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文革”的起因

“文革”的起因

中央和毛主席用“文革”大民主的办法解决我们党反修、防修、防复辟的问题，并对全民进行反修、防修教育，进行一次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先后尝试了各种办法，但都收效甚微，没有解决问题。一解放关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1956年，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都同党内走资派，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和矛盾。但毛主席还是耐心说服、教育他们。至1958年大跃进，有人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干扰破坏大跃进，毛主席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狠刹“五风”，另一方面替人代过，主动为他们承担责任。1961年七千人大会，到1964年社教运动，有人仍无认错悔改之意，不仅否定人民公社、大跃进，搞包产到户单干；关于社教运动，更是用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进行干扰、破坏。毛主席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效后，才提出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防复辟？毛主席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探索过程，最终提岀用“文革”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经中央集体讨论，一致通过搞“文革”，并验证了毛主席：“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真理。

毛主席同那他们在这将近十年的矛盾冲突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件事。

其一、农村的合作化问题，这包括1956年办农业合作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含这之前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矛盾的暴发点是山西省农民，在土改后不久，就出现两极分化，一些进步的农村村干部和农民，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而自发开始搞农业合作社(称初级社)，山西省委支持了走合作化道路，并给毛主席报告了这件事。但报告先被L某看到了，看后，他认为这是“冒进”，指令山西省委作检讨。陶鲁笳同志(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对我说：他们顶着不检讨，因为报告是向主席报告的，毛主席是什么意见，还不知道。后来毛主席看到了报告后，批示赞扬了山西的农村合作化。结果，L某反落了个作了“检讨”。但不是真诚的认识了错误，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同志下乡视察工作(包括去山西省)，他委托安子文同志质问陶鲁笳同志，“这些年，是群众听你的多，还是你听群众的多？”这话的意思是说山西省委做了“群众的尾巴”。关于L某等反对山西省合作化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岀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揭露了那两个人搞浮夸风和几件重大事件，现摘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芝圃)：（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L某助长五风的信被L某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L某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另一个人扣了起来，他交给了L某。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L某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L某。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L某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L某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L某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L某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L某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L某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L某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L某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另一个人找我谈了话。
  问：另一个人找你？什么意思？
  吴：他说L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L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另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识)到是L某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吴(芝圃)：“L某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L某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另一个人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L某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L某、另一个人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L某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L某、另一个人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L某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还要带头大刮五风，以狂热的极左面目破坏大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拜访过多位资深的老红军将领、高层的老干部，解放前后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得到了两种说法。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得了一场病。周恩来探望他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觉有点累。国家主席你担任好了，我只管党，会轻松些。周恩来说：我只做总理，不做主席，主席永远都是你的。并安慰毛泽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谈话在中央高层干部中慢慢传开，L某听到后眼红了，对周恩来产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也象民间一样相互拜访、问候。L某到周恩来家拜访时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话中带刺的说：'你是主席的大红人，我远远不及你呀。'

　　所以说，L某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是为了压制周恩来。

　　另一个说法是：L某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为了感谢赫鲁晓夫对他的厚爱，曾经向赫鲁晓夫写过一封感谢信。信中向赫鲁晓夫承诺他毕生致力于苏中关系友好，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永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他回国后，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向多人谈及过这封信的事。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否认了这封信。但，话从口中既出，否认是否认不了的。

有，赫鲁晓夫每次访问中国，L某都私自一人到赫鲁晓夫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谈话，鬼知道他向赫鲁晓夫谈了什么？

　再则，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成立了人民公社，柯庆施建议大炼钢铁，周恩来提出大跃进，朱德正在休息，就显得L某无所作为了。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大跃进鼎立支持，就更增加了L某对周恩来的嫉妒心。

L某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动机是为了策应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兑现他的承诺” 。

(注：以上选自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1~19）》的原文摘抄。甄石同志还慎重声明：此文中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党史以外的调查，望网友及有关单位下载、收藏。如果政府肯把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刊登的话，我愿意把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全部献给国家档案局)。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也称“四清” )问题。

关于合作化问题，毛主席同L某等的矛盾，虽是根本性的主要矛盾，但仅在中央内部一些会议上的争论，而关于社教运动的分歧，就向全党公开了。

1964年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说：“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965年1月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L某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你只依靠(四清)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

(注：以上选自《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同志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将来这个党、这个国家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互联网有文章披露：“毛泽东被逐渐的架空了。有一次会议，另一个人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L某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说话？以至于毛主席拿党章、宪法去参加会，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公民，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不让讲话，以示抗议。毛泽东作为一把手，但在讲话时，L某竟不断的插话，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L某说，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断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很不尊重。第二天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一坐，毛泽东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最后，特别是许多军队的将领都站出来骂，哪个混蛋敢不让你讲话？”。

