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也说如何写文革史

也说：如何写文革史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以下称“文革”)这段历史，从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资产阶级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而大肆妖魔化“文革”，并不顾事实美化自己，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文革”这段历史，丑化得不成样子，不仅把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时，以“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强推行修正主路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破坏，都归罪于毛主席；而且把他们30多年“改革、开放”中必然发生的腐败、污泥浊水等，也都栽赃给了“文革”和毛主席。 利用他们掌控的报、刊、电视、广播、小说、教课书、戏剧(包括电视剧)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丑化、栽赃等聒不知耻的疯狂宣传，搞资产阶级舆论专制。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发文所讲：报告文学每况愈下，标题为“‘政绩’文学催生四不像”。文章称：“很多现实批判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者面临髙风险，很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人身威胁”。如实阐明了当今资产阶级舆论专制的现状：官办报、刊、图书等所有宣传媒体，对“改革、开放”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即使“改革、开放”已使党和政府腐败到了古今中外超级腐败的现状，也得把它歌颂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太平盛世”、…，否则就被查封、打击、迫害。赤裸裸地推行指鹿为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封、资、修于一身的法西斯独裁专制。最近暴露的党和政府同地痞、恶棍、流氓、黑社会联合经营的“截访‘黑监狱’——‘北京安元鼎(公司)’”，就是这种法西斯专制的活标本。人人皆知，即便是十分腐败的封建社会，也还允许老百姓“击鼓申冤”，但打着“共产党”旗号、“社会主义”照牌的“人民”政府，为了标榜“人权”、“零上访”等伟大“政绩”，而同地痞、流氓、恶棍、黑社会联合经营“截访公司”、私设监狱，把蒙冤上访人员非法绑架进黑监狱。这个问题暴露后，有报导称：“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决定给付政华写一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长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安元鼎公司’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闻所未闻的触目惊心的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的鉄证。以及“文革”中的一些材料、档案被某些人不知出于何目的而销毁。可见，当今要如实反映“文革”这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和继承的历史经验之难度。

我们这些从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的那天起，亲历、亲见、亲闻了从解放至今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人，理当担起还人民一个真实的“文革”史的使命，但由于各人掌握惰况的局限、自己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不够或很不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理解得不深不透、尤其是各人阶级立场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任何个人很难把几亿人投入的“文革”史说清楚，这就得靠群策群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我认为应抓住重点，从中总结出“文革”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对未來的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启迪。

近30来年，因退休闲着，我们这些熟背“活到老、学到老”的老朽，除读了一些马、列、毛著作外，还看了一些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和境内外出版的图书、资料；和互联网发表的大量涉及“文革”方面的文章。并试写了几十篇涉及“文革”的屈作，发表在互联网上，其中少数被一些党报和知名报纸转载。经过这段学习和写作的试探，感到要如实写出自己亲见、亲闻、亲历的“文革”，必须真正彻底解放思想，以“五不怕”精神，排除种种主、客观阻力和干扰：

1、敢于如实把自己摆进去，不管是对、是错，把它亮出来，任凭旁人和后来人评说。才能把一场生动的“文革”，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因为各人经历的“文革”过程，是整个“文革”的一粒“细胞”，按现在的科学技术，一些高手能从这些“细胞”，“克隆”出“文革”的主要特性。

