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世纪之问及其正解

二十世纪的世纪之问及其正解　　

晨明　　

二十世纪，有两个著名的、堪称世纪之问的问题，被进步人士提了出来。

一个是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窑洞里由黄炎培老先生向毛泽东提出来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一个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提出来的。他说：“我想，在人类谋求和平与幸福的努力之中，即使能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到最后还会有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解决，那就是权力的罪恶问题。……以往的历史，可以说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打倒一个罪恶的体制，新的体制又会暴露出新罪恶。”

一个名为历史的“周期律”，一个说是历史的“循环往复”，都是作为带有规律性质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两个问题，至今还被人们普遍的议论着、争论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民主问题，权力问题，仍然是中国和世界的焦点话题。因此，当年提出这两个问题，不是黄炎培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矛盾发展对人们思维的撞击。可以说是智慧者的思考，社会进步的忧虑，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将其称为世纪之问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这两个问题，前者是黄炎培先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来的，后者是池田大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权利的罪恶》中申述的。这两位先生提出这些问题，表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在世界都没有解决周期率和权利罪恶的问题。他们在提出问题时，都流露出对于一种新社会、新制度的向往，并且他们都同情民众和最痛苦的弱者。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进步的、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类社会必须做出正确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正确回答，给出了正解：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一个是人民权力。

针对黄炎培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就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问一答，被人们誉为“窑洞对”。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第一，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是私有制社会的周期律，符合历史事实，他能总结出来很不简单，而今天的主流政治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看到，足见这帮骄傲的家伙是多么落后。第二，毛泽东的回答包含一个前提、两层意思。一个前提就是毛泽东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周期律，共产党也不可能自然地永葆青春。两层意思：前半部分是十分自信地肯定，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种新的民主可以打破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后半部是毛泽东对于这种新的民主的内涵，以及其优越性，作出的清晰解释——“人人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毛泽东阐述的新的民主思想，当时就受到黄炎培老先生的称赞，认为毛泽东的民主可以打破周期律。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一直带领人民努力这样做，实践这条民主新路。一九五四年宪法强调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已经涵盖了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的所有的民主自由条款。一九五四年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这些又是资产阶级宪法不可能有的条款，表明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经济制度初步确立，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一方面是所有制方面出现的新矛盾需要认识和解决，一方面是新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与其适应。同时，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和开了修正主义的先河，也迫使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作深入思考。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实际初步思考的结晶。这两篇文献堪称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的宣言。其中提到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共产党开门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都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关。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为民主而民主的的实践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任何阶级的民主运动都是为着摧毁旧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机器、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政体、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而发生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20页）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反对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一种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七五年宪法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条内容：1，国家保障公共财产不可侵犯。2，国家保障人民行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保护公民罢工自由。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占主体组成。4，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增加，从实践上使毛泽东倡导的民主新路更加清晰明白的摆在人们面前。这种新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普遍享有、便于实行、效果明显的民主；这种新的民主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让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逐步监政参政管理国家、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这种新的民主也是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不蜕化变质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正是文化大革命，巩固了社会主义基础，保证了党的朝气和先进性，加强了党和人民的联系，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还靠工分吃饭，王进喜吴桂贤仍拿工人工资，厂长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将军和士兵一样着装，平等、劳动、尊重人民的新风气初步确立，为避免周期律的重演，建设了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近三十年来，正是由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大民主，党内腐败才屡禁不止，党的威信跌落，政殆宦成，周期律又成人们的热议话题，党和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使共产党避免周期律，x理论更不能使共产党避免周期律，只有毛泽东提倡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才是周期律问题的正解，才能使避免周期率成为可能。　　

池田大作所指的权力显然是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因为他说“权力这个东西确实具有反民众的作用”，他要求“不要用自己拥有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而要时时考虑为最痛苦的人服务”。所以我们说池田大作提出的问题具有进步意义，和吴敬琏等人诅咒权力有根本不同。他试图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新的体制要想终止产生新罪恶的恶性循环，就只有在体制所拥有的权力之上装上有积极意义的车闸。为此，必须在掌权者的内心，进而在所有人的内心，装上抑制权力的车闸。”这种基督劝世式的好心，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怎么在掌权者内心装上抑制权力的车闸？并没有答案，说了等于没说。池田大作仍是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同一时期，毛泽东对权力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思考，特别是对共产党掌权的问题做了前无古人的深入思考。他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并不否定和诅咒一切权力。只要阶级还存在，权力就为社会所必需，任何阶级都把权力看得如同柴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缺。吴敬琏等高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是他们真的不要权力了吗？他们叫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正是为了建立和保护他们的权力吗？当今世界有三种权力，一种是资本特权，一种是官僚特权，一种是人民权力。吴敬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本质是反对人民权力，要的是资本特权官僚特权；无产阶级反对的是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张扬人民权力。毛泽东首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合理性，不仅没收了官僚资本的财产，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不允许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共产党领导人身上复活！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官僚特权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承认所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具有掌权的合理性。既然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此而外毛泽东不承认共产党有任何其它特权。这是毛泽东对权力问题的第一层思考。

共产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者，有修正主义者，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蜕化变质分子。不同的人对待权力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权力看成是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修正主义者利用权力改变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权力为个人谋利益。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警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囯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选五卷第325-326页）毛泽东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有可能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直到文化大革命振聋发聩地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人们第一次明白，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篡夺和改变人民权力、制造权力罪恶的罪魁祸首。当了大官保护大官的利益，利用管理权改变所有权，正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文化大革命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张扬人民权力，限制和取消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才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党的干部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蔚成社会风气，权力为个人谋利益的的歪风得到有效遏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千万新老干部受到镇压，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数万干部被判刑，却几乎听不到因贪污被处理的案例。许多人至今受人民称赞。近三十年来，党内走资派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是利用篡夺的权利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反民众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集体经济、公有经济被一个个搞垮、改制变卖，国有土地、集体土地、矿山资源被肆意卖掉、林业资源砍伐殆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民财产被官僚腐败分子装进自己腰包，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搞得天怒人怨。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是非常英明的，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党情的。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按照这个逻辑，胡耀邦赵ziyang应该算是骨干中的骨干，那么为什么又被xxx自己打倒呢？理由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攻击共产党一开始就阻断了人类文明进程，万里制造小岗村假典型、反对合作化、为自己家族敛财、学资产阶级口吻质疑共产党的合法性，辛子陵至今仍在公开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难道他们能够称为社会主义的骨干吗？　　

怎么防止权力的罪恶呢？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人民权力代替资本权力和官僚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准则，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主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让人民起来监督和直接掌握运用自己的权力，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就不会用权力反对自己，就能消除“权力”具有的“反民众的作用”。这在逻辑上不难理解，在事实上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的先例。这里应该说明，消除权力的反民众作用，是进步，不是罪恶。

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全部权力，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分工尚且存在等原因，立即实现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但是必须立即确立这个原则和方向，一步步努力实现它。共产党在当前就要领导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恢复公有制，通过与走资派的斗争，争取监督权、参政权、立法和否决权，逐步走向直接管理国家。同时教育广大干部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中，官僚特权受到批判和限制，人民不怕官，不怕资本家；彻底否定了文革，人民又重归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压迫之下。这个教训也雄辩的说明，在对待池田大作提出的解决权力罪恶的问题上，毛泽东用人民权力限制和取消官僚资本特权的理论和实践又是唯一正确的。

中国有毛泽东这样的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先进的思想家，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承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却指使一批流氓文痞千方百计的诋毁他。这些人让中国在世界蒙羞，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实在太卑鄙可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