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观念的投枪(上)

总论　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 

　　1998年，洪水淹没中国。不知多少人因此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半生血汗付之东流、多少人的生命和洪水一样一去不回头。自由主义也作为一种学理浮出水面，新左派衔尾追击，也沾光浮出水面。

　　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虽然现代人并不熟悉半个多世纪以前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也不知道还曾经有过一个好人政府，不知道胡适还曾竞选总统，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大陆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论战。然而，作为“中国”而言，自由主义早已存在，不过是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到、人们因此不大清楚罢了。

　　许多人把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视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事实难道真的如此？难道就没有一种暗中牵引中国前进的力量？单从经济制度改革的官方说法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话语变迁难道什么都不能说明？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说，中国改革一言一弊之——市场。市场自由主义正是潜在的支配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的真正哲学，从那时起以来的中国各种进步和问题都应当从此寻找原因和解释。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的归纳，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所谓的“自由主义学理”不外如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历史观上的试错演进理论、变革观上的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经济制度上的市场机制、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政治、伦理上的个人主义。

　　1990年代，前卫成为时尚，叛逆成为偶像，一种声音越是极端、越是刺耳，就越能引起越多的批评，批评越多就越容易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的宠儿。但朱先生的这种学理事实上一点也不叛逆。1980年代几次大规模的“反自由化”的运动也没能影响中国在市场自由主义主导下进行的改革，保守的意识形态也未能人们在潜意识里“告别革命”，资本主义的象征——私营经济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制订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呼吁也呼之欲出，“依法治国”已成“基本治国方略”，政治民主开始在小范围内试验推行，假如WTO指日可待，个人主义早就全面占领了中国人的伦理世界，“摸着石头过河”与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也难说有什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除了抱怨中国在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的行进步伐太慢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人们怀疑自由主义者的抱怨是一种撒娇，难道毫无道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自由主义看成是思想界对官方主导下的改革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呼应，但两者之间在方向上的一致是有目共睹的。

　　至少从归纳出来的这几条“自由主义学理”来看，很难说自由主义不是蒙上面纱的资本主义，不过，由于无论怎么说中国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不好撕开面纱公开的把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叫做一场“资本主义改革”或者“中国的光荣革命”罢了。自由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向往立场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不过就是撒娇，除了对民主的呼吁之外，很难说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就不是中国思想界在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仅仅是表明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制不再偷偷摸摸的了，而是从桌子下面走到了台面上，揭开了盖头，不再扭捏作态。这样的自由主义如果说真的要浮出水面，也就只能依靠“人多力量大”，在一帮正日无聊、游荡于网络里的庸俗自由主义者们的欢呼声和口水中出场。由此进一步来看，曾经有过的“让争论浮出水面”的呼吁还真的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争论从几个圈内的学者之间的笔仗浮现到公共视野里了，而这个过程如果离开一些面向普通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公共刊物的商业运做和互联网上的BBS辩论就几乎不能完成。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对整个社会的急速商业化趋势和对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的批判始终阙如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对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市场迷信和美国崇拜现象的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1995年在中国的骤然走红标识出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游荡的话，那么，王小波和顾准所引发的讨论则可以看做自由主义在中国另立山头、公然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思想视野里的顾准和王小波的英年早逝都在思想界成为意义重大的话题。顾准对中国195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泛滥现象的反思和批评直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资源。借助陈寅恪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现和受到顶礼膜拜这一文化意义昭然的事件，保守主义作为词语在中国终于被“平反”，走出囚笼，公然言说。自由主义在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中慢慢撕下伪装，浮出水面。

