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济中：真理与错误

　　无论是重庆的“唱红打黑”，还是在“央视”春晚节目中表演的“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以及在人民大会堂舞台上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可爱可敬人民子弟兵的红色文化，都遇到了一种相同的遭遇，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扣上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或被咒骂作是“文革余毒”。改革开放后，凡是沾红带共的文化几乎都被封禁起来了。

　　无论是“炎黄春秋”还是“南方周末”;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央视和地方电视台;无论是国内阶级敌人还是境外反华势力;都有人在恶意地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诽谤毛主席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无论是毕福剑还是茅于轼、贺卫方、袁腾飞、李开复……一切诬毛、辱毛、咒毛、反毛的人士都成了改革开放后的时代“精英”。从三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所有反毛的人都是以“文革”作为入口，以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作为借口，疯狂地造谣诬蔑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运用为他们政治服务的所有国内外媒体，站在舆论的至高点，进行诬毛、辱毛、咒毛、反毛活动，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他们疯狂的犯罪的理论依据都是源自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6.27决议”)。

　　为了澄清事实，弄清真相，明辨是非，厘清真理与错误的标准，我们必须站在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来重新学习“6.27决议”，还毛主席一个公道。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做到“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让我们回到四十年前的历史中，分析对照“6.27决议”文件精神，领略和体会毛主席当年的风采。

　　(为了能更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需要大量地引用“6.27决议”和当时的宪法、党章原文以及新闻报道过的相关内容，通过历史事实来证明毛主席当年的理论是真理还是错误。)

　　一、“6.27决议”文件部份内容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一部约36000字的“6.27决议”文件，在建国前的28年历史回顾中，占了12000个字左右，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这约三分之一的文字中有大量地语句都是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正如“6.27决议”文件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描述“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估计”中，由十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可在这个时候文件中的语句突然转了一弯，为后面否定毛主席埋下伏笔。从原文看，虽然“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但是“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　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在这里，“6.27”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描述还是比较客观，也许这只是为后面否定毛主席的文字奠基。

　　“6.27”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虽然不完全对，但还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

　　从“6.27决议”的这些内容来看，是具有比较积极的指导意义。

　　也正是因为“6.27决议”的这些定认，给后来敌对分子诬陷毛主席“建国有功，治国有罪”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6.27决议”的后段文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有肯定之处，不过后面的肯定只不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解说，并强调要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象对一个受气的媳妇遭到凌辱后又夸她能干一样。

　　二、毛主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

　　从“6.27决议”中我们看到，文件在肯定毛主席的同时，又在不失时机地贬低和诬陷毛主席。在通篇决议中，直接提到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的有二十多处，加上对毛主席错误的详细解释的文字，并指出要把毛主席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分割开来这样的论述，整个文件成了一部批判毛主席尤其是批判“文革”的“宣言书”。

　　难怪敌对势力一直把“6.27决议”作为攻击“文革”，进而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武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6.27决议”(原文)中对诬陷毛主席的不实之词是怎样写的：

　　1、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2、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3、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4、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5、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6、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7、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8、“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9、“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10、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11、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2、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13、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14、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5、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16、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7、“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18、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19、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20、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21、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22、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23、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24、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

　　从“6.27决议”中看，毛主席从1958年以后就开始形成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到后来“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发展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最后还要求：“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以达到把毛主席个人与毛泽东思想分割的目的。毛泽东思想是以后的《党章》和《宪法》中规定的指导思想，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分割后，间接地允许敌对分子可以反对毛主席个人，对毛主席个人进行攻击、诬陷、咒骂和侮辱。直接导致“否定毛主席”成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反对毛主席的声音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从“6.27决议”中我们还发现一个论点，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尤其是在对“文革”历史的定论中，毛主席只要是支持了邓小平的工作，或者说是邓小平认为是对的工作，毛主席才是正确的。反过来说，毛主席的意见与邓小平的观点不同或者邓小平认为毛主席不对的地方，毛主席就是错误的。按照“6.27决议”的结论：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但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而邓小平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那么请问：邓小平在1966年10月23日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邓小平的话是正确的，则“6.27决议”中所有否定“文革”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如果邓小平的话是错误的，邓小平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他也有错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过邓小平也犯过错误?

