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羽：论毛泽东的“十大挽救！”——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每年的12.26又要到了，尽管圣诞节会像往年一样在全球传媒与资本力量共同倾力的“营销”下;会不可避免地将毛泽东诞辰日稀释在毫无内涵而又竭斯底里的狂欢里。然而2015年又注定与往年不一样，“官不聊生”现象和“大v”等公知精英们并不像过去那样如鱼得水了。而外交领域至少也不像过去那样与美国“甜蜜”得无比顺畅，相反中俄框架基础下的独立自主进行亚非拉与欧洲拓展;似乎也让五角大楼产生了极大的不悦，以至于发起小孩子脾气用一艘过气军舰的越界“示威”;来表达联合国峰会上被中俄利用难民危机夺走反恐“道义”所产生的郁闷与不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承毛泽东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新时期文艺座谈讲话稿全文在2015年被公开发表。这些让人们仿佛感召到了一种即熟悉又陌生地“进取与斗争”的精神正在回归的途中，尽管成就还一下子不能让普通百姓触摸到切实的利益，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又分明让人们相较以往又多了份实实在在的希望。而让“官僚、精英、五角大楼”不太好过的日子又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专门针对“官僚、精英与五角大楼”斗智斗勇的一生，这便是2015年12.26毛泽东诞辰和以往不同的特别之处。为了让希望更快更好地照进现实，在2015.12.26即将来到的日子里，特以本文予以热情讴歌地纪念;纪念我们民族共同拥有的世纪伟人毛泽东!　　

　　翻看党史，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欠毛泽东的。因为从参与建党直到他的离世，除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为革命事业牺牲了6位直系亲人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多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就是多次挽救了党和国家与人民。

　　第一次是在北伐战争时期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基本确定了“农村割据”的战略思想，从今天来看这一战略思想比起诸葛“隆中对”更为高明，因为这是从众多军阀中通过几次艰苦卓越地反围剿的胜利做到了鹤立鸡群，并以此开创了全国红色根据地星火燎原的革命态势。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发现这一战略思想直接促成了各路城市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聚集，就连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搬到了瑞金。这一历史真实过程宣告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理论在当时的破产，因此毛泽东的“农村割据”战略思想及其衍生的军事上的“游击战”是我党第一个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中国化实践最为成功的党的创始人。而农村割据这一战略思想绝不是什么凭空想象，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为有力的实践调查佐证。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没有毛泽东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割据”战略思想，没有对这一思想坚定和坚决贯彻的“游击战”军事实践，不要说当时起义失败的各路部队将往何处去?革命的战略方向在哪里?恐怕连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为好。也就是说没有毛泽东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清晰的战略思想和具体对敌的战术思想，中国共产党或许将继续处于左倾错误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迷茫中摸索。因此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作为后人的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毛泽东的“农村割据”战略思想;无疑是从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战略方向上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就是毫无争议的;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基础是毛泽东首先在军事上坚持并说服了三人团;将湘江血战后约三万红军主力的转移方向没有继续按照错误方向进行;而是主张兵出薄弱的遵义，这一主张让当时的中央红军赢得了继长征以来军事上首次大快人心的胜利。这是体现遵义会议军事上毛泽东必然重返领导岗位而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一面。而体现遵义会议挽救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面则是会议的政治方面，毛泽东高瞻远瞩并力排众议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损失;在当时却最终定位为军事路线的错误而没有上升到政治路线予以追究，实践证明这一决断在当时条件与敌我激烈矛盾的历史环境下;政治上完美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凝聚了党心与军心，从而保全了中国共产党赖以与敌斗争所需的最为团结和坚强有力的整体，因此这是遵义会议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看似神来之笔但实际上是极为凶险地四渡赤水，包括由此带来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个历史过程是中央红军在军事上最为紧急和凶险的时期，几十万白军的围追堵截假设要是没有毛泽东镇定自若与洞察敌情的军事指挥;如若换做别人今天的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正因此，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显得尤为地传奇，也是毛泽东个人以弱胜强军事指挥艺术上的高峰，所以这一令人折服地军事指挥奇迹客观上毫无疑问是挽救了中央红军，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第四次则是到达陕北后的“红军东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面对的实际困难与新情况是：首先军备供应就算是原有根据地红军都十分困难，中央红军到达后还接受了红二十五军团徐海东的物资支援，那么今后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方面军的会师就会更加捉襟见肘。其次是蒋介石重新布置重兵围剿，除自己的中央军尾随跟进，光东北军与西北军四面进驻就形成了新的包围，尤其是阎锡山部已经有约5个旅西渡黄河妄图依据黄河天险阻止红军可能的入晋，这一局势对当时的红军而言在军事上是凶险万分。而此时的背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华北事变”激发了北平等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即一二九运动。

