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马共中央总书记)：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陈平(马共中央总书记)：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在整个1930年代，你可以从悬挂在住家和店屋墙上的照片看出实兆远——事实上整个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倾向。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攻打沈阳)之后不久，墙上所悬挂的照片是针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第二年，他们攻打上海。

在30年代初期，一些家庭把国民党的蒋介石大元帅视为中国的真正领袖。他的照片悬挂在这些屋子的墙上和走廊。但几乎每一间店屋都有悬挂孙中山的照片。每一个人都把孙中山当成中华民国国父。

一般而言，实兆远的居民似乎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整个市镇的房屋都有悬挂国民党著名战争英雄的照片。我特别记得两个人：在东北领导抗日的马占山将军以及上海地区的指挥官蔡廷锴将军。我们家中没有悬挂蒋介石的照片。我的父亲只选挂孙中山、马占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的照片。

我们一年之中在中国的几个国耻日佩戴黑色臂章以示纪念。例如，在5月份有两个国耻日。5月3日是纪念日本军队于1928年5月3日在山东省省会济南攻打蒋介石的军队。那次事件导致3千500名中国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在5月30日，黑臂章是纪念“五卅”惨案。在1925年的那一天，英国警察朝在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局外面抗议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开枪。那次屠杀事件在中国各地掀起罢工浪潮，也演变成全国性反帝运动。

在30年代下半期，祖国事态的发展，使到在马来亚华人中出现明显的政治分化。开始时，这种分裂发生在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支部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当时人们并没有支持正在崛起的毛泽东。

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演变的情绪性反应增加。分化加剧，因为中共的论点变得更强有力。东北著名军阀的儿子张学良元帅遵守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如此，他奉令把麾下军队往南撤。张学良的行动受到严厉批评，但他没有透露造成他采取那样的行动的背景。不过，他后来了解到，蒋介石是要利用他去粉碎中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欺骗行为感到愤怒；他挟持了蒋介石，成为轰动的国际新闻。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和中共高级领袖周恩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达致了妥协。一系列幕后安排巩固了妥协方案，使中国避免了灾难性的内战。

另一方面，在实兆远，我记得长辈们给这些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在他们还未能完全弄清楚蒋介石被俘和最终获释的影响之前，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北京附近永定河上的芦沟桥，以及永定河上游不远处的一条火车桥展开配合性进攻。那项侵略引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

在整个马来亚——事实上，是整个东南亚，号召华人救国的呼声此起彼落。这种救国热忱引发一系列行动与会议。一些人号召中止对日贸易。许多人呼吁华人技术人员回去中国协助迁移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件特别重要的事项，是筹款团体动员起来，筹款协助中国抗战。

在殖民地的权力走廊，警钟响起。英国人担心马共会在日益蔓延的鼓动中得到好处，他们暗中操持，以控制迅速高涨的情绪，及确保所出现的任何组织都是得到政府批准的。中国筹赈会于1937年8月在新加坡成立。这个基金会由陈嘉庚领导，他是著名企业家，得到当地人拥戴，在新加坡中华商会举行的一项集会上，他当选该基金会会长。

在集会之前，陈嘉庚会见新加坡总督托马斯(Shenton Thomas)爵士。为了确保政府批准该基金，陈嘉庚同意总督所定下来的五个条件。它们是：(1)筹募到的一切款项，只能作为民事援助用途；(2)在筹款时不能有强迫行为；(3)只能有一个中央机构负责调拨基金；(4)该基金不能与任何挑衅性的反日声明有所联系；以及(5)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任何援助是导向军事计划的用途。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马共成立抗敌后援会——这引起英国当局的恐慌。这和陈嘉庚所设立的基金完全相同。在几个星期之内，后援会的支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半岛各地的市镇纷纷成立。

从一开始，后援会就宣布它是为了促进中英友谊。然而，它最多只是半正式、半合法的机构。殖民地当局一直阻止它获得正式注册。为了避免受到政府的全面镇压，后援会把本身描绘为筹赈会的坚定支持者。

