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

我的学思历程
――“仰山讲会”学术报告节选

    徐春林：（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会议主持人。以下简称徐）
    这个仰山讲会有很多的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我们上午请陈寒鸣先生介绍他的学思历程与问学记。大家可能对陈先生不是很熟悉，我稍微介绍一下。我第一次碰到陈先生是在河南，看到您我眼睛一亮，我终于看到了陈寒鸣先生。为什么我眼睛一亮呢？因为我以前拜读过陈先生的文章，他的研究主要在明代哲学，可以说在明代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但是陈先生的学问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陈老师基本上自学成才，他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热情和孜孜以求的精神，所以终于蔚为一家。陈先生和我国许多的学术界名人如侯外庐先生、黄宣民先生、李泽厚先生、张岂之先生等等有过很深的交往。可能正是这些大师的思想滋养了陈先生，使得陈先生蔚然成为一家。
    学哲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职业需要，就像我们在座的都出于职业需要去学习，用尼采的观点来看职业需要是阻碍我们学哲学的。真正学哲学的，应该是对生命精神的激情，对生命之道的渴求去学，我们陈老师正是对生命之道的渴求对文化的渴求来学的，他学得很深，很有体会。今天我们就想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求学经历，重点介绍一下，他和我国一些学术大师的交往，从中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现在欢迎陈先生演讲。
    陈寒鸣：（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以下简称陈）
    各位上午好，郑晓江老师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要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学思历程和问学经历。那么，这个题目，我一直到昨天晚上都在想，有点总结性的意味。这个题目有两个因素不好讲，首先我是学术门外汉，是学术界的游客，到处走走看看，也做一点事情。不像郑先生、徐春林博士这样专门搞学术的。第二个，年龄还没有到。尽管我总说我老了，但是也有点不服老，现在不想作总结。（徐：阶段性总结。）看来也有必要，因为我生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一些伟大的人们，然后造就了一个很不伟大的我。我觉得做出了应该伟大的却不伟大的事情。
    我1960年出生，父母都是搞教育管理和行政工作。当我记事的时候，我遇到了毛主席为了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理想，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爆发后，我开始上学，读小学、初中、高中，之后我离开学校，再也没有进过学校门。文革刚刚结束，77年高中毕业，然后78年到工厂做工。严格地说，我没有文化。在我的印象当中，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对我的一个最重大的训练就是写学习心得，写批判文章，写大字报。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学二三年级，小学课本上说小羊和狼的故事，然后有个同学，年幼无知，说小狼不吃羊。当时阶级斗争非常紧，一查这个同学的家庭，出生于破落地主，那可了不得，地主阶级的狗崽子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要为剥削论辩。老师当场给我们布置作业，要我们评价小狼不吃羊，这大概是我最早写过的政论性文章，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我再也找不到了，据说还写得比较优美。我是狗崽子，我父母被打倒了，我没法加入红卫兵。老师把我的文章当做范文在全校宣读，然后叫我去做了大概平生的第一次讲演。老师说我已经是改造好了的走资派的孩子，因此我破格加入了红小兵，我当时非常激动。
    这样一种经历，使我工作以后一直在想问题。后来拜读了晓江先生的文章，认识了晓江先生（乾初按：郑晓江先生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我才明白原来是在思考一个生命哲学的问题。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想，我为什么作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活着，我就总爱想这些问题，很深重地影响了我早年经历。对我的影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我为了追寻这些问题，我不能总想，我就读很多很多的书。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不是主要看应考的教材，而是在广泛阅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我连考了三年大学，三年都是高分落榜，近于录取分数线差一两分，有一次差0.5分就录取了，所以就这样一个原因，我到现在都不会算账。