　　在这样一个狭小贫瘠、物资紧张、军事围剿三重压力下，又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在瓦窑堡会议上阐述了东征的战略构想，使得其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最终在党内取得共识。红军东征的实际效果是;首先在政治上支援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全国展示了红军的抗日主张与决心，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道义”，同时通过军事上的东征也彻底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真打红军，假打日军”的绥靖政策(就如当今中俄联手利用欧洲难民危机揭露美国“反恐”而获得的“道义”，俄罗斯在叙利亚开战在军事上更加深刻地揭露和印证)。这一政治上的胜利反过来在战略上化解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战略包围，加大了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除了张学良被统战外，就连阎锡山从一贯公开坚定反共也变成了“三个鸡蛋”跳舞的模糊。其次红军东征在物资上的战果是;缴获枪4000余，炮20余门，筹款30余万以及其他大量物资，并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群众组织，宣扬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最后在军事上的战果是;歼灭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人，并迫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了山西。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力排众议将处在危机四伏与凶险环境下的红军通过东征而彻底扭转了形势，完美实现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意图，并在政治上彻底战胜了蒋介石集团;从而夺取了“道义”化解了蒋军的战略合围，并为后面的“逼蒋抗日”顺利埋下了伏笔。因此红军东征是毛泽东又一次的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并使得中国共产党从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了日后抗日战场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第五次就是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可以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算起，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个历史过程让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日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极大地认可，包括了所有党派、平民以及各阶层和各地方军阀。对外是著名的《论持久战》鼓舞了各抗日力量的信心，对内是《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塑造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圣地“延安”的标杆。因此从当时大的格局上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采取地;坚决坚定的抗战决心与及时必要的能够得到广泛共识的抗日主张;为中国共产党赢得超越以往甚至影响到世界的政治影响;并最终形成全国两党独大又统一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不进则退”的哲理上讲，毛泽东从起初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建立各个抗日根据地;最终变成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抗战主力军;这些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双重效应均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审时度势，虽然这里有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大凡研究这段历史的，都从内心里认可这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在起关键性作用。而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而言，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关键性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抵住以共产国际为幌子的王明路线，我们难以想象中国共产党是否会真被老蒋“统”过去?或许在与王明的斗争中出现稍有不慎至少会造成党的重大分裂。其次是党内著名的“延安整风”;“自力更生”;“文艺座谈”这三个政治举措，如果不是这三个举措，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让“民国老百姓”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来看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其个人作用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生与迅猛地壮大，并对全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挽救了党，挽救了在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下的中华民族。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没有毛泽东力排众议做到“逼蒋抗日”，或是没有关键时刻的《论持久战》，没有独立自主地抗日统战原则，没有上升到“全民族团结起来的抗日主张”，没有军事上成功地敌后抗战中执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军事理论，那么整个民族的抗战历史都将要改写。

　　第六次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波澜壮阔地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代表美国等西方列强资本的国内蒋家王朝势力的决战，尽管蒋军使用的全是美式装备;但遗憾的是连美国人也因为蒋介石当局腐败透顶的“运输大队长”称号而让五角大楼头疼不已，因为人民快速选择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是任何强大武器也无法左右这一历史前进方向的。这一人民选择的方向所呈现出摧朽拉枯的力量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蒋介石一定没想到，在1946年6月其以30万大军牛逼哄哄地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以此公开掀起全面内战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短短三年时间给他无限信心地美国钢铁与资本到头来却让他兵败台湾;从此过着靠美国人保护的日子。至此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算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三座大山。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延安历险;转战西柏坡;粉碎蒋集团重点进攻到全面反攻的三大战役;渡长江天险;驰骋广阔西北;东北到西南战略大迂回;这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导与指挥，而著名的“10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指导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最为杰出与光辉的军事理论。查阅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主席与其各战场战友的电报则浩如烟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的全国人民在历经沧桑后;内心向往“砸烂万恶旧世界;建立崭新新中国”的共同期望与决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决然选择的意志。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就废除了以往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部分网摘如下：