筹赈会和后援会同时鼓吹的论坛，提高了我的政治醒觉。我还是小孩子时，沉迷于古典小说，我希望我是中国古战场上的爱国英雄，见证正战胜邪。在青少年时代，我深受中国当代历史影响，但对于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缺乏方向。

1930年代末期，蒋介石政府派军官来到马来亚，唯一的目的是召募华人青年抵抗日本侵略者。英国殖民地当局没有反对这项人力动员；他们也不介意国民党募兵队的到来。募兵队成员在马来亚执行任务时穿平民服装。募兵队的活动受到本地中文报章大事报道。我的一些同学受到招募，前往中国受训。服兵役者的条件相当基本。他必须年届15岁，念完初中，当然身体必须相当健康。申请者一旦被录取，将在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受训三年，毕业后成为低级军官，有资格担任排长。

这种性质的招募行动至少持续到1940年。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这些受到招募者的其中一些人奉蒋介石政府的命令回到马来亚，加入英军的136秘密部队。

我对比我年长的同学方守义所作的决定特别感动。他乘坐货船到中国，最后加入中国空军。方守义后来寄照片回实兆远。在照片中，他穿着飞行员制服，看起来很帅。我很羡慕他。我一向身体壮健，但就是没拥有像方守义那样的体育身型。当募兵运动开始时，我只有14岁，而事实上只有12岁，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当兵。

不过，我决心成为有用的人。某些事情发生帮助了我。我有一位同学杜龙山，比我高两班。龙山刚刚毕业，担任教师。有一天，他来到南华中学，他介绍说和他一道来的是张黄石。龙山和张黄石是代表后援会到学校来。他要求让张黄石在学校的集会上发言。校长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分子，抱持自由态度，比他的大部分同事更加开明。他决定，可以让张黄石向学生发表演讲。

张黄石谈到历史的戏剧性转折以及中国的可能命运，我听得入神。他呼吁年轻的听众们参与抗日斗争。不过，他没有鼓励我们去中国。他是出色的演讲者，我对于能够成为他的听众感到光荣。

第二天，龙山回到学校。他带来一本正式的登记簿，让有兴趣参与后援会工作的人登记。有将近200名师生报了名。我的名字也在内。过后我们根据后援会的需要分成小组。我们定期开会，在会议上讨论祖国的形势。过了一段日子，后援会以激进主义闻名，政府开始展开镇压行动。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少。在我那一班，只剩下12名左右的活跃分子。

我发现，我越来越积极参与学校的学生事务。在报名参加后援会之前，我已经是学校的学生会——学生自治会——的一分子；学生参加自治会是强制性的。在1938年，我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学生会主席是女生，她打算成为教师。副主席是我班上的同学，是当地的男生。

我们的学生会的操作方式是，身为第三号人物的总务做最多工作，负起学生事务的日常工作。我安排每一件事，从图书馆事务到成立读书会到筹备学生的各种比赛。在我担任学生领袖期间，读书会非常出名。会员必须不时捐钱。所筹到的钱用来买书，都是从怡保买来的。我们购买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原理的中文书。在我们读完那些书之后，把它们仔细地排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让其他同学借阅。大约在那个时候，我读到美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书 Red Star Over China 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

我发现我横跨三个组织——后援会、筹赈会及学生会。最令我着迷的是后援会，我也知道它只是半合法。学校当局知道后援会有政治意图，因此，学生会应该禁止与它有所关连。我不加理会。事实上，我承认，我利用负责学生事务的有利地位，去做对后援会有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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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9年，我才了解到后援会的民族主义爱国倾向背后的真正动机。学校的老师们了解到，政府正在压制后援会的活动。殖民地当局逮捕了后援会在新加坡的一些活跃分子，把他们驱逐到中国。这一切导致后援会在实兆远的支会会员大减。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必须离开后援会。我认为，它的目标看来健全，英国人似乎太过多疑。

