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历代反孔批儒典型人物的功绩简述

　　历代反孔批儒典型人物的功绩简述

　　（尊孔崇儒必重蹈衰亡的历史覆辙——从漫长的灾难反复中体察孔学的负效性之四）

　　李甲才

　　孔子的学说遗患深远，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场，是因为被历代演绎诠释，适应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要维持现状的内在需求。一切要打破现状争取社会进步的人们就要批孔反孔，两千多年来抵制、鞭挞从未中断。批孔与尊孔是我国各个历史时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都是尊孔的，一切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派和革新派都是反孔的。毛主席是近代批孔的榜样，发动文革意义深远。

　　回顾历史，还在孔子活着的时候，杰出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当面痛斥孔子的说教是“多辞谬说”，“花言巧语”，没有半点价值，是压迫老百姓的荒唐之道，切中要害。

　　春秋末期的鲁国人少正卯(?—公元前498年)公开宣传革新主张，说服力很强，号召力很大“聚徒成群”，与孔丘同时在鲁国教授学生，思想互相对立，孔的学生多数到少正卯处听讲，孔诬蔑为“小人之桀雄”。公元前498年孔丘当了鲁国司寇，以“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说)非而泽”，编造罪名将其血腥的杀害。从孔老二的诋毁中，恰恰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

　　进入战国时期李悝(音亏)、吴起、商鞅等法家人物，明确提出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代替奴隶主阶级标榜的“礼治”，并先后在当时的魏国、楚国、秦国实行革新变法，促使其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李悝在这个时候担任魏国宰相，最早推行法家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剥夺奴隶主的世袭特权，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碌有功。“尽地主之教”，破坏旧的井田制，成为最先强盛的国家。

　　商鞅(---公元前338年)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他抓住社会时弊的要害，革除“一个耕而百人食”，把“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的“五大奸民”在变法中予以改造;“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封疆”等一系列变法革新，摧毁了秦国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一套封建新制度，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战国末期的赵国人荀况(公元前313~238)，在理论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和批判，成为先秦最大的唯物论者，有比较完整的唯物论哲学体系。旗帜鲜明的反对天命论，否定了所谓“天命”，认为“天行有常”、“天行有道”，认为“人定胜天”，驳斥了孟轲竭力鼓吹的“畏天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等唯心主义谬论，宣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即无所作为“从天而颂”，怎比得掌握自然规律而加以利用呢?反对“法先王”的复古之说。他的著作很多，汉初时流传有300多篇，现留传下来的经后人整理的《荀子》一书，仅剩32篇。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思想的积极部分，并集前期法家思想之大成。《韩非子》五十五篇，系统的阐述了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

　　秦始皇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实践法家的理论和路线，横扫六国，“海内为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车轨。以“焚书坑儒”的严厉措施镇压了儒生“摇唇鼓舌”的复辟倒退活动，禁止《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的传播。因而领袖以诗言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西汉刘邦蔑视孔学腐儒，“为(统一)天下安用腐儒”?因而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法家智慧的文臣武将，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并使文景两帝顺延执行既定的法家政论和路线，政治上强调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国家。汉文帝在防御匈奴侵犯方面实行“募兵备边”政策，“屯田筑城”加强了边防力量。接受法家贾谊的建议，推行重农抑商，发展封建经济。汉景帝“不任儒”，采用法家人物晁错“削藩”之策，平息了同姓王的“七国之乱”，并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中央集权走向了巩固，为汉武帝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晁错主张断绝和亲，坚决抗击，在保护妇女尊严上是个榜样。

　　桑弘单(公元前152~80年)在法家路线走下坡路的汉昭帝时代，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主张盐铁官营，揭明群儒“洁言污行”，与认识现在破公立私的“混改”仍有现实意义。后被霍光伪造罪名杀害。贾谊、晁错、桑弘羊勇敢倡言捍卫抗击匈奴的主张，反对妥协，有助于认识目前的金钱外交路线失误的性质。

