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成立前后

马共成立前后

革命前辈、女红军谢飞在南洋临委的经历片断
一九二九年初，由于工作需要，琼香（即谢飞）被调到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

新加坡近郊的一所草房里，出现了一个由五个素不相识的人组成的“特殊家庭”。琼香的公开身份是户主老邢的妹妹，她还有一个“表弟”叫阿富，会讲一口流利的马来语，熟悉当地风俗人情，对外的许多事都靠他俩出面应酬。这个“家庭”实际上是中共南洋临委的秘密印刷所，在华侨中影响很大的《南洋工人报》就是在这里印刷的。在这里工作，不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而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机关的费用除了依靠党员的党费外，再也没有其它来源，因而每人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每天两顿最简单的饭菜，没有肉，更没有零用钱。有个时期，党费一时收不上来，印刷所断绝了经济来源，连续四天没有饭吃，只靠喝一点水坚持着工作，到第四天，阿富跑到附近一家咖啡馆，赊购了一点咖啡和花生米，每人分了几粒，才坚持下来。

琼香一九三二年一月回国。两年后，她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琼香改名为谢飞。抗日战争胜利后，谢飞领导的独立营编入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改编为第二十军，她本人留在华东局，任华东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1954年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副校长。

（取材自《马来亚风云七十年》）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
马来亚共产党在1930年4月30日光荣成立。那时，马来亚还没有别的政党。直至1937年马来青年联盟成立之前，马来亚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政党。

从1930年4月到1941年12月，是我们党战前地下斗争时期。

马来亚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20年代中期，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来亚无产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1925年，马来亚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为后来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在森美兰瓜拉比拉的乡村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马来亚共产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胡志明同志出席指导下进行的。由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马来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便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和领导者，马来亚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阿成回忆和胡志明谈马共建党日期
1959年4月下旬,马共中央委员阿成从北京回返马泰边区途中，路过越南河内时，获得胡志明主席接见。据阿成回忆，当时，他曾向胡主席请教一些问题，试摘引部分内容于下:

……………。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入 20多年前那光辉而伟大的一日。

我问胡主席:“当年您代表东方局出席马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您能 详细跟我说说吗?”

胡主席沉思了一下说：“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30年5月1日的前一天,会议地点定在森美兰瓜拉庇拉 (Kuala Pilah，即瓜拉庇拉丹绒怡保) 附近一个胶园的工人宿舍，后因上述地 点被“可疑人”注意，又迁到柔佛某一胶园的工人宿舍，在那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告马来亚共产党正式成立。但选出的中央委员是哪些人，我都不记得了。”胡主席停了停又说：“傅大庆[注： 傅大庆，曾出席马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现在哪里?他懂英文。”

我说:“我是後辈，没曾见过这位前辈。”

“1930年代，我在上海见过他一次，往後再也没见过了。” 胡主席简单地提了一下

（取材自阿海回忆录）

关于马共成立的日期和地点
1930年4月30日是可以确定的。

胡志明当时是作为共产国际东方局(远东局)的代表专程来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根据胡志明于1959年与马共中央一位负责人以及1961年同另一位马共中央负责人两次的谈话也可以证实。

胡志明说：……到了新加坡由当地的人员带上火车，坐到一个站下车后去到会议地点……开完成立大会后，还开一个远东赤色职工会议。又到火车站，乘火车到新加坡……开完会就是五一劳动节了。

二战后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曾以七月一日作为马共的成立日。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6月15日出版的12卷24期19页一篇文章中将七月一日作为马共成立日期，应为误传。

严格地说成立大会开始与结束都不是4月30日，是取其很接近而决定的。

关于成立大会地点，单汝洪(即阿海)在《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的序中写道：“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工人运动的代表先在瓜拉庇拉(KualaPilah)某地(似在丹戎怡保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因会议地点被“人”注意又迁到柔佛某一胶园工人宿舍……”。

（取材自《马来亚风云七十年》）

阿海（单汝洪）谈马共的成立
二十世纪20年代，马、华、印人民在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经进行过多次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当时，马来亚三大民族的劳动群众在受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均建立起工人运动的秘密组织，以指导工人群众同外国垄断资本的大胶园主和锡矿主展开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马来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斗争浪潮已不断高涨。与此同时，森美兰劳动人民同全马人民一样不断奋起反抗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压迫，自发性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但由于这些运动缺乏政治觉悟的指引和组织性，一旦遭到英帝的镇压就大受挫折，甚至失败，参加斗争的工人便各散东西，像盘散沙!