　　然而，无论自由主义在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批判中发挥得如何精彩，都不能掩盖其在对1990年代新出现的下岗工人群体和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分层过程中被抛弃的现实的解释上的完全失效。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显然要求人们必须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摆脱其道义责任和社会福利功能也势所难免，经济理性也肯定会成为政府行为的主导意识。问题是：当企业把原来的主人翁们甩出去之后并未出现曾经被预言过的情况好转，工人们在下岗后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但继续恶化，而且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希望。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数学者这样说，但没有人检讨自己是否曾经为鼓励工人下岗高声呐喊鸣锣开道。自由主义的主张对此现象无能为力。数目比下岗工人远为庞大的农民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在自由竞争时代里的艰难处境也应该让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尴尬，但他们转而谋求在农村试验基层民主制度。至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行是否有助于农民们摆脱现状，专家学者们一言不发，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有人论证。农民们遭遇的信息不对称、身份歧视、历史造成的各种起点不平等也被忽略不计。由此，1990年代以来官方和所谓的民间学者们所呼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在主旋律的位置上就大大值得怀疑，而不是受到礼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推进和节节胜利固然使中国经济在数字上一年年的膨胀，但这种数字膨胀究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仅仅从国家机器把限制人的自由当作手段惩罚人们的罪恶这一简单的事实来看，任何人都没办法否认：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们自由的享受各种经济数字膨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无数雇佣者们的悲惨现状被隐藏在媒体渲染的背面；当国际资本越来越自由的进入中国的时候，广东的打工妹们被强迫劳动和被关禁闭的事实同样被学者们在讲坛上鼓吹全球化的好处时横飞的唾沫星所冲走；当各种各样的矿主们西装革履的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矿工们的生命却危在旦夕；当新贵们出入无星级酒店、在小姐们的身上肆意揉捏时，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们的年龄甚至还没有他们自己女儿的年龄大，她们本该高兴的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正在做“新新人类”。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从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都在流淌肮脏的血——在1990年代的中国不幸变成了预言。当城里的先生们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样不知道，自由对许多人来说过于奢侈了，他们的温饱都还成问题呢！资本的势力让无数的农民走进监狱一样的工厂，和矿主们签下生死文书、姑娘们把自己的身体兑换成一叠一叠的钞票，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家人温饱、孩子上学这类最初级的要求。自由主义者们忙忙碌碌的在空调营造的环境里殚精竭虑的想要批驳马克思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知道马克思的话正在变成现实？

　　自由主义可以面对这些坦然的说，自由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你有某某权利，至于能否实现则纯属你个人的问题。是的，法律早就把“人人平等”写在了梁上当作广告。法律说，你有权利接受教育，但是你没钱接受教育就不是法律的事；法律给了你与别人签订协议的权利，面对生死协议，你有权拒绝；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卖淫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的动机是善良的，也肯定没有放纵种种罪恶在世上蔓延和散播的故意或过失。但是，他们不知道下岗工人每个月怎么用不到200元的生活保证金安排自己的基本生活，不知道农村的姑娘们在被蹂躏的时候流过多少纯洁的泪水，也不知道他们在签下生死契约的那一刻的无奈和尴尬。他们仅仅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火车上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绝对是一种耻辱，妓女玛丽昂卖淫完全出于身体偏好，“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等等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

　　一位自由主义先生说自由主义者们和新左派们的立场歧异更多的不是因为理论分歧，而是因为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境遇的不同。谢天谢地，终于说了一句城市的话！在各种媒体和场合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们大多具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小的时候曾经一度优裕，甚至许多人还曾为俄国文学所激动。文革中先后参与或目睹了红卫兵们的狂热、个人崇拜的愚昧，也大多经历了该死的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返城参加高考，毕业后成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从此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在他们的生命中，苦难与文革同义，有了文革才有了他们的苦难，而这短暂的受难恰恰和一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重合，对于个人生存体验的记忆和对一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相互纠缠，分不清，理不顺，最后构成了他们理解和批判现实的基本原点。八十年代初期以后，他们纷纷走上社会舞台，逐渐成为所谓的第四代人，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对改革的支持首先源自于他们从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大举措——恢复高考——中直接获利，而且，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与官方话语始终保持着方向一致，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节奏上的快慢不一致。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利益再调整对他们的冲击其实不大。在这代人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他们唯一的苦难体验被等同于政治灾难，而且，在他们下乡的时候并未“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心态上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真正的下层来说的优越感。普通民众所体验的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间都不曾消失的、来自现实生活的逼迫和来自于种种权力的压迫所形成的、绵绵不绝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隔膜的。所以，他们缺乏观察和批评现实中的不平等的耐心，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就并不奇怪。