　　就是这样一部用来说明“毛主席犯了错误”的文件，不知道当时怎么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大会上通过?这些曾经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党“八大”期间的各次会议上举手赞成文化大革命，高唱文化大革命正确论调的人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寻找出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并且这么严重的错误来?那些在“文革”中曾经被批斗被关被抓的人，有的被关了还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为了恢复工作，求得人民的理解和原谅，曾经发誓“永不翻案”，这些口头上“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人们怎么突然之间出尔反尔地推翻自己的承诺和誓言?这些在毛主席逝世时痛哭流涕，口口声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怎么一下子就认定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有了这么多的主观错误?这些曾经被压迫被剥削后来参加革命的人怎么会突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后来高调提出“依法治国”的精英们，为什么会通过一个违反《宪法》和《党章》的“决议”?是个人恩怨、私心私欲还是真正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党为国家分忧?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明白。

　　通过30多年来历史实践，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错误是如何一回事。否定“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毛主席的，否定毛主席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共产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共产党下台”。反过来推理，要中国共产党下台就必须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性，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不遮住太阳或者让红太阳落山，黑暗就不会来临。按照这一逻辑推理，可以证明这样做的目的和当年赫鲁晓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也许有的人是为了证明自己比毛主席更高明，以至于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才是唯一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因为只有认定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人。就象武侠小说中写的，只有打败了“天下第一”的高手，自己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可恰恰相反，广大人民群众却偏偏更加崇敬中国共产党内唯一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领袖毛主席，只有他才是人民心中真正的“领袖”，而“天下第一”的高手，人民群众不认同，怎么办?因此人民群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口中的“刁民”。

　　三、“6.27决议”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且有诬陷毛主席之嫌疑。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习近平同志还说：“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认真学习党章、熟悉掌握党章是党员应尽的义务。

　　虽然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与1981年在时间上相距30多年，但讲话精神绝对是正确的。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党章是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是每一个党员的行为规范，每一个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依照党章办事，这是对每一个党员和党组织的最基本要求。

　　“6.27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按原则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要严格遵照《党章》规定。所有党的决议都必须要在符合《宪法》和《党章》精神的前提下讨论通过后才有效，因为党的文件是党的委员会通过的，而《宪法》是包括党的委员会中的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包括党的委员会中的人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的代表通过的，所以，“6.27决议”不能有超出《宪法》和《党章》的权利，不能不受《宪法》和《党章》的约束。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6.27决议”，看其内容是否符合当时的《宪法》和《党章》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序言中指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议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总纲中指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

　　“6.27决议”在评价“文革”前的历史中，用“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等语句来描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并把三年自然灾害和敌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给中国人民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归罪于“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历史事实不是这样，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可怕的，旱灾那年，赤地千里，江河断流。暑假期间，农村的孩子们赶着牛在稻田中吃枯黄的水稻苗，不小心就会两脚被陷进开裂的稻田中。为了喝水和煮饭炒菜用水，我们农村的十来岁的小孩必须在凌晨三、四点钟外出好几公里，到有井水的地方排队等候，有时走几个地方的井里都没有水，一直要等到快中午的时候才能等到舀半担水挑回家。好在当时家家都有几个孩子帮忙，大人们都没有时间去等水。三年来，农业颗粒无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终于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历史早就作出过的结论。“6.27决议”中说“大跃进”和“反右倾”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是极端错误的论调。凭良心讲，这样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解放前，或者无论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国家，一定会出现很多人逃荒，甚至会揭竿而起，造反闹事。1942年河南发生的地方性灾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更何况是全国性的灾荒，时间并且连续延续三年。这样的灾荒那怕是发生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也难逃此劫。如果真象“6.27决议”所认定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那么老百姓一定会恨共产党。当年的中国不但没有人逃荒，老百姓也没有造反，反而勒紧裤带紧跟共产党人闹革命，促生产?为什么?这是从现在的官员身上无法得到的答案，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和劳动人民群众是一条心啊!广大人民群众清楚的认识到，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以及美苏两霸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才是造成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把“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让中国共产党自我矮化。

　　中国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大跃进中的错误有的是学前苏联的作法，更多的原因是没有经验，就象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大跃进”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按此推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的主要原因难道也是由于党中央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瞎指挥造成的?再说，当时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国家建设的权力主要由刘少奇负责，就算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瞎指挥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毛主席也不应该负主要责任。

　　“6.27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是在罔顾历史事实说谎话。健在的人都记得，当时“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地对彭德怀同志进行批判的主要人物不是毛主席而是刘少奇，毛主席的错误只是为了支持刘少奇的工作。“6.27决议”中指出是毛主席错误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这是对毛主席的栽赃诬陷之词，相信彭德怀元帅的在天之灵也会为其喊冤。历史清楚地记载着当时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中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这一历史事实是最近几年才披露出来的。(详见《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27决议”中从建国以来一直说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并用“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来形容毛主席，这与“宪法”和“党章”中提出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论述是相违背的。“6.27决议”把毛泽东思想转化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提出：“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以此理论，有意地把毛主席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分割开来，给反对毛主席的人提供了法理依据。这与宪法和党章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完全不同。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而“6.27决议”却提出要把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分割开来，这是在蓄意篡改毛泽东思想。

　　“6.27决议”中论述毛泽东思想时归纳为三大内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轻易地把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人民战争学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内容都“修正”掉了，这与宪法和党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也不尽相同。

