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羽：驳【环球时报：“文革”结束40年与发动50年刍议】（一）

　　按：既然说到了文革，那就不能出现一家“声音”，笔者愿意开诚布公地;以坦诚交流的方式进行反驳。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总体上是篇按照传统定调为基础的但又有批判当今右倾化“批判”文革现象的文章。该文中用“两种倾向”阐述了观点，其中对左翼反思文革当然一贯是批判态度，这是该文能置顶社评的基础，这已经习以为常。而文中对右倾化“批判”文革现象也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揭露，那就是指前段时间以于幼军为代表的“反思清算派”，文中指出了其目的是指向现体制，政治上说，即为打左灯向右拐。于是该文在满足了传统政治定调基础的基本条件外，就又多了个必须要“置顶”的;非常切合时弊的内容，想必这才是该文能够获得环球时报置顶的关键原因。因此总体上说，该文作者在现时条件下能够指出这一点亦为不易，但其中对文革传统的认识观点上，笔者还是要予以反驳。

　　需要指出的是，反驳的目的不是要否认文革就没有错误，而是基于学术上的探讨交流，笔者希望媒体以同样态度对待本文，哪怕是将笔者观点认识作为“反面”典型那也可以起到“不辨不清”的积极作用。反之，那就证明本文或是与笔者类似的认识文章还是让媒体害怕，也就证明可信度与正确性更大，否则何以不敢公开引发大家对笔者的“批判教育”呢?为方便辩驳现全文转载如下;加黑部分为笔者反驳之处：由于涉及到许多观点认识上的深度反驳，笔者将分为若干部分来完成本文的全部辩驳：

　　2016年会是公众记忆活跃的一年。今年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40周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还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40周年。同时它也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

　　相关的回忆会一波波涌现，由于时间已经久远，它们大多数将很平和，一些细节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很难形成轰动性。

　　然而少数一些人围绕“文革”的争论正开始新的发力，一些超越回忆与纪念的东西试图在舆论场上扩音。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主张包括：中国社会应当在今年“彻底反思文革”，打破“官方回避文革错误”的局面，以防止“文革的重演”。还有一个相反的舆论群体呼吁“重新评价文革”，强调“文革被妖魔化了”，他们把那些年卫星上天、氢弹爆炸等成绩都记在了“文革”头上。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人们更多谈论“文革”是正常的事情，但夸大中国社会存在“彻底反思文革”的紧迫性，要求把反思“文革”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特别突出出来，甚至宣扬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却是不应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全社会对“文革”做了从组织上到思想文化上的严厉清算，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那场清算的高潮。无论党的文件还是代表公众认识的文艺作品都彻底否定了“文革”，“文革”这个词汇本身具有了强烈贬义色彩，那场运动的定性已不可能在这几代人中翻转。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了对“文革”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深刻否定，这为历史支持国家对“文革”的上述定性提供了超越价值观的实证基础。说到底，价值观定性有其脆弱的一面，而改革开放与“文革”的反差到什么时候都无法撼动。

　　当然，“文革”中的一些突出表现并没有在后来的中国绝迹，被称为“文革余毒”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能找到一些。比如“文革”中流行斗争，盛行扣帽子、贴标签，鼓动非好即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极端逻辑。不难发现，这一切在今天的舆论场上仍属于“常见病”。

　　然而这些“文革”遗风在西方政党斗争中也比比皆是，这让我们想到，或许它们更多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的伴生现象。看看西方一些政客抨击中国时的激烈样子和他们扣给中国的一顶顶帽子，他们是不是也挺像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

　　社会难题需要耐心加以解决，激烈政治运动“扫除”不了它们，愤世嫉俗的舆论声讨也未必就能帮上大忙，这是“文革”留给中国社会的主要教训之一。“文革”之后中国走上了法治建设的漫漫征途，走向了社会的全面开放，国家的发展和民权逐渐建立在焕然一新的基础之上。应当说，中国全社会对“文革”的警惕已经制度化，并且不断被新的社会现实筑牢。

　　要求国家辟出大块精力“彻底反思文革”的那些人，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直接伤害，深陷那场运动，至今难以自拔。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要“借古喻今”，通过追究“文革的责任”煽动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把所谓“反思”变成与现行政治体制做斗争的思想政治动员。