　　但是，知识分子们并不承认这些身份上的差异，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民间。1989年的政治事件使曾经一度有所放松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原本已经稍有扩大了思想自由空间被完全冻结，新启蒙运动无疾而终，他们在八十年代致力于给官方做改革的意识形态论证带来的短暂的正式权利共享局面也迅速结束。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稍微活跃的知识分子大面积向海外流失，剩下的人则在1992年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过程中被从社会关注的中心位置放逐到了边缘。此后，知识分子们被官方抛弃，新的社会结构中以市场为方式调整每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局面的结果是流行的失落、苦闷气氛。“人文精神”讨论、“学术规范”争论、“现代性”争论莫不是知识分子们进行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目的只有一个——浮出水面。但这些策略并未取得明显效果，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长期被流放和被官方冷落使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和官方“保持距离”的潜意识，便把自己想象成民间。而“民间”作为一个指称反映的仍然是话语策略，最主要的含义是指他们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开口闭口“我们”，和官方保持一致了，而是掉转头回到民众当中，又想为民众代言。此后，民间立场成为他们批判现实的基点。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和他们所谓的民间根本就不一样，真正的民间的思想永远不会进入历史和后世人们的视野，混在民间的精英们无论如何乔装打扮，总也掩饰不了他们的精英意识，在发言姿态上也和一般民众大不相同。事实上，“民间”不对他们构成认同的吸引里漩涡，他们也没能理解民间思想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民间对他们而言，仍然是隔膜和陌生的。 由此，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骑墙处境了。一方面，他们急于使民众认同他们，并希望被授权，取得发言时自称民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和改革开放的官方路向保持着一致。进一步而言，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保持沉默并不奇怪，不是他们不希望发言，不希望批判，而是他们身陷迷魂阵，根本不知道批判什么，究竟用什么批判。批判的冲动仍然存在，但批判的武器和对象都好象已经失去了，当他们真正站在讲坛上的时候，虽然心里激动万分，但是却大张着口，不知道对台下的听众说什么，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把过多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人斥为新左派也并不奇怪，因为平等和公正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身体验，不成为问题；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倾注在文革批判上面也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结。他们的社会批判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忽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关系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自然的社会权力是重要的，也是不值得批判的。这种情况在“浮出水面”以后稍有改观，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用批判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他们更多的还仅仅只能是以西方纯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参照系，但却仍然值得肯定。

　　为自由主义者们所不屑的学者盛洪所提倡的两个辩论原则——不怀疑对手的动机和不贬低对手的水平——在我看来的确是少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所以，我并不怀疑自由主义者们的立场和动机，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十分敬佩。的确，自由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的专制和野蛮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近乎天然的逆反心理，他们的动机和初衷绝对是善良的。正如他们一再强调的，文革绝对不应该重演，而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是能防止这一危险的最好选择。情绪上的反弹也使他们对文革结束以来的政治相对开明状态感到兴奋。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漠视现实中大多数人的苦难的借口，更不应该成为他们放弃批判现实的义务的借口。

