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光辉典范

　　上篇(建国前篇)

　　序言：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尤其是近期要求全体党员“两学一做”，中央各大媒体也罕见的宣传了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让许多党员干部又找出那曾被遗忘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是谁?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想那少不更事的学生时代，虽有学习毛主席语录，但一知半解。至今依然还记得一些毛主席语录，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标语口号，那是在学校出大黑板报留下的记忆，那时大黑板报的设计，头版总是写着《毛主席语录》，而版面最后，我总是喜欢再写上一句毛主席的语录，谓之：前有语录领路，后有语录压阵，也总是能得到老师和同学赞美的。已近耳顺之年，回首往事，感概万千，思绪随着历史的变迁，寻找那曾经失去的美好。一日整理“无为书斋”的书籍，在大几千册书籍中，有毛泽东方面的书籍几百册，尤其是一套1966年繁体竖字版《毛泽东选集》很是喜欢，一阵欣喜后醒悟，我是在整理书房吗?分明是在打开心中那已尘封许久的红色记忆，是在寻找那解决心中困惑和不解的真理，一个声音在心中响起、在耳边回荡一一毛主席万岁。从此，读毛主席的书就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最爱。我曾与朋友誓言：近耳顺之年，才幡然醒悟。概而言之，前半生为了职业生涯而努力，后半生要为捍卫真理、传承毛泽东思想而奋斗!在书房也挂起了一幅书法作品：左手毛选，读来心潮澎湃;右手瀚墨，挥洒心静如水。算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吧。今天此篇拙作，是读毛主席的书的心得体会，共分上(建国前篇)、中(改开前篇)、下(改开后篇)三篇，酌情再撰写一个续篇(习时代篇)。已此来纪念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

　　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及内容，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一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那么，党章总纲中如此规定和刘少奇报告中如此定义说的是什么呢?它说明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是以党章的形式明确提出来的，也是以党的法规、法律形式规定了共产党人必须要学习和贯彻落实的;说明了我们的党在不断探索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在不断地寻找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艰难的成长中，终于走向了成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就是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百炼成钢地锻练出来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尤其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更要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考验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思想是建党以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最完美、最深刻、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它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检验出来的真理，这个真理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党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实践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带领着我们党，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从胜利中走向胜利，直到今天，从胜利中走向未来。正如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社论中总结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

　　一、从接受马克思的主张，到成为一个为信仰奋斗的革命者。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自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又进一步的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开始用心阅读李大钊等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至此，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

　　那么，这一时期影响有多大呢?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撰写的《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接起前一天晩上中断的故事的线索说下去：“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由此可见，这一刻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党的创史人;同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一一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随后，又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省委一一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今天，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就是表现毛泽东在1921年秋，到安源煤矿组织工人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曾回忆的说到：“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一一我那时是书记一一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初步探索，并已经遵循着这样一条革命的基本原则一一中国革命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在革命实践中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英明的领袖气质;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成为了我们党早期最忠诚、最积极、最坚定、最勇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者和革命者;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已经成为了最优秀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

　　二、建党初期的理论，就具有时代思想的穿透力。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党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方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在大革命的大潮中发出的呐喊。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与国民党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党内有两种倾向，一是只要联合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二是只搞工人运动、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1926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一文，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明确划分了敌、我、友，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所在“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科学的阐述了如何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简而释之，就是朋友、敌人是谁?你还没有搞清楚，你打谁?你能打谁?你又能革谁的命呢?但是，或因毛泽东“位卑言轻”，或因其思想“曲高和寡”，这样有创造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论断并未被党所接受和釆纳。我们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

　　“农民好的很”的事实与“农民糟的很”的议论。这是国共两党合作以来，双方争论的热点，也是党内分歧的焦点，事关共产党领导权的问题一一农民参与革命问题。毛泽东早在1923年广州中共三大会议上就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研究探讨农民运动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广大的农民。⋯⋯，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中共极大的贡献”。对毛泽东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在当时共产党内，乃至国民党内都是形成共识的。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6年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对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作了如下报道：“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湖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在演讲中又提出了新的论断：“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直到1927年3月，发表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好得很”，批驳了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谰言，提出了一个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一个论断“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一个理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而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这样一个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伟大理论，却遗憾的被中央高层所抛弃，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关于“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中央没有加以讨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词《菩萨蛮·黄鹤楼》)，毛泽东这个“农民运动的王”(瞿秋白称)，对“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词自注)的寓情于景式的感叹。由于我们党未接受这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导致了我们党在面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疯狂地屠杀工农群众的时候，不能组织人民进行有效的抵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也就随之被破坏了。

