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被埋葬，资本主义在无序中走向消亡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欧债危机以后，欧美世界的不少人就再度生出了末世的感觉，一如20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

　　欧美世界的许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和西欧在二战结束以后得以迅速走向繁荣，就在于实现了“伟大的战后和解”，也就是“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当的社会平等”（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限制社会不平等程度，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项共识被放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此后，欧美世界的公共债务凸显，就连纽约也难逃破产窘境。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欧美世界开始了一番财政整顿，缩减开支（大幅减少社会福利，降低国家对公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并继续推行大幅度的减税。这使得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财政看上去恢复了正常，却根本无法持续。

　　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业却对欧美国家的增长发展恢复了信心，根本无视债务状况的累积，对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事实也不是很关注。其实，欧美国家的财政整顿等一揽子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更深层次的触发系统性的危机，就是因为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加深——欧美国家的监管部门削减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允许哪怕是不负责任的创新，借以交换金融业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信心。这就是当时确认的合作共识，哪怕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伦敦金融街招致广泛的口诛笔伐，但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还是深陷危机的意大利和希腊，经济大权继续掌控在金融业安插在这些国家政府的代言者的手上。

　　欧美国家与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认的合作共识，完全无视平民。只不过从当时到2008年，欧美国家的经济看上去处于上扬阶段，借助于房地产和金融的指数狂飙，许多平民确实能受惠其中。但在2008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几十年来欧美国家劳动薪酬冰冻不动、社会福利支离破碎等现实显露无疑，更严峻的是，欧美国家的债务剧增促进了金融化，金融化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都在让贫富差距变得更大。这也是2008年以后，欧美国家的平民普遍感觉受到了剥夺的根本原因。

　　这场危机不同往常？

　　享誉世界的当代政治和经济问题专家、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一书中指出，世界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巨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衰落，尤其是其统合社会和经济的能力相比过去已经被大大弱化，而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结合，这样一个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也在走向解体。

　　施特雷克也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场危机不同于过往。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命运的预告，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但资本主义世界设计出了拯救自我，摆脱帝国主义全球和国内负担的政策思路（也就是摆脱殖民体系，在其国内“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当的社会平等”）。但在而今，新危机并不足以触发新的变革来拯救资本主义，而是一点一滴地触发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不信任，乃至完全拒绝接受，这最终会造成了一个持久的“空窗期”。　　

　　列宁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整经济活力的努力，其关键在于就是解除民主对于资本主义的束缚。正如书中所说，当国家面临财政危机时，解决方案的讨论是国与国的首脑之间敲定的，而方案的内容是技术官僚编撰的，其过程距离普通民众很远；事后，民众也很难就方案最终版本的条款要求追究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僚的责任，虽然这类方案对于民众的利益影响是巨大的。

　　施特雷克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病”得越来越重，是因为寡头制与腐败难以治愈，且在民众被虚化的过程中，等于早早的放弃了治疗。如上段所述，无论是希腊这样深陷危机的国家，还是德国、美国这样的富国，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虽然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却根本不纳入民主程序，反而由寡头操控——不同寡头争夺情况下，游说、代理制腐败则决定谁能分得更多利益。腐败还包括内幕交易、抵押贷款诈骗、洗钱等，这些基于欺诈的腐败常常被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洗白”，其实其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暴力犯罪。

　　民主的束缚被结束，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许多安全阀被消除了，而因为民众被刻意安排在距离实际政治议题很远的位置，所以就失去了集体政治能力的训练机会。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到现在，以美国为例，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的狂热分子，其实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备集体政治能力的群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合之众”。这使得美国不可能因为这些人的闹事，而发起有意义的改革。

　　为什么资本主义重病了，

　　没有出现19世纪晚期那样的反抗？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部分时期，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都以不同方式对傲慢的资本主义体系给予了重击。但这些潮流在而今变得非常少。

　　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化体系驯服的文化所产生的作用。社会制度失效，政治不被信任，“确保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即造就一个勉强有序的社会秩序的责任，已经完全转嫁到了个人头上”。所以，过去许多具备社会批判功能和自觉的媒体，而今却在高频度的普及“鸡汤文”。

　　施特雷克认为，而今的社会生活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市场严重侵蚀了社会和政治，而技术快速迭代创新又带来了许多不可知的风险，但“用来防范意外的集体行动机制却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必须重新学会“自给自足”，“自谋生路”。“风险的个体化，导致了社会保护的个体化”。《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书中指出，今天的人们必须学会四种方法，才能勉强应付各类风险：

