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重庆特警助农民工讨薪重返社会主义正途

重庆特警助农民工讨薪重返社会主义正途　　

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府镇压讨薪工人、农民工有理，但是重庆重新告诉中国人：政府支持讨薪工人、农民工维护正当权益有理。　　

五月在历史上总是躁动的季节，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期，五月的节日总是出奇地多，包括我们熟悉的国耻日。大约是因为惊蛰已过，春雷轰鸣，春雨润泽，虫儿、鸟儿、潘多拉的盒子、魔界的大门、星火的点燃都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将热未热的时令跑出来、飞出来、打开来、推开来、点亮来。到了建国后，五月的节日也不少，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马克思诞辰纪念日，连西方的母亲节也凑到了这个月份。这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名目，都渗透着一个永恒性的真理：将劳动者看成人，将青年看成人，将劳动母亲看成人，纪念为劳动者维护权益和争夺话语权的人。很显然，人类社会在整个二十世纪社会关系上取得的最大进步，就是明白地告诉全社会：如果要讲人权，劳动者的人权应当在首要的地位；这只是一个接近三民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更高要求显然是劳动者不仅要成为“人”，还要当家做主。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接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在中国仍然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就是这个史无前例（身处二十一世纪，标准却低到1848年）的最低标准：将劳动者至少看成人，也就是最低的孙文式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却在中国表现得冰火两重天。在重庆，武装的特警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而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特警打压讨薪工人的运动正在“潇洒走多回”，连境外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

一、 资本和黑社会的同盟正在将工人拖向奴隶，而国家政权的所作所为正在考验它自己的基本性质　　

重庆武装的特警协助表明这样的一个希望：在九百六十万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仍然有一处地方的国家政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厉打击包工头的黑社会化。这也说明，即便是在重庆这样唱红打黑的希望之地，仍然有包工头雇佣黑保安，形成白白掠夺工人的“类似奴隶劳动”，说明在中国的各地，资本集团已经猖狂到什么地步：别说是把劳动者放在主人翁地位了，连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规矩都不讲了——只干活，不给钱，试图实行资本+黑社会的奴隶化劳动，这已经不单纯是雇佣制度的剥削了，而是奴隶制度赤裸裸的掠夺和攫取了。这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和封建贵族结成同盟的“圈地运动”噬血时期才出现的现象，但是它居然出现在“南方讲话”的最前沿：广东省，以及全国各地除重庆以外的几乎全部地方。

这样的一个事态，使我们不得不发出呼吁：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创造人类社会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应当拥有绝对的最高尊严。

资本和黑社会的同盟正在将工人拖向奴隶，而国家政权的所作所为正在考验它自己的基本性质，在某些地区，维护稳定成了协助资本家打击劳动者的遮羞布，而国家机器也往往成了打手的武器，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

重庆，经受住了这个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事关中国共产党是否还有希望的重大考验，是完全符合宪法，符合法律（打击黑社会），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

二、在公共权力拒绝勾结的状态下，资本正在建立自己的准军事武装　　

我们看到，在重庆武装的特警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事件里，包工头使用的是黑保安，在这里，资本的黑社会化趋势正在走向公开化、加速化。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每个合法公民的生命，是国家公器的基本职责。但是资本有着自己的原罪，而且多数的犯罪“正在进行时”，否则不会毒奶粉成痼疾、矿难成家常、没有放心食品、没有放心的环境、没有放心的服务了。资本自己营造的黄毒赌环境，正在侵蚀自身，激化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它们不仅使自己为整个阶级成员营造的恶劣环境所绑架，还增加了安全成本。社会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依靠恶环境生存，但是进一步恶化生存环境。这已经成为了资本的黑洞和进一步走向法西斯化的逻辑路径。很显然，资本通过侵蚀国家政权，包括在政协上发表公开言论，表明他们对政权资本法西斯化的诉求是何其强烈。如果国家机器不能保护“犯罪收入”，那么资本就会铤而走险，试图建立自己的黑武装。如果这种黑武装在某些地区得到政府暴力机器的配合、合作、勾结，那么一个地方政府的军阀化就在事实上已经成立了。重庆之所以出现了包工头自己雇佣黑保安，正说明地方政府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唱红打黑下，已经和黑社会、资本脱离了以前的合作关系，而真正成为管理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劳动一天给一天工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工人的最低口号，这个最低口号为马克思所批判，并认为这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的纲领。但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居然“劳动一天给一天工资”都不能做到，而是“劳动一年不给一分工资”，不仅如此，还雇佣保安“用暴力保障不给一分钱”，这那里是市场经济，而是奴隶经济，甚至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资本试图自己组建警察力量保障自身安全的非法设置地方执法机构的大是大非问题。

三、重庆成为党重返社会主义、挽回民心的希望之地　　

1、劳动者拥有最高尊严天经地义　　

重庆武装的特警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表明在重庆，这样的一个时代正在走向破灭：资本家与权力结盟高高在上，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搞“和谐”，在如何避免对工人涸泽而渔的问题上搞“科学发展”。这种和资本搞同盟、搞和谐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正在走向破产。历史正在扭转过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创造人类社会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应当拥有绝对的最高尊严。但是这个希望，目前只出现在重庆。但是星星之光，一旦点燃，必然照亮中国大地。如果党内的健康力量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时机，那么在未来遭遇茉莉花革命、遭遇暴力流血或内战的时刻，他们会流下悔恨的泪水：曾经有一个希望，我没有抓住；当我失去，我才追悔莫及。但是历史已经不能再给任何机会。