　　以汉元帝为转折点，全面转向尊儒反法，汉平帝即位第一年，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很快出现“新王莽”(公元9年)朝代，为西汉灭亡埋下了隐患。

　　东汉前期时代的王充(公元27~约97)，花费30年心血撰著《论衡》，对孔孟之道、董仲舒的“天大感应”神学迷信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论衡》中的《问孔篇》、《刺孔篇》、《知实篇》充满战斗精神，列举大量事实，驳斥孔孟之道“天命论”、“天才论”的唯心主义。揭摆孔子自称“生而知之”，为何连父亲的墓不知在哪里?孔孟叫人“畏天命”，孔“自知无贵命”，为什么一生奔波钻营碌位?孟轲去齐国想当官齐王未用，为何不遵从而在齐国边境蹲上三天，期望齐王回心转意?孔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鲁国公山不狃(音扭)叛乱时，为什么你孔老二谋升官发财准备去投降呢?如毛主席揭示的那样：“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充揭发，孟轲也讲“信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可你孟轲不是接受过宋王的七十镒金子和薛君的五十镒金子吗?同一切伪君子一样，“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主席《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因此王充认为孔孟之流“是则俗人，非君子也”，孔老二的话“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因此，不能对他们盲目崇拜，视为无可非议的偶像，提出“伐孔子之说，何逆天理!”他认为尊孔读经是反常的怪事，反孔非经才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无畏的战斗精神，在尊孔的险恶环境中，是稀缺可敬的，同目前的左翼批走资派、西化派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国时诸葛亮、曹操弃孔循法，在当时的乱世为局部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到西、东晋十六国时代，崇孔轻法，终酿数百年乱世，李密的《陈情表》可见当时人民生活的苦难。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主席的诗是对柳宗元(773~819年)称赞。《封建论》是他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封建”是指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实行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实施郡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但后世不断有人主张恢复分封制。到了唐中叶，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他们自持手中有兵权，向唐代中央挑战，要求分封制、搞世袭的独立小王国，孔孟之徒也摇旗呐喊，鼓吹复古倒退。为驳斥这种荒谬论调，柳宗元写了此文。列举大量事实，肯定了行郡县制“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可以使天下大治。

　　中国几千多年的历史，平安时期少于战乱，“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主席《读史》)，而分裂的周期越来越短，背离了人民追求国家统一与平安的愿望。《封建论》肯定郡县制受到北宋王安石的称赞，却遭到儒家苏轼的攻击，不赞成“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礼乐”是孔子主张“礼治”的标志。明末的王夫之说“郡县之治，垂二千年弗能改矣”。柳文对目前损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导致几个少数民族的分裂分子闹独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宋代王安石、明代李挚、清初王夫之，近代章太炎、严复都是反对尊孔读经的，认为重提是肇祸之源。严复(1853~1921)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人物，敢于反儒尊法，反映了资产阶级刚踏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变革要求。他指斥长期统治人民思想的孔孟儒学是使国家陷于危亡、人民遭殃的祸根;反对康有为、梁启超“学孔子托古改制”的主张，申称“孔教固不必保”的真知灼见，指明“何必学孔子”。阐述统治者提倡儒家经典，致使人们皓首穷经消磨时日，培养奴隶主义，从而达到摧残人才、束缚人民反抗的手脚的毒辣目的。一针见血，抓住了要害。

　　历代农民起义都是针锋相对的反对孔孟之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条件，是社会主义的孕育时期。那时一大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陈望道、许德珩、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后又退入尊孔阵营中。

　　蔡元培、胡适、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等是五四时期的名人，后均追随蒋介石终生。蔡元培还参与了蒋介石4·12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前谋划者的角色;胡适后来成为反共文人，上世纪3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论调，重提尊孔读经。

　　文革时期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对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破旧立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一次反复辟的大演习，使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从漫长的历史中得到深刻而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撑。

　　“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基地挖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尊孔读经必将被社会前进的潮流再次抛弃!

　　(说明：为了明确引文的出处，对美国《新闻周刊》社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只取其客观评价毛主席的部分，“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的提法理解为此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