　　第一，应对。时刻预备应对紧急情况，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期待与自己存在亲密关系的他人伸出援手，却不会期待集体组织形式的补救。“因为这不仅被认为是无用的，而且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失败者才会去做的事情”。欧美国家2020年以来被新冠肺炎疫情重创，造成范围极大的疫情扩散，病例数和死亡数不断创下新高，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民众却表现得并不存在太多怨愤，也并不是很期待他们的国家以及外界的集体力量伸出援手。这也是这些国家的民众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以众志成城的方式来应对疫情——欧美国家的民众在过去也具备这方面的自觉和行动能力，尤其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最，但正如《资本主义如何终结》这本书所说的，经过新自由主义政纲的几十年教化，欧美民众已经接受“社会保护的个体化”的事实。

　　第二，希望。希望被界定为个人的心智努力，即想象并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有更美好的生活等待自己，触手可及。这其实是好莱坞影片，以及印度、我国香港地区影视作品的共同主线。《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书中说，新自由主义留给人们的最后一个道德义务，就是人们不能放弃梦想，在自己飞黄腾达以后，也可以帮助他人。我们如果检视特朗普从2016年竞选到2017-2021年任期内的历次发言，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不太具有攻击性的话语部分，特朗普讲的都是“希望”——在那些段落，特朗普被陈安之，卡内基“灵魂附体”。

　　有意思的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我国国内某知名企业家，在2020年下半年遭遇政策的滑铁卢之前，每每出镜谈论的也是“希望”，描绘美好，其他人也触手可及。

　　第三，“嗑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行业，都高度认同赢家通吃——有趣的是，我国的不少经济学家也最喜欢为个别企业家的“原罪”辩护。这意味着，只要成功，就会有人义务帮忙“洗白”。

　　《资本主义如何终结》这本书所说的“嗑药”，既指的是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非常高的精神药物、兴奋剂服用比例，对应着欧美民众很高的精神压力以及扭曲的社会现实；也可以指流行音乐、电影、综艺等娱乐产品。

　　第四，“购物”。购物填补饥渴，满足空虚的心灵，而这种行为是被反复鼓励的。这几年的双11期间，某电商巨头都会举办规模很高、云集流行艺人的晚会，兜售购物会让人实现精神救赎、购物就是人生价值等一连串散发着价值恶臭的观念。　　

　　2020年双十一晚会盘点

　　掌握了以上四种方法，人们得以勉强应对各种意外和挑战，也因此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可能。

　　无限的商品化

　　经常在言谈中提及哲学家卡尔·波兰尼之类的名字，可以显得很有“逼格”。至于波兰尼真正说了什么，这其实不是大众娱乐市场关心的问题。

　　波兰尼定义为市场扩张的三种方式，也就是朝着三种虚拟商品的扩张：劳动、土地、货币。《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一书认为，这正是造就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一，货币的过度商品化。廉价信贷无限制供给，转化为了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这些产品与房地产的拥抱，助推了后者的空前泡沫。这种泡沫在日本出现时（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论证其合理性，直到泡沫破裂；等到美国的房市同样呈现巨大泡沫，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泡沫以及资产证券化系列操作都是合理的。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与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以及人的欲求的无限扩张形成的紧张关系，已经使得地球资源、环境的存续面临严峻挑战。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第三，人类劳动的商品化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而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以过去以社会福利和劳动保护著称的北欧国家，劳动市场的去管制化都是显著的，以至于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劳动环境的保护都已经松动到危险的地步。欧美国家将制造业产能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再以此为据缩减本国的劳工福利和权利，迫使本国劳动者接受数十年没有提升的低廉薪酬。特朗普任期内打击非法移民的做法，招致了美国企业界的普遍反对，因为乐意接受更低廉薪酬且没有任何保障福利的移民，就可以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多的收益。

　　商品化还远不止以上三类。书中指出，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国家以及以欧美为发展蓝本的发展中国家都大行其道。削减开支，直接受害者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众，而私有化则是进一步降低政府对于公共品的供给责任，让民众自己承担这些领域变得越来越昂贵的服务和产品的购买责任。这一切的受益者只会是资本，尤其是快速跨国流动的寡头资本，它们还借此逃避了本来已经变得十分低廉的税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