为了将马来亚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纪元，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工人运动的代表先在瓜拉庇拉(Kuala Pilah)某地(似在丹戎怡保附近的一个胶园工人宿舍)，后因会议地点被“人”注意又迁到柔佛某一胶园工人宿舍，召开了第一次全马代表大会，井宣告成立马来亚共产党。胡志明代表共产国际东方局出席了这次大会(注：笔者根据1958年胡志明回忆的谈话)。从此，森美兰和其他州劳动群众一起，走上了自觉的(有政治觉悟和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运动的道路。

建党初期，森美兰党组织先后在州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支部，但基础都比较薄弱。例如在：芙蓉市区和郊区，日叻务(主要是知知港和葫芦顶)，瓜拉庇拉和马口，淡边市区和郊区，波德申(主要是Lukut和Tanah Merah Estate——新港)及沿海别墅“洋工”(即替英国大资本家和华人大资本家当服务员的雇佣工人)的聚集地。这五个县的党组织中， 比较强的是日叻务县的知知港(当时森美兰有党员110人左右，日叻务县的知知港区就约占百分之五十)和葫芦顶。

（取材自单汝洪著《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

陈平谈马共的创党日期
马共是在1930年4月底，于森美兰州瓜拉庇劳的树胶园内正式成立。出席创党会议的核心人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阮爱国。他是越南人，就是后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也出席会议。较早时，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因此才召开这次会议。

多年后，首次访问河内时，我有机会与胡志明主席本人讨论这事件。我们一起推算马共成立的准确日期。胡志明记不起准确日期，不过他记得他走出会场时，见到街上挂著红布条，迎风飘扬。这显然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布条。在那个时期，当局不准五一劳动节悬挂布条，视为非法活动。但是，工人不理禁令，还是在五一前夕，悬挂红布条和红旗。节日过后，就立即收起来。根据胡志明的记忆进行推断，我们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为创党日期。

初期，党自然地是以新加坡为活动中心，因为新加坡的工运发展远远超越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工运。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警察很快地对马共的成立作出反应，他们的情报准确，在30年代上半期，经常突袭搜捕马共分子，使马共深受打击。回应马共的挑战，警方也作了一些改组，调整各部门要对付的目标。政治部于1933年成立，接管刑事犯罪情报部(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的职责。在1930年以至1935年之间，警方在突袭行动中逮捕了不少过六名马共领导人。法庭宣判将其中五人驱逐出境，遣去中国。

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的组织下有两个市委会，一个在新加坡，另一个在槟城。在全马各州，马共的组织是以“地区委员会”为单位。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州和柔佛州内就设有两个地委会。彭亨有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委会，柔佛州有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委会。

根据官方的统计，单单在新加坡，从1931年至1935年，警方总共向马共展开432次突袭行动，逮捕了226名共党嫌疑分子。过后，大部份被捕者被驱逐到中国。在这些镇压行动当中，以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遭扫荡，最具戏剧性和破坏力。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马共的斗争是历次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继续
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党的斗争是有继承性的。回顾1511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马六甲，1641荷兰殖民主义者打败了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乃至178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以来，我国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就持续不断。虽然，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略马六甲王国的战争，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历次战争，以及后来反抗英殖民主义侵略的马六甲那宁战争、雪兰莪马赫迪战争、森美兰双溪乌戎战争、霹雳勒拉和沙戈尔战争、彭亨巴哈曼战争、吉兰丹督.让谷战争、丁加奴哈芝.阿都.拉赫曼战争等，都先后失败了，但是，这些著名的卫国的农民战争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发扬了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给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马来亚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的革命理论同我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结合起来，为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占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是四百多年来我国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特别是一百多年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爱国战争的继续，是这些正义斗争和爱国战争在更高水平的发展。

马来亚共产党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1917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势力遭到极大的削弱，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英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对我国人民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我国人民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无产阶级积极寻找争取自身解放的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

我们党成立以后，便投入了紧张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当时我们党的斗争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的敌人是老奸巨滑、有着极其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帝国主义。它在马来亚以各种分而治之的手段进行殖民统治已经一百多年，建立了一系列为巩固其统治的制度。第二、由于中国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在我国华族群众中传播。但是，由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民族隔阂，阻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传播到马来群众中去，党的马来工作很难开展。第三、我们党刚建立，处于幼年时期，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理论水平不高，难免照搬外国经验，有教条主义倾向。

我们党成立以后便提出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并努力宣传革命真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建立秘密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赤色工会，开展革命的组织工作。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在工作中取得了可贵的成绩，为我国革命的发展奠下了基础。对于革命先辈们，我们深深感激和永远纪念他们。