太太不让我买菜，不让我买东西。我很光荣地告诉太太和孩子们，我数学考的最高分是18分。（徐：考了十八分也可以买菜。）算不清账。那么我就把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这构成了我现在的知识框架。但我有个本事，我会猜题，政治历史地理考试要出什么样的题目，甚至语文要考什么作文，我高考押题很强。我很多考友后来都做了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他们都说当初考大学，老师都不如我猜题的能力大。我考试时，历史语文政治都是考高分，但是很多简单题目我搞得很复杂。比如有一年政治考试名词解释生产方式，教科书上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生产方式，但是我觉得不对，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什么样的生产力结合才能叫生产方式呢？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出了解释，估计判卷老师会毫不客气地打个叉。
    我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读书习惯，使我觉得要确立一个方向努力。向哪个方向努力呢？我当时读书读得比较杂，很多东西我都感兴趣。大多数年轻人在少年时代都做过文学梦。文学我也感兴趣，大概在我15、16岁的时候，学着写一些小说，现在都找不到了。文学满足不了我的愿望。我好玄思，但是后来琢磨一下，哲学也满足不了我全部的求知欲望。……我后来觉得有一门学科非常好，叫做中国思想史。这个思想史有意思，什么思想都可以归纳到思想史研究范围来。我爱好哲学，就要关注哲学思想；我爱好文学，就要关注文学和美学思想；我爱好经济，就要关注经济思想。……诸如此类，当时对思想史的理解，就是这样一个百科全书似的学科。于是我集中精力去读有关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书，然后我就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思想史学的重要的开拓者侯外庐先生。
    大约在1979年底，1980年初，我不知道侯先生在世不在世，也不知道侯先生在哪个地方，我就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向侯先生汇报我的求学经历，谈我的想法。我谈了读《中国思想通史》的想法，那个时候少年气盛，（郑：那个时候你多大？）19岁将近20岁。我记得很清楚的是，1980年二月份春节前，一封书法非常优美的，加盖了历史所思想史研究社公章的长信，寄到了我所服务的工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出自于黄宣民先生的亲笔，当时黄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所以我说我和江西有缘份。（郑：黄先生是我们江西萍乡人，下放到我们农大，是侯先生的学生。）这封信用侯先生语气说，你寄给侯先生的信，已经收到了，侯先生现在卧于病榻，无法亲笔回信，但是读了这封信他听了很高兴，有个年轻人这样爱好思想史，还对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样感兴趣。信上告诉我，要学习并研究思想史要做几件事情。第一，要有经史的基础。比如说读史，“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必读，至少要读三遍以上。先秦诸子必读。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原点。几部重要的著作至少要读五遍以上。要打好坚实的历史基础。第二，要有理论功底。侯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以在这封信中，侯先生提出一定要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至少要读五遍以上，他强调读原典。资本论要读三遍以上。马、恩全集要通读一遍，要尽可能地读原典，就是说要学德语，要读德文版的，列宁、斯大林的要读俄文版的。但是我至今外语不通。第三，现代学者的著作，不能只读侯先生的，举凡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大家的都要读，这些著作都要读至少三遍以上。他当时希望我两三年内读完这些书。另外，要一段一段地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来学中国思想史，比如，读先秦原典的时候，同时要比较性地读古希腊古罗马的书籍。然后秦汉以来进入中国中古社会，就要比较性地读西方中世纪的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书籍，近代以来，以此类推。当时要求我每十天把我的读书卡片寄到北京。要查看我的读书卡片，看我是不是真的读书了，看我读的多少，对不对，会不会使用卡片摘抄。他们阅读卡片，认为比如我先秦读的差不多了，就让我考虑写一篇文章。我自己选题目。我当时写了《孔、墨思想异同论》一文。先秦写了，然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一直到近现代。这样写卡片和札记的功夫大约一共花了四年。后来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黄先生每信必复，开始还用侯先生的语气，后来就用自己的语气。所以我一直自认为是黄先生的学生，虽然他过世了，我不知道像这样的求学问学经历，算不算侯门的学生，（郑：你应该是侯门的再传弟子）一直也没有人给我发文凭。大约在1981年，我突然收到了姜广辉先生的信，他说他是侯先生、邱汉生先生的研究生，刚刚毕业，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黄先生把我那个时候的信和笔记都转给他了，他是当时思想史室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他说外老和黄先生给他交办了一个任务，由他负责给我专门联系。他也是我的老师。当时黄先生是系主任。这以后，姜老师就给我以很多的指导。