　　三、大革命的失败，逼着无产者“上山”闹革命。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建立了反革命独裁统治，可谓：一统天下。腥风血雨笼罩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革命何处去?在此危难之际，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年谱》)，这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毛泽东，挽救中国革命的又一精辟论断，由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随后，那个“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年谱》)的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词《西江月·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看着起义胜利的部队，向旧世界发出的又一声呐喊。至此，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红色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2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时，告诫全党同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胜利者让全党同志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井岗山根据地的建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正是由于这“一小块”星星之火和敌人的“重重包围、残酷会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毛泽东词《西江月·井岗山》)是毛泽东的红军，所展现出的雄姿和雄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另一种，则是中央高层和红军内部个别人，悲观的认为，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面对这一悲观的思想和疑问，以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又一次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的航向。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胜利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洞察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的回答了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问题，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一篇毛泽东唯一表示过“这一篇我是喜欢的”文章，他是在1930年“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并且“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其历史背景，是中央和中央“特派员”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形成了只会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命令红军执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异想天开”的军事行动;到红四军后又瞎指挥、发议论、提意见、乱批评，用马列主义的“本本”，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道路。那时的教条主义思想，我给起了一个现代色彩的名称叫“留俄派精英理论”，这就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顶层设计”吧。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且，精辟的剖析了“留俄派精英理论”产生的根源，“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从而寻找到了通过调查研究来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途径，这是毛泽东与“留俄派精英理论”斗争的第一次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的缘由所在。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系列的著作，很好地回答了关于我党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的问题，它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失败到复兴的伟大转变。

　　四、昨日被逼“上山”，今日被逼“战略转移”。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谈到的长征，毛泽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自豪地说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泽东集几年之功，创建的红色家业，被一帮留过洋的、从大城市来的、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自封)的人消耗殆尽。这是历史上的毛泽东最沮丧、最痛心、最无助的时刻之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彻底的丧失，迫使红军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一一战略转移。离开了根据地的红军“往哪里去?”、“如何突破重围?”的问题，又严峻的摆在了面前，这是毛泽东与“留俄派精英理论”的代表王明路线的又一次交锋。长征初期，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屡战屡败，尤其是湘江战役，血战七天七夜，红军损失惨重，死伤高达38000余人，湘江两岸全被血染成了红色，“三年莫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是桂北当时流传的一个民谣，形象地刻画了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我们党在四处碰壁、孤立无援、身处绝境的情况下，被迫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标志着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次会议，是一次顺党心军心的英明抉择，又一次战胜了“留俄派精英理论”的王明路线。奔走相告的红军战士，传递着这样一个心声一一“毛泽东回来了!”，力挽狂澜的毛泽东，救红军于水火，救党于危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诗《忆秦娥·娄山关》)，这是遵义会议后，长征以来首次大胜战之时，胜利者的豪迈和信心的写照。此后，红军在战略上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根本方针，同时，釆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尤以四渡赤水为经典。从此，蒋介石“听命于”毛泽东的“调遣”，“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地把红军“送出了”自己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词《清平乐·六盘山》)，红军历时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一北上抗日，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既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智者，又是一个能面对挫折永不屈服的勇者，更是一个能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的伟人。

　　长征的胜利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能发展，斗争就能胜利。

　　五、八年抗战，延安窑洞里走出来的“马克思”。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这是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的闭幕词中的开场白，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老三篇”之一的《愚公移山》。在这个“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大会上以《愚公移山》作为闭幕词，毛泽东意欲何为呢?是总结?是展望?是斗争意志?是革命决心?那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和革命实践，塑造和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愚公”呢?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的喜悦之情尽显诗中，斗争中的喜悦是短暂的，斗争中的磨难却是永恒的。在陕北的毛泽东面对的是什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叶剑英诗《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从民族大义出发，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积极寻求着全民族抗日的途径，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抗日角度上来说是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而对毛泽东而言，“战场”就决非区分的如此清晰了，其复杂的程度也非常人能够理解。概括而言，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哲学等方面的斗争形态;具体而论，就是与党内先极“左”后极右的“留俄派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王明作斗争，与国民党消积抗战的思想作斗争，对日敌后战场上的斗争，与汪精卫投降派和蒋介石反共武装磨擦的斗争，党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反“扫荡”、反“封锁”而开展大生产运动及经济领域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等等。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一一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抗日战争中矛盾的各个方面，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正确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发展的进程及最后胜利的必然性。“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正如陈毅诗中所言，中国人民在迷茫中瞩目着延安，《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让中国人民眼前一亮，看到了希望，振奋了抗日信心，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是一个在战争军事史上从未有的论断，它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是持久战，是游击战和游击战中的运动战，而且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从而，形成了全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正如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一样，到处打击日本鬼子，使日本鬼子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一一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上的讲话，是何等的霸气和豪迈，针对鬼子的“扫荡”，国民党的武装磨擦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彻底粉碎了敌人“困死、“饿死”我们的企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形成了改变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一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这是针对我党存在的问题，及“三个不正”、“三个毛病”和“三股歪风”而开处的药方，其目的是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纯洁党的队伍，解决“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达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选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章，丰富和发展了党建学说。使全党提高了理论水平，思想上明辨了是非，尤其重要的是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至此，毛泽东完全彻底的“占领”了“两个阵地”一一抗日敌后战场的阵地和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阵地。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在中国人民盼望和平建国之时，毛泽东形象的描述了两种政府，既第一种是国民党的独裁政府，第二种是民主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竭尽全力去反对第一种，而争取第二种，为在迷茫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一个方向。