由于刚成立的党的理论准备不够，最初党的纲领曾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苏丹、拉惹，建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是正确的，“打倒苏丹、拉惹”则是不恰当的，因为苏丹、 拉惹既是封建代表，又是宗教首领，提出“打倒”不能为全部都是伊斯兰教民马来族群众所接受，甚至会引起不满。搬用“ 苏维埃”这个词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俄文，会被诬蔑我党是苏联的代理人。

1935年，党领导我国唯一的煤矿企业—雪兰莪煤炭山的五千多名工人，用劳动工具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工人们升起红旗，成立工人苏维埃，占领了公司办事处和整个矿场约一个星期。同年，党又领导森美兰淡边地区马来族农民，用巴冷刀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农民们升起红旗，成立农民苏维埃。这两次英勇的起义虽然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但是，它们为我国工人和农民树立了光辉的战斗旗帜。

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是我党成立最初几年处于幼年时期“左”倾的表现。当时，“左”倾的表现还在于笼统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以及在于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方面，如每逢节日都要散发传单，挂红旗，甚至游行示威等等。这些行动虽然对于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对我党所造成的危害则是主要的。它使党遭到严重的摧残，孤立了自己，损失很大，极其不利于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世界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著名决议，对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于英帝国主义特务的破坏，叛徒的出卖，造成共产国际东方局驻新加坡同我党中央联络的代表（一位荷兰同志）被捕，牵连及东方局负责人牛兰同志夫妇（法国人）在上海被捕，造成我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长期脱节。因此，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我党中央是从公开出版的革命报刊看到的。1935年底至1936年初，我党开始根据共产国际上述决议的精神，纠正“左”倾冒险的错误，各方面的工作得到了逐步的恢复。

1937年，我们党又根据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抓紧当时的有利形势，进一步采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克服关门主义、利用公开合法、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在这个策略方针的指导下，党通过建立宣传队、歌咏队和戏剧团体，举行演出，召开群众大会，发行秘密报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通过公开报刊发表文章等方法，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党既建立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抗敌后援会以及地下工会等半合法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同时也建立或派同志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广泛开展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运动，我们党建立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从名称来说，它是一个侨民的组织；但从性质来说，它是马来亚华族的组织，是马来亚人民的组织。我们党通过这个组织，不仅是把华族中的进步阶层发动起来，而且把华族中的落后阶层也发动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由于这个组织、这个运动是我们党领导的，而我们党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同时，也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亚洲前途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大华族群众在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运动中一步步提高了革命觉悟，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进步到同情甚至参加马来亚革命的斗争，许多华族先进分子在运动中参加了我们党，成为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为我国革命奋斗终身。

当时抗敌后援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建立，有些地区某些时候甚至能够进行半公开的活动，是由于我党巧妙利用英日矛盾的正确策略的结果。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妄图南进，进一步称霸亚洲，严重威胁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同时也损害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既得利益，英帝国主义同日本法西斯存在着矛盾。“抗援”当时公开声明，它反日但不反英，而且主张争取英国也支持中国抗战。这个组织还主张各阶层人民广泛团结，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通过协商解决劳资纠纷，以及争取马印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同情中国抗日，支援中国抗战。因此，“抗援”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即从1937年建立到1939年9月，是比较顺利的，阻力比较小，其组织发展迅速，影响极其广泛。

在这期间，党领导吡叻州锡矿工人，进行了多次胜利的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公开的拥有两万多名会员的吡叻锡矿工会，其注册名称为近打锡矿工友互助会。这个工会连同享受福利照顾的矿工家属在内共有五、六万人。工会的分会或办事处遍设吡叻州各处矿区。

党也领导新加坡的建筑工人、海港局工人、电车工人，柔佛新山的黄梨工人、树胶工人，森美兰马口的树胶工人，彭亨劳勿的金矿工人，丁加奴龙云的铁矿工人，雪兰莪煤炭山的煤矿工人、新街场的锡矿工人、加影的树胶工人，槟城的码头工人以及各州其他行业工人、店员、低级公务员等，进行了许多次改善生活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团结和锻炼了广大工人群众。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加紧压榨我国劳动人民。我们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英帝国主义和我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党在新加坡组织一次战前最大规模的有五万多名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高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兄弟团结起来”、“要求开放民主自由”、“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这次游行示威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两位工人光荣牺牲，许多工人被军警殴打受伤，还有不少工人被捕。这次斗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党领导的新加坡、槟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吡叻的华校中学生，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开展广泛的学生运动，并教育和鼓励青年学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这个时期学生运动最显著的成绩是：通过团结、组织和斗争的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许多人被分配到工人群众中工作，有的还到工厂、胶园参加劳动，同工人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因而进一步成长起来，担当党的领导工作。不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军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光荣牺牲了。这些从学生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干部，如：新加坡的小忠同志、黄志锐同志、陈天庆同志、黄应祥同志、叶立天同志，槟城的许庆彪同志、小康同志、陈锡清（杨厉）同志、陈凌同志、黄玉心同志（女），雪兰莪的李约卜同志、叶奇思同志、戴苏娇同志（女），马六甲的陈水鸭同志、张兆派同志，柔佛麻坡的邱俊杰同志，吡叻的赖来福同志等。