　　“6.27决议”中一直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与宪法中提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议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及党章中的“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的精神相对立的。

　　“6.27决议”中批判“五·一六”通知和“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并在(36)中坚定地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与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党章中规定“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6.27决议”的这一定论与《宪法》和《党章》中的规定是相对立的。

　　“6.27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这是诬陷之词。什么是教育科学文化?毛主席是老师出身，历来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是指导教育科学文化的精华。教育科学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劳动创造了世界。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一定是无用的人或者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他们没有真才实学。正因为批判了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才导致今天教育的腐败，才使现在的高考出现许多问题，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在找工作时连个人简历都写不全等等，这些都是否定毛主席教育路线的结果。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英语是教育科学文化吗?“全民学英语”是教育科学文化吗?离开中国实际采用“西施效颦”的方法照搬国外的东西来治理中国是教育科学文化吗?在大学讲台上“跐必中国”是教育科学文化吗?“6.27决议”中用“登峰造极”这个成语来修饰这种诬陷，并用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对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进行指责完全是诬陷之词。

　　钱学森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要回到中国?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这是歧视知识分子吗?

　　陈景润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他是不是知识分子?

　　屠呦呦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2月14日，荣膺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2016年4月21日，入选《时代周刊》公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屠呦呦是不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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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钱学森、陈景润、屠呦呦……这些知识分子如“6.27决议”中所指责的那样，会有这样的成就吗?屠呦呦还健在，可以从她老人家口中更进一步求证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是不是受到毛主席领导的党和国家的歧视?

　　屠呦呦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说要感谢四个人，她说：“感谢完父亲，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首，并且强调“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屠呦呦的诺贝尔获奖感言给了“6.27决议”一个有力地回击，并进一步证实“6.27决议”中指责“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领导的党和政府“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确实是“诬陷”之词。

　　“6.27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请问：现在五十岁以上的共产党员还有多少?这里面有多少是“文革”十年中入党的?如果按“6.27决议”的定论，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些党员又是怎么来的呢?再看现在，从城市到农村?有多少共产党员在过正常的组织生活?35年来，党在工厂、农村发展了多少共产党员?如果去工厂农村调查一下，四十五岁以下的党员“几乎没有”。到底是“文革”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还是现在的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文革”期间的党员和改革开放后相比较，哪个时期的党员经常受到组织的教育，党员的党性、人民性要强?哪个时期党员过组织生活多?哪个时期的党员能够如期交纳党费?哪个时期的党组织和党员更受人民群众拥护和尊重?哪个时期的基本群众和积极分子受到排斥?甚至还与党和政府相对抗?(请不要用“刁民”来回答)哪个时期的的党组织和党员更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事实是最好的回答，通过事实得出的答案更是对“6.27决议”一个有力的回击。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叶剑英和邓小平两个人。从这一史料中证明：这部修改的党章是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通过的，也就是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中邓小平仍然担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77年8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揽党政军大权而且在“十一大”上致闭幕词的邓小平自己反对自己同意修改的党章。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主持通过“6.27决议”，在此之前，胡耀邦是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改的讨论。胡耀邦于1978年12月25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6.27决议”的主持人胡耀邦，中央作出“6.27决议”时，难道不知道这个决议违反了当时的《宪法》和《党章》?

　　1978年3月5日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不会不知道当时通过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吧?

　　既然《宪法》和《党章》中都已经有明确规定，而且《宪法》和《党章》都是在邓小平的权力下修改的，为什么还要在1981年6月27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会通过一个违反《宪法》和《党章》的“6.27决议”呢?

　　“6.27决议”中(35)第五条提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可是一部刚修改不久的《宪法》与《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的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不带头遵守?这样做又怎么可以尽到“维护人民的权利、制裁犯罪行为”的职责呢?

　　《宪法》和《党章》都肯定了“文革”的功绩，《宪法》中明确规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却不按“宪法”和“党章”精神来讨论“决议”文件，反而在“6.27决议”中批判《宪法》中提出的这个总任务，这合法理吗?违反《宪法》和《党章》的“6.27决议”从法律和党的原则的角度上来说还能有效吗?为什么这部“无效”的“决议”能够纵横三十多年，至今还有人象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抱住不放?

　　四、历史事实证明发动“文革”符合中国实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马克思、列宁提出来的。

　　毛主席一生有许多敌人，但却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不管是国外的反共反华势力还是国内的敌对分子，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所以也是毛主席的敌人。当然也有一些一时糊涂错误地反对过毛主席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糊涂一辈子，最后还是会清醒的。

　　借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就是用这句话来检验“文革”的。现在不是有些人提出要用“6.27决议”作为理论依据来反思“文革”吗?有的甚至用“6.27决议”作为工具制造出“文革余孽”类的“帽子”，来证明唱红歌是“文革余毒”。既然有人提出来要用“6.27决议”作为标准来反思文革和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何不对照历史事实，用实践重新检验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的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错误?