2、要打破迷信，发扬敢说、敢干的“造反精神”，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倡凡事动脑子想一想，看是否真有道理？共产党从来不提倡奴隶主义和盲从，只是近30来年，搞什么“不争论”，把整个党的生话搞成了“万马齐暗、一修独放”的极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要还真实的“文革”史，必须重新审视像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等问题(注：以下称“决议”)。单就这个“决议”而论，它是全盘否定“文革”的动员令。经过否定“文革”后这30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反而更有力地进一步助证了毛主席反修防修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把几亿人民响应党中央(包括刘、邓等‘老革命’一致通过的开展“文革”的决定)号召，而参加的“文革”，竟被诬蔑为一无是处的“一场浩劫”。几亿人民成了“一场浩劫”的“暴徒”，说得通吗？你们承认这些“暴徒”是你们动员教唆的吗？我看了不少人写“文革”，所以写成阴谋史，同没有能跳出“决议”这个怪圈，有很大关系。同理，毛主席曾说过，文革三、七开，三分缺点、七分成绩。并说“文革”中，(一些人)怀疑一切，全面内战。我们也应当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实事求是的把文革中存在问题写出来，不把毛主席的估计，当填充题去找答案。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谁干的，就说是谁干的，力争问题清楚、责任明确。避免像有些人那样，只要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问题，不管是谁干的，统统归罪于一人，这是违背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论的；利于一些人逃避责任、混水摸魚。现在有一种怪论：文革己过去了几十年，“改革、开放”造成了官员恶性腐败、社会发生一连串极度荒唐事，一些“天才理论家”也能把它化作“文革”的“流毒”。毛主席说，“文革”支持的人少，而反对的人多。我理解这是指上层“高官”，而不是指人民群众和“小官”。 人民群众和“小官”绝大多数，不管以什么观点、立场、动机，都是积极参加“文革”的，而且大多极力抢着自称“造反派”，“造反派”是“文革”期最时髦、最“光荣”的名词。所以“文革”期许多群众组织都声称是什么“革命造反”兵团之类，我还真没有见过打着某某“保守派”兵团之类旗号的群众组织。只是在资产阶级政变、复辟资本主义后，不少人争着说是“文革”期的“保守派”。可能这类人其实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泒，而是个“风派”、“投机派”。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大官”多数是反“文革”的，毛主席的估价被实践证明是准确的。因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阴暗面，情况十分复杂，必须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具体分析。

3、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研究“文革”。核心是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文革”。并抓住无产阶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研究“文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研究“文革”的纲，才能纲举目张。这里涉及 “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对每个人来说，又是一场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大革命，称为“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站在这个基点看待“文革”、投入“文革”，则才能做到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都能“胜似闭庭散步”，而无恢、天恨。有些自称“造反派”，背离了这些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立场、观点、方法，陷入了一些枝节问题，而占进了牛角尖，不能自拔。有些人甚至怨天尤人，怨自己的家庭岀生、或社会关系问题。而对共产党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而重在个人表现的正确政策，持抵触态度。把文革全过程用唯成份论，论述“造反派”、“保守派”，几乎贯穿了一本约30万字的“大作”。 结果把自称的“造反派”，蜕变为一个猖狂的反毛派。从这些典例，说明任何自封的“造反派”、“左派”，不一定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因为不管是“造反派”、“左派”什么派，都应有明确的政治和阶级属性的特征。其实，实践证明，人是容易变的，造反派、保守派并非一成不变，更非铁板一块。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群众组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以，我认为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中都有左、中、右。一个几十、几百、几千、以至上万人的群众组织，我不相信能纯而又纯，要么都是造反派、或都是保守派，这既不现实、也不客观。“文革”中，闹什么“红五类”、“黑五类”，是极少数人搞的，不是主流。另外“红五类”的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泒；“黑五类”的也是如此，这都是客观现实。唯物主义承认外因是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造反派、保守派，主要由个人的世界观决定。把握住这些原则，才能避免把“文革”歪曲为一些人与人之间恩怨纠葛，把几亿人都扭曲成，为个人私利拼搏的一场混战。一些写文革的图书、文章，所以写成如此糟粕之作，同作者的世界观、阶级立场、理论水平等密切相关。有些作者写的东西，明白无误表明其参加“文革”是投机，甚至是为了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根本就谈不上在研究“文革”。 所以，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公开声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文革”，而只能是被丑化为一些不同人群间争权夺利的“大混战”。就象现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导演出的种种伤天害理的天下第一、可获腐败诺贝尔国际奖的大悲剧。现在市场上某些关于“文革”的著作，就是这类投机“文革”的一伙异类的渲泄。这也说明，参加“文革”队伍的，什么人都有，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的，不仅造成“文革”岀现种种复朵局面，而且在研究“文革”时，必须把握住出现复杂局面的阶级间的关系，但又要避免“无限上纲”、或宣扬唯成份论。分析文革中的阶级关系，侧重点应在个人意识形态，家庭成份仅作为参考。

以上是本人研究“文革”力争应持的观点、方法和立场。但也象“看戏”一样，站在“观众”的立场，评论旁人的表演，相对而言，比亲自去当“演员”要容易得多。当在自己笔下反映的“文革”，是否能完全如实反映历史？只待旁人和后来人评说。

恽仁祥

201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