2、阶级矛盾必须使国家机器保护弱者，否则中国无须和西方比，连第三世界尚且不如　　

劳资矛盾激化的根本，是本来应当维护弱势阶级的国家公器，不仅没有能够起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调和矛盾的作用（连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还不如！！），反而成了资本家的“乏走狗”。调和矛盾的欺骗性在于“劳资调解机构”的主导思维仍然是不撼动资本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局，乞求资本阶级稍微地把束缚在工人头上的绳索放松一点，甚至使用工人、资本家互相依存、双赢的现代理论进行仔细的广告式包装，无非是告戒资本家：不要剥削的太狠。

使用劝说、调解、教育等软策略来达到目的，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或者是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下对付少数还有转化希望的顽固分子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于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格局下，无异于在五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里劝说屠夫们放弃武器，立地成佛。从纵容、绥靖、宽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榨，必然走向联合、同盟、家丁-主人，当黑红金结合为一体，中国的拉美化命运就到来了。重庆，正在逆这个方向而动，当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保护强者，当国家的一些劳动调解机构徒有虚名，重庆市委、重庆政府、重庆的暴力机关，正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站在资本的立场上镇压劳动阶级的立场，重新返回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正轨上来。一些学者号称法学专家，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当他们攻击现行法律执行力差的情况下，却让重庆遵守在他们眼睛里不符合西方典范的程序性条文，无异于给劳的维护者加上紧箍咒，纵容黑社会，宽宥暴力犯罪。

3、重庆说明：如果重庆模式在全国能够推广——党脱离资本，我看行；党避免苏共命运，我看能。　　

重庆的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它能够自我纠错，能够力挽狂澜，只要它有这个决心，它就有这个能力。如果重庆模式在全国能够推广，将是党重返正途的入口，将为人类开创出新的、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模式，也将成为大国崛起的新样本，为世界树立典范。　　

解铃还须系铃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国家发生、发展、保护、纵容、利用了资本，资本的起源正是工人贵族、知识分子的右派和官僚干部，反过来资本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国家和党；这些人以自己私利绑架了党，还有一些人真诚地希望利用资本补充生产力革命力量的不足，但是资本和权力资本化正在侵蚀党本身，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无法合拢。资本贪欲的驱动使好大喜功的官僚急切地寻求最大程度上开发资本的潜力，从而无限地扩张资本侵略的边界；党一旦将资本利润作为政党合法性（而不是制度和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就意味着必然从社会公正、进步领域步步后退；当然资本和权力短暂的联盟可能是两个结局：资本消灭共产党自身，即以短暂结盟为开始，以共产党的最后被消灭为归宿；而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把资本重新锁在笼子里，最终达到共产党消灭资本，这一点正在重庆实践，并将获得历史的声誉。　　

    四、重庆和广东的分野意味着中国政治已经分裂　　

在重庆，武装的特警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而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特警打压讨薪工人，多地都发生了工人、农民工、访民抗暴的活动，中国大地的阶级矛盾，正在四处燃烧。重庆获得了民心，而广东等地正在失去民心。那些资本主义复兴最早的地区，正是社会主义复兴最为困难的地区。共产党培养的首批改革开放的样板地区，正在成为吞噬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猛烈的区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通过阶级矛盾来颠覆党对中国的领导、推翻中央政府、搞乱中国、分裂中国，是西方精英借力用力、用工人的力量实现自身罪恶目的的重要凭据和理念。但是如果工人不抗争，资本就会越来越嚣张，这是一个历史的困境。在“工人无祖国”理念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应当和西方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各国反动势力，从而避免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但是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下，中国工人阶级恰恰没有西方工人阶级的配合，因此工人的抗争很容易被右翼民主主义势力领导并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干涉。因此，工人的抗争必须有正确的目标，有正确的领导，同时工人必须牢记，在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各国工人没有联合起来，但是各国资本家却联合为坚强联盟的时代，工人必须心怀祖国。在列宁时代，是变国际战争为国内革命，而在二十一世纪，必须变国内革命为国际战争和国际革命，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重庆和广东的分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中国政治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有西化势力，但是也有习近平、吴邦国、薄熙来等对抗演变的健康力量。有这样一批健康力量的存在，党重新回到劳动阶级立场上来，是很有希望的。重庆政府的举动是立夏时节中国大地上的一声惊雷，这声雷告诉人们：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革，而且必须继续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是向着改变强权至上、私权至上的方向进发，改变药家鑫背后的势力建立强权秩序的企图，改变国有企业改革确认瓜分权、改变跨国公司确认对民族产业控制权合法性、改变黑黄毒赌对中国社会生态的恶化；而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改革，都需要摈弃强权身份、资本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府镇压讨薪工人、农民工无理，但是重庆重新告诉中国人：政府支持讨薪工人、农民工维护正当权益有理。退一万步讲，这不仅是遵守社会主义和党的基本政治信誉，符合宪法、符合法律，更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2011-5-7　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