　　我的理解，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是一种理念，其次应当是一种学理，再次才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立场。作为理念的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指导人们的行为和现实选择。但那些忙于无休止的立场争辩的自由主义者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当他们天天高喊着自由主义的那些口号时，他们在实践上却并不曾奉行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这容易武断的把某一个人定性为新左派然后再加以批判，同时要求人们在自由和社会公正之间作出选择，喜欢把各种批评者排除出自由主义阵营。这难道不是一种“假自由主义之名”的恶？一个人批评了市场是不是就说明他反市场？一个人批评了自由主义难道他就真的不是自由主义者了？正如一个老师批评他的学生不是不要他了而是想要他好一点。这种批评也可以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建设性意见而被接受。胡适就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为什么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在判断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暴态度本身就恰恰不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更何况，当他们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时，许多本来还有讨论余地的问题也由于立场的掣肘而不得不放弃讨论。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使中国的思想界更加不自由。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我承认，自由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但问题是，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许多人的自由正是建立在除了他以外的更多人的不自由上面的。比如，没有不能进入五星级饭店的人的存在，便不可能有人能实现他们出入五星级饭店的自由；不是农村来的小保姆们在节假日不自由的工作，许多人就无法离开城市到大自然里去享受生活的自由；不是下岗工人们被剥夺了劳动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们也不会有机会实现他们大肆挥霍的自由。在当前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形下，盲目的自由追求无意中放过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的自由？究竟是所有人的自由，还是少数人的自由？这一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答案正是少数富人们的自由。对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来说，自由还不是最迫切的需求，只有那些有闲和有产的人才会感到已经拥有的自由仍然不够，把自由当成最重要的需求。所以，不否认自由的优先性并不等于在任何情形下都把对自由的追求放在优先地位，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里，社会公正应该比自由更重要、优先于自由的。

　　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反驳：我们要的是个人自由。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还不能享有各种法律赋予的自由、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对这种自由有着和迫切要求的时候，就牵扯到了“自由是否道德”的问题。用大多数人的不自由来换取少数人的自由和忽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而盲目追求少数人的自由都是一样的不道德。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满足、不会再因为社会机制的不平等造成的原因而无所选择的时候，对自由的追求才可以合法的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区分个人自由需要和社会自由的需要。个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把自由当作首要追求，但社会不公正极度影响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的时候，社会公正的要求就应优先于社会自由的要求，但这并不影响个人自由的诉求的存在。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固然可以存在个人自由诉求，但社会仍然应该把公正放在首要位置上。我们的现实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混淆了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不同价值，从而片面的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进一步又遮蔽了社会公正的诉求。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视这种区别的存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自由成为“没有良心”和“不道德”的。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时候，包括部分自由主义者再内的大多数人仍然处在不自由之中，而且，不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不自由的原因正在于自由主义的“付出水面”。

　　2002年4月7日于长沙岳麓山下

　　9月改于杭州西湖畔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它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结果。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富于批判精神的。1978年以后，它曾在批判思想中一度缺席，但现在它已经活跃起来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蓬勃。而这些都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去理解。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要依据欧洲历史与现实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在历史事件中显然并非如此，它产生了许多变种。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其实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了。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同时进入的一个时代，而不应该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治革命。苏联革命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件，但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的领导人们根据苏联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它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它还进一步要求它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也重复它的模式。

　　中国也曾一度是苏联革命模式的追随者。但中国革命面临着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现实。追随苏联道路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长征完成以后，“延安道路”出现了。［1］中国革命放弃了对苏联道路的原样抄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理论上的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特征，即使在被今天的人们称为“走苏联道路”的时期，它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同时所承担的多重任务，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现实。但它最明显的不同于苏联之处在于，作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经常是唯一的针对官方政策的批判者。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主持制定或修改国家的各种政策；一方面，他又自觉的为普通群众代言，甚至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挑起和参与重大的思想文化争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打上了很强的毛泽东的个性印记，时常处于浪漫主义的激进与现实主义的稳健这两条道路的摇摆之中。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战略，莫不如是。　