1965年，中样一致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教“23条”，并决定撤销了L某的‘四清17条’。文件明确批评了“四清”、“四不清”的错误论点，还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人当时正在五机部属下的北京一个工厂搞“四清”(接着到张家口地区的农村搞了一期‘四清’)，听了23条的传达，谁都心中清楚批评的是L某(文件没有点名)，并清楚L某搞的“17条”，尤其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作为样板推广，错了。但实际工作中，工作队主要还是套的“桃园经验”，大多地区“四清”的情况是：神秘化，像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例如，搞什么神秘的“扎根、串联”等；打击一大片基层干部，工作队一进村，大小干部统统赶“上楼”(统统靠边站，接受审查)，“洗手洗澡”(检查、交代问题)；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一把抓，工作认“保打天下”。 因此，不仅整的重点不是走资派，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没把它当会事，重点实际上就是清经济，整天忙于内查、外调查帐，和让大小干部交代经济问题，其次是男女关系。有许多地方还搞逼供信。因为上面每天要报“作战成果”统计报表，即清岀了多少经济问题，清出的多，就表扬，反之则批评。

从上述，可以分析出：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他重上井冈山，以及多次反复对同志和某些外宾一再重复讲的问题，其中讲得最透彻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选自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提岀搞“文革”的内因，也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在序言中强调：抓住无产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研究“文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研究“文革”的纲，才能纲举目张。

另外，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侵略，和国内形形式式机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防尖端领域，世界领先。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篡夺了领导权，很快复辟了资本主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象倒骨牌一样，相继变修复辟了资本主。好端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这样塌了方。更严重的是，苏修一再煽动我国的访苏代表团成员，推翻毛主席。甚至赶上门来煽动推翻毛主席。面临这一局面，L某等还企图同赫鲁晓夫勾勾搭搭。

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号称不可战胜、没打过败仗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创纪录地败在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领导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里。它的飞机、大炮，打不过小米加步枪，使他们都找不到任何理论可予解释的狼狈相，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加上美帝和它纠集的狐朋狗友，使尽了对华严密封锁的招数，结果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靠人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工、农业等各条战线取得的高速发展的成就，远超过美国独立运动后发展的速度。迫使它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政策。靠硬的一手，它占不了光，所以把颠复我无产价级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二、三代和平演变上，即现今称为的“颜色革命。”

从上述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走资派加速了同赫鲁晓夫的勾搭，对内架空毛主席，并频繁搞非组织篡权活动，到了公然不让毛主席参加会议、不让毛主席讲话。“文革”就是在上述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已是箭上弦、枪上镗的紧急关头发起的。所以说“文革”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也可以说大民主的“文革”是走资派逼出来的。

三、“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归纳一下反文革“精英”所有反文革的文章，可概括为一句话：文革是毛泽东“主观忆想出来的，不合历史发展规律”。前面论述了文化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因此，我认为，没有毛主席，照样有文革，仅是时间早、晚或名称可能不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包含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即文化革命。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自下而上以“四大”开展的威力最大、效果最卓著的“文革”，除毛主席外，任何人沒有能预见和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这个资格、胆略、才能，能发动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伟大、过人之处。任何其他人，都望尘莫及，这是国内外公认的事实。

文革过后30年的今天，像本人在文革期间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基本理解了。文革期间，我就认为如果中央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几个走资派，用组织手段，罢了他们官不也行嘛。凭毛主席的威望，人民无比热爱和珍惜世代才盼来的没有剥削和压迫、而走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幸福大道，罢几个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派的官，是轻而易举、大得民心的事，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么大的运动。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然会出现一些负面的问题，反给一小撮翻案、秋后算帐留下口舌。然而，这30年，一些反面教员教育了我，我把问题看得太天真而简单了。历史证明，他们不单单是个人，而是复辟阶级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还是不太难解决的，难在存在于各方面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复辟的危险性。在以前，我们脑子里关于价级划分的概念，基本上仃留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上，而对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斗争，认识很肤浅，沒有看得那么严重。从理论上对精神同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解片面，很不深透。事实上，走资派政变篡权后，利用权、钱交易等等不法手段，一夜成了千万、几亿资本的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动官僚资本家，让我们受了一场生动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教育课。说明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动阶级，一旦时机成熟，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很容易。从苏联、东欧到中国社会主义变修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现在重温毛主席关于：“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同旧社会差不多，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就倍感亲切。毛主席去世后，复辟派打着反“大锅饭”等等旗号，制造了几十、几百级工资制，还何只是货币交换，权力、人格、肉体、…都可交换，何只是同旧社会差不多，而是不如旧社会，更是超髙速复辟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半殖民地。使我们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的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物质财富丰富以后，才能实现“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段话的意思是：只有当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达到了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后，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使我想起，在解放初期，像我这类刚参加工作的，照搬上级领导的报告内容，向农民解释什么是共产主？共产主义，就是没有阶级和阶级剥削、压迫，没有工农差別，沒有城乡差别，沒有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髙度提髙，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社会财富十分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改为按需分配)”； 沒有军队、法院和政府等上层建筑；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另附加一些自己的描绘：大家都吃鱼、吃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看来，这些宣传，沒有违反马列主义关于共产主的基本精神。然而这30年，成了天天叫喊“先富论”到目前的创建“小康社会”，这无疑都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口号。