　　“6.27决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毛主席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并认定其错误的根源就是毛主席老年骄傲所产生的“左”倾思想作怪，除了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大的错误是领导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许多错误的东西，比如“文革”前期，象“联动”、“西纠”类的“打砸抢”组织，以及林彪的篡党夺权斗争等等，他们确实给当时中国社会造成了动乱。否认“文革”中出现的错误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象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全民腐败，“黄赌毒黑”泛滥成灾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从“文革”中所有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来看，并没有错误。“6.27决议”也只是从“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来证明“文革”是错误的。并结论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按照这种对“文革”的逻辑思维，那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一定比“文革”多，并且更严重，难道也要把改革开放定论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6.27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来说话吧?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主要论点符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文后面自有论述。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符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当年胜利进北京时就一再强调“不当李自成”。毛主席不当李自成，可是确实有人想当牛金星和刘宗敏啊!这些人有的过早地暴露出来了，有的问题很严重，有的隐藏得很深，有的一直要到他们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时才暴露出来。

　　李自成的起义部队一开始也象中国共产党的势态一样，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当时流行的“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交粮”与“|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词中的意思是不是有点相似?这就证明李自成开始是深得人心的，可是，为什么李自成后来不得民心失去了江山呢?李自成胜利以后就骄傲起来，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成了官僚。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胜利以后有腐败变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官僚主义，有脱离人民群众，也有失去江山的可能，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预防这些罪恶发生。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中国的实际。解放以后，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现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克扣、拖欠劳动者的血汗钱，劳动者前去讨薪，有的被警察打死，有的被法院公审判刑，剥削劳动者、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资本家反而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更多的牛金星、刘宗敏们或者是他们的后代都成了富豪资本家，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恶化，人人互不信任，黄赌毒黑泛滥，这难道不是事实?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变颜色，历史事实证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6.27决议”中的这一论述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中国共产党内有没有走资派?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李先念和陈云同志清醒过来后就正确地回答过。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李先念和陈云所指的两个走资派，是在中国共产党产内曾经担任过最高领导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人。同时李先念和陈云的对话也是对当时诬陷“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的结论鸣不平。中国人都清楚，如果没有“文革”，广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走资派早就把中国共产党和平演变，中国也早就象前苏联一样变了颜色。

　　从这两位前辈的对话中，可以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走资派确实还在走，并且担任了党内的最高职务。

　　再来看改革开放中查出来的腐败分子，他们家中的拥有的钞票不是一张一张数，而是用秤称，用车装。他们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在查出来以前是不是当权派?这些人是完全符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标准。还有，改革开放后，有多少党政军界的实权人物在民营企业参股或者得干股分红?有多少党政军的家属子女打着家长的招牌“持剑行商”?有多少所谓有当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有了权力后，他们的后代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富豪?有多少共产党的领导蜕化变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员只为“人民币”服务?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文化大革命”预演正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是没有事实根据，更不是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是非。

　　“6.27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6.27决议”(36)中强调：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指责毛主席发动“文革”所提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英明论断是《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所坚持的观点，“6.27决议”反对这一论点是违反《宪法》和《党章》规定的。现在我们再来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进一步分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论断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人类阶级社会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至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373页】

　　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90页)】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精髓，列宁更强调“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6.27决议”指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道主持这个“决议”的领导人是因为从来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蓄意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十八大以来重提学习马列主义，重新重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明确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从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6.27决议”面对历史事实也不得不承认，也同样在决议中论述：“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既然有人向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共产党下台的人难道不是阶级敌人吗?有阶级敌人向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发起进攻，中国共产党号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怎么会是错误呢?

　　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导弹炸我大使馆，撞我飞机，最近在南海武装挑衅，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分裂中国的活动是不是阶级斗争?流亡海外的所谓“异见人士”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活动是不是阶级斗争?原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前几天还在美国叫嚣：中情局应拿出一笔钱严格训练200至500人，就像“海豹突击队”那样，需要时候空投到中南海，两个小时内完成突袭，并且占领广播电视台等。他还呼吁搞政治暗杀，策动军队和警察哗变。这不但是阶级斗争，而且是残酷的带血的阶级斗争，是要人头落地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天天都在继续，只不过在这三十多年来被资产阶级垄断的媒体站在舆论的至高点，掩盖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事实，把残酷的阶级斗争一笔抹煞掉了而已。

　　既然阶级斗争存在，而且还很严重，资产阶级无时不刻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如果不坚决与之进行斗争，就只有等死的份。1918年列宁在工厂里演讲时说过：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他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那么“十六条”则是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在制定时，我相信邓小平都曾参加并举手表决同意过。既然已经同意了这两个文件，且不说这两个文件有没有错，但凡同意了的中央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吧?况且“6.27决议”中也明确了这一点。

　　在“文革” 中受到批斗的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诸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虽然彭真讲的话有点偏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说出了一句真心话。

　　既然这些参加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时都表决同意的人都有责任，请问，有谁指责过他们犯了错误?如果说“6.27决议”是正确的，“文革”是错误的，那么在所有支持过“文革”的领导人和参加会议举手同意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人在死后的纪念活动中都应该加上一句“在文革中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才对，为什么单单说毛主席犯了错误?不可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是马列主义者，唯独毛主席才是晚年犯了错误的人，这样提的目的是什么?