　　虽然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指标仍然在稳步甚至大步上升，［2］但大多数人仍然把1966—1976年这段时期视为中国的停滞期。通常，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四人帮”的被逮捕被看成是中国结束混乱、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1949—1976年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典型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给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平等的信念，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并且还存在着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的“三大差别”，但人们依然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其次，它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再次，它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社会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这些正是后来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最后，它的全能主义国家特征使它取消和吸收了各种民间组织，并代替其功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3］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这里不强调福利体系，而只提到了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福利只覆盖到了只占中国人口20％左右的城市人口，大量的农村居民则被这个体系拒绝，并未享受到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至少在口头上还被坚持了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改革开放的开始同时在国家政策调整与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整个八十年代都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空气，而在这空气中，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清算与批判。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思想界最富代表性的口号便是“回到康德”。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兴趣转向，而是一个重要的姿态，因为它是一个省略句，它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扬弃马克思，回到康德”。因此，知识分子们为了“政治正确”而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示的敬意和口头上的坚持，并未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清算与批判。官方也一样，口头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也没有妨碍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展开。虽然知识分子与官方之间仍然发生过几次摩擦，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摩擦的原因主要在于知识分子们所要求的速度与官方主导者们的节奏上的不一致。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始终只是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从未以对现实的批判姿态出现过。在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被编织成为一套线性的逻辑推论过程而进入官方意识形态谱系。同时，因为国家的全能主义性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安排进了国家体制，成为体制内人，而他们也在大多数时间里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就被垄断在了国家手里，因此使中国只有一个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即官方意识形态。1979到1989年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刚从意识形态造成的精神枷锁中逃离出来的狂欢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被人们以潜在的形式所扬弃。［4］在这段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主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而他们则被人们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思想需要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在非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学者中，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也被当成一件“自绝于学界”的事，这时真正的“政治正确”不是口头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敬意，而是对它的批判。另外，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社会现象，但它们并未成为新思想出现的土壤。　

　　在这样漫长的四十年中，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编织为一套教材中的顺口溜的时期，因此显得极其僵化；1980年代则是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的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它并未散发出相应的活力。马克思主义被神化并供上神案的时候，它也被冻结、封存了。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官倒”等腐败现象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是往往被理解为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不彻底的结果。而这些又恰恰是1990年代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成因。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常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事件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形势变化，国内主要是1989年到1992年间短暂的改革中断期，国际方面则是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再次启动，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些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更深入、更全面地卷入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化过程准备了条件。　

　　1、1989——1992年的中国　

　　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要不要改革的争论都在党内和党外存在着。作为执政党，中共党内的主流是认同与支持改革开放方向与路线的，但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仍然一直存在，并经常影响政治形势与决策。几乎每次知识分子的亢奋出现过度时，他们就会稍占上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政治宣传中的主题之一。　

　　从表面看，“保守派”们的主要诉求是延续1978年之前的路线，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和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但在本质上，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未成为批判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工具，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是打击对手的棒子。1986年与1889年出现的大规模的学潮都被他们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1986年的事件以撤换领导人结束，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并未成为他们复苏的契机。1989年事件则大不相同，它是大规模的、矛头指向明确且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社会运动。［5］同样，这次社会运动与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它被平息后，“保守派”复苏了。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总结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展开了几近全面的批判与攻击，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受到怀疑。　

　　但是，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仍然是“保守派”们逐渐失败的时代，这一点从官方对经济制度的定性上所采取的说法变迁上就可以看出来：计划经济——计划为主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在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保守”的“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衰落。1989年到1992年间“保守派”的短暂“得势”也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其实，即使这几年，“保守派”们也未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的股市仍然在隆重的典礼中开张了，改革开放仍然在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国家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推动经济改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在中国也冠冕堂皇的出现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更大步伐的改革也开始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权利从计划退缩为“宏观调空”。“保守派”们完全失败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标志的制度被打碎。　

　　2、苏东剧变　

　　无论左翼人士们是否承认，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落下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让证明是美国搞垮了苏联，即使不能把美国的胜利说成是它在一场拳击比赛中打倒了对手，也可以认为美国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有些人看来，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即世界都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了。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　