　　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人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另一些人则同样带有现实政治考虑，他们的目的是要否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的人相互攻击，使对方和自己都因彼此的斗争变得愈发极端。但这两拨人都不代表中国主流社会的认识，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总体评价相当稳定。这种稳定也使得今年人们对“文革”的回忆将肯定多于往年，但决不可能走向某个颠覆性的新结论。

　　辩驳部分：

　　1、它也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

　　是否“被错误发动”文革要看当时世情制约下的国情条件，笔者只是据史实的证据为基础来加以质疑。1966年为文革发动时间，当时的世情是中国与美国等北约的矛盾比起今天要远远的大得多，我们从今天的中美矛盾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对中国欲要发起的颜色革命的压力客观存在，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存在。那么好，只要证明1966前后，中美矛盾的确远远大于今天的矛盾，就可以证明“错误发动”一词就不完全正确了。1966前，中国与美国矛盾大到什么程度呢?史实是，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到13年的时间，而结束战争后中美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结束了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这种相互对抗最后反映在1959年达赖逃亡印度事件而引发的，于1962年爆发了主要以美英苏挑唆与支援的中印边境战争上，由此还反映在1965年的抗美援越战争上。这样的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国内来自于美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压力远比今天要严重得多，这是其一。

　　其二是中苏在1960年由于苏方出现一股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之风引起了中苏交恶事件。这说明了当时的中国除了要对抗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的渗透，还要抵抗另一个意识形态相同的超级大国同样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上的渗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由于中国不甘忍受大国凌辱而被迫应对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全方位的威胁局面，尤其是在抗美援越以后，苏联的威胁变得空前增大并更为赤裸，除了在早期半道上撤走所有的专家，从1960年开始一直交恶到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争，这一战迫使中国东北边境面临苏联陈兵百万的现实压力。而且还在70年代初遭到了苏联原子弹的真实恫吓。从当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国内因此在各个方面的压力。

　　综上列举的史实证明，当时的中国除了在意识形态上面临传统西方的防资压力以外，同时还遭受到同一阵营的苏联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的侵略与渗透，即防修。那个时期的台湾特务的频繁渗透与东北部党政的一些亲苏现象就是渗透颠覆的最好明证(笔者甚至以为林彪叛逃事件就与苏联有关，这只是笔者个人主观推断，但不能讲与防修的背景无关)。这一渗透压力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敌对势力的两个超级大国现实的政治与军事威胁，即背景客观的存在决定了文革意识的产生。而国内在这样世情作用的巨大压力下，负责执行国内建设的一线中央领导由于精力上的确是不在世情的深度把握上，而产生了对宏观局面的认识相对比起二线的毛泽东主席要局限些(笔者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因此提出了在毛泽东主席看来非常不合时机的“分田单干的承包”论，即在国家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领域全面遭受到两个大国的现实军事威胁的压力下，提出“分田单干”显然是在世情苍蝇的围攻下去制造大量有“裂缝”的蛋。

　　从今天我们遭受到美国一方的上述类似压力;都切身感到尽管全面防守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颜色革命”威胁问题的严重性，请问当时被严重封锁下的中国再不焕发精神力量何以抵抗两个大国的同时打压?这就是文革要发动的必然背景，其目的是要在物质水平处于绝对弱势的条件下，通过防资防修来达到全国人民的思想与精神统一，不如此就无法抵御两个超级大国在各领域作用在国内的渗透与颠覆。比如特务的渗透与被改造但思想还不稳定的地主，资本家以及旧社会的才子佳人们，他们客观上在这样的世情作用下很容易受到两个大国在思想上的影响;而最终成为“汉奸内应”的可能性就非常有现实的根据。这与当前出现的公知精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甚至是所有以私利为主导思想的人民容易被策反是一个道理。