1940年2月2日，党在槟城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斗争，在广大工人和店员的支持下，包括几间华文中学的学生一千多人，包围了敌人的警察总局整整一天，反对敌人无理逮捕和迫害学生。这次斗争显示了学生和工人团结起来的威力。

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员起来打倒法西斯，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紧迫任务。我们党坚决支持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坚决支持建立包括苏联、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这期间，党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报》以及党的地方组织和党领导的地下革命群众组织出版的秘密报刊，在上述政治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党影响下的公开报刊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党还团结了一批编辑、记者、作家、教师等知识分子，建立各种文化团体，推动进步的新文化运动。

经过长期的努力，党领导下的秘密群众组织拥有上万名成员，并团结了十多万名公开团体成员，建立了许多个乡村地区和工矿企业的革命据点。这个时期，党领导了数十万人次其中绝大部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的各种群众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到941年底，我们党拥有一千六百多名党员，并在各种运动中培养了大批生气勃勃的干部，先后在新加坡、柔佛、马六甲、雪兰莪、彭亨、丁加奴、吡叻、槟城、吉打成立了党的州一级的领导机构。我们党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有战斗力的党，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我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实践证明：党当时坚持反帝反封建、开展群众运动、发展革命力量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在建党初期（从1930年到1935年）由于是处在幼年时期而难免会犯到的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倾向，也逐渐得到纠正。党当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在当时采取以党和党所领导的半公开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主，同时利用公开合法作为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斗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的进步成长。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内奸莱特打进了党并一直在进行破坏，而从1936年到1941年党的工作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些都是内奸莱特所无法歪曲的；另方面，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他们能够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制定符合当时我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在这方面当时中央常委黄诚同志的贡献特别重要。如果内奸莱特太过露骨阻扰党的正确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然容易暴露，不利于他的长期潜伏。这里还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内奸莱特的出卖造成高级干部不断被捕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干扰，党在这个时期的成就必然会更加巨大。

(取材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 )

马来族无产阶级
“英国帝国主义占领海峡殖民地特别是进而入侵整个半岛各邦之后，我国社会已变成殖民地、半封建形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出现两个大的变化，一是无产阶级的诞生，二是多民族社会的形成。”

对于第一个变化，文章指出，“(当时) 英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剥削的目的，其种植园、矿场、码头、公路铁路建设、建屋业等等，需要大量廉价劳工，因此催生了我国无产阶级。但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马来亚的无产阶级并非直接从封建社会体内 (即来自马来农民群体) 诞生，而是帝国主义者由中国和印度输入大批劳动者。”

文章指出，英帝的目的很明显，“在经济上对它最有利，外来劳工酬劳特低，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政治上，维持各土邦统治者的象征地位，把马来人束缚在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村生产粮食，既可稳住马来社会的不满情绪，也有利于它玩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

“由于上述政策，1931年统计的在种植园和矿场等地的各族劳工的人数为43万6千575人 (仅统计马来土邦，不包括华、印劳工为数众多的3个海峡殖民地)，其中马来族仅有6万2千937人，占14.4 ％ 。”

“据人口调查数字，1970年，马来西亚的劳工有2百73万人，其中马来族占52％，华族占36％，而印度族等占12％。10年后的1980年，劳工人口已上升至3百79万人，其中马来族占54％，华族占35％，印度族等为11％。在这10年间，劳工人数增加整百万，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投入劳动行列的马来族青年。”

阿都拉•CD的文章明确指出，“一个世纪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独立之后的事实说明，农村的马来人已经从开始的极少数,，越来越多，以至广泛参加到我国的劳工队伍中。通过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他们已经与其他民族的阶级兄弟结成共同的命运。这将对今后长远我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取材自阿都拉•CD著作《马来半岛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