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于泮泉　　

摘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口号不符合基本事实；有违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当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但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而不是易于涣散斗志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口号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是我国目前一些地区产生黄赌毒黑和官场腐败、社会腐败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任凭人们的私欲膨胀，必将导致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即使我们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甚至实现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也不能数典忘祖地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话；上升到理论高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全是一句宣扬机械生产力论的口号。　　

关键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丛林法则|复辟资本主义|数典忘祖|机械生产力论　　

前不久，我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必须对这几个口号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http://www.wyzxsx.com/User/User_Article.asp?ChannelID=1&Action=Show&ArticleID=113570旨在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泛流传着“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稳定压倒一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等家喻户晓、言简意赅的口号，这些口号本身都没有任何问题，它们对“中国奇迹”的发生，都功不可没；但我们对这几个口号的认识却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差，以认识出现了偏差的口号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在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必然带来一些程度不同的不良影响，所以必须对这几个口号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而摆在我们目前的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家喻户晓、言简意赅、流传甚广，但它本身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其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无论作何解读，它都不能同马克思主义沾上边。

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口号不符合社会主义首先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的这一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前苏联所在的沙皇俄国同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我们在建国初期就更为贫穷了。难道前苏联和新中国不正是在贫穷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吗？有人说，那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毕竟也是社会主义！所以，无论如何，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循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在建国初期都是很贫穷的；只有美国才反倒是最称职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今天的美国最富裕嘛——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与此同时，按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方志敏同志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作为红四军和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者与负责人，也算一个大官了，但他却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澎湃同志也不能算社会主义者，因为虽然他的家庭本来很有钱，可他硬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甘愿受穷而投身到工农革命潮流中去；毛泽东同志更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党中央的主席，若想让自己富裕起来，本来轻而易举，可他却主动将自己的工资由600 多元降低到400多元，在后来的十八年一直到逝世都没有给自己增加一分钱工资，又不享有任何津贴，却从来不允许占用公家的一分钱，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也要从自己腰包里拿出2角钱购买，从这些钱中，扣除每月的固定房租、取暖费、孩子的学费、以及给亲戚的生活费等，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连平时穿着的睡衣都是补丁连片的，逝世时连一分钱的存款也没有留下；雷锋同志也是这样，他在国家尚不富裕的情况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主动为国家省下一套套新军装，把仅有的一点津贴费也积攒下来捐献给灾区……相比之下，比尔·盖茨，才算得上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是全球首富（真就有人说，“比尔·盖茨同志是最好的共产党员！”）我国4000多外逃的赃官才算社会主义者，因为光是被他们卷走到国外的赃款就达3000多亿美元，每个人的平均身价就高达7000多万；我国那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13位富翁，作为社会主义者，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够荒谬了吧？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提法同“先富论”往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有违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总体上越来越富裕，共产党人的富裕程度也应不断提高。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讲，共产党的队伍应该是社会上最后一个富裕起来的群体。华西村的吴仁宝、刘庄村的史来贺、南街村的王宏斌，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做借口，处心竭虑地想着如何让自己先富起来的。这不是共产党人故意地难为自己，实在是共产党人负有的伟大历史使命使然。无产阶级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共产党人要使自己永远都不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就必须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富裕程度同步。想当年，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英勇不屈：“竹签子是用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练成的”；在威胁利诱面前，不为所动：“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在生死考验面前，大义凛然：“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在和平环境里，他们也“宁我一人脏，换来万人洁”；想到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愿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而一旦遇到危险关头，他们则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所有这些，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有人对此可能会非常非常地不理解，那个指责记者“你是替共产党说话，还是替人民群众说话”的逯军局长大人不会理解，那些使用种种不正当手段一夜暴富的“民营企业家”们不会理解，那些仅仅为了个人的短期私利，不惜一切地试图拆散集体经济、按下了十八颗血手印的人也不会理解。而那些不理解的人，恰恰是受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自然不会理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解放全人类，既包括把大多数人从被剥削、受压迫境况中的解放出来，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还包括把上述这些人从上述畸形心态中解放出来，而决不能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极端虚伪的口号不停地玷污着人们的灵魂。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他以往曾经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过多么伟大的贡献，自从他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做挡箭牌，把人民大众的利益丢在脑后，一心去追求自己富裕的那一天起，他在思想上就不再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中的一员，不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才以洞察一切的眼光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而且必须把从思想上入党当作自己终生的任务。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当然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但是，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里首先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本来就比较贫穷，我国更是一穷二白，发展生产力的压力就显得非常非常地大。加上国际帝、修、反们对新生社会主义极端仇视，必然尽一切可能严密封锁和残酷打压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切社会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分子也会蠢蠢欲动；剥削阶级思想在国内特别是在党内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这些都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很快地富裕起来。不可否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其中可能是包含着人们的良好愿望的，但因它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欲速则不达，必然会造成诋毁社会主义的不良影响。毛主席曾谆谆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做好继续过艰苦生活的准备，必须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中的那么一股劲、一种精神。所以，这时的口号应该是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应该是英雄的大庆人喊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不能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易于触发人们的私心、涣散人们斗志的口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所能激发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是人们的私欲，只能起到涣散人心的作用。一旦让人觉得幻想破灭，仅有的一点社会主义积极性，还会保得住一丝一毫吗？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因为胜利，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急于求成的口号，恰恰是这种情绪的真实反映。