　　苏联解体被大多数人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民主自由对集权专制的胜利。但是，左派人士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做得好，而是因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太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大部分追随苏联模式的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外来危机或达成某一项共同目标时，这种制度由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往往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政策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时的制度安排，而不应稳定下来。一旦它失去可以面对的危机或可以追逐的目标，它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家不断的抽取工农业的利润，积累资本，但最后这些资本却不能发挥它的本来作用，而变成培养一个特权阶层的温床。号称“人民公仆”的人最后成了一个社会中特有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国家的主人们——“人民”——却被抛弃在一边。当民众与这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累得过多时，它便爆发，而这一体制也就同时崩溃。　

　　当然，这不是曲意回护，为苏联或社会主义辩护，而是试图澄清一个事实。事实上，确实如许多自由派人士所指出的，这种体制本身便是一个集权体制而非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它不包含任何民主的成分。也因此，为它辩护是毫无必要的。这个需要澄清的事实则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后失败在本质上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未曾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便谈不上失败与否。其实，西方“新左派”人士也承认，杂统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结构上，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镇压1968年的全球性反抗运动时，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一样的武器和暴力机器，它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真正的人民的需要，所有的决策都由那个特殊利益集团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力量博弈决定。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把苏联说成一无是处，抹杀它的历史贡献。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能够运动，阻止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散，并使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与下层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它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信心，打击了大众民主运动的信心，使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形成。　

　　3、全球化加速　

　　虽然华勒斯坦多次指责苏联与美国之间存在着默契，使全世界处于一种危险的均衡之中。但是，毕竟它是在此之前惟一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它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一种以八国集团为中心、其他周遍地区为边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自发扩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急剧加速，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迅速的扩散了开来，几乎没有多少国家可以自外于这个过程。在此之前，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缓冲区域，但此后这一区域也不可能存在了。　

　　还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中心，其他的欧洲国家则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领域，美国都是当仁不让的中心。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冷战结束后，东欧也开始加入这一体系。随后，世界其他地区都进入了这一体系，WTO、IMF等原先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订立的协议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和范围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利润则大部分被带回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由于苏联这个惟一的制约因素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在世界各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在最近几年里，美国根本没有理会联合国的决议，便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且振振有辞。在文化领域也一样，好莱坞的故事模式像瘟疫一样在世界上蔓延着，麦当老、可口可乐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也“自发”地从美国这个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几乎没有多少人可以抵制“美国生活”。有人指责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地方性的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野蛮”和“落后”、“多余”，只有“美国生活”才是“文明”、“先进”和“合理”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云南丽江，想躲避圣诞节的伪浪漫的人们也找不到栖身之所。　

　　1991年苏联解体，全球化开始加速，而中国恰巧在这时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在外贸与吸引外资上，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政策上的妥协，所以，外资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也进入了中国。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最边缘地带，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粗加工制品以及广阔的市场，而资本与技术则由国际大资本控制着，利润最后则被国际资本拿走；因为低税收政策，政府也没得到太多利润，而部分利润则以贿赂的形式进了官员们的私囊。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经济热潮也开始波及中国，几乎每个地区都投资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吸引外资。但是，由于中国各地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经济水平差距也大，而吸引外资的条件则大多重复，都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中国就陷入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仍然深深的卷入了全球化过程，接受了在全球体系分工中的边缘位置。同时，国内的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化也完成了，一大批乡镇企业被淘汰出去以后，国内的民营资本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同时在中国活跃起来，相互之间合作、竞争，市场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加速。而这些合力则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诱因。全球化与市场化纠缠在一起，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另外，政府行为也开始出现变化，国家也同时卷入了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是我们分析和认识1990年代的中国的主要线索。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挑战与机遇　

　　1992年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互动，中国的社会发生变化，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面对和理解他们，是1990年代以后的思想争鸣的主要分歧所在。　

　　1、市场化　

　　事实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如果说1980年代是国家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那么1990年代则是市场开始全面的在中中国展开的过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此前的关于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都被废除了。在1990年代前期，关于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壁垒的呼吁层出不穷，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了。