　　同时，通过文革还可以为万一与任何一国发生战争而做好思想动员上的准备，即虽然没有战争发动的主动权但有随时应对战争的全民团结的思想基础。而当时的敌人偏偏就怕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化”，因为抗美援朝打出了民族底气、硬气与名气，所以在物质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抵抗住现实的两个大国集团的超级威胁。如此就不能傻傻地坐等战争来了才去临时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笔者敢于断言，放在我党任何一位领袖如果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相信在搞清状况后不会反对文革的发动。因为两个大国现实的侵略压力已经化作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的威胁，如果不在这个特殊时期加以筑牢人民的思想防线，在随时遭受两个大国军事威胁的世情条件下，我党任何一位领袖有谁敢赌让那时的老百姓像今天老百姓的思想状态一样来承受那个巨大压力?而当时的中央一线领导提出的“分田单干”就恰恰会产生今天历史条件下的没有“阶级意识”思想设防的大面积失守状态。即没有必要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估计很难形成合力来抵制来自两个大国的渗透，从而客观上就助长和催生了两个大国随时出现一方会有侵略具体行为的胆量。这从当时一触即发的边境形势来看，完全是可以感受到的。而苏联就是在看到中国一片”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的大团结下，尽管在东北边境摆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械化装甲兵团，再加上其原子弹投放的摇摆心态，在看到中国全面备战气势以后，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军事入侵与原子打击的疯狂念头。这就是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而具备了让敌人终止侵略念头的内因，反映出具备充分对敌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主席临危不乱;高瞻远瞩和深刻洞悉对手的战略经验在当时也的确无人能比的事实。其最为精彩的历史情节是，他在国庆节前一天进行了做而不宣的地下核爆试验。这在苏联人看来，一副强硬到可以同归于尽的姿态顿时让其不得不终于败下阵来。

　　倘若把今天历史条件下的人民群众放在过去环境下来面对那个时代的压力，那么其结果即便是一个再普通的百姓都应该能推测到，那就是“汉奸内应”将要大批地产生。不!应该是一大大批!不说体制外，光体制内今天被打下的大小老虎的数量与级别的规模，假设被当时两大国利用就足以亡党亡国了。这就是两个时代不同的世情背景，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安心搞发展不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利用其长期的、以弱胜强的革命经验从而巧妙利用了美苏矛盾，并通过三个世界划分促成三足鼎立的统战思想;而让我们抵抗住了两个大国集团的威胁吗?因此抛弃历史背景与条件一味全面妖魔化文革就是让人不服气，这种不服气就自然变成全面肯定的抵抗现象。

　　最后的结论是，文革被错误发动的论点是极其荒谬的，是典型的“后人”坐着不知“前人”站着腰疼的不肖表现。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当前敌对意识形态力量需要达到“去毛反毛”战略目标的实现。

　　2、一些细节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很难形成轰动性。

　　这句话是违背客观事实，主要依据还是在当前的政情表现上，其表现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已经很轰动性。构成这个轰动性的力量来自两个对立立场的方面

　　1）右翼西化普世的政治力量

　　这个力量非常的具有斗争经验，而且当下掌握了其对立面所没有的一切资源优势，包括传媒的媒体、文化知识精英、体制内吃党饭砸党锅的伪党员伪官员、大量被西化普世影响了的各领域的已经全家拥有外国护照的才子佳人们、裸官、贪官和数不清的来历不明的网络喷子们，这些力量炒作的声音基本成了被阴谋下的“民间主流”。他们共同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去毛反毛”意识达到了高度统一。因此他们一切的渗透颠覆目标都是围绕“去毛反毛”这个全球资本的战略需要，所以他们批判文革的目的显然就是利用官方目前的认定实施“左灯右拐”。由于他们力量强大，从十八大后一股“归来”的由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迅速给中央的反腐路线来了个下马威。这已经足够“轰动”，在笔者看来就是赤裸裸地威胁和舆论力量的展示。还有前不久于幼军掀起的批判文革的“轰动”。其矛头直指毛泽东，用早已澄清的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来攻击伟人和体制，甚至指向了当前的政治上反腐整肃和四风八项的政治举措，其目的是试图引导舆论将党的方针路线往“文革”的框里扔。因为在他们眼里，“文革”从来就是个最好的框，要想扳倒谁就把谁往这框里扔，因为落到这个框里后，头上的帽子就是贬义到永远无法翻身的，那就是“余孽”。这一招可以说导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将此作为了“包打共产党天下“的天下通吃的绝招。因此这个根据他们需要而随时掀起的“轰动”属于右翼破坏性质的，在当前看已经是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轰动”。

　　2）体制外由弱势群体转化构成的草根左翼的政治力量

　　不得不承认这一部分力量是参差不齐的。由于党内没有及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世情、党情与政情作出调整，导致放任右翼强大到与左翼力量形成过于悬殊的力量对比，因此党内仍然保持了长期的“防左”要大于“防右”的基本政治方针。这一不变的政治方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的刺激下，促成了民间草根一部分的开始了朴素的”阶级觉悟“现象，而且这一力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其增长的润滑剂就是由腐败、懒政以及信仰缺失导致的官民矛盾，加上极右翼的打压和妖魔化。

