制或排除讲理的人，然而这不是“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而是“弱势地位的错误逻辑自觉”，“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是服从说理的“强势地位”;如果正确理论观点占有“强势地位”，通过讲理说服人们，还需要处于“弱势地位”的“捡起石头打人”吗?如果用毛泽东《矛盾论》的哲学观点就更容易辨识这个问题了：“捡起石头打人”是对立矛盾的逻辑关系;“以理服人”是非对立矛盾的逻辑关系，两者矛盾性质不同，解决问题(矛盾)方法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作者认为：“今天左翼内部的口水战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争执起源于：有些人总想要以执法长老的强势发言，动不动就要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这是弱势地位条件下的“棍子手”手法：试图以扣帽子等打压手段来加强理论的干涉能力或者统一思想。”列宁在《取消取消主义》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管是在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间，整个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些派别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P259)“党内的意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共同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P263)。因为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各种色彩的“同路人”。“左翼”只是具有政治倾向的群众性组织，数量不多，而且存在各种色彩的“同路人”。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大部分是因为政治识别能力不同的“是非之争”(详见笔者《关于“左翼”斗争分歧的原因》一文)，而“有些人总想要以执法长老的强势发言，动不动就要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只是少数。即便是“要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这是“黑白分明”对立矛盾的选择。也只有看到这些“左翼教籍”言行表现，才可以辨识与定性。没有阐明这些“左翼教籍”言行表现的事实，单就“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在理论上泛泛而言，贬低为“这是弱势地位条件下的‘棍子手’手法”。请问左翼人群中不存在各种色彩的“内奸”吗?革命队伍不需要清除“内奸”吗?清除“内奸”不就是“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吗?因为你隐去了“这些‘左翼教籍’言行表现”的事实，所以用“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的形式，并不能分清：革命队伍清除“内奸”的正确行为，与少数“执法长老”利用“棍子手”手法排除异己的错误行为。你把“左翼内部的口水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少数“执法长老”的错误行为，而忽视与排除“左翼内部人员”政治识别能力不同的主要原因，这不是用次要矛盾否定主要矛盾“以偏概全”的观点吗?左翼内部“口水战”主要方面的“是非之争”，是提高人们政治觉悟的途径，这由左翼队伍不断扩大的事实与内部“口水战”的内容深化升级而支撑，不是吗?

　　作者不看社会现实“毛泽东回归人间”，左翼队伍不断扩大的事实，过多的指责左翼网友，“意识形态接受机制未能得到左翼网友的起码重视”，“不承认官学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际存在”，“这种官学领导权是如何确立并对很多地底层和中间层民众前期到思想改造作用的，左翼网友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盲区，同时也导致意识形态战斗的盲目性”，“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就已经引入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棍子手”手法”，“接近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左翼网友的理论工作，尚未接近真正的大门”等等;“睿智”的提出：“需要各种非常节约的策略去追求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实现最基本的转型：关注各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如何被受众接受的内在机制，并就此展开针对性的工作以资挽回。”;因此提出：这种状况到底是“人民不行”还是“左翼不行”的伪命题。

　　这些指责都是不正确的，“改开得以实行”，是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没有掌握毛泽东主义，政治觉悟不高;相信“改开”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跟随“改开”实践，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人们自然会觉醒，实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懂得，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们认识与觉醒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即使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认识与觉醒，主要是社会主导力量的“主流”，但是应该相信这种状态是会被改变的，因为无人能够按照错误理论一直走下去，违反辩证法必然走向反面。在此应该特别提出，“改开早期”的反对者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现实左翼斗争的意义在于促使更多人的觉悟，更多的人觉悟，才能够改变社会发展的错误方向。“改开”已近四十年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强大的势力，少数左翼具有政治倾向的群众性组织，数量不多，靠这种力量，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发展的错误方向，但是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左翼人员的斗争，使得左翼队伍不断壮大，即使社会主导力量内部也会发生变化，如总书记讲“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明确提出“讲政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唐越道路”的讨论等等，不看社会主导力量内部的变化，不看左翼主流发挥作用的效果，企求“睿智”的找到策略，什么策略呢?文中认为：“而一切追求效果的逻辑都指向受众的思想状况，与此相反的选择是从左翼思想者自身的兴趣出发或者从官学的直接刺激给出条件反射。”请问“受众的思想状况”是什么?可以讲清楚吗?“自身的兴趣”、“官学的直接刺激给出条件反射”，不正是产生人们“受众的思想状况”的途径与方式吗?两者怎么会是“相反的选择”呢?现实应该是“人民也行”，“左翼也行”，只是都需要“在斗争中成长”，它体现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之中，必须用毛泽东主义，“通过事物表现来抽象认识本质”的方法来认识与理解。