马列主义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可概括为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质财富两大方面的革命，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高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而“一切向钱看”、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质财富最丰富，也决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如被某些人吹捧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据说是世界“顶级富”，但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不断挑起侵略战争、杀害弱小国家成千上万人民、大肆掠夺别国资源和市场，是个十恶不煞的最腐朽、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结现实世界，如果人们沒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说是一句欺人之谈的空话；相反，人们虽沒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但钱照样能多起来，当今某些人不是说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富国”，但结果是台湾国民党兵痞郭台铭把建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变成了他私人“租界”，对工人实行奴隶制专制，把13名工人逼得接连跳楼自杀，其中包括被活活打死后甩出窗外的，震动了全世界，这还是杜会主义吗？在当今科技水平，任何国家变成印钞机很容易。美国一架破飞机，竟掠夺我国八亿件衬衫，美国政府就可兑换发给美国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折腾到了世界无宁日。薛涌同志在“北京晚报”：“主流们，你们该忏悔了”一文称 “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折腾到了人民币一再髙速贬值，有的资本家死了人，竟把百元人民币当暝币使；年最高工资为600万元，最低者不到1万元，工资差为600多倍。穷人家孩子因掏不起十几元的看病钱，而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人民普遍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甚至死了火葬不起。走资派疯狂搞的封、资、修文化复辟运动，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折腾到了腐败不堪，流血事件不断，最腐败和最残忍的恶性案例不断，成为彻头彻尾、集封资修大成的、世界上最腐败的、领土和领海任人入侵瓜分的半殖民地。

      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 Bob Avakian在“三个可供选择的世界”里，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说的是‘改革’，但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社会变革！说的是‘平等’、‘民主’，但不仅不废除而且在制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总之，修正主义社会重建了旧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建成那样社会和世界(注：指共产主义)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挑战。它超过了简单的改变经济所有制的形式和确立。有一条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社会财富将被保护，群众在所有的领域的创造所得，如科学、艺术、哲学等等都将得到保护。政治决策程序将得到简化”、“不仅是所有制的改变，而且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保护’，和“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文化的保证，即：文化的革命。在政治决策程序简化后，便于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他这段讲话中，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高吉尔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毛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这两场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毛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和中国国内多次反革命阴谋中吸取了许多教训。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创立文化革命理论的材料。通过所有这些材料，毛把我们的革命理论从质上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文化革命是顶峰，它解决了防止反革命复辟的问题。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只是一种中国现象，那是在中国发生的，无论对错，都仅仅是个中国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还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普遍真理。我们坚信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普遍真理。它在中国能生长，在尼泊尔也一样能开花结果”。

　　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处理武汉问题时对周总理说：“看来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我。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只能正确认识，因势利导”。

以上证明：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即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文化大革命，也称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反文革派、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说什么“文革是毛泽东主观忆想出来的，…”，企图以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强加给毛主席，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但只能是徒劳的。

现在再回顾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所经历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里程，论述文革的必然性、必要性。

毛主席关于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于历史周期律；直至他晚年明确提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系列讲话。如果30年前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则近30年共产党资本主义化的现实教育，就完全能理解了。