信仰共产主义就像信仰宗教那样强烈。它提供对一种制度的信仰与信任，而这种信仰至少对信仰者来说，似乎是通往使人类享有权利与公平的毋庸置疑的真正道路。我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和左派的著作，但回顾过去，我现在了解到，我个人会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从阅读一个人——毛泽东——早期的著作开始。我发现他所写的小册子《论持久战》令人折服。那基本上是讨论如何战胜日本人的一本小册子。在《论持久战》中，他号召动员人民，以及采用游击队战术。在读完那篇文章之后，我再也不想去国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念书了。相反的，我开始考虑到中国去参加毛泽东的队伍。我那时被认为是15岁。我敢肯定，我那时还没有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但我敢肯定，那时我对令英国殖民地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共产主义哲学十分着迷。

后援会日益变成非法并未使我的热忱减少。但那时我已扩大阅读范围，日益受到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包括国民党的和中国共产党的)的著作所影响。在1938年，那些军事家发表无数研究文章，讨论如何最佳的击败日本侵略者。使我深受震撼的是，国民党的军事家就是无法掌握中国所面对的威胁。共产党的军事家除了消息灵通之外，似乎也更有远见。我比较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的演讲词。蒋介石的演讲词尤其没有说服力。他太过强调需要西方的援助，以及这类援助所可能产生的冲击效果。国民党的战略，似乎是建立在西方援助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方式。接着，我从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的著作《苏维埃民主》中发现她的亲共思想；我读的《苏维埃民主》也是中译本。斯特朗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坚定，她住在苏联，甚至嫁给一位俄罗斯人。她在前往中国后访问了毛泽东，并因而成名。毛泽东告诉她，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成为名言。

后援会在实兆远的支会由县委员会控制。后援会按照会员的职业分成几个是小组。他们包括店员、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后一类包括教师和记者。1939年，我被委任为后援会县委的一名委员。我也担任后援会在当地的学生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在后援会架构内进行的小组讨论，通常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我们所关心的集中在中国和她的日本侵略者。但我们也讨论我们周围的白人殖民地主人的特权地位。我们对他们的固有傲慢和在社交中“不准亚洲人参加”的态度感到生气。我们的讨论经常探讨殖民地宗主国对亚洲和亚洲人的剥削。对于把外国资本主义原则引进到本地经济，我们强烈质疑。这种哲学似乎只是为了助长不平等，特权基本上由种族决定。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期及其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殖民地主义对东南亚的入侵以及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原则必须加以挫败。我们的长辈眼巴巴看着英国当局围捕印度契约劳工。这些印度人原本被带来在树胶园丘工作，现在他们失业了，睡在五脚基，对他们的白人主人不再有用，他们受到围捕后立刻被当成舱面货物送上货船，驱逐回他们的祖国。情况必须有所改变。但如何改变?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仍然没有答案，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在实兆远，我们采用中国的校历。在1938年7月至8月的暑假，我有一个月的学校假期。和往年一样，在那段时间内，气候潮湿。在暑假开始前不久，一位老师把我拉到一旁，主动要把他书房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其中一部分借给我。我选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作者写的书。它们全部是中文本。这些书将是我在假期中的读物。

我的母亲在那之前不久在离开实兆远不远的红土坎(Lumut)开了一间分店。她委任她的一位男性长辈亲戚打理分店的业务。我问母亲我是不是可以去新分店帮忙。她很快就答应，可能是寄以一丝希望，这个一向对做生意没有兴趣的儿子，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事实上，我不想做其他事情，只想阅读我刚刚借来的书。

欧洲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德国在上一年3月占领了奥地利。事实上，在我的假期结束之后一个月，在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条约 (Munich Treaty)崩溃，德国在第二天闪电占领捷克的苏台德区(Sudetenland)。在地球的这一边， 日本加紧进攻中国。世界是令人既兴奋又害怕的地方，我对这—切都显得知识不足。我声称要去帮忙的亲戚，很快就不得不接受现实，即不管在任何方面，他都是我母亲派驻在红土坎的唯一代表。