　　作者好心提出一个建议：“从夺取革命史和国史的解释权入手，然后吸取最有利于激活人们生存体验的中层理论资源，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在中国是最大的。”作者是否想过“狼牙山五壮士”的诉讼案;是否想过《国家英烈荣誉保护法》立法的艰难，现实意识形态左翼组织都很少，怎么“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呢?毛泽东讲“造反有理”，不夺权，或者说不清除“形而上学主流”，可以“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吗?左翼斗争意义，就在于唤醒民众，促使斗争形势的转化。

　　文中讲“在毛主席革命时代，是先着手组织建党，然后等条件成熟时期转入思想建党(最典型的是延安整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建党初期是先有思想建党，然后才有组织建党;毛泽东革命时代，也是先思想建党，然后才有组织建党。“延安整风”是又一次思想建党，并不是先有组织再建党，延安组织是党在成长的过程，如果认为延安组织是先建的，那么请问延安组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又是“割裂思想建党与组织建党密切关系”的观点。文中认为：“今天没有那样的条件，需要把顺序倒过来，先进行思想建设，然后才有可能转入组织工作(例如党禁开放，按照目前的趋势很有可能出现)。”党禁开放?那就是“多党制”，这种观点要不得。

　　作者据此逻辑认为“另外，在真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道路和方向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就不要奢望在左翼内部进行思想整风了。”这又是混淆对立矛盾与非对立矛盾关系的观点，“真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道路和方向”，只有反抗现实斗争的一条路，左翼内部大多数人员斗争的表现，就是不赞成“形而上学主流”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对此左翼大多数人是认可的，不能统一的“认识”，根本就不是争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老田曾经批评过“不到延安就整风”的急躁情绪”，是没有道理的，任何时候“党内的思想斗争，都是政治觉悟提高的方法”。只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整风，与对外“斗争的对象”不同，一个是非对立矛盾，一个是对立矛盾，混淆在一起，就把“是非关系”搞乱了。相对而言，左翼内部大多数人员与“形而上学主流”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对立矛盾关系;左翼内部的一些分歧，是非对立矛盾关系，这些分歧，并不能改变左翼内部大多数人员，反对“形而上学主流”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攻方向”，其中的是非关系是不能混淆的。如果左翼内部的分歧都是对立矛盾关系，早就“分崩离析”了。

　　作者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做出“目前，在左翼网友的争论中间，很少见到深度批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共同的范式约束，每个人的思考模式和路径大相径庭，思想碰撞都属于外部碰撞和浅度批评，导致意气之争多过学术和思想的良性争论。”的结论。这完全是不懂生活中的辩证法原理，无论什么理论，从来就是知之高深者少，而知之不多与不懂者多，就像人们政治识别能力强的总是少数，政治识别能力弱的总是多数，即使商品、文艺作品等也是“高精尖”的少，普通“大众化”的多。这是社会正常存在的现象，“阶级斗争”的政治行为也是如此表现，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就是在这样状态下发展的，就看你如何认识与理解了。作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希望找到“较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按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重新在别处开辟出理论战场，找一个让他们的强势和优势大大贬值的场域?这个主观愿望虽好，但是你并不能讲清楚什么是“较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形而上学主流”理论观点的缺陷，就是“较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虽然这从“理论上和逻辑上都容易驳倒”，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是如此认识的，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有如此认识，“改开的错误路线”早就纠正了。“理论的正确，并不能解决群众觉悟实践发挥作用的问题”，就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避实就虚，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策略，要害是“消灭敌人”。你想“重新在别处开辟出理论战场，找一个让他们的强势和优势大大贬值的场域”，请问“重新开辟出理论战场”，有没有“要消灭的斗争对象”呢?没有对手，是要“开辟的理论战场”吗?再请问，“他们的强势和优势大大贬值的场域”，难道不是在人民群众中吗?现实左翼的斗争，根本无法摆脱“形而上学主流”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势限制”，这是左翼斗争的常态，如同“人间正道是沧桑”道理。如果你的策略重心，放在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何集中力量，批判“形而上学主流”错误，如何通过“说理”，帮助大多数人提高政治识别能力等方面，就好了。笔者很赞赏“老田”在“澄清文革事实”方面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有缺点”。观点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多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与推理问题，很容易忽视“世界观”的“主体内容认识”。西方哲学大都是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认识学说，远不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如“老田还有一个看法，马列那种突出宏观概念框架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十九世纪的话语策略——需要在尽可能少的概念关系层次上就总体状况给出诊断，今天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大学生，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话语，对于今天的受众来说那种话语策略过时了，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请各位批评。”这个观点存在的问题就是：马列主义总体状况的“诊断”，早已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吗?现实你只有认可不认可的选择;马列主义是要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主义(详见笔者《马克思主义必然升华为毛泽东主义》、《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两文)，“今天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大学生，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话语，对于今天的受众来说那种话语策略过时了”。马列主义有些观点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分析与判断，历史上人事物已经过去了，这些观点自然“过时了”，但是马列主义的阶级立场与主要核心观点，并没有过时，不能区分这些观点的是非，笼统讲“那种话语策略过时了”，就会起到否定马列主义的作用。今天的大学生，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话语，是因为形而上学“修正主义”，推行“错误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左翼斗争的意义，正是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不能因为这种“强势的氛围”，而改变对马列毛主义的认识。如果不能对马列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主义，总想在“方法”与“策略”方面找出路，那只能跟着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转了，或者是翻出中国“旧传统文化”来主导社会发展了。