　　笔者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么一段话，只是想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6.27决议”以后为什么不说其他人也犯了错误只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其目的之一就是想利用这个文件来否定毛主席，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要中国共产党下台。另一种目的则是想用毛主席犯了错误来证明有的人比毛主席还要伟大，还要高明。正象彭真前面所说的那样，毛主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而他们写加忆录则是“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就象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很多武士为什么要寻找天下第一高手决斗?因为战胜了天下第一高手，他就是“天下第一”了。怀这种目的的人说毛主犯了错误就是想贬低了毛主席，毛主席的威信下来了，有的人就想成为“天下第一”的领导人，这也是由个人私心杂念所导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人民却不认同毛主席犯了错误，更不认同有人会超越毛主席成为“天下第一”，从韶山和毛主席纪念堂前的人流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6.27决议”中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的论点恰恰是给敌对势力反对毛泽东提供了法理依据，有些天天口中高调喊着“法制”的精英，从来没有人提到过“6.27决议”违反“宪法”一说，敌对势力选择性地利用“6.27决议”中的错误论断，从否定“文革”为入口、进而否定毛主席为借口，最后否定中国共产党。那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而反对毛主席的人的目的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混入共产党内的北大共产党员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上公开叫嚣说“共产党不合法”，要共产党下台。中国共产党被这份决议堕入了万丈深渊，作出这个决议，不是糊涂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中混进了赫鲁晓夫。

　　“6.27决议”一再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继续革命，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事实同样也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理论不是错误而是真理。

　　五、老一辈革命家对“文革”的清醒评价。

　　关于“文革”的话题我在这里不再细说，毛主席曾经说过：“我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跑了蒋介石，另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翻开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泛滥，必然祸及中国。也正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国内和境外的反华势力配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掀起了一股股反对毛泽东的妖风。

　　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到如今，正如“文革”中“受害”最深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凤凰卫视的记者问道：“夫人，你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在“文革”初期为了发动群众亲自写的揭露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连在“文革”中受伤害最深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说毛主席当年发动的“文革”是对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要坚持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呢?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一个人的心胸和良知有问题，有的人以国家大局为重，有的人始终纠缠着个人得失，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当经过实践的检验后，王震同志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他说：苏联没有出现过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毛泽东，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度没有出现过毛泽东，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

　　王震同志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早就预见了资产阶级思想会在中国泛滥成灾的事实，所以提前发动文革进行演习，而一般人是不能理解毛主席的卓越远见，有的甚至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始终在纠缠个人得失。现在社会上黄赌毒黑泛滥成灾，共产党与民心渐行渐远，脱离了人民群众。有人提问：如果现在有敌人追杀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还会象过去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共产党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在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变质了，丢失了共产主义信仰，相当多的党员违反“党章”，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腐败的时代。党的领导干部不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如果先辈们流血牺牲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革命的后代们成为现在的资本家和富豪，那当年他们的为什么要闹“革命”呢?

　　张爱萍将军的儿子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原江西省省长、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同志的夫人，“文革”中受冤打成“新疆叛徒集团”人员之一的朱旦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6.27决议”用全面否定“文革”来否定毛主席，这个决议也许忘记了一件他们无法解释的政治事件。1976年10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罪行就是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6.27决议”完全正确的话，那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不是罪犯而是立了大大功，王、张、江、姚(四人帮)就应该平反释放。

　　六、个人崇拜还是人民崇拜？世界各国的评价和“6.27决议”的反差。

　　“6.27决议”中在多处用“骄傲”、“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来形容毛主席的错误。毛主席从投身革命起，就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一直提倡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人民群众的爱戴?他也是一个提倡民主的人，从井岗山开始就提出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到延安后宣召“为人民服务”;从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到“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无一不是民主的典范。诬蔑毛主席“个人专断”，“搞个人崇拜”只是为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反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和不满。

　　毛主席真的是那个“个人专断”，搞“个人崇拜”的人吗?这只不过是“6.27决议”的提法，是主持这个“决议”的人的错误臆断而创造出来的诬陷之词罢了。如果毛主席真是“6.27决议”中所认定的“个人专断”，他就没有必要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毛主席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完全可以撤掉任何人的职，判任何人的罪，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事实与“6.27决议”中的论断恰恰相反。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个人专断”，而是为了提高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和整体素质，认清是非，敢于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非无产思想，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天下为公”、“助人为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气，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中国营造“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共识，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并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文化体系。

　　什么叫“个人专断”，“个人专断”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了自己谋利益，不顾客观事实，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肆意作为也叫做胡作非为。毛主席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变颜色，为了不让叫“共产党下台”的人重新奴役劳动人民群众，为人民民主政权千秋万代和全人类的利益，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叫“个人专断”吗?