每一天，尽管天气炎热，我单独一个人留在店屋楼上，一连看几个小时的书。我第一次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在傍晚时分，我照样是一个人，沿着附近的河边散步，享受傍晚的微风吹拂。这成了习惯。在阅读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混凝土小码头的末端进行冷静的思考。我在思考，来自实兆远的一位华人小伙子，应该怎样适应在这样动乱的时刻的各种事件。我现在认识到，是在红土坎的那一个月假期，在店屋的一楼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在小码头偷闲和放松心身之间，使我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在1939年接近年底时，我的华文古文老师陈景云安排我和陈路见面。陈景云来自中国的书香世家，他是当地后援会的领导成员。陈老师形容陈路是设在怡保的霹雳州后援会的高级执委。据说陈路所关心的主要是工人事务，我不大认真看待这项约会。我代表学生。陈路关注的是工人。除了后援会的筹款集会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因此，我没有出席那次会面。第二天陈老师查问我。他表明，我已失去一个重要机会。他特别感到失望，因为他和学校的教学合同已经满期，他即将离开实兆远。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怀疑，有人要招募我加人马共。

不久之后，我的朋友杜龙山来探望他的父亲。他的家庭在实兆远南面大约六英里的甘榜力侨(Kampong Lekir)拥有和经营一间杂货店。杜龙山要我去他的家，我在他家中和他长谈，才得知马共在后援会扮演的角色的详情。

首先，他告诉我有关张黄石的事。张黄石就是在南华中学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的那个人。他说，张黄石原本是中国的一名共产党县委。在一、两年前蒋介石展开清除共产党的镇压行动时，张黄石差一点被警方逮捕。过后他来到马来亚，这儿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张黄石在和马共联络上之后，采用党名“黄诚”，这个名字在多年后在马共内成为传奇。事实上，他将成为马共党内仅次于总书记莱特的第二号人物。龙山解释说，事实上，张黄石开始静悄悄地在怡保的霹雳州福建会馆担任受薪秘书。较后他在当地的一家华文报担任记者。他在担任记者时，成为霹雳州后援会的领导成员。

我们喝了几杯当地的咖啡，我得悉，马共的确试图招募我。据披露，我没有去会见的陈路是马共霹雳州州委。他特别来到实兆远，是为了初步接触我。龙山承认，他本身是马共党员；并且表明，现在由他负责招募我加人马共。

龙山透露，我的华文老师陈景云是马共在实兆远的唯一代表。由于陈老师已经离开，实兆远已经没有马共代表。他们要我取代陈景云，领导实兆远的政治活动。龙山进一步告诉我，会有其他党员从其他州调派到实兆远。龙山保证他会在几个星期内派人联络我。

因此，可以说，根据记录，我在1940年1月成为马共的候补党员。那个时候，我不必签署任何文件或发表任何誓言。我在口头上同意就够了，而我愿意专心于后援会的活动，以便初次尝试成为秘密的马共活跃分子。

学校在1940年1月底开课时，我发现有三名马共党员刚刚注册为南华中学的学生。两名男的来自和丰，一名女的来自槟城。我的母亲对我取消前往新加坡升学的计划仍然不满，她希望我转去英文源流的英华学校就读；我的哥哥文荣就是在那间学校念书。那间学校的学生不准旷课。如果他们缺课，必须出示家长的解释信。

这种情况当然对我非常不适合，因为我正要过作为马共党员的生活。我需要时间从事课外活动，而要获得家长的信解释旷课原因令人不胜其烦，连想都不要去想。为了摆脱困境，我告诉母亲，我已经超龄，不能在英华学校念书，我只能在英华补习学校报名就读。那间学校不注重纪律，这对我有利。

母亲并不知道，我在南华中学的最后一年，成绩一落千丈。在那之前，我一向是班上前十名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到英华学校就读的我的同学以及在附近的英华女校就读的女学生，都因为我到英华补习学校念书而嘲笑我。

总的来说，我的新学校的老师不理会我。他们认识我以及知道我之前念过些什么。因此，我的数学课大部分不必上。我偶尔有去上数学课，但都没有专心听课。我只是坐在后排，看我的社会主义书籍。