　　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后的利益冲突便开始浮现。地方与部门是当时主要的利益分割线索。市场化的过程要求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要求地方上放弃本地的企业，为效益好的企业开放市场空间。但是，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地方性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相互纠结的利益集团。开放市场无疑会使当地的利益集团受损，因此，地方上大都采用了行政手段来保护本地的经济利益。最后，中央政府为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打破地方之间的经济壁垒。另一方面，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各行业往往由数量极少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政府也往往设有相应的部门管理。这样，这些企业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便非常暧昧，处于同一利益集团之中。市场化要求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同时国家管理部门与对应的行业企业之间脱离关系。国家最后同意放弃国家的垄断经营地位，开放市场。在有关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的战略性行业中，市场化推进的主要阻力便是这些利益集团。国家采用各种方式弥补了行政管理部门因放弃行业主导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才达成平衡，推动了市场化的进程。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而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不应被视为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过程，而应被理解为国家积极推动的结果。没有国家，便没有中国的市场。因为市场制度的形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始终在市场行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的呼声也逐渐强大了起来。市场成为越来越神圣的东西，几乎所有事物的价值都必须得到市场的承认才能被确认。这是一个力量对比消长的过程，忽视国家在市场形成中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中国特殊的市场制度、以及市场的主要捍卫者们的诉求。　

　　2、工人失业　

　　按照教条主义者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工人，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在国家的社会地位安排中，处于最优先的位置。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城乡隔离分治政策，农业利润被转移为工人福利，所以，工人在这一时期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十分优越的，相应的社会福利也尽国家所能地做得最好。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先的保护性政策逐渐被取消，外资与民营资本与国家资本一起争夺市场。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便显现出来。198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开始零星地宣布破产，工人工资则被无限期地拖欠。但此时工人认为自己至少在名义上由国家包揽一切问题。1992年，中国第一次公布了失业工人人数，承认失业现象也存在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开始丧失了。到1998年时，一本十分畅销的时论书中测算出的失业人口总量在2亿以上，国家正式公布的失业人口比例也达10％以上。　

　　当时国家与经济学家们对此做出的解释中最流行的一种是；国有企业人员浮肿，冗员过多，负担太重，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所以，要想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就只有甩掉包袱，裁汰冗员，减少工人。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国际资本与已经强大起来的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因为这些资本的主要目标是在市场中赢利，所以在合作谈判中大都提出了用人自主权的要求。这样，下岗工人就更多了，数字逐年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下岗工人大多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高的人，国家所鼓励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很难在他们身上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除了在初下岗的前20月内可以领取很少的失业救济之外，国家不承担任何救济义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只一句话便把工人打发掉了。1998年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更多的工人下岗失业了。但是此时资方——这里的资方包括国有资本、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而不仅是狭义的私人资本——使工人下岗失业的新办法也出现了。退休年龄提前、工龄买断等方式被广泛使用，厂方只须付出很少地一部分钱便解除了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工人的地位彻底下降了，老产业工人几乎到了与农民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出现基本的温饱也不能保证的现象，还不如农民。　

　　工人下岗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许多人认为国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有的工业基地，工人们静坐、游行、上访，采用各种方式抗争，但结果都是徒劳的。这些都被遮蔽在“天下太平”的“好日子”的叙事中，国家所能做、愿意做的只是启动宣传机器，制造下岗工人通过努力最后也成为“成功人士”的电视剧和新闻报道，以安慰工人们的情绪。即使在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工人们的抗争也被悄悄的删除掉了，那种向厂方和国家“讨个说法”的人被刻画为诬赖，而大多数人则“识大体”地自谋生路去了。［6］在这样的叙事中，工人失业被描述为工人们为改革开放所做的牺牲，但国家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补偿的承诺。2000年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成功人士与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充斥了所有的媒体，工人干脆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　