    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是83年开始。1983年10月份由北方的侯外庐先生和南方的蔡尚思先生共同倡议在西安召开了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认识了郑先生的老师陈正夫先生。他们准备成立一个中国思想史学会，但是也没有成立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界活动。与会代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哲学史，什么是文化史。后来我听黄先生讲，侯先生让我写一个谈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关系的文章。当时20多岁，我不知道害怕，现在时常害怕，如履薄冰。那个时候不害怕，不久我就写了文章。我高兴地是大会筹备组通过了我的文章。
    据说侯先生在病床上，黄先生向外老念了两遍我的稿子，把侯先生的意见转达给我。侯先生这个学派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互相改文章，包括侯先生自己的文章，写完以后，都给张岂之先生、李学勤先生、何兆武先生看，也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年轻的学生看，师生之间没有很严格的界限。后来侯先生做历史所行政工作，又是学界很重要的人物，很忙，有时候侯先生有些课题，就把年轻的学者叫来，谈题目谈想法，大家分头写，然后交给侯先生，侯先生通稿。《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绪论，侯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史论文《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完成的。这篇文章从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受到强烈批判。论文中所有制、所有权、占有权，这些概念，都是由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他外语非常好，从马、恩全集中把马、恩经典理论依据找出来，从西方的经济学法学著作中找了很多论述和相关的材料，提供给外老，外老翻译过《资本论》，非常精通马、恩，对这几个概念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就这样做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很优秀的工作方式，但是现在学术界很少见这种风气了。侯门中人至今为止，都相互传阅文章，相互提意见。
    我的一篇文章，除了黄先生、姜广辉先生给过一次指导以外，前后我改了8、9遍。改得我有点不耐烦了。我那篇给西安会议的文章一开头就引用柯林武德的话，所谓历史就是当代史。外老很反感，为什么你一开头就引用柯林武德的话？你是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这句话和你全文并没有太多的关系。这样写文章不行！一下子弄得我一盆凉水浇头，用赵本山小品里面的话就是“心拔凉拔凉”的。
    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冯天瑜先生。他还跑到我房间，说请问一下哪一位是陈寒鸣先生？我说我就是，他很惊讶，你怎么那么年轻啊！那次会议上我可能是最年轻的。郭齐勇先生、蒋国保先生、李宗桂先生都是那次会议上认识的，他们在念研究生。冯先生说：我拜读了你的论文，我觉得你的文章很好。后来他给我谈，他正在写他的《明清文化史散论》。当时他想把我搞到武汉来，后来因为人事方面有些困难，就没能成功，不过冯先生和我建立起友好关系。冯先生从他文革期间写的批林批孔的文章，还是学习材料，一直到大概七十年代末以后到八十年代写的文章我都看过，（郑：毛主席很欣赏他。）他很有才气。我们俩一直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一直到现在，承蒙冯先生不弃每次有新书都给我邮寄过来，一直到争论很大的《“封建” 考论》。他之所以对我这篇文章有兴趣，是因为他在写《明清文化史散论》，其绪论就想谈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那年同时在开两个会，另外一个会是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讨论会。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性地参与学术界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83年在杭州首次全国宋明理学会，是中国哲学史中很重要的一次会议，校正了原来习惯性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学风。我们这代人受李泽厚的影响很大。他的文章和著作出来之后大有洛阳纸贵的味道，可以说引领了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我觉得可以对李先生做这样一个评价。那时候，还没有“粉丝”一说，但是，在我和比我稍大一点的一代人来说，李泽厚先生的崇拜者大有人在。我不轻易崇拜人，李泽厚先生有关美学、中国思想史方面的思想对我有很强烈的影响。