　　塘沽协定(民国22年(1933年)5月31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塘沽)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签约地点：广州湾;中国与法国)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北京;中国与德国)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订于北京)

　　中俄密约(1896年(光绪22年)6月3日，莫斯科)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马关，与日本)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印度加尔各答;补充修订：1893年12月5日，大吉岭)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光绪13年)12月1日，与葡萄牙，北京)

　　中法新约(1885年(光绪11年)，天津)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烟台;中国与英国)

　　中日北京专条(1874年(同治13年)10月31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塔尔巴哈台)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天津)

　　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北京)

　　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天津)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瑷珲)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上海)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咸丰元年)8月6日，伊犁)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与法国，黄埔)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与美国，望厦)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与英国，虎门)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与英国，南京)

　　因此，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彻底地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里解放出来，无疑是挽救了党和国家与人民。开国大典上自发响起的;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七次是抗美援朝，当16国联合国军在美国7个师地面部队;1000多架飞机;300多艘舰艇以及无数装甲坦克与大炮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碾压过三八线;向中国鸭绿江江畔一路平推时，我们可以想象刚刚成立新中国的中共中央压力到底有多么大?即便是再胆大包天的人，在面对对岸16国联合国军和武装到牙齿的新式现代化军队，衡量一下自己还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老炮筒子，硬气从何而来?胆气从何而生?

　　一、我们可以从朝鲜战争的进程来看看当时的美国人习惯性对中国狂傲的逻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在见到韩军全线溃败，第一个想当然的是;27日以海空军干涉，没人会有意见。第二个想当然是，只要派出第七舰队在台海游弋进行战略佯攻的牵制，留给中国的只能是在美利坚强大航母舰队的现实面前;中国不敢干涉我们的朝鲜计划。尽管我们不久前曾向世界公开声明，台湾不属于美国亚太防卫的红线之内，但面对刚刚建立起的战后破碎的中国;美国不必过于谨慎，因此对其的抗议可以忽略不计。由此便产生第三个想当然;9月15日，杜鲁门纠集其他15国联合国军根本不屑于中国的警告，在仁川登陆后轻易地跨过了三八线。接着第四个想当然;既然中国铁定不会干涉;那么为加快推进速度，同时派轰炸机向三八线以北靠中国一侧进行轰炸，并下令完全可以追击到中国东北上空，执行轰炸与扫射。

　　二、我们再摆摆可以不出兵的理由

　　1、中华民族出现外族入侵威胁的军事技术力量与联军规模力量;为史上最大的和最为不对称的一次，放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军事家眼里都必定认为是败仗的结局。

　　2、自己内陆国土在残余国民党势力影响下还未得以完全解放;即内战还在继续。加上台湾蒋介石响应美军的充实内陆的力量;再配以台湾海峡的美军太平洋航母第七舰队，这些都必将成为出兵朝鲜的后方钳制，稍有不慎将陷入内外夹击的处境。这是任何一位战略家都能感受到的巨大风险。

　　3、100年来陷入内战与外敌祸乱的中国人民在刚刚得到解放并准备好好休养生息的时候，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各族人民都没有像中国人民如此迫切地需要和平了!因此这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愿意;甚至是都想用逃避来面临用兵的抉择。

　　三、毛泽东的逻辑

　　无论理由千万条，困难万千种，置之不理必然出现我们的和平建设将时常受到鸭绿江对岸的威胁。如此美国人“三把刀”三面突击的战略构想就被实现，这三把刀是：正在刺向我们东北边境头部的第一把“尖刀”;第二把是已经插在我们腰上台湾海峡的“尖刀”;而第三把就是钉在我们脚下越南的“尖刀”。三面重兵只等天下万一有变，我们的和平将不堪一击;随时会陷入被动地拖上战车的威胁。如此等到那时高楼万丈被打乱还不如现在就“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国家与人民的爱倘若没有犹如父爱如山的深沉，显然是无法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毛泽东把对祖国与人民的深爱已经通过他的一生;升华为他最崇高的信仰。这是美国杜鲁门逻辑里所没有的高度与深度;更没有用“大爱”来升华而成的信仰，可以想象杜鲁门的脑壳里装的只不过是“钢铁、美金与选票”，“为人民服务和人民万岁”再怎样简单也在其脑海里无法沉淀。因为他信仰的是“选票”背后的美国利益。

