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济中：为什么会出现《文革》热

　　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一股股“文革”热。“文革”结束至今已经40年了，本应该成为历史在人们的视野中慢慢地消失，可是为什么今年却偏偏出现了一股股“文革”热，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从客观的角度去观察这股“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这几种原因：

　　一、十八大以来的党的许多政策转型以及习大大的系列讲话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并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正印证了后来习近同志英明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对于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从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敌对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也必然会触动一些中国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敌对势力的中枢神经，导致他们从各方面发起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2013年 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准确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的，决不能彼此割裂。这些讲话一出台就遭到来自“炎黄春秋”胡德平等邪恶势力的攻击和反对。

　　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实践中不断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决不容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就成了党内既得利益势力的最大威胁。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就在当天，拥有3000多万粉丝的优秀共产党员、知名地产商任志强针对习近同志的讲话发表了两条微博，一条微博称：“人民政府啥时候成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另一条微博说：“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任志强的反动言论，激起了来自互联网广大正义人民群众的群起而反击。

　　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上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另一方面必然会遭到腐朽的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和不安，这些攻击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指出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具体表现，我们一定要遵照宪法中规定的“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权随时会被那些美国政府的带路党颠覆，亡党亡国的惨剧随时可能上演，党和人民群众担心的颜色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中，急切地盼望着中国再出一个毛泽东，因此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念。

　　二、一些不良的“红二代”和右派(腐败)分子的的拙劣表演让人们牢记文革

　　2013年10月，由陈小鲁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

　　2014年9月1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庆祝教师节暨本校百年校庆大会上，马晓力女士发表讲话，代表认同她观念的人，郑重地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这些在“文革”中迫害他们的人都是共和国功臣的子女，他们在“文革”初期组织的“联动”和“西纠”等组织中，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当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当毛主席知道她叫宋彬彬后，对宋彬彬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成了文革中风靡一时的“宋要武”。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彬彬”这个名字有点文质彬彬，针对当时流行的《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意思，而宋彬彬却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武斗”。

　　“文革”的故事记忆犹新，当时在北京的“联动”、“西纠”等组织成员大多数是高干子弟，他们的反动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当时党中央下令取缔。按照陈小鲁们在30多年后的道歉行为，不能不被怀疑有其政治目的。如果说“文革”中被取缔的打砸抢组织成员犯下的罪恶要由“文革”发起者来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若干年后，北京的“天上人间”、东莞扫黄中的“妓女”和赖昌星类走私贩毒分子，周永康、令计划等腐败分子以及改革开放中贩卖妇女儿童、抢劫杀人等犯罪分子都可以出来表演控诉改革开放?难道这些罪恶的责任要由改革开放的设计者来承担?扫黄打黑，惩罚犯罪，反腐败正是改革开放中的正义之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片欢呼声，人民群众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行得更加深入彻底。同样的道理，文革中取缔“联动”、西纠”等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打砸抢组织也是正义之举，在当时也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些组织的成员在30多年后站出来道歉的拙劣表演有何居心?你懂的!

　　2015年2月3日，右派公知曹林在中青报发表文章中称：“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文革’是一场灾难”。

　　2015年12月9日起到25日，依靠反毛起家、凭借妖魔化新中国而飞黄腾达、最终被财色绊倒在省长位置上，后来又去投靠《炎黄春秋》的腐败分子于幼军在中山大学8天的时间内进行了8场讲座，不知道是接受谁的任务，展开了反对“文革”的系列宣传。

　　2016年5月2日，“五十六朵花文工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因为在演唱会中演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遭到马晓力等人的恶意攻击，被戴上“文革”余毒的帽子。

　　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和环球网相继发表文章谈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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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无论是好是坏都应该成为历史的记忆。可为什么有人总是提起“文革”来刺激中国人的神经呢?提“文革”的人总是想叫人们不要忘记“文革”，他们把文革描述成“十年浩劫”、“十年动乱”，有的甚至学着敌对国家的口气攻击毛主席“独裁”、“专制”。毛主席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重复提出反对“文革”的人的目的就是继续打着批判“文革”的旗帜来反对毛主席。他们采用的正是“文革”的手段，反对一切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把所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都统统归纳为“文革余毒”。这样“文革”在人们的记忆中不但没有慢慢地成为历史而忘却，反而被经常提醒着人们在回忆“文革”，“文革”于是就“热”起来了。

　　三、敌对势力的不断进攻让中国人民更加怀念“文革”