    学术界的人，我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外老和外老的学派之外，最为深刻的就是南京大学搞先秦思想史的一个老先生叫刘毓璜，早已去世了。我当时写《孔墨思想异同论》，谈孔子、墨子思想的阶级属性，就这个问题，与刘先生往来书信。后来我到南京拜访他，他也来镇江找我，当时他已经78岁高龄了，我们论学论道，本来我还与他相约共同写一部《先秦思想史》，我们纲目都搞好了，遗憾的是我调到天津，后来疏于来往，他就去世了。刘先生很谦和，他自称是侯先生的学生，说他是通过候先生而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然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清理他的旧思想。我那个时候20多岁，他给我说我们是同门，我年龄大一点，算你的师兄，我们都是侯外庐学派的学生。这位先生对我的一生也有影响，虽然他的观点我不大认同，他是老一辈的。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位南开大学的先生，一位是方克立老师，一位是刘泽华先生。两位从不同的角度对我都有影响。方先生后来调到社科院工作，不在天津工作。和这两位先生是83年西安的会议认识的。这两位先生很厚爱我。后来开黄宗羲会议和王阳明会议都见过方先生，我86年到了天津以后，两人对我都非常关心。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一个特点在侯先生他们老一辈身上共同体现出来，他们都把信仰化为生命，以学术来展露信仰，所以他们的学问都能做得很大。我虽然在有些问题上，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完全认同，但是对他们凸现出来的学术生命精神，他们这种人格境界，我都是很敬佩的。方先生提出的五四以来三大思潮互动说，刘泽华先生提出来的王权支配社会的观点，我都很支持。但是在方先生和李泽厚先生的论辩中，我不是非常认同方先生对李先生的批评意见。至于刘先生，他不主张“早期启蒙”说，而我则认为他对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评价过低。我参加刘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工作，刘先生让我写明代王阳明、泰州学派的政治思想，刘先生说不能把明清之际政治思想让我写，我一写肯定用外老的启蒙思想说来写。我觉得他过低评价，就和他辩论。后来刘先生涉及明清之际的时候，用了一个总结批判说，尽管我觉得还显得低一点，但是刘先生说他还是部分地吸纳了我的意见。现在刘先生在组织一个十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先秦写到毛泽东。明清部分，主要我在写。（徐：明清部分你坚持启蒙说，还是反对启蒙说？）我坚持启蒙说，但是明清之际的启蒙，黄宗羲的启蒙思想，他们还是不让我写。（郑：这个启蒙是在明清，还是在阳明呢？）外老认为主要在17世纪时期，现在我认为早期启蒙主要兴盛于晚明清初，这个晚明清初的开启者，我主张放在阳明这里。但是，阳明本人不宜称为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从政治思想上说，他是一个坚定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对良知的呼唤，在思想史意义上开启了早期启蒙思潮。这一点，在阳明本人，他不是自觉地在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还可以追溯到陆象山，这次象山会议上提交的文章，我稍微提到了一点象山的影响。现在胆小了，不敢这样说，这样说有点哗众取宠，我只点了一下，晚明的平民儒学，或许要追溯到象山之学，（徐春林：这个再追就追到孟子了。）这个就是胆子小了，不敢追。但是从思想史来看，平民儒学追溯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所以王栋评价先生之学，就是评价王艮，先生之学直通孔子。这个评价应该是对的，后来就是经世、文字之学了。
    就我个人的前前后后20多年的研究，做了一点事情，稍微写了一点东西。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文化史纲》。这是因为我86年到了天津的学校。学校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开中国文化史课。学校小，但是胆子很大，那时候没有几所高校开中国文化史课，所以没有教材。后来按照侯门的传统，先整理纲目，广泛争取建议，我收到很多意见，其中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提出了意见，梁漱溟先生对我的纲目评价比较高。他说他记得近代以来，第一本中国文化史书，是我的老乡柳诒征先生写的。他说他很高兴注意到，建国以后又有一个出自镇江的人，试图用全新的观点，写一本中国文化史的书。这个书后来出版的晚一点。我当时同时在写两本书，一个是这本书，一个是企业文化方面的书。