　　因此站在今天来看，假设不是毛泽东力排众议而任由美国大兵陈兵鸭绿江畔，那么完全可以想象在后面的“抗美援越”中;五角大楼就会依葫芦画瓢将美国大兵摆在广西与云南的边界，飞机就可以随时越界轰炸扫射，同理台湾海峡的第七航母舰队同样也会顺势把我们对岸的某个岛屿当做了前进基地，届时“三把尖刀”就真的牢牢地钉在中国的近海、东北与南疆。这样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处处均守等于一处都不能守，这就相当于摆好姿势坐等三个方向随时可能被“一步踏入”的侵略威胁。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毛泽东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疑是挽救了党和国家与人民免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看看今天被三八线以南的美军全面牵制的朝鲜，朝鲜几十年来面对随时有可能被“一步踏入”的威胁;使得其在战略上根本无法安心搞建设而不得已采取先军国策的现状;这就好比如当时在军事和经济上被包围与封锁的中央苏区，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来面对随时出现的军事威胁吗?所以假如我们要是同时陷入被三个方向“一步跨入”的直接处境;其后果该是多么的严重?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开国第一仗;我们的祖国会有和平建设的今天吗?而为免得今后地“百拳袭来”，坚决与坚定进行抗美援朝的毛泽东除了自身的胆气与豪气能够说服他的战友们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其高瞻远瞩破解“三把尖刀”的战略棋局;更能让当时许多中央领导成员;最终被其毫无争议的个人战略眼光所彻底折服。这是当时中共中央能够从内心里团结一致进行抗美援朝的关键。

　　因此总体来说，抗美援朝的新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最硬气、最英雄气概和最气壮山河”的大无畏精神，以决然必胜的底气与豪迈向全世界宣告：八国联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东方中国从此真正站起来了!

　　第八次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战术角度上看这次中印冲突只不过是个围绕边境的一次小规模地战斗。中方以完胜的姿态打到了距离印度首都最近只有50公里处宣布单方面撤兵结束。但从战略上看，印度敢于冒进侵略完全是由于美苏两大集团共同支持和怂恿下的一个历史表现，特别是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一直试图寻找新的入华前沿，因此中印的冲突实际上是与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持续，同时还严重卷入了西藏的政治安危。在这一基础上，苏联却不顾华约头领的身份除政治上公开支持印度外还给予印度军援。在这样弱国注定失去国际“道义”话语解释权的国际背景下，中印边境战争就变成了一场政治性技巧很强的战争，处理得好即抵抗住了侵略又赢得了被美苏话语掌控下的“道义”，而处理不好则很可能会因为战术上获得了军事胜利却没有在政治上夺得“道义”;进而为美苏找到干涉并扩大战争的理由和借口，很有可能造成与美苏两大集团中其中一方甚至是同时的战争危险，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会造成两大集团借用“道义”话语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上全方位的进一步孤立中国，如此则势必引发西藏除了有可能的面临独立的风险加大外，而且又给国内经济和自然灾害雪上加霜，由此内外局面将会进入到空前严重的局面，那么其最终带来的后果就会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说的那样“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

　　从当时美国积极将海湾的航母调回的举措证实美国正试图千方百计;借机怂恿印度继续打下去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在处理中印冲突这个事件过程中，深刻洞悉了国际大势也非常清晰这是一场政治战，因此当印军前出到中国境内的预设战场后，造成印军实质侵略再决然反击，如此让美苏控制下的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认清了事实后就赢得了政治上的“道义”，同时在获得军事上的完胜后又主动回撤并呼吁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同时当着世界的面公开做出了交还印军被缴获装备与被俘人员的举措;这一系列举动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美苏在国际上指责中国侵略印度的栽赃污蔑。因此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得到了高超和完美地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研究这段历史与国际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主席后面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就与此战的实际感受有关，也就是说没有毛泽东完美指导中印边界的自卫反击战;就没有他后面那样及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创举。笔者以为这是毛泽东通过亲自处理中印边境战争;而深刻感知需要建立另一极的世界来对抗美苏，从而获得以反霸反帝为中心的;三足而鼎的世界政治斗争的舞台。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何以在美苏争霸中从容游走?又何以顺利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而最终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针对美苏对我国的控制与干涉，毛泽东曾经义正言辞地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节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此外，毛泽东还从思想文化领域里体现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而追求精神独立的思想，他曾一针见血地这样说：“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思想，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选自毛泽东外交文选《对帝国主义的“文明”要破除迷信》)

