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四十七）——通货膨胀的根源与治理通胀的根本：评李稻葵的中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三)

李稻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即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成本推动型的、发源于局部产品同时又是部分地从国际原材料和粮食价格输入的通货膨胀。这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将于未来十年内持续地存在中国经济中。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指的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性活动失控所导致的、产品市场相对短缺而引起的通货膨胀。”（24）李稻葵的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论源于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那个时候产品与需求结构简单，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刚性强，产品与需求结构失衡、某一主要产品供不应求或成本上涨就有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当今时代产品多样化、产品可替代性强，很难想像某个产品、构成生产成本的诸多要素中某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如果说某个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动产品价格总体上涨，那只能是经济学家 “成本推动型”上涨理论形成的通胀预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动的。当今社会通胀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长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经济、泡沫经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通货膨胀？李稻葵：“货币政策适宜中性，汇率政策应当灵活 我们认为，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类政策强调提高利息率、控制银行信贷，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真实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大量由银行储蓄流向消费（小部分）、投资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须看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对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市场，无助于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应该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转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以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以减少企业的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总之，新一轮通货膨胀已经到来，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涨，而是成本推动，应对这样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需要需求新的对策，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5）“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改革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26）对通货膨胀的因果分析决定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分析者所属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使之无法找到当今时代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西方经济学无法容纳真正的宏观调控，使之无法从真正的宏观调控中找到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李稻葵从一般均衡论的总需求、总供给概念出发，把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归因于所谓的成本推动型，而不是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说是舍本求末；他拟从货币中性、汇率灵活、人民币升值、政府补贴企业进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胀，把政府公共财政转型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服务”，而不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观调控中，控制货币总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称的两个轮子，是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轮子。财政政策同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资本流动性大小同财政政策作用大小的关系，则要看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关系；在再生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关系。本国货币是增值有利还是贬值有利，也取决于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范式看来，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看来，本国货币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进提高本国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和再生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随着直接投融资比重越来越大，创业型直接投融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势必越来越大，而所谓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同样，各国货币政策有无独立性、汇率能否稳定、资本能否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否统一，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同各国经济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大

再生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汇率的稳定性

 

配置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资本的流动性            小

 

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政策模型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离开经济基础与经济增长方式谈利率高低汇率浮动货币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甚至负面的。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紧缩性还是扩张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也就是陷于悖论。走出悖论的唯一途径，是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经济学所提供的模式来实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仅仅是配置的；只能是实践支配理论而不是理论剪裁实践。但配置经济学的模型对经济决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决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既不是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实行同经济增长速度与水平相对称、使货币逐步增值的对称政策。由于资源是再生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币值是不断上升的，因此汇率利率也必须浮动；汇率利率浮动的水平与幅度，应该同币值增值的水平与幅度相对称。这是鼓励储蓄、通过鼓励储蓄来鼓励投资、通过鼓励投资来促进生产、促进资源再生与可再生消费的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汇率浮动、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权宜之计，不是出于某种政策需要；因为离开了再生之本，任何“货币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都会在实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只能“无为而治”。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随着市场的主体化，知识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再生经济逐步取代配置经济，财政手段将逐步取代货币手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把货币政策当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在“货币政策”上的本质区别，李稻葵上述用“灵活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玩法属于政府“干预”而不属于真正的宏观调控，其长远效果已经被中外实践所否定。

 

再生经济      财政手段       宏观调控手段

                                的逻辑与历史进程

配置经济    “货币手段”

 

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实现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转化的源泉与动力，不是 “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再生型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不断升值，推动币值与价值从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产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内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对于再生这一硬道理来讲，配置只是“软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硬道理是纲，软道理是目，纲举目张。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经济，陷入经济困境，酿成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就是这种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结果；而每折腾一次，都要给经济造成极大损害。西方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虽然看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和消除经济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仅仅是通过把预期引入到经济过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动态的均衡是不够的。因为使均衡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暂时转变为长久，不是靠“事前”的计划与“ 事后”的计算，也不仅仅是靠储蓄等于投资，而是靠价值的产生、再生与实现。要使币值同价值对称，就要避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把“货币手段”看成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论，则恰恰为政府货币发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绝政府货币发行机会主义行为，就要拒绝把灵活的“货币手段”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之一，就要使货币发行法制化。如果说，一定要使“货币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使币值永远保持同价值的对称。在日常运行中，政府通过微调，使币值同价值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只要永远保持币值同价值的对称，就会从源头上消除经济不稳定与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货币是宏观调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内容与对象。币值稳定、稳步上升是经济稳定、根治通胀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财政手段来保证币值稳定、根治通胀，而不是用货币手段来填补通胀缺口。

 

              国家：行政        执法

 

货币所有权

 

              人民：人大        立法

 

货币发行法制化模型

 

国家拥有货币所有权，政府拥有货币发行权，说明政府宏观调控是完整的市场体制的一环。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主义逻辑兼容性出发，否定政府货币发行权，结果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归路。哈耶克的货币中性理论有点接近于对称货币理论，但怎样保持 “货币的中性？”哈耶克开出的药方，是“自行调节”，“国家干预显然是多余的”。这实际上是使“货币中性”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理论上正确，实际上不可行。“货币中性”论同自由主义不对称。要使“货币中性”，只能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货币中性”，就是币值与价值对称的“货币对称”。“货币对称”是对称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对称                         币值控制     内部平衡

发展的国      稳妥的货币政策                

家经济政策                       价格控制     外部平衡

        开放的产业政策

 

              自由的贸易政策

 

属于宏观调控的政府经济政策模型

 

保持币值稳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紧美元的办法，而是货币发行量同本国价值增长量相一致的方法。货币发行量同价值挂钩而不是同价格挂钩。把币值同黄金储量、美元、价格挂钩的办法，是把大厦建在沙滩上，不稳定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不稳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当年的价值为基数，根据新增价值量按同比来增加货币量。

 

新自由主义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的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看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相辅相成的对称关系，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的思路。市场经济是主体化的，政府与企业都是其中的环节，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相辅相成。不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矛盾，而且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也不矛盾。市场经济中，有企业的计划，也有国家的计划；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互为前提；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的对称。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各走一个极端，共同点就是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的不对称，从而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不对称。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