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亭：如此简单地处理杨改兰事件是不对的！

　　李华亭：如此简单地处理杨改兰事件是不对的!

　　9月16日，甘肃省康乐县人民政府公布了杨改兰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并给予相关人员组织处理，似乎杨改兰一家悲惨事件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我认为此事不应到此为止。

　　第一，此事件产生的原因找得不准。康乐县政府给出的事件原因有四点，一是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二是对杨家危房改造工作不深入;三是对扶贫政策的落实不完全到位;四是对死者家属相关安抚工作不够。作为康乐县政府能找出这四点原因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们再也不可能找出其他原因了。然而，虽然找到这四点原因，但也不能保证今后康乐县就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为什么?因为这四点原因并不是发生惨案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发生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是杨改兰一家，主要原因是杨改兰一家的贫穷与绝望，像杨改兰一家那样因贫穷引发的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和社会矛盾，怎么是康乐县政府一个简单的“扶贫”就能解决?怎么是一个县级政府部门“认真对待”就能解决呢?这些由于生产关系的深层变化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只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加以解决!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让康乐县县长天天在杨改兰家里呆着、盯着，也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话再说回来，这些因生产关系变化引发的矛盾也不是康乐县政府造成的，而且也不只是一个康乐县才有，像杨改兰一家的贫困人员，在全国有8000多万，如果按国际标准来算全国要有2亿多人，所以说如果杨改兰一家的问题不能真正解决，而如此蒙混过关的话，那么今后此类事件还会必然发生，所以，如此简单地处理杨改兰死亡一事是不对的!

　　第二，对此事件应承担责任的人找得也不准确。康乐县政府决定，给予县政府副县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景古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景古镇副镇长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撤职;给予景古镇阿姑山村党支部书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村委会主任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按相关规定予以罢免。康乐县政府的决定没有大错，但为什么说这样处理是责任人找得不准呢?因为不能说县、镇、村三级干部对此事件没有责任，但根本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只能算他们倒霉，谁叫他这届赶上这档子事了呢，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三级干部全枪毙了，像杨改兰一家这样的事件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会越来越多。因为农村的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以及农田耕种问题，就不是县镇村三级政府造成的，因而也不是这三级政府所能解决的。过去有人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问题出在下面不认真执行，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这根本是推卸责任，像杨改兰这样的村民自杀问题，不是只有康乐县有，其他县市也有，不仅北方有，南方也有，不仅贫困地区有，发达地区更有，“富士康”的十三跳就是很好的说明，而且还在不停地跳，所以，如此简单地处理杨改兰死亡一事是不对的!!

　　第三，杨改兰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贫困那样简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流失, 农村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男性缺席”现象 ,农村家庭也因流动而出现离散化现象。已婚农村妇女,无论是夫妻结伴外出打工, 还是独自留守农村 ,都在家庭结构出现缺损时, 为苦苦维系家庭功能的基本完整而付出巨大努力。但是,农村至今有两点仍维持未变: 一个是父系、从夫居和父权制家庭依旧, 一个是村庄权力的男性绝对主导依旧。妇女尽管在经济参与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不仅在家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且在公共领域也仍受到排斥,部分农村对此现状甚至“集体失语”。杨改兰作为家庭主妇挑大梁，在农村遇到的坎坷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很有可能杨改兰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用自己的“个体无语”默默地抵抗着“集体失语”。

　　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特有现象——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 而这部分进城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 却要依靠农村来完成。中国之所以能靠“几乎不支付成本的劳动力来替代资本要素投入”,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独自支撑起人口再生产的重担----在农村生养子女、赡养老人,乃至丈夫劳动力减退、伤残时回到农村的照顾。她们从事的照顾性劳动，极大降低了农村人口再生产的成本,支撑着中国长达三十年低成本高速增长的模式。如果说“候鸟式流动”“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那么更应该说，正因为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们的超额付出, 维系了流动者在农村的“根” ,中国农民工才能长期承受这种流动方式带来的家庭分离。而杨改兰的死，可能就是对这种超额付出的血泪控诉，社会舆论应该还杨改兰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这么简单处理杨改兰死亡一事是不对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呢?我们还应当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学习。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毛主席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主席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随后毛主席将此件批给了国务院处理。“容当统筹解决”!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学习样样，所以，我建议中共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全委员，就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专门的的研究，对三农问题届时来他一个“统筹解决”。

　　第一，敬请中央分析一下中国农村的改革道路到底对不对。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政策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无论这种体制的推行者们的主观愿望是多么的良好，但是客观上这种体制在实施中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其实，早在1894年，恩格斯就对小农经济说过这样的话：“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起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根据调查发现，中国农村30年来已经形成四个基本阶层，分别是富裕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比例大约各占5%，30%，40%，25%，其中，中下层农民占95%。富裕阶层的农户主要在城市经商和在集镇上经营，年收入在10万以上;中间阶层主要依靠务工经商等非农收入，这一阶层年收入一般达到5万元以上，过得相对体面;中下阶层依靠务工经商收入，也要依靠务农收入，他们年收入3万元左右，农民杨改兰大致属于此类;贫弱阶层一般只有极少的务工经商收入，主要依赖务农收入，年收入在1-2万元，这一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缺乏劳动力，遭遇家庭人口疾病致贫等，短期内无法摆脱贫困遭遇。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实行了30年，如果说改革初农民们自发地选择了分田，改革之初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毫无疑问，“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早已达到，而“先富带后富”却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甚至贫富差距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这对于中国亿万农民来说，改革带来的实际上是一场梦魇!这难道不需要我们共产党认真加以对待吗?