　　从以上毛泽东的讲话中，除了证明他深刻把握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实质，他已经在内心里早已升腾起反帝反霸的决心，笔者认为这与他当时处理中印边境战争;实质上是与美苏两大集团斗智斗勇的经验分不开。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后面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了毛泽东在中印边境战争的成功经验。因此毛泽东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战略上讲除了达到了反侵略的目的，而且完全是化解党和国家有可能面临的新威胁，同时又为其今后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统战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笔者以为这在战略上挽救了党和国家的说法虽然勉强但一点也不过分。

　　第九次是由珍宝岛战役引发的空前凶险的军事威胁，当时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陈兵百万于我们的边界，可能许多网友不太理解苏军机械化部队的实力。前苏联强大的装甲兵力量在当时的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就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其得益于二战中和德军战斗所获得的装甲战斗群的凶悍战斗力，如果翻看历史就可以知晓苏联百万大军能在一个星期左右横扫日本关东军的史实;就可以知晓珍宝岛战役后前苏联在我们东北边界陈兵百万的压力之巨大。不光如此，最为凶险的是苏联还叫嚣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是新中国离遭受核威胁最近的;也是千钧一发的“核威胁”风险，由于其真实性和紧急性的缘故，美国也被迫不得不卷入其中。因为一旦核战爆发世界都将进入毁灭的边缘。看看以下被解密的资料就知道当时的苏联已经决定不惜用核战来实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强烈意图。

　　1969年8 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 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当然更不会像基辛格所说的“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叁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10月15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说：“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消除前苏联核威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内因，即毛泽东首先对世界中、苏、美三角相互牵制地深刻洞察与把握，这些经验在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在众多而又复杂的军阀游走生存中获得了积累。其次是毛泽东最终采取了“以战方能停战”的主动战略，而这些经验在与国民党长期斗争以及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得到了实际验证，实践证明毛泽东深刻而又高瞻远瞩的应对总能实现以弱胜强的结果。假设没有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应对，我们不清楚新中国将如何面对前苏联的常规力量与核威胁，是服软、处理不当遭受了核打击还是先发制人?这些都不得而知。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再一次用其丰富地斗争经验与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成功化解了新中国最为接近而又凶险地核威胁，无疑是挽救了党和国家与人民。

　　第十次就是充满争议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事情的真理往往会历经长时间的洗礼后才会逐渐显示出其真理的一面，真理往往会掌握在少数人的说法除了在战争年代被毛泽东个人多次验证外。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初主要以防止被和平演变为战略目的的“文化革命”;会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终于被证实毛泽东这一思想领域的“革命”显得似乎不在多余，而且从现如今知识分子通过普遍反毛来达到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现象证实是有多么的必要，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坚决反对前苏联大肆掀起批判斯大林的做法，因为这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共产党垮台。毛泽东目光如炬，深刻而又前瞻非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后人所能比拟，不得不承认真理果然又一次被掌握在毛泽东这个巨人手里。因为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已然不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约阵营被“演变”成北约，而剩下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几十年里被西方意识形态强烈渗透中;在资产阶级精英与某些官僚修正主义持续地“反毛污毛”的过程里却始终能在摇摇欲坠中保持了下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共党员和我党历史研究者;只要稍微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应该都不会说，这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无关!当然笔者并非想要否认“文化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严重错误，也并非想拿此来妖魔化当今正确的改革开放时代。但摆在面前的基本史实是，文化革命发动的国际背景与国内政情的确客观地强势存在，我们不能装作熟视无睹!

　　1、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宏观上证实中国反帝的压力空前巨大，而反帝在思想领域里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处境放在任何一位我党的领袖身上都不会蠢到只在军事上防御而放弃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防御。

　　2、美国“和平演变”新战略从50年代开始研究，60年代开始决策实施也的确存在。因此反帝不止体现在军事上，还必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即在思想文化上需要具体制定反“和平演变”的内政措施来加以应对敌之战略。