有一次，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靠近课室门的地方，聚精会神地在看中文版的 《联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在殖民地的马来亚，那本书当然是禁书。我没有注意到，校长已经走进课室，他走到我的座位边，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他抢走那本书，把书本摔在我的桌面上，过后他改变主意，没有等待我的答案，就快步离开课室。我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看禁书时必须更加小心。

我发现本身处境尴尬。转到实兆远的三名学生是正式党员。我只是候补党员，却负责领导实兆远小组。也许在怡保的霹雳州委考虑到我来自实兆远，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 ．

当时殖民地当局加紧展开反共运动。在1940年3月至4月间，我的几位前同学兼后援会成员被捕。当地的一队警察搜查他们的家，找到与后援会有关的文件。到那个时候，后援会被视为完全非法。不久之后，我被捕的朋友被控上法庭受审。

盛传我将是下一位被捕者。在危机的高潮时期，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从怡保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我随时都可能被捕。他劝我立即离开实兆远。

母亲知道我有激进思想，但不晓得我和马共有联系。幸运的是，母亲刚好去医院生下妹妹。那一天是1940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母亲当时是在离开我家约一英里的接生医院，父亲和平时一样，在和朋友喝早茶。这使我可以丝毫不受阻碍地离开。我把几件衣服放进帆布手提袋内，搭上开往巴力(Parit)的巴士。到了巴力，我将搭从巴力开往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巴士。我所得到的指示是，到了瓜拉江沙，会有人跟我联络，告诉我最终的目的地：

以往我不曾长期离家，有几次我曾经离开实兆远，那是由于无足轻重的原因——例如，跟班上同学到怡保旅行，或是到安顺参加叔叔的婚礼。我也曾几次到槟城作短暂的逗留。当然还有我到红土坎阅读的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第一次尝试参与马共的地下活动，几乎立即以惨败告终。当时我16岁，不再视自己为小孩。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正当我乘坐的巴士经过两旁是胶园和锡矿场的次级公路朝北和朝东开去之际，我的一位妹妹在实兆远店屋的家里，发现我们孩子共用的大衣橱内我的一些衣服不见了。父亲在不久之后回家，妹妹立刻向他报告说我逃走了。

父亲立刻通过他的商业交往网络追寻我的下落，他很快就确定，我是乘坐开往怡保的巴士。我父亲的其中一位朋友是木威(Bmas)镇的巴士车站站长，我乘坐的巴士必定经过木威。我抵达木威时，站长上到巴士和我谈话。他说，“孩子，对不起，你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要我阻止你，把你送回家。”他是一位很慈祥的人，在中国时参加过农民运动。他补充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年轻时在中国也做这样的事。”他吩咐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问道，“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我解释说，我必须迅速离开，否则很可能被捕。我告诉他，我将去一位朋友的家藏匿一阵子，我没有提到过后将延续的旅程。

父亲建议，“如果你要躲藏起来，何不住在你叔叔在怡保的家?他可以安排你搬到安顺去。”我不可能说“不”。因此，我去叔叔在休罗街(Hugh Low Street)的店屋。我很不情愿地在那儿住了三、四天。

在叔叔的店屋对面是一间脚车店。我认识其店员。他是我在实兆远的同学，也是当地后援会的成员。我向他求助，要他协助我去瓜拉江沙。他向我指出去火车站的方向。我单独一人去火车站，买了火车票，上了下一班的火车。

在瓜拉江沙，当地后援会的一名成员和我联络。他通知我，我必须等待几个星期才能转移。我和他一起住在他所租的小房间。他是当地华文小学的采购员，其中一项工作是操作学校的蜡纸油印机。到了晚上每个人都回家之后，我协助他用油印机替后援会印传单和小册子——这是非法活动。

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奉党的指示，转移到太平郊区，担任那儿的乡村小学的唯一教师。学生们全部都是农民的子女。课室是用亚答盖的小寮。学生每人每个月交5角。我的工资大约是一个月6元。

在实兆远，警察并没有搜查我的家，我猜想，原因之一是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我已经逃走，另一原因是父亲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他们不想使到他更加难堪。