　　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中国人民的敌对势力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境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敌对势力以及追随境外敌对势力的国内汉奸势力;另一种是来自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还有一种是仇视人民群众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旧封建旧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这几种势力有时会联合在一起，有时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又相互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对外“韬光养晦”，对内“不争论”的政策，导致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野心的膨涨。上世纪90年代后，因为前苏联的解体，美帝国主义把矛头转向了中国。1999年5月7日(北京时间5月8日)，美国的B-2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名其他人，造成大使馆建筑的严重损毁。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确认牺牲。而美国军机则未经许可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先出兵阿富汗，后进攻伊拉克，把主要战场转向了中东，才避免了中国被侵略的灾难。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上午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2012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出2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亿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挑起了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端，中日关系极度紧张。

　　最近，中国南海领海不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武力挑衅。

　　“文革”虽然过去了40年，但当年的人都还健在。在“文革”中，人们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是不敢对中国采取任何武力行动的。

　　1968年4月4日，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参与领导罢工运动时，在洛林汽车旅馆的阳台被一名刺客开枪正中喉咙致死，年仅39岁。1968年4月5日，美国巴尔的摩、芝加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125个城市爆发了抗议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种族骚乱。4月9日马丁·路德·金的葬礼举行。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及此事件引发的骚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68年4月16日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是他继1963年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之后，第二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1970年五月，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声明。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26日，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拜会了毛主席，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看到尼克松在毛主席接见时的姿态，联想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见时美国总统的态度，无不感到中国人民在文革时期的自豪。这也是中国人民希望中国强大不被侵略，不在帝国主义头子面前低头哈腰的意愿，从而更加怀念“文革”时期的民族硬骨头精神。

　　四、人民群众痛恨现实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也是中国人民怀念“文革”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贫富分化走向了极端，简直可以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描述。

　　现在中国的富豪明显数据在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大有人在，如果加上其隐性的财产，真的可以称得上富可敌国。可是，贵州的儿童被冻死在路边;讨薪的农民工被殴打致死或者被抓捕公审判刑。有多少少年儿童读不起书?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有多少人变成了房奴?又有多少人买不起房?有多少妇女儿童被拐骗?有多少年轻的男女为了金钱出卖自己肉体成为有钱人的玩物?有多少人在吸毒?有多少无辜的人家因为多生个孩子被抄家?被强行结扎?有多少进城的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在城市被当作“三无人员”遭到政府的关押?有多少冤假错案无法伸冤?有多少人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有多少人的钱财被骗被抢?有多少进城营生的小贩被城管抢走自己的劳动所得，甚至遭到城管的毒打?......

　　由于社会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各种乱象，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笼罩着各种不同的阴影。

　　再看当今政府许多官员已经不是原来共产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演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好象是经过一场暴风骤雨的洗涤，已经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即使人间还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也会被人们讽刺为“傻瓜”或者无用的人，金钱的多寡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来个假设：如果现在的共产党员再次被日本鬼子或者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中国的老百姓还会象过去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掩护被追杀的共产党员吗?

　　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西化人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民学英语”的时代。这样的恶果，只能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商品化，人与人之间互不相信。人们的收入抵不住通货膨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央行每天都学着美国印钞票，大量的劳动人民的存款通过银行钞票的不断增加逐渐转到靠赌博发财的中外金融精英的口袋中。用美国的治国理论和思想来治理中国，那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些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精英们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的是灾难，使中国的社会越来越糟。

　　再看今天的两会上，还有多少人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看看当今两会代表有多少可笑的提案，说什么春运太挤是因为火车票价太低，农村贫穷子女不能考大学等。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为了商业利益在强拆中打死人命，有的人民警察也成了资本家的帮凶。

　　在文艺领域中，电视电影要么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世界，要么就是抗日神剧的荒唐，在描述革命的故事中，过去的革命者角色不是强盗出身就是富家子弟，儿童剧中宣扬羊和老虎成了朋友，猫怕老鼠等等，荒诞的影片到处都是。

　　在媒体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有把好关，有很多媒体被境外资本控制，成了境外资本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战场。“炎黄春秋”反共多年无人敢管，“南方周末”主编受到美国总统的青睐。主流媒体失去了贞操，谁有钱就为谁服务。有人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中伤侮辱攻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也没有任何领导敢站出来表明立场。

　　政府通过送到西方国家深造来培养人才，官员学者都以获得西方国家奖项为自豪，连国家领导人都把能得到西方国家的嘉奖为荣耀，并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时，提倡“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和“帮欧洲就是帮中国”等出卖国家利益的绝世高论。有的甚至心甘情愿地拜倒美国的裙下，声称与美国政府结为“夫妻”关系。请问：中国人的骨气何在?

　　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完全是中国有些人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导致的，我们所要警惕的应该是西方文化的毒害。可是有些人却把产生这些丑恶的根源诬蔑成是“文革余毒”，这样，不得不让人反省“文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社会?