 当我们喊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想到的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当然正确），这里的富裕就不能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诚实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再通过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这一口号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脱离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脱离了全体人民的协同奋斗，单靠一个个人、一个个地区不顾一切地单兵独进，先富起来是不可能的；靠调动人们的私心奔富路，这种富裕是不能长久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旦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先富论”的设想付诸实践，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和“白猫黑猫论”的鼓舞之下，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先富”起来了，而且富的速度之快简直可以令人瞠目结舌。但“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则谈不上了。1990年代末期风行的所谓管理层收购，将国有资产贱卖给官员，引起一些人一夜暴富的例子就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人们渴望自己先富的欲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了，“一切向钱看”的想法就会不顾一切地恶性膨胀起来和泛滥开来，从而使社会财富急剧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并造成多数人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但至今，精英们还极力反对追究这些“先富”们的原罪）。至于“先富帮后富”更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先富”们一旦成了老板、资本家（尽管我们可以给他们冠之以“民营企业家”的头衔），他们的灵魂就变成资本的灵魂，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就不可避免了。怎么可能让他们把已经吃下去的剩余价值再吐出来呢？——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与一个人的品质无关。一些人也可能良心发现，拿出些许残汤剩羹来，居高临下地做一点捐助穷人的姿态，除了是被逼无奈或不得已做做样子外，更多的则必是出于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需要（如同化巨资到CCTV做广告一样）。我们看到，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4000多名外逃的贪官卷走了我们3000多亿美元的血汗，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富翁在我国已有了十三个之多，另一方面，大量工农基本群众则重新沦为“弱势群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三座大山重新沉重地压到了头上。GDP是上去了，但发展的成果大多落入了少数人的口袋里，0.4%的富翁（大约520万人）就占去了我国财富总量的70%，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当年担心的在我国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已初见端倪：本已被消灭了的资产阶级重获新生并将持续不断地大量生成；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者中许多人则不断地重新沦为弱势群体的成员。少数人变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本家；大量的人则重新沦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我们看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宣扬的是“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极端个人主义，推崇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体现的则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我们大力提倡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我国本早已绝迹的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今天又沉滓泛起，甚至几乎泛滥成灾，官场腐败、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口号不能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根源。“庆富不除，鲁难未已”，毫无顾忌地高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拼命地挑起人们的私欲，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这是每一位不报偏见的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想象得到的。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贫穷，不等于现在贫穷；现在贫穷，更不等于永远贫穷。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必将创造出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生产力，使人民都富裕起来，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最崇高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只要我们不急于求成，老老实实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翻身做了主人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例如几十年或上百年）内赶上并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年的苏联，经过几十年奋斗，已经由相对贫穷的国度发展为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的大国；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十年奋斗，更先是由“一穷二白”发展到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且既无外债、有无内债的国家；后则在此基础上，经济总量上升到占世界第三位。而大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后，大多仍然很贫穷（联邦德国和亚洲四小龙发展较快那完全是由其身处不可复制的内外社会环境造成的），这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明证。但即使将来我们实现了共同富裕目标，甚至实现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之后，也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照样不能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数典忘祖的话来。仍然需要时时“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最后，在我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全是一句宣扬机械生产力论的口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如果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我们曾称之为唯生产力论。事实上，唯生产力论的提法并不见得合适。我认为，如果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一关系，或者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就应该把它叫做机械生产力论。正如只承认物质决定意识，不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被称为机械唯物论一样。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是鼓吹机械生产力论的鼻祖，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提法，则不过是重拾这个老修正主义者的牙慧而已。伯恩斯坦认为，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相应程度的时候，就不应该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一旦发展到相应的程度，就又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也不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了。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说白了，就是认为，我国在经济上还很贫穷，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回过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候，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样的提法，同伯恩斯坦已经大体一致了；再加上一些精英人物宣扬所谓不能把革命当成褒义词，而顶多只能算作一个中性词，实际上早就将革命一词打入贬义词的另册了。这就同伯恩斯坦毫无二致了。我们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当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当资本主义尚未最终战胜封建主义之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均尚未全面展开，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世界上的领土尚未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制度尚有进一步发展、扩张的充分余地，社会主义革命也很难成功。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取得胜利，这也大体上符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实际。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不能做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正像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时髦字眼一样，必须与时俱进。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整个世界已经连成一气，想分开也不可能了。因而列宁才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可以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中的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而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反而难以发生。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要强大一些，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要弱小一些，可资产阶级的力量会更加弱小。由于思想无国界，在世界上的事物已经连成一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不发达国家将会同发达国家一样地成熟起来。一旦这些不发达国家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不断积累，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而统治阶级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时候，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与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紧密联盟，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口号的错误正在于，它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规律的理解绝对化起来，将已经连成一气的各个国家孤立起来，看不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都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所以，列宁才特别强调，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泽东才认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能够变物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能“就焕然一新了”；也才谈得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潮一旦在党内、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才能就造成了苏东剧变、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解体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