　　有些人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会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千方百计地要让革命成功坐天下的少数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裕起来，为自己的后代和少数人谋利益，使之成为新时代的资本家，这也许就是他们早年参加革命的目的。当老百姓有意见时，他们强制采取“不争论”的对策，不允许不同意见的人发表意见，压制民主;有的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甚至动用警察进行“维稳”，这才是真正的个“人专断”再加一个专横。

　　人民心中有杆秤：对政府机关或者党组织中，凡是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决策人民群众都会拥护，相反，凡是不符合党人民利益的所有政策都是个人或者少数人的专断专横的决策，人民群众都会反对。

　　说到崇拜，这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国都有的社会现象，在世界上，有两种崇拜，一种是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人民崇拜。对毛主席的崇拜显然是人民崇拜。

　　个人崇拜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网络一些马仔，捏造事实，枉虚功劳，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也有的利用宗教迷信来蛊惑人心，制造盲目崇拜。这些都是个人崇拜。而另一种则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精神、作风、贡献影响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人民，人民自觉自愿地崇拜他，包括对民族英雄，战斗英雄等英雄人物的崇拜。毛主席逝世已经40周年了，从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30多年敌对势力的攻击和反对后，往毛主席纪念堂和韶山祭拜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有人企图阻止人民祭拜毛主席，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在节假日期间恶意关闭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纪念堂依然人山人海的情景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明：毛主席是人民崇拜。对毛主席诬蔑成\“个人崇拜”不是糊涂就是是别有用心。

　　毛主席逝世40年了，人不在，权没了，他的后人没有当高官或者发大财，有的甚至还生活得非常寒碜。尽管敌对势力竭力造谣诽谤毛主席，恶意损坏毛主席的名声，也丝毫无损于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崇拜毛主席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许多基层民众家里都在大厅上方张贴毛主席的画像，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两地的少数民族人民家中更敬奉毛主席。毛主席的后人也没有为毛主席著书立说、树碑立传，为毛主席著书立说和树碑立传的是人民大众，毛主席这块丰碑永远真矗立在人民大众的心中，他是人民群众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有些领导人的后代，不是高官就是富豪，有的为自己父辈纷纷出书立论，有的到处演讲，标榜自己的父辈功德无量，为自己的先人歌功颂德。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是这样，反倒没有人崇拜他们的先人。在人民中间流传一句这样的话：抹不黑的毛主席，描不红的走资派。事实就是事实，虚伪应当剥去。历史是事实写的，历史也是人民写的，人民有权崇拜谁，纪念谁。

　　崇拜英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国有为孙中山先生而取的地名，还有左权、董存瑞等人的名字都列入中国的地名，学校名。有纪念古代英雄立关帝庙、岳王庙等庙宇，也有纪念屈原、戚继光、郑成功、李时珍、林默娘的，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群众对古代人物的感人事迹和他们的贡献所产生敬仰而崇拜。虽然有的已经神化，但也是人民心中的神往。

　　崇拜是超越国界的，中国是这样，美国和日本也是这样。美国的首都叫华盛顿，就是为纪念美国的开国领袖而取名的。毛主席的个人威望和才华、品德和作风，精神和思想感动了几代人，他一生节俭，一生为民，一生为公，一生为了党和国家努力，为人类解放事业无私奉献。毛泽东思想是灵魂，是让一切正义力量为之振奋、邪恶势力为之恐惧的精神原子弹。

　　毛主席感动了全世界，也震撼了天地。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全中国人民为之悲恸痛哭。那一年，天崩地裂，那一天，日月无光，苍天为他落石，大地为他颤抖，日月为他默哀，山河为他落泪。9月9日下午4时，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都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53个国家为他下半旗致哀，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他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一年，曾经有人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朝鲜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

　　在毛主席逝世35年后的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度评价毛泽东，盛赞毛主席的外交政策。他在竞选成功的演说中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诗词“到中流击水”。在执政百天演说中引用毛主席的“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并且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出毛主席像。

　　在奥巴马高度评价毛泽东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盛赞毛泽东，普京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社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为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人和许多正直善良的外国领导人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崇拜!我的从政之道就要像毛主席学习，但是到死我也学不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因为毛主席是个世界奇才。”

　　世界各国领袖和政要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崇拜毛主席，这是中国人民的荣耀，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试问，那些一直在标榜自己或者自己的父辈伟大正确高尚的人，你们有谁能受到过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这样的崇拜的殊荣吗?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民主人士、进步团体以及世界人民对毛主席如此地赞扬和崇拜，这难道就是“6.27决议”中所指的“个人崇拜”吗?

