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七一话“忠诚”

　　老蜗牛：又逢七一话“忠诚”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94个年头，党员人数也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8700多万。

　　94年的艰辛历程，可谓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不失为一部命运多桀的壮烈史诗。

　　今天的8700多万党员，可以毫无疑义地称之为世界第一大党，人数不可谓不多，阵容不可谓不强大，阵营不可谓不坚如磐石。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初苏联在只有一百多万党员的时候能够夺取政权，却在拥有三千多万党员的时候丢失了政权。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在苏维埃政权面临解体的关键时刻，三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三千多万党员中，真正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究竟有多少?让俺对“忠诚”这个话题不得不产生一些疑问，并引伸出一段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出生于四川西南一小县城，该县城规模不大，然而却很有名，据历史记载，三国时期蜀国著名虎将张翼德曾驻守此地。县城内有一条笔直的大街正对东门，名叫解放街，大概是因记念该县解放而得名。紧靠街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孔庙，琉璃瓦的屋顶金光闪闪，非常耀眼，但孔夫子等一干弟子的塑像已经荡然无存，被政府改建成了一所中学，也算是门当户对，物尽其用。孔庙大门对面有一个狭长的院子，院内居住着十几户人家，有国家干部、单位职工，也有搬运工人、商场售货员，以及纯粹的居民等。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靠院门第一家住着一对年近半百的中年夫妻，男主人姓蔡，女主人不知姓啥，大家都叫她蔡三娘。蔡家共有六个小孩，其中最小的孩子与俺年纪相仿，儿时大家经常在一起嘻戏玩耍。后来得知，夫妻二人解放前均以出卖苦力为生，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集体化道路，双双成为了县搬运社(集体企业)职工。

　　蔡三娘口直心快，为人正直，大家对她非常尊敬，不为别的，因为她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县人民代表，因此也有人直呼她蔡代表。大院里无论大凡小事，都愿意找蔡代表来“断公道”。谁家闹矛盾，蔡代表一出面，倾刻间便偃旗息鼓;邻里之间有纠纷，蔡代表一到场，三言两语就化干戈为玉帛;两口子吵架，父母邻居的劝解听不进去，但蔡代表的话是一定要听的，于是矛盾便迎刃而解。那个年代，共产党员不仅只是一个称号，一种荣誉，而且是群众心中的一座丰碑，一个表率，一个公平正义的化身。

　　1965年秋，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串联到了该县，点燃了县里第一把文革之火。随之，县城各学校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纷纷打出了“造反有理”的旗帜，并在大街上张贴了批判县委主要领导的大字报，而且连续两天在县影剧院召开批判大会，要求县委书记交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平日里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的县委书记被眼前这帮学生娃娃弄得低声下气，灰头土脸，嗫嗫嚅嚅，语不成句，生怕说错了话又受批判。当时俺年纪不大，正处于朦朦胧胧、贪玩好耍的年龄，啥组织都没参加，因为在别人眼中，俺就是一小屁孩，跟着起哄的资格都不够。

　　一天厮混回家，见蔡代表正在院内破口大骂：“啥子造反有理哟，我看这些龟儿子是想造共产党的反”;“×书记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你们狗日的些要想翻天呀”;“哪个再敢弄×书记去批斗，老娘跟他拼了”……;

　　蔡代表如此气愤不难理解，一个出生于穷苦家庭，解放前受尽剥削压迫的苦命人，对共产党的感情自然是非常深厚的，因为她明白，如果不是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推翻人吃人的旧社会，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穷苦人家根本不可能翻身得解放，蔡三娘更不可能成为人民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她们对党的这份执着，这份依恋，这份真情是不容置疑的，用“精英”们的话形容，那叫做“朴素的阶级感情”。

　　随着“文革”的推进和深入，群众组织纷纷崛起，按对官老爷“造”与“保”的态度分为“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阵营。由于观点大相径庭，双方常常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你游行，我也游行;你要斗谁，我就保谁;你呼口号“打倒×××”，我就高呼“保卫×××”，由此“派仗”不断。不过这种“派仗”也仅停留在“君子”层面，即“动口不动手”，并没有发展到“武斗”层面。按阳和平先生的观点，“派仗”虽然不一定是好事，但那正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然，谁吃饱了没事干会去“打派仗”。不由分说，蔡代表自然属于“保皇派”中的积极分子，只要造反派批斗县委领导，她便毫不畏惧地上前“砸场子”。由于她出身好，根子正，又有共产党员和人民代表双重身份，加上她年纪大、人缘好，造反派也不好对她过份，常常拿她没辙。

　　当时各级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但社会治安仍然良好，很少偷鸡摸狗的事发生。“走资派”们无所事事，除接受批斗以外就是劳动改造——扫大街。一旦看到县委书记在扫大街，蔡代表就会吆喝大家：“×书记在扫大街了，大家赶快拿上扫帚去帮忙，早点扫完让×书记回家休息”，于是一帮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大姨大妈们便蜂巢而出。

　　按照常规思维，我们不能不承认蔡代表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处处站在党的立场，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形象，容不得任何对党不恭的行为，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其精神令人敬佩。

　　尽管事过境迁，文中的主人公早已经离开了人世，但这件事却一直萦绕在俺心头，让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什么是党性?什么叫忠诚?忠诚的内涵是什么?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忠诚于上级，还是应该忠诚于党的事业和自己心中的理想与信念?

　　我们不访用今天的社会现实来倒推：×书记若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解体农村集体经济和推行国企私有化的“改革”中，无疑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组织路线下，谁也逃避不了这个角色，除非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中，大有可能成为一名贪官，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事，近赤者朱，近墨者黑，大气候使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是不是一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运动?是不是在挽救社会主义和千千万万×书记这样的干部?那么，“蔡代表们”的“忠诚”究竟是在维护党的形象还是在为其腐败变质保驾护航?我相信，她若是能穿越时空，看到今天的现实，定会对当初的行为有所反思。

　　如果说“文革”初期党内贪腐的现象尚不普遍，资本主义复避的苗头尚不明显，除了伟人之外，很多事情常人还看不清楚或无法判断，那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全面改革开放”;从“公有制为主体”到“不问姓资姓社”;从“国企改革”到“国有资产流失”;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敞开国门、引狼入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贫富两极分化”;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到“新的三座大山”，从“为人民服务”到“贪污腐败大面积泛滥”;从“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到“弱势群体”;从“辛辛苦苦几十年”到“一夜回到解放前”……，三十多年的“特色”，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与宪法、党章相违背，无一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抵触，无不与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目标背道而驰。今天，“走资派还在走”，私有化还在“壮士断腕”的口号中继续推进，且毫无刹车的迹象，而八千多万党员竟视若无睹，旁若路人，任其私有化复避狂潮在自己眼皮底下肆虐泛滥，敢于拍案抵制者竟寥寥无几，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

　　我想，答案就在于很多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在掌握政权以后为什么还需要继续革命?共产党的目标和宗旨究竟是什么?说明他们心中的理想、信念和立场并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组织上虽然入了党，思想上并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心中毫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何论对党的事业与理想、信念的坚守与忠诚。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忠诚于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要敢于对违背党和人民事业的行为拍案而起，这才是真正的忠诚。否则，人数再多，阵容再大有何作用?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前车之鉴，血的教训，不可不察也。

　　2015年6月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