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终归是我们的

　　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历史的最好描述，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不争论。但最近事情有了不同，为市场化改革开路的辩护词成为了清除文革余孽，这真有点像汪精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叫嚣了。可真正的改革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击利益集团，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些可不是什么流毒，而是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因此，学雷锋、学焦裕禄，为人民服务，践行群众路线也就应运而生了。

　　但这些规定对那些假共产党员，特别是腐化堕落分子则是致命的。因此，带头叫嚣要走西方的联邦制、议会民主制。对共产党来说，首要的就是加强作风建设，纯洁共产党。中国历史上海瑞罢官则是这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但被姚文元们《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弄砸了，硬往单干风、翻案风上扯。毛泽东则认为罢官是关键。为什么罢官?一个是因为江浙地带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二则是徐阶朝中有人，张居正是他培养的接班人。从这里出发，我们能得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结论。如果只打老虎，苍蝇们认为这只是场政治斗争，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重新选个主子继续贪腐也就是了。如果只打苍蝇，很可能老虎苍蝇上下勾结，苍蝇没打死，反而落的个凄惨下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坚决打击腐败的皇帝。但是，他对大老虎们采取的是政治斗争的做法，而对苍蝇们进行无情打击。虽然这样能够立竿见影，但并不能治本，贪腐还是继续蔓延开来。

　　毛泽东那时也面临着中央、地方合流的危险，在大跃进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吴芝圃、李井泉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能够顺利过关就是明证。中办主任杨尚昆在毛泽东卧室安装窃听器也不像他们现在解释的那样轻描淡写。这样的势头一旦形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也就在预料当中。毛泽东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是给过那些大老虎机会的，让他们能够壮士断腕，消灭苍蝇。但结果证明是失败的，老虎是不会打苍蝇的。毛泽东没有选择政治清洗，因为那样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他能依靠的只是广大人民群众。怀仁堂的风波和武汉事件又让以上的安排化为泡影。那么他也只能将一切的希望寄托给未来——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

　　毛泽东一再要求邓小平保证不翻文革的案，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光辉形象，而是体谅那些为了共和国打拼的正直的人们。其实，撤不撤销邓小平的党籍并没有意义，相反只能够激化矛盾。毛泽东去世之前，聆听他嘱托的是叶剑英。在官僚体系中的他，最终选择了邓小平，他辜负了毛泽东的深意。邓小平的上台实际上是中国亲西方势力强大的一种反应。他们要抓紧把中华大地上的红妆绿瓦变成GDP列表栏中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先富人群家里豪奢的装饰。我并不相信一些老革命晚年反思的真诚，因为他们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是不满邓小平让一党独大的共产党开始面临挑战罢了。我是相信邓小平的真诚的，他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但他要给共产党引入竞争机制，他相信这样能够让党永葆青春。这是和毛泽东不一样的思路，毛泽东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是哲学高度的，与时空高度吻合。而邓小平们的共产党员标准则是历史的，只要他们的继任者们完成了这个使命，那么他们自己也就能够对得起当初的誓言了。他们的两句话可能是他们各自的注脚吧，“人人皆可为舜尧。”“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实告诉我们，信仰是无数人合力的产物，一切实用主义的做法都会让理想的大厦坍塌，这是不依个人意志转移的。当中国再次走向世界的时候，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先进的中国人也逐渐的明白过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旦踏上这条征途，中国的独立自主将不复再有。阿富汗、伊拉克的悲剧让我们体会最深的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国，就没有家。对于中国的决策层，则会有着深深的忧虑，其实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丢失了信仰，不但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而会有近代百年屈辱的重演。

　　实际上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大讨论，中国人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的深刻危机了。只不过是选择战斗，还是投降的问题?投降，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欣喜的，他们还能卑躬屈膝的换来他们的荣华富贵。但这对那些励志实现中国梦的精英们来说就是奇耻大辱了。现在已经到了重症下猛药的时候了。他们已经明白理想因为持之以恒的坚守才显得伟大，任何功利主义的理想观都是脆弱的，在外界强大的诱惑下，它们不堪一击。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靠我们的双脚去丈量。前后三十年是不能相互否定的，前三十年是根基，现在还需要那时为着理想奋不顾身的勇气。靠着这股勇气，把共产党的作风扭转过来，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后三十年的意义在于教会共产党人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不断的提高、完善自己，这样才能永远的引领人民前进。现在又是否定之否定重新上路的时刻，共产党员要加油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