　　“伟大、英明、正确”等荣誉是做出来的，世界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不是靠吹出来的，不是自己提出的观点自认为是对的就不让别人“争论”便可以成为伟大领袖的，更不是靠警察“维稳”来显示个人权力淫威就可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相反，越是“不争论”，越是“维稳”，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反而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反对。人心不可侮，要得人心就要一心为公，就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为了个人和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后代升官发财的人是永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崇拜和敬仰。

　　世界各国的领袖都高度盛赞毛泽东、敬仰毛泽东，世界人民崇拜毛泽东。反而却在毛泽东亲自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份人为了个人恩怨，为了个人的私利和欲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背离马列主义，主持召开会议作出一个“6.27决议”，指责“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批判毛泽东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种反差是何等地惊人。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会让世界各国更看不起中国人，瞧不起中国共产党，会认为中国也象前苏联一样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为中国都是忘恩负义之辈，以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从此在国际上抬不起头来。

　　七、“6.27决议”后所造成的恶果。

　　“6.27决议”发表以后，便刮来一股股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妖风。阶级敌人用““大揭秘、大暴露”的手法对毛主席进行“大丑化”。2015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李铁映题为《要有自己的历史观》的文章，文章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历史的国家有没有?没有!没有历史的民族站得住吗?站不住!历史是自己的根，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写道：“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要篡改我们的历史、祸乱我们的心智的大有人在”。 他在文章中提出：“世界上，有谁对自己的历史搞“大揭秘、大暴露、大丑化”?贩卖黑奴的历史、贩卖鸦片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始作俑者搞大揭秘了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别人任意诬蔑你的父母，你能容忍吗?任意涂改你家族的历史，咒骂你的祖先，你能接受吗?捍卫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

　　幸亏毛主席通过发动“文革“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演习，幸亏有象李铁映一样的大批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维护毛主席声誉，幸亏有象王光美、王震、朱旦华等革命前辈及时清醒后的良知，否定毛主席的阴谋才没有彻底得逞。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上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流毒到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的两任领导人胡、赵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在中国极力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蚀，中国共产党被迫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被写进党章中。

　　否定了“文革”。进而否定了毛泽东，然后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先烈，否定中国共产党，最后目的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6.27决议”的威力下，中国从80年代初开始取消了人民公社，取消集体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发展到另外“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所提倡的，都要砍掉。”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砍掉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被砍掉了，宪法中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群众路线”、“义务兵役制”、教育、医疗、国营企业、劳动光荣等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的精华都被淡化、异化、否定或者砍掉。从医疗改革产业化到从到教育产业化，从禁唱红歌到大中小学的教材异化，都无不证明是在“6.27决议”作用下的结果，导致毛泽东时代所提倡或者所决定的政策都被异化。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和港澳同胞地位飚升，那些曾经是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解放后逃到台湾或者香港的地主、恶霸回来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胡汉三又回来了!人民公社被解散，地主占回了土改被贫下中农分掉的房产地基。紧接着，工人下岗，警察和保安人员都可以胡乱抓人，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黄，赌毒黑在大陆泛滥，到处出现贩买妇女儿童和走私贩毒的犯罪，为了救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加紧印制钞票发行。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而现在却是家家户户都安装“防盗门窗”，人与人之间互不相信，社会风气变化如此之大?这完全是因为否定了毛主席所得到的恶果

　　更有甚者是港台文化和殖民文化在大陆盛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号召“全民学英语”，高考英语占的总分比中国语文还高，在中国出现了一件怪事，无论什么考试都必须考英语，英语不过关的人当不了公务员，当不了工程师，入不了城市户口，升不了职，加不了薪。有人企图要把中国大陆演变成100年前的香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矮化后中国政府大力推广殖民文化，提倡殖民意识，实行殖民政策。中国政府所作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符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利益，讲法制也必须以美国的法制为原则。在大学的讲台上，呲必中国，言必美国，美国的一切成了中国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中，都必须用美国的标准来求证，如果美国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认同的，在中国就行不通。外国人，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到了中国成了特等公民。据媒体报道：2012年，有一个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辆自行车，武汉公安局非常重视，动用几百警察，用了三天找到了。中国人丢了自行车去公安报案，警察根本就不受理?媒体反以报道此类新闻为光，公安反为如此办案为荣。前天，一辆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在中国横行，撞了人，中国的交警束手无策，不敢扣美国人的汽车，这就是殖民意识的危害，中国政府的官员已经殖民殖到骨子里了。