这是因为85年武汉开全国中青年史学工作会议，那次会议请了几位老一辈的学者给会议做顾问，其中有一个天津师范大学研究世界史和比较史学的教授，叫庞卓恒。我和他一起谈这个文化热和文化讨论的问题，当时只是关注精英文化，但是文化真正要热起来，要注意大众文化研究。我当时提出一个意见，说要研究企业文化，后来有人说我大概是中国学者中倡导研究企业文化最早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我没有考证过，但是我知道一直到87、88年美国学者写的企业文化的著作翻译过来，还是用公司文化的提法来出版的。而我后来到了天津以后，86年正好赶上天津一个会议，庞先生说你到了天津怎么没来找我，然后问我还在弄企业文化吗。我说我要写本书。当天庞先生找到天津市委宣传部的人，和我一起商量，当时定题也不规范，当天晚上9、10点钟，就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定下来了，你是重点项目，问我要多少钱。我这个人不会算账，也不懂这方面的事情，有一两千块钱买点书，就行了吧。他说你一两千块钱怎么能干事情呢？接下来就要出书了。我说企业文化不愁卖，应该有销路的。86年就这样一起写。87、88年这两本书基本上就搞成了。1992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企业文化简论》；199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文化史纲》。到了2003年，我在延边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理想社会探究史略》，上、下本的，近90万字的规模。这本书主要谈的是社会思想史或者政治思想史这样一个学术领域的书。我在搞这书的过程中，给自己定了个要求或者目标，就是要步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在中国的演变轨迹厘析清楚。这部书，其实又可视为以“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作为切入点而从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写成的思想通史类著作。
    最后谈一下新近出版的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1983年开宋明理学会，浙江社科院的吴光先生向黄先生建议，说宋明理学已经基本搞完了，是不是要考虑搞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史》。83年黄先生就把大纲搞出来了。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把这个项目列入了出版计划。黄先生的学生在做资料的整理。黄先生做学术有一个特点，他要求甚严，不仅资料要充分掌握，文字也要求非常苛刻。我的文章发表了120多篇，如果按照黄先生的标准，能投出去20篇就不错了。同门师兄问黄先生说，为什么你对寒鸣这么松呢？他说陈寒鸣在外地，发了文章也不告诉他。我有时也着急。比如把泰州学派说成是平民儒学大概是我们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说法却被别的学者率先发表了。事情是这样的。黄先生去开会，谈想法的时候，谈论过这个平民儒学的提法，后来他们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也用了这个平民儒学的提法。我一看不行了，如果我们不写这个平民儒学的文章，这个知识产权就被别人抢走了。然后在《浙江学刊》发表了。现在学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承认了这个概念。这样的因素使得这书迟迟没有完成。“宋明理学史”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中国儒学发展史”还一度被定为国家重点项目。后来黄先生去世了，这个项目也没有完成，被撤销，经费也被追回去了。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我的任务就是写明代。我接触了材料以后，感到明代初期儒学要重新审视，学界一直都说明初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如日中天，但实际情况应该不是这么简单。我有个提法，洪武儒学占主体的是金华朱学，方孝孺的死标志着金华朱学乃至洪武儒学的终结。永乐朝，明代儒学才回到程朱正宗轨道，统治思想上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其标志就是纂修并诏颁了三部《大全》。黄先生过世后，他的书和文稿，遵照他的遗嘱都给了我。我在查看时，发现积存的稿子有30、40万字，但是缺少很多重要思想家如程朱、陆王的内容。原来黄先生的意思是，有《中国思想通史》有《宋明理学史》，所以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些人物就不写。我想，这些人太重要了，如果这些人不写，就不成为一部中国儒学史了！我想把这些人物补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搞《中国理想社会探究史略》，用了一年多时间，写了86万字。又要对当代工人状况作一些研究，并写了两种三本以资料收集为主的书。我集中精力全力搞《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的前后。集中精力投入，结果越补越多。一下子成了这样的一个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