党最后指示我转移到怡保，担任那儿的后援会秘书。这不仅是非法的工作，也是不正当的理想追求。最终，我觉得我在党内有点作为了。我租了一间小房间住，而且很高兴发现到，我的前同学龙山是秘书处负责人，而我将在秘书处工作。

在怡保，我成为正式党员。对我来说，那是重大的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入党仪式在一间三房式屋子内进行，地点是在怡保 ——文冬路一个市场旁边。那间屋子是当地一名党员的母亲的。我们秘书处的一名成员租下大房，我们在那间房间内开会。屋主相当了解我们是在做一些激进的事，但不晓得我们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我宣誓入党的那一天，我填了入党表格，宣誓，取了一个组织名字“王平”。按理，以后在党务上提到我时就是使用这个名字。

成为正式党员之后，我被委任为负责整个霹雳州学运的负责人，以后援会的活动作为掩护。当然，我不能冒着被捕的危险回到实兆远去。我把当地的学运交由那儿的党员去负责。从那时起，我亲自负责从怡保到和丰华人人口集中的地区马共渗透中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和丰被认为是整个马来半岛马共政治活动最集中的地区。

我最初的任务之一，是收集捐款，给据说是患病的马共总书记治病。中央委员会发出名为《援助莱特运动》的指示，分发给各州的支部，要求动员党员和同情者捐款。这被认为是需要的，以应付莱特在养病期间的开销。指示中包括列出莱特的简短生平，其中特别提到他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到处去收集捐款和给他的慰问与致敬信。捐款来自各领域。学生、文员、劳工、农民——全部都捐款。我总共替莱特养病基金筹到约50元。那笔捐款及时被送到新加坡去。

从我离开那天开始，母亲不肯相信我不会回到实兆远。她出了接生院以后，开始寻找我。她询问和纠缠我的朋友们。其中一个人最终联络到龙山，然后告诉我那焦虑不安的母亲，说我人在怡保，活得好好的。但她只知道我的下落还觉得不够。她再一次不断纠缠我的朋友们。直到其中一个人——就是在我叔叔位于休罗街的店屋对面的脚车店工作的店员——最终安排我和母亲见面。他坚持我必须这样做，以使她少操心。我经过多次的推搪之后，同意和母亲会面。

会面于一天傍晚在那位店员租来的住所内进行。在那间狭窄和闷气的房间里，母亲哀求我回家。我告诉她那是办不到的。她开始哭泣和请求。她说，在我离开实兆远之后，她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哭泣看来无效之后，她改变策略，提到一件特别的事。她声称，在我离家之后不久，她中了彩票。她用其中一部分的钱买了一部新车。她再次开始哭泣。她恳求我在两件事中选择其一。一是我回家继续学业，因为家中现在能够轻易支付我的教育费。二是她买一片小胶园让我管理。我提醒她，如果我回家，肯定会被捕。

这导致第三个选择。她将送我去中国，我可以上大学，同时追求我的民族主义理想。几年之后，我可以回到马来亚，那时可以安全的恢复在实兆远的生活。母亲认为，几年之后，一切会被遗忘。由于我所受到的教养以及我对她的尊敬，我不能对她讲对抗性的话，我不想伤她的心。我必须小心讲话，措辞谨慎。我触摸她的手臂，感谢她给我的选择，但我向她表示，现在我很难改变生活的方向。她看着我，眼中含着泪水， “你真是铁石心肠。”她沉默一段长时间，用福州方言的词句形容我，说小鸟的翅膀长硬了。我懂得她的意思。她已经认识到，再试图控制我将是徒劳的。不论流了多少眼泪，她还是必须接受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她在离开房间之前，像天下所有的母亲—样，吩咐我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向她保证会照顾自己。她把300元塞到我的手中，并且交代我小心，“不要被捕。”

我向她保证不会被捕，而尽管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终于遵守了诺言，没有被捕。虽然我必须承认，这么多年来，有无数次几乎被捕，使到我认为会再一次对母亲食言。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