　　在“6.27决议”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出现了一股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或者说是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利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丑恶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优越性作比较来教育人民从而深得民心，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工厂、农村、学校，通常最普遍采用的是“忆苦思甜”的方法来教育群众和战士。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有人通过当时的“伤痕文学”来反对毛泽东时代，采取揭露“文革”的手法，把负面的信息全部归纳到“文革”和\“大跃进”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中。把老百姓从“忆苦思甜”中的对国民党的仇恨转移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最后转化成为对毛主席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他们把一切私人恩怨当做政治目的，用来诽谤毛泽东时代和中国共产党，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分成两个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时期，把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分裂开来。把毛泽东时代描写得一团漆黑，反而出现歌颂“民国”时代的调子，为张灵甫、蒋介石等战犯、人民公敌招魂，为他们树碑立传。在召开“两会期间的两会代表，不去祭拜毛主席而去祭拜孙中山。新闻媒体从来不报道人民纪念毛主席的盛况。用改革开放后的物质条件与毛泽东时代的物质贫困相对比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贯表演的拿手好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无视这一现象，一直到18大后，习近同志才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英明论断。他们也许不知道，资产阶级一上台，第一个要下手杀害的是他们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前苏联的政治剧变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从“6.27决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自我矮化的对策，在国内的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惹毛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国际上，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投降主义外交政策，在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面前更是抬不起头来。为什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和美帝苏修两大霸权作坚决的斗争，反而争取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连美国为首的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作对的西方国家也对毛主席崇敬有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毛主席面前点头哈腰。自从中国共产党“6.27决议”后，中国政府官员在强大的美国政府官员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中国政府的所有决策都要根据美国人或者亲美的中国人的意图办。现在连中国人民的饮食生活习惯，外国人都要干涉。这几年，广西玉林市因为按照当地民俗在夏至期间创办了一个“狗肉节”，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一贯以资产阶级“人权“自居来攻击中国，没想到现在还用“狗权”高于“人权”的理由来干涉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西方人吃牛肉，中国为什么不会反对?中国人吃狗肉，西方人就要反对，这种霸道到了何等地步?中国政府也不敢大胆站出来维护中国民间的饮食文化，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中国自从否定了毛主席以后，在世界上根本丧失了话语权。美国政府对中国一不如意，就用导弹炸我国大使馆，随时可以侵入我国领空撞我飞机，中国政府只能吞声忍气。连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进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电影电视剧都不敢在中国上演。中国共产党人自我矮化后必然会产生自卑心理，完全丧失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于是乎，中国的话语境况完全了，过去人与人之间是“同志”称呼，推广殖民文化后，“同志”变成了同性恋的语言，小姐、太太、女士、先生、老爷等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称呼在中国流行。由于“6.27决议”的威慑作用，红色文化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平时的谈话中，“革命”成了禁忌名词，阶级斗争更是无影无踪，在政府或者媒体、学校(所有可以登台说话的地方)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等名词都跟着“革命”这个名词一样成了禁忌对象，完全被封禁起来了，中国进入到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在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员不敢站出来，更不敢坚持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怪不得孔庆东老师说“北大”的共产党员如同“地下党”。其实这一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只要你宣扬真正的共产党的任何主张，就会被人扣上“文革余孽”的“帽子”。从《抗美援朝》电影电视剧的禁演到重庆的“唱红打黑”，从春晚演唱的《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到人民大会堂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被人以“6.27决议”作为“法理”依据，控诉这些唱红色歌曲的人是“文革余孽”，红色文化被当作“文革余毒”遭到批判，最近的马晓力事件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禁止歌颂共产党、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领袖、歌颂人民子弟兵的红色文化，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今古奇观”，也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最大的讽刺。反而象攻击毛主席的袁腾飞们居然被请上了中央电视台发表谬论;“五反”分子、汉奸茅于轼成了政府和学术讨论的座上宾;共产党员贺卫方公开叫嚣中国共产党不合法;在2008年的“新西山会议”上，有许多共产党员聚合在一起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志强居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每年三月份，有许多张外国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两会”上，外国人居然成了中国人的代表，工人农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几乎绝迹。在大学的讲台上，老师讲课“呲必中国”，开口闭口就是“你看人家国外”，并在一些人心中又树立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中国的都是坏的，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自“6.27决议”以后就自觉地放弃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放弃了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放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导致话语权丢失，党心、民心涣散，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党内腐败严重而引发全民腐败，乱象丛生。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政府一定要顺应民心，不能再背民心而为了。中央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决议，从思想上清除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所有污垢，扭转改革开放以来因否定毛主席所带来的困难局面。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因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包袱以及许多革命前辈事后的清醒认识的事实来证明毛主席不是搞“个人专断”、权力斗争，更不是搞“个人崇拜”。“文革”中党的文件始终没有错误之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列主义的真理。只有重新确立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主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要再用“特别是”把改革开放前、后分割开来。重新树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重塑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重视工人农民劳动的作用，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深得人心，中国才有希望，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