　　这一实际情况不但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且在固化的政策方针的客观作用下，反而与极右翼共同成为了边缘民间左翼这一健康力量的外部推力。而反映在地方，这一力量就被认定为“破坏维稳”的力量，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体制外爱党爱社的左翼力量倒处在了极具讽刺的“地下状态”。然而越是这样的推力就越加产生发展的动力，体制外左翼力量的壮大在上述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反而如星星之火在燎原。而毛泽东热就是这么些年来的具体反映。必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在后毛泽东时代反而被人民更虔诚和更大规模地“神化”，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对立面的强大右翼不断地在“妖魔化”，二者矛盾呈交替发展的上升。可惜的是，党内对其从来没有过坦诚地沟通与指导，更别说是支持。如此这就必然造成了体制外复杂人员构成的泛左翼开始自由地疯长，极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缺乏任何力量支持与帮助的历史条件下被逼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不像党内漠视不管反而极其敏捷地捕捉到这一空白的渗透，于是他们很快进入对本来就散乱的体制外泛左翼力量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破坏，于是泛左翼的碎片化开始出现。即便如此，体制外泛左翼力量增长的宏观局面仍然彰显出强劲势头，而且朝着越来越成熟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是，他们虽然在文章上的文字表达上有些过激，其实内心绝大多数是想对文革反思来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这点与极右反思文革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二者同样提出反思文革但一个是要”倒党“，而另一个是要”护党“。因此左翼在文革搞出的“轰动”虽然比起右翼起来明显是小的，但也经不住长期的“轰动”，于是冷静反思文革积极的一面借以达成纠正改革开放方向的“轰动”继续觉醒着更为广大的民众。因为站在百姓立场上看，他们评价文革虽然不全面但就是接地气，就是因为透彻而容易被接受，比如网络流传的段子就可以让任何正直的党员干部们哑口无言：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对了。判断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惟其简单才最为可靠。

　　当然由于在长期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极右打压和党内长期防左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反思文革的声音就自然只偏向了其正确积极的一面，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一定认为“文革”就没有一点错误。这都来源于体制内外都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刺激下才出现了全面肯定的正面抗争，多少是有赌气的成分。就好比如出现一股强大的不正常地“妖化”毛泽东力量普遍出现时，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一股对立的同样不正常的“神化”毛泽东力量的对抗道理如出一撤。

　　任何事情都不能抛开历史条件的分析来作出绝对正确与错误的结论，同样只要是人他就不是神的基本道理想必大家都认同。悲哀的是，面对这两种“不正常情况”，体制内外却将矛头共同指向草根左翼的一方，将他们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全面要走老路的“余孽”帽子，结果越扣帽子，草根觉醒的力量发展越快。其实草根左翼大多数都明白国家需要发展的大道理，但是对文革与毛泽东全面否定的妖魔化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于是这就自然产生全面肯定文革与全面神化毛泽东的力量。所以体制内外这种在压制上持双重标准的表现，反映出党内在这一方面的迷茫，甚至是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措手不及与慌乱。

　　综上，“很难形成轰动性”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轰动”一直从弱到强，从平缓到激烈地存在，已然到了现如今非常“轰动”的状态，这个现象笔者以为与当前的反腐整肃、四风八项、文艺座谈等举措形成对极右的压力有关，为了抵制这些积极举措，极右有需要加速和加大这种”轰动“的舆论效应的客观需求，于是这就必然遭到了草根左翼以“轰动”对“轰动”的激烈抵抗，目前已经“轰动”到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殊死地两个对立立场的斗争局面。

　　只是这一局面在长期“不争论”的政策方针表现下，而没有公开承认但实际上又是当前组成我国政情的基本内容。笔者以为真正做到“不争论”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做到，虚假的“不争论”反而成为了时下阻碍改革开放顺利前行的最大障碍。这一变化了的世情、党情与政情希望引起党内的足够认识，因为这种虚假的“不争论”在目前和未来的世情、党情与政情作用下，只会起到破坏一元领导原则下的多元泛滥的作用;只会起到破坏意识形态领域健康发展的作用;同样也是破坏“稳定”和全民族大团结的最大的隐患。

　　蓝羽

　　201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