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进行理论创新

谁在进行理论创新？

现在一提到理论创新，人们自然会想到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构成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自然会被认为是由党的三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绵涛在理论上的创新。笔者对此表示质疑。理由如下：　　

一、理论创新者应是最先提出此种理论的人。比如进化论是达尔文最先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最先提出的，所以我们说达尔文、马克思、毛泽东、爱因斯坦是理论创新者。如果一个人提出的某个理论前人已经提出过，这个人提出的某个理论就不能被称为理论创新。对此真正的理论家都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所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做了注释，表明这个观点出自何处，是由谁最先提出的。同时指出哪些观点是自己最先提出的。比如他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指出，关于商品的价值理论就不是由自己最先提出的，自己最先提出的是只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还针对一些人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自己最先提出的，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而现在的所谓理论创新，所谓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许多内容，我认为都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胡绵涛最先提出的。比如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国两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就不是由邓小平最先提出的，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是邓小平最先提出的，而是刘国光、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也不是江泽民是最先提出的，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胡绵涛最先提出的，而是房宁教授先提出的；但也不是房宁教授最先提出的，早在几百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提出过。　　

二、理论创新者应是理论大家。在笔者看来，大凡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并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者，大多是理论大家。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他们都有专门的理论大作，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有严谨的理论论证。如果某个人仅仅提出自己的几个观点，即使是前人没有提出的理论观点，没有严谨的理论论证，也不能称为理论创新，更谈不上构成什么理论体系。那么现在我们党的领袖哪个可以称为是理论大家呢？哪个党的领袖有论证严谨的理论大作呢？无论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还是三个代表的观点，还是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党的领导人都只是提出这么几个观点而已，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大作对这些观点进行严谨的论证。比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没有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特点，有哪些规律，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哪些区别，为什么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可以搞市场经济？还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人认为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还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这种认识不仅是浮浅的，甚至是荒谬的。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分为很多种类的，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希特勒的纳粹党也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有当代的各种社会主义，比如朝鲜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以及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有天壤之别，怎么可能用几句话就说清楚呢？即使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其本质也不是邓小平说的那几句话，而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绵涛的科学发展观也仅仅是提出几个观点，这些观点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究竟在哪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创新，由于他们本人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著，所以我们很难弄清这些问题。所以在笔者看来，他们仅仅提出这些观点不仅称不上是什么理论，也谈不上构成什么理论体系，更何谈理论创新。　　

现在我们理论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能够进行理论创新的只能是党的领导人。而能够进行理论创新的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虽然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可是原来所学的专业都不是政治理论，而学的是理工科专业。他们在没当上党的领导人之前，在理论界都是名不见经传。从没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也从没听说过提出什么创新理论。而一旦当上党的领导人，立马就成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真不知道那些学习研究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对此是否感到汗颜。吃专业理论饭的芸芸众生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还赶不上半路出家的人。只是不知道这几位提出创新理论的党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人，在吹捧他们的人那儿按照现在的方法是否能够通过理论考试，通过论文答辩，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硕士、博士学位，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教授？　　

笔者为什么要提出“谁在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一种新的理论，谁最先提出的，就应当归功于谁。承认这一点是对别人的劳动成果的尊重。当前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己的产品冒充别人的名牌产品。在学术界也有不少名人教授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社会上在打假，学术界也在打假，就是在打击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无论是名人教授，还是党的领导人，谁都无权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劳动成果，把别人的理论创新当作自己的理论创新。　　

在笔者看来，作为党的领导人本身都是有自知之明的。谁也没有说过自己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提出的什么观点是什么理论、构成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理论创新。把党的领导人吹捧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某个观点当作什么理论，构成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理论创新的人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拍马屁、捧臭脚的人。笔者认为，作为健在的党的领导人对此不应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回避就等于默认。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澄清哪些观点哪些理论不是自己最先提出的，是由谁最先提出。哪些观点哪些理论是由自己最先提出的，是自己在理论上的创新。对于那些拍马屁、捧臭脚的人也应当像毛泽东当年斥责所谓“四个伟大”、所谓“顶峰”那样给予斥责。　　

二、是为了正确认识所谓“理论创新”、所谓“理论体系”。在笔者看来，长期以来在我们理论界就有一种不正之风：某种理论、某种思想、某种观点提出后，一经被某个党的领导人引用后，就被贴上某个党的领导人的理论，就构成什么所谓“理论体系”，成为某个党的领导人的理论创新。随之也就被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容不得别人有丝毫怀疑，更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谁怀疑，谁反对就会被扣上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的大帽子。这种不正之风反映了我们党内还有一些人思想停留在“不唯实，只唯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盲区内。　　

且不说有些理论、思想、观点并不是党的领导人自己提出来的，现在的党的领导人也称不上是理论大家，就是马克思、毛泽东、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所提出的理论也不是绝对真理，也是可以怀疑，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这是最起码的理论常识。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我们理论界的一些人之所要提出所谓“理论体系”，虽然没有认为这个“理论体系”已经完成，但是显然是已经把这个所谓“理论体系”当作是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理论体系”已经完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后我们“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就再也不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再也不用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只要把这个所谓“理论体系”当作教条，照本宣科地去做就行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构不成什么“理论体系”，更谈不上是什么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检验，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各种理论，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创新理论。　　

一些人之所以要把某种不是某个党的领导人最先提出的理论、思想、观点贴上某个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思想、观点，吹捧为什么构成什么所谓“理论体系”，是什么理论创新，让人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绝对真理，表面上是吹捧某个党的领导人，实际上还有一个目的：打着党的领导人的旗号，在所谓的“理论体系”中塞进自己的私货。本来，理论界对于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现象，正确的态度是应本着平等的、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探讨。但是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为了压制不同的意见，不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就硬是把自己的理论、思想、观点贴上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思想、观点的标签，借以仗势欺人，“拉着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理论界的这种不正之风不纠正，还谈什么理论创新。　　

所以笔者提出不要把某种理论、某种思想、某种观点当作是某个党的领导人的理论、思想、观点，当作是什么理论体系，什么理论创新，就是为了揭开理论界某些人的这种拙劣的伎俩，以便在理论界树立平等科学地研究探讨理论问题的风气。　　

三、是为了正确估价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些人之所以吹捧某些党的领导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所谓的“理论体系”，是想以此证明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经空前提高，已经完全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已经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对此笔者也很难苟同。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曾提出当时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不是很高了的问题，并且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做了很科学地回答。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今天，我们也同样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应该像毛泽东那样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当年，毛泽东鉴于庐山会议上党内不少领导干部受骗上当，曾经慨叹“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并认为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多年不学马列原著造成的。因此提出要学马列原著。那么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是很多了呢？我们党的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不是很高了呢？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党已经多年不再提学马列原著了，不学马列原著怎么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现在一些人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来代替马列原著的学习，认为只要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掌握了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显然是荒唐的。这同当年林彪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理论的“捷径”如出一辙。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实用主义、什么是经验主义、什么是剩余价值理论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吗？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党内所有的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应当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一个恰当的估计。不能过高地估计所谓“理论体系”，所谓“理论创新”。还是老老实实地组织全党认真学习马列原著，扎扎实实地打牢自己和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然后再去谈提高创新。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都搞不懂，就去搞什么理论创新，恐怕只能叫人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