共产党腐败到了枪口对了人民、对外投降卖国，各类腐败反动官僚由一个个到一串串到一窝窝…爆炸性的产生，竟到了党内发生一串串黑社会。仅就各级“官员”每年三费(车费、旅游费、吃喝费)就耗掉人民血汗钱将近1万亿元人民币；“人民”政府养“公务员”的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44%。“官员”把“和谐”挂在嘴皮上喊，结果“和谐”到了商店不准卖切莱刀，全年的“维稳”支出高达5100多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维稳”开支，绝大部分是用于镇压劳动人民的。以及前面所说的：党和政府同地痞、恶棍、流氓、黑社会联合经营的“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等等。这些，是平常人无法想象的，但30年前，毛主席都预见到了。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资产阶级和反动官僚资本剥削压迫工人和农民等劳动人民的血腥残暴，说明仅罢免几个人的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近些年来，是中共史上罢官密集而最多的时期，但结果是赿罢、赿杀赿腐败，杀到了只好“刀下留情”，对重大腐败案，只得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因为正如有的国家安全部门专家警告：不能深挖，否则将“影响国家安全”。可见，靠走资派自身反腐、防复辟和反修是不现实的。解决复辟变修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让人民自觉地、随时随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这就证明了文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另外，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在民主革命阶段，参加革命的，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各人是不同的。参加革命后，接受或自觉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更是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能把自己造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和领袖人物。但也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是找岀路来的，甚至是投机来的，革命队伍成了他们韬光养晦躲藏的窩。这类人混入革命队伍后，不仅不改造、反而抵触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伙人，就像近30年又占领了舞台的：宣扬“中了状元”或当了大官后搞反攻倒算、阶级报复、光宗耀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这就是他们投机革命的目的。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占领舞台，既迎合了民主派、复辟派、反动官僚资本等的精神需求，也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宣泄。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教育，熏出了一代代“人上人”的反动腐朽的封建贵族，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仃留在封建社会，最终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称为“东亚病夫”。这种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流毒，在一部分“老革命”身上根深蒂固，有着割舍不掉的深厚的封建剥削阶级的阶级烙印，当他们自认“革命胜利”以后，必然居功自傲、“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老子就得坐天下享清福”、“并子子孙孙荣华富贵”。由这伙人篡夺了政权，盗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以售其奸，就必然重蹈历史周期律，使无产价级革命推翻了的旧“皇帝”，而又出了这伙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异类，成了更奢侈、腐败、反动的新“皇帝”，使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例如强占农民土地等，逼得农民集体自焚，这类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发生在连畜牲都不如的党内走资派的手里。这一系列事实，使我们认识到，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问题，比解决生产资料问题更重要，而且更复杂、难度更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反动阶级，是“明码实价”标着的，隐瞒不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动阶级，一般善“韬光养晦”、玩两面派，很难鉴别。例如，陈良宇式的人物，问题未暴露前，不天天站在讲台上作反腐创廉报告嘛。。

这30来年，许多被判死刑的大腐败“官员”，其中不少是在封、资、修文化大复辟运动的毒害下，一步步蜕化变质的。剖析走资派疯狂搞封、资、修“文化大复辟运动”，把许多人变成鬼的历史事实。请问，“文革”中有这类事吗？绝对没有，“文革”把不少“鬼”改造成了人，谁都能例举大量事例作证；仅《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就有好些这类感人生动的事例。

以上，从理论到实践，都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使命；也就是说，无产价级革命，就必然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从苏联变修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亲自领导和实践了长达20多年，经不断实践、总结，在理论上日趋完善。如前说，这是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作出的伟大贡献。

历史也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一样，无产阶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发动不起来的。马列主义主张人民史观，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不仅主张人民史观，而且严厉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的英雄史观。毛主席同时也肯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提出：在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在批评聂荣臻自封“核心”时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大课题，我在此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在无产价级革命斗争实践中被人民公认为人民的伟大领袖，被全党公认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始人和领导核心。为什么“东方红”一首歌曲深得民心、党心，以至古巴领导人在中国留学生和胡锦涛面前用华语高唱“东方红”，其深刻的政治寓意人人皆知。以及许多国家共产党以毛主义命名，说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已是世界无产价级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毛主席精通马列主义、高尚而无私地把一切献给人类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以及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并在人民和全党享有崇高威望、……，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因此，毛主席不仅及时发现文革的必要性；而且唯有毛主席才具备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格。现在有些人物，对文革说三道四，甚至贬低旁人，而大树自己，无非是其丑恶灵魂的暴露，可笑不自量，无损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半根毫毛。正如我曾发表纪念毛主席逝世34周年的文章：“抹不黑的毛泽东、涂不红的走资派”，文章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一发表，共有八千多人点击(不包括其它互联网转载的点击人数)，几十位同志发表了歌颂毛主席、狠批走资派的跟贴；《求是论谈》等转载了这篇文章。证明，几个反毛、反“文革”小丑，只是几只苍蝇，嗡嗡叫，……。如若不服气，哪个反毛、反共、反文革的“精英”，敢站出来领导一下文化大革命试试。

恽仁祥

2010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