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伟大的舵手毛泽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系列文章之四

李华亭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毛泽东无疑就是这艘航船上的舵手，指引这中国前进的方向;他是一位最高明的舵手，在充满暗礁和冰山的汹涌波涛中;他是一位最细心的舵手，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方向，防止他的团队受到致命伤害;他是一位最幸运的舵手，总是驾驶中国之舟驶向胜利的彼岸;他是一位最高超的舵手，总是不断将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阻力转化成前进的动力，战胜各种滔天巨浪，始终使中国这条大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毛主席亲自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吧：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再让我们具体看一看，毛主席是如何驾驭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吧：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动，分析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制定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1、毛泽东紧紧抓住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九三六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功地逼蒋抗日。

　　2、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一九三一年以后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各阶层的抗日要求，而强调中国所有反革命派别和中间派、所有帝国主义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坚持关门主义的路线，继续主张打倒一切。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如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依然存在，但是，这些矛盾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前，都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全中国各阶级阶层的人民，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等一小撮卖国贼以外，产生了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这种矛盾，来孤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呢?还是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反对日本侵略者呢?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新形势的分析，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我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提出全国团秸、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经过我们党和全国爱国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停止了内战，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3、毛泽东同志批评“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有以下这些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在垂死没落的时代，它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它的人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方面，它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然而，中国是处在历史上进步时代，它所进行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中国拥有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在国际方面，它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要素将在战争的进程中发生作用。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会由于我们的努力逐渐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是不能克服的，会在战争中逐渐扩大。中国的短处是暂时的，会逐渐被克服。中国的长处是基本的，会在战争中逐渐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4、毛泽东坚决地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投降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的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走向另一极端，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的代表。王明用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一系列极右的政策，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中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自愿送给国民党。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

　　5、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总结了全党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及时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第一，一切抗日的人民(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第四，在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第五，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第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第七，对于反共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勉强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第八，对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要加以分析，加以区别。根据这些区别，来建立我们各项不同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是怎样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怎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怎样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怎样同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驾驭中国革命事业之舟的娴熟技能。

　　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给我们指引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吧：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再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给我们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吧：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给我们指的共产主义道路吧：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

　　你就是一个盲人，你听到毛主席这些明确的指引，你还感觉迷茫吗?有学者曾对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评语：毛泽东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他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或折射了中国革命萦回崎岖的历程;他带领中华民族历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是一位叱咤风云、开天辟地又改天换地的人物;他是高山，他是大海，他是北斗，他是太阳，他是大海航行的舵手，他是千军万马的统帅，他是聚沙成塔的圣人，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大师，他是人民心中的永恒。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此言似有哲理，但并不准确。因为毛泽东绝非凡夫之人，世俗之人，苟且之人，他是一位一生充满神奇，充满魔力，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人物;他的人格、智慧、学识、魅力冠绝环宇，无与伦比。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瀚海，其光辉更似红日如光焰四射，无比辉煌。他用他如椽大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书写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最辉煌最精彩的历史;他那铿锵有力的文字如诗、如歌、如赋汇聚成他的思想，与马列的宏篇巨制一道并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智库，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最伟大、最光辉的旗帜，共产党人无比骄傲地把他的思想总结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法宝!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人的财富，是共产党人的圣经，是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战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伟大舵手毛泽东，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