　　试问：“文革”时期有妓女吗?有走私贩毒吗?有拐卖妇女儿童吗?有防盗门窗吗?文革时期的政府领导干部会包情妇嫖娼吗?人民警察会乱抓人打人吗?看病要送给医生红包吗?用钱可以买到官职吗?人民会吃毒食品用毒药品吗?把这些丑恶与“文革”扯上关系，这和胡编乱扯说唐僧嫖娼，如来佛包情妇一样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种种社会的丑恶，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等各种关系的紧张。社会矛盾恶化的真正原因不是来自“文革”，而是来自不公平的私有化分配制度。年轻人不了解“文革”，也许会误信。但是，由于公知们对“文革”的负面宣传太多，使年轻人主动地去了解“文革”，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因为这诸多的社会丑恶现象正是在“文革”中所要消灭的。“文革”时期在不了解“文革”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这也是“文革”热起来的一种原因。

　　五、最后来说一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从1981年以后，人们说到文革总是以《决议》作为标准来为“文革”定位。这个《决议》在当时确实是得到了大多数人们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个《决议》非常正确。

　　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个《决议》的作用有了不同的后果。当时党内和大多数人民群众都认为“文革”已经十年，斗争了十年，太累了，应该结束了。有些被错误批斗的人也应该平反了，毛主席去世前就有意愿要邓小平同志出来领导搞发展经济，所以，在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并没有否定“文革”，而且当时抓捕“四人帮”的罪名其中有一条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请那些始终抓住否定“文革”这根辫子不放的人注意这一点：如果“文革”全盘否定，当时抓捕的“四人帮”所犯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没罪而且是大功一件?要不要平反?你们同意平反吗?

　　有人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毛泽东，习近平同志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直到现在仍然还有别有用心的人企图用否定“文革”来否定毛泽东，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决议中明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并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到现在为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依然闪耀在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说明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再说，《决议》颁布的时间过去了35年了，在党中央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决策中早已不会停留在八十年代初。可是却偏偏有人重拾《决议》，拿着鸡毛当令箭，扯大旗当虎皮来吓唬老百姓。人民日报在5月17日的文章中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 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请问人民日报社的精英们：你们在今天站出来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当有人以《决议》为借口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毛主席的时候，人民日报社的精英们干什么去啦?为什么没有人敢站出来按照《决议》精神，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请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件通过时，邓小平同志有没有参加并举手赞成?参加通过《决议》的人当中有没有曾经举手表决同意通过《五﹒一六》、《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既然文革是错误的要彻底否定，这些举手表决同意了的所有同志是不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可是为什么“文革”的错误只由毛主席一个人来承担?如果说参加决定开展“文革”的中央领导都有错误，那么请问：为什么在纪念已故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只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而其他举手表决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犯过任何错误?这对毛主席来说公平吗?有的人这边说毛主席伟大，反过来又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这岂不是两面三刀的政客作风吗?蒋介石失去大陆犯的错误还小吗?国民党人在纪念蒋介石时有谁提到过老蒋犯了严重错误?难道中国共产党的度量还不如中国国民党?

　　再说，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文革”评价说：“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 月23日)】

　　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同上】

　　1967年6月，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我的自述》(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以上这些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话?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是对还是错误的?希望人民日报社的精英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能象你们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为全国人民作出解释，使之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文革已经成了历史，《决议》也成了历史，就应该让其成为历史。在没有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之前，我认为还是让子孙后代去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评价多多少少还有其局限性。不要再拿“文革”作为否定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尖刀利刃了，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老是借“文革”说事，老是提出“文革”这一敏感的话题，也许“文革”在民间不会这么热火起来。

　　单仁平先生在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从那时起，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坚定维持了《决议》的结论，党的所有正式文献也都未出现过任何异议。”

　　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重新评价“文革”，对“文革”重新定位。人心不可侮，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的社会现实有没有两极分化?有没有产生新的产阶级?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标准证明搞资本主义走了邪路的改革开放已经失败了。既然已经失败了，就必须纠正过来。现在的一切丑恶正是“文革”中所要消灭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不希望看到的，更是习近平同志下决心要深化改革的。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人民群众非常厌恶这些丑恶，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五大治国使命：“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就是要深化改革清除这些丑恶。只有清除那些“文革”中要清除的丑恶，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从此国家稳定，人民幸福。

　　是挽救亡党亡国还是顾虑被人咀咒为“文革余毒”?何处何从，这正是考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关键时刻。正如司马南先生在答《联合早报》记者中所说的：“简单地说，反思文革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一定的，今天不行，那就明天，明天不行，那就后天。不让反思是没有道理的，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势力只允许自己反思不允许别人反思才是真正的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