　　第二，研究一下中国的三农问题应该如何加以解决。

　　一是基层自治组织越来越弱化，农村非健康力量越来越强势。由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越来越走向名存实亡，建立在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之上的村社组织就越来越空壳化了，一些村组干部反映，他们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和“争面子”的心态在干工作，有的甚至因为长期贴补村集体和没时间经营生意而由富变贫。村干部的岗位吸引力也在下降，选前不愿当，当上后又感觉“上了当”。还有村干部说：“两委干部一年的补贴只有600元，还不如一个低保户。”

　　二是造成大量村集体公益性设施运营维护困难。“在没有财政资金和村集体资金支撑的情况下，众多农村集体公益性设施的运营维护缺乏长效机制，不可避免地出现先建后废、难以运转等问题。”盐湖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副局长周国强说。记者在基层走访时也发现，一些农村前几年新修的街巷道路已经损毁，一些体育设施铁皮剥落、锈迹斑斑，甚至一些饮水设施也难以为继。

　　三是影响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农业税取消后，基层组织和党委政府的天然联系已经丧失。现在村集体经济又普遍呈现空壳状态，无法给农民办实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见效缓慢，久而久之，农民群众与基层政权就会更加疏离。“想办事，没钱。不办事，老百姓又骂，基层党员干部就没有了威信”，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村的体现。

　　四是农村经济方面农业所占比例的进一步下降。目前全国农民现金收入的 40 %是外出务工所得, 有的村则高达70 %，打工带来的收益已成为众多农村经济的支撑力量。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女性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造成农村生产力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却是农业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一家一户经营的农业经济已成为“糊口农业” ,甚至成为“庭院经济”、副业，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五是农民工的素质和地位不断下降。没有尊严的生活势必无法导衍出高水平的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底，全国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例为23.8%，相较于2009年仅增加了0.3%，而这五年间，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则增加了19.2%，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的增加比例远低于全国农民工的增加比例。而更为严峻的是全国农民工完成九年中小学教育的比例比五年前降低了4.2%，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是在进步，而是在严重下滑!如果我们算上中途辍学的比例，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农民工比例还将大幅度上升。根据2011年至2015年对北京某农民工聚居区的跟踪调查，打工子弟的九年中小学教育中，中途辍学的比例高达80%，能够完成九年中小学教育的比例不足20%。

　　六是农村基层腐败严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农村小农经济的普及，导致了在思想意识上广大农民小农思想的复苏，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自然以前的集体的领导现在就不再受集体的监督。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基层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们普遍反映，改革前当官的大家都看着，现在没人管当官的，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了。

　　七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荒废。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为什么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没人修了呢?农民们的回答很简单："没人管。"承包到户之后，每人都只顾忙自己的一块地，自然没有人再愿意修集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了。

　　八是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没有人管了。封建家族势力和黑恶势力有所抬头，封建迷信活动日益猖獗。

　　九是收入降低，甚至大多数地方种地亏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在生产、流通、交换各个领域都不具备优势。一方面粮价降低，一方面农药化肥价格上涨，种地基本上不赚钱，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亏本。抗风险能力不足，在自然灾害和疾病面前往往总是无能为力。

　　十是“打工”是对农村家庭撕裂性的毁灭。如今，第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已经成家生子，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愈加衰败的农村以及逼得已身为人父人母的第二代农民工双双外出打工，留下了6000多万缺失父母的留守儿童，而这其中包含200多万无人照管的独居儿童。另外，在湖南省邵阳县，竟有一个“无妈乡”!更加严重的是艾滋病、癌症、吸毒、卖婬、自杀等社会问题逐年增加。如今，第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已经成家生子，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愈加衰败的农村以及逼得已身为人父人母的第二代农民工双双外出打工，留下了6000多万缺失父母的留守儿童，而这其中包含200多万无人照管的独居儿童。另外，在湖南省邵阳县，竟有一个“无妈乡”!更加严重的是艾滋病、癌症、吸毒、卖婬、自杀等社会问题逐年增加。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日子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富，然而我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逼迫两亿两千万农民背井离乡作苦工(按解放前的说法叫扛长工)，迫使千百万妇女卖淫，使得几千万青年学生难以就业游荡于社会，造成六千万留守儿童两眼望穿和无数空巢老人独守孤灯，广大农民群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不了业，养不起老，生不起孩子，最后有的不得不像杨改兰那样一死了之。

　　中国的三农问题不能说是改革带来的，但可以说是私有化带来的，事实就在那里摆着，小岗村的大包干没有解决贫困问题，而走集体化的华西村、南街村都不存在三农问题，这还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有一个农村的乡长说过这样的话：乡里留不住人啊，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收入是增加了，到最后还不是会回来。一旦你回来，收入马上跌回原来的水准。更糟糕的是，有夫妻出去打工，打着打着就出事了，就离婚了，家里的老人小孩更没人管。留下来的小孩长大了，也无非重复同样的轨迹，感觉像是望不到个头”。“感觉像是望不到个头”，这不仅是一个农村乡长的心声，也是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这也许就是中国农民杨改兰与家人一起走向死亡的真正原因，这难道不是中国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最急需解决的最现实的问题吗?

　　如此简单地处理杨改兰死亡一事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