　　3、中苏围绕苏联批判斯大林等思想领域的争论逐渐升级而暴露出这样一个倾向;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其修正主义影响在严重作用着社会主义阵营。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到70年代中苏对抗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在反帝的同时，反修在军事领域与政治思想领域也同样面临着空前压力。核威胁与陈兵百万东北边境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4、上述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的双重威胁作用到国内已经开始有所表现，站在毛泽东个人角度上判断，前一次针对党内的开门整党与后面一次的四清运动均被转移了方向;这说明“两次运动”被转移方向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完全可以说明这是国际斗争背景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表现。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里又同时出现非常不合时机和各方条件均不成熟的“分田单干”;这分明是上述国际斗争上的威胁反映在经济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于是，这就形成了中国在受到美苏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被挤压封锁的国际背景下;又同时开始在国内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反映出这种双重威胁的严重政治局面信号。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袖将会是什么感受?难道会听之任之?不要说是亲手打下红色江山的毛泽东，哪怕是我党所有历史中的领袖均不会在主观上采取不作为的态度。

　　5、由于客观上中国在那个时期一直处在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双重威胁之下，而且这种局面是中国当时较长时期的基本世情。因此国内官僚主义的出现对毛泽东而言特别敏锐，因为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在军事、经济与科学技术领域的打压封锁根本打不倒毛泽东这个巨人，令毛泽东唯一担心的就是国内在历经和平环境下滋生的封建官僚主义，特别是上层建筑当中主要的受具体事务缠身而麻痹下的领导者;一旦遇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霸权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作用后，其后果将会在当时的世情下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结果，后期的林彪事件站在今天来看不能讲与此基本世情背景的特征无关，而且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硬生生地就摆在眼前。而毛泽东目光如炬;相对于普通人的太过于深远的智慧又一次历史性的造成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这种孤独、苦闷与忧虑的心情以及自身又恰恰处在二线没有名正言顺的权力来矫正的条件下，终于使得毛泽东在综合上述情况和自身高瞻远瞩的判断下;以自己的声望从下而上掀起了一场他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文化大革命”。

　　以上是文化革命的发起的历史必然性之深刻原因，也只有通过今天的人们在历经时间检验后才在几十年的后今天得以慢慢破解。从当今的现实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教育了一批人，觉醒了一批人，锻炼了一批人，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会不会出现前苏联的情境真的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到“文化革命”需要防止的现象在今天看来的确存在，而且是严重，超级超级严重地存在，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还是党内的官僚主义都是严重地存在。因此正反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文化革命在战术上的确给我国带来了一些不可挽回地损失，但在战略上却再一次挽救了党和国家与人民。甚至从当今的世界格局上看，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可以说也是挽救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发现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让我们慢慢领悟，但同时悲哀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力量继承了当年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苏联霸权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继续干着反毛污毛的勾当。今天的我们终于知道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对象原来真的就一直存在，甚至还得到了茁壮成长，比如近期过气贪官于幼军拙劣地表现;他不正是在穿着“左”的马甲来攻击当今反腐整肃的基本国策吗?与当初文化革命中穿着“造反派”马甲进行浑水摸鱼的真正“余孽”一个德行。

　　结束语：“文革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这句流行于网络的话真实反映了毛泽东被妖魔化的深刻原因，我们可能自身也万万没有想到把“毛泽东三七开”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面临我党之后的领袖该怎样开?依照四六、五五、六四、七三、八二的顺序直到后面不是正好被终结吗?事实证明这是极其不成熟的自我阉割的做法。其次是资产接级意识形态者和封建官僚修正主义者或许正期望我们这样的开，只要有“三七开”的由头，那么他们就会在具体实践上;在人民生产生活领域里狠狠朝着“七三、八二”与彻底“00”的方向“开”，实践证明他们正是如此执着地干着，而突破口就是从“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文革”开始下嘴;并死死咬住不放，通过文化、教育、经济、生活和多元思想领域并依靠传媒的力量从而将“文革”最终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原罪，变成了毛泽东的原罪!这是多么歹毒地“抽筋扒魂”的手段。按照这样的方向行进，中国迟早有一天将会在失去魂魄的情境下变成今天的叙利亚，放眼当下的网络世界与传媒;这难道还会是危言耸听吗?

　　最后让我们重新品味巨人毛泽东以下这句“即应时又应景”的话，以此来作为当下最好的纪念。需要补充的是，12.25与12.26都要到了，一想起我们国人如此癫狂地迷信圣诞老人而忽视自己的伟人，再想象一下毛泽东一生从革命到其逝世时期都充满了被人误会、不理解、不信任、被挤兑、被打击、被妖魔的孤苦遭遇，笔者禁不住在扼腕长叹中老泪纵横。真诚希望国人们在纪念西方老头的圣诞节之后，也能以自身喜爱的方式来纪念我们民族最为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思想，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

　　蓝羽

　　201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