　　附录中:曾经有人批评老田是“红道洗白”，老田认为，“从争取群众看，红道的道理确实需要用白道的语言来讲出来。”革命道路永远是红色的，永远也不能“洗白”。用群众容易接受的话语，来争取群众，根本就不是“白话”，而是简单朴实的“红话”，“红道”与“白道”两个话语体系完全不同，借助“白道的语言”来争取群众，只能是错误观点的表现，而且永远也不能用来争取群众。虽然人民群众中政治觉悟与识别能力不同，但是人民群众中“藏龙卧虎”，无论是什么“理论权威”、“执法长老”，只要讲出观点，必然有左翼人员的评判，只是在众多不同的评判中，需要“理论权威”、“执法长老”自己来认识。毛泽东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共勉。

　　文中认为：“左翼内部很多人的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包括老田自己，这个问题目前解决不了。动不动要就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状况，做一个表态和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被这个问题意识充塞之后，很容易犯下左派幼稚病，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很容易产生两个策略：一个是右倾的取消主义——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你还能够怎么办呢?第二个是不妥协的唇枪舌剑(实际上也不容许你真个拿真枪上战场的)。”

　　对“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状况”，做一个表态和判断，怎么会没有意义呢?这是阶级(政治)立场的表现，犯下“左派幼稚病”，是认识观点的问题，而不是阶级(政治)立场“表态”的问题。“右倾的取消主义——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你还能够怎么办呢，”这是“屈服现实、取消行动”的右倾投降观点，这不是“左派幼稚病”。第二个是不妥协的唇枪舌剑，是正确的斗争方式与道路，而不是“左派幼稚病”。“为了实现态度和立场的彻底正确，实际上是以抛弃一切策略为代价的，要求淘汰一切不纯粹的策略性，导致一种无策略的盲目战斗，”这才是“取消主义”与盲动的“左派幼稚病”。克服“左派幼稚病”，关键在于你把道理讲清楚，这是左翼内部策略的选择问题，与对“右派”不妥协的唇枪舌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没有正确认识“左中右”的问题，把它混淆了。

　　文中“对于左翼内部思想的某种一致，”老田认为：“至少需要这样的先决条件：一是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并得到民众和左翼圈子的相当认可之后，二是社会实践的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需要采取有组织批判行动的时机。”这是颠倒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错误观点。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是左翼斗争的结果，并不能作为“先决条件”，左翼不断斗争，才是“先决条件”，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认识。“社会实践的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你认为的“社会实践的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归属左翼吗?没有斗争，这种“临界点”的局面，永远也不会出现。出现的只能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另一种临界点”结果。现实左翼斗争的作用与意义，正是为了促进党内斗争的转化，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避免“另一种临界点”的出现。左翼人员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私有制”，压迫与剥削人们的阶级斗争行为，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回归人间”，左翼网站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壮大，社会主导力量发生变化，正是因为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因。左翼政治斗争言论与行为的表现，是现实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吗?很多人习惯以“错误路线”是否得到纠正，来评价左翼斗争的表现，或者是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结果，来否定或指责当前左翼“不同认识的争论”，或者是指责左翼没有领军人物等等，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现实斗争形势的发展，左翼力量不断壮大，社会主导力量发生变化，包括“形而上学主流”变换手法，这才是左翼现实行动所要关注的核心。

　　笔者很赞成“老田”讲的：“中国的左翼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和文革，这对打赢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役有很大的帮助。”只是占据社会主导权的大部分“形而上学主流”，与社会上很多人，对“文革”的政治意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左翼政治斗争的任务，正是要把这个道理耐心细致地讲清楚。左翼斗争争论的本质，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形而上学的“修正主义”改变了，如果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那么就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所以左翼斗争具有十分重大与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或许理论道理很容易讲清楚，但是要社会绝大多数人接受正确的理论观点，改变错误的理论观点，却极其艰难，左翼的政治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共同努力吧。

　　欢迎批评质询。

　　2017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