　　“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实践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就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是忠诚的践行者，是知行合一的榜样。在陕西省委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令人感动和震撼，“毛泽东在陕北的十三年中，为了用马列主义武装我党我军，在陕北窑洞的小油灯下，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毛泽东选集》1~4巻158篇文章中，在陕北写成的有112篇，其中92篇写于延安”。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在那样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十三年中，平均每年完成9篇宏篇巨著，那是一个奇迹，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所创造的理论正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所以，才会出现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而又被实践证明了的誓言：“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他完全彻底的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六、从“还看今朝”的诗人政治家，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开国领袖。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我非常喜欢电视片《独领风骚一一诗人毛泽东》中的这一段解说词。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社论)到重庆谈判，人们通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重新认识了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

　　1945年8月14日，日寇无条件投降，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重庆谈判为时间中心点，在此前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斗智斗勇，可以说毛泽东布了个大局，下一盘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棋。

　　首先，是在1945年4月召开了中共“七大”，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演讲，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明确了一个目标：“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发扬三种作风：“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了一种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愚公移山》)。同时，大会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可以说，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准确地预见了未来的趋势，科学的把握斗争的方向，为夺取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这一刻，毛泽东已经充分的做好了接受蒋介石挑战的准备，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日寇投降的前一天，毛泽东就预见到国共双方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毛泽东《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在看到蒋介石给朱总司令的一道“原地驻防待命”命令后，毛泽东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此后十几天中，毛泽东下了八步大棋：(1)、猛力扩大解放区;(2)、接受日军投降，夺取武器和资源;(3)、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基本群众;(4)、军队集中，组成团或旅或师，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5)、放手发动减租，巩固解放区;(6)建立地方党和政府;(7)，解放区的武装迅速进军东北;(8)、发动上海等大城市的群众武装起义。同时，还明确了这场斗争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布局完成了一一斗争的方针有了，斗争的力量准备并扩充了，斗争的支援保障有了，斗争的地域纵深拓展了，斗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斗争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目的。

　　>     “毛泽东先生来了!”，重庆人民翘首期盼的“霖雨苍生”的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在重庆机场的演讲轰动各界，在这个192字的书面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昭示天下，我毛泽东是你“蒋先生”请来的，为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全国，为了建设起“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来的。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了广泛赞扬，尚未谋面，政治上就“将”了蒋介石一“军”。此后，身居虎穴、稳如泰山、指挥若定的毛泽东“坐镇重庆”，采取了“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诗会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经过43天的谈谈打打，最后，签了一个《双十协定》，打了绥远、上党、邯郸三场战役，结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发表了一首轰动山城、动摇蒋介石的词《沁园春·雪》。至此，谈判落下帷幕，但，重庆谈判中两件事却影响深远，一是《沁园春·雪》，二是“为人民服务”题词(后话待叙)。毛泽东用他的“弥天大勇”告诉了全党和人民：和平不是乞求得来的。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重庆回来第二天，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认清蒋介石反共的本质。果不其然，《双十协定》签订8个月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全面内战。“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论断。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蒋家王朝即告覆灭。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预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这就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伟大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举。进京赶考的毛泽东，为赶考的自己和战友们出了这样一道继续革命的考题，遗憾的是能够理解和懂得其真谛的是少之又少。

　　本文序言中曾有一问，毛泽东是谁?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迄今为止，我见到总结最全面、表达最深刻、形式最庄严、语词最动听的是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的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指出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一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一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一一毛泽东道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中国人民的声音，他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不仅改变了中国，还影响着世界，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