　　3、民工增加

　　最早的民工出现于1980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曾使许多人产生幻想，有的人甚至冲动的以为农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地实现城市化。但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乡镇企业奇迹般地消失了。农民们开始大规模的涌进城市，从事最边缘、最低贱、最脏，同时也是工资最低的职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企业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人口过剩与农业利润的降低。到2003年1月份，一份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民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的总数，成为“新工人”。　

　　然而，由于城乡分治政策的存在，进入工业的农民们在本质上仍然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他们并未享受到城市工人所能拥有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工资构成十分简单，没有各种医疗和社会保险，也没有许多人都有的住房公积金，更没有年终奖金一类的工资外收入，所有的收入都由劳务费构成。他们的工资制度既不是计时工资，也不是计件工资，而是一种很畸形的制度。因为他们大多从事着简单的体力劳动职业，可替代性非常高，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呈一种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无限供给”的状态，所以，资方所付的工资不是以工作时间或劳动成绩为标准，而是看付多少钱给工人可以使工人们愿意工作就给多少钱。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老板们甚至不惜三个月轮换一批工人来节省工人工资成本。因为他们可以堂皇的宣称他们在这三个月内所付的很低的工资并不是正式工资，而是临时性的安排。所以，在餐饮等服务行业，人员流动性非常高，人们可以在这类店铺门前常年看到招工启示。　

　　今天的人们大多认为，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的存在对资本的扩张和渗透的障碍是一种阻力。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民工问题上，国家与资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默契配合。国家对各种自发的民间结社或群众运动都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另外，民工的自发组织能力本身就不强。在这个条件下，民工无法自发地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得原本谈判能力就弱的民工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与资本进行谈判便成为不可能。在整个1990年代，广东等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的工人平均工资事实上没有得到提高，如果把通货膨胀等因素计算在内，他们的工资甚至在事实上是下降的。　

　　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相比，民工们以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即使已成为退休职工俱乐部的工会，也没有有效的管理，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散落在各种各样的社区里。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也找不到任何救济方式。因为长期与城市隔绝，他们完全不知道某一件事应该以归哪个政府部门管理，而他们自身的救济能力更是几乎不存在。现代法律体系对他们而言，基本上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几乎与自己无关。因此，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压榨劳动力、在危险环境下作业、雇佣童工等问题，而国家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济或制止措施，《劳动法》成了最被忽视的法律，在相当多的大学法学专业中也只是选修课。这种放纵态度潜在的鼓励了资方进一步的不法行为。　

　　民工宁愿忍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而继续坚持在城市里流浪，主要是因为：A、由于长期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影响，农业收入水平非常低；B、农村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劳动力剩余严重；C、部分地区对农民征收常规税收以外的各种杂费，使农业几乎非但已无任何利润可言，而且经常会发生严重的亏损，在有些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们联合抗税的情况。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在驱赶着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给他们相应的正常待遇，迫使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而这种情况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初生期也曾经历过，所以，民工待遇常常被许多人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因此，在民工与资本的博弈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一方面采用政策驱赶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自发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同时，国家的户口政策又使农民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城市贱民”身份，自觉的接受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公正与不合理现象。国家完全与资本站在一边，与资本相互勾结——最低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结盟。　

　　4、阶层分化　

　　1980年代改革最主要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理论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主要的支持改革的意识形态之一。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中涌现出了第一批“万元户”。他们是自1949年以来最早的富人。与后来的“新富人”相比，他们获取财富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各种或隐或显的不法行为，但情节并不严重。1984年，城市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重点。此时关于改革的争议仍然是要不要改革，地方与部门利益是博弈中的主导性力量。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已无争议，地方与部门中存在的阻力也已被国家以行政手段摧毁，主要的利益冲突逐渐转换为不同的、更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　

　　改革开放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过程，更是对此前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财产进行瓜分的过程。与名工、工人、市场问题一样，国家深深的卷入了这个过程。在1980年代，就已出现了腐败现象，但当时的主要形式还是“以权谋私”，即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调拨物资与管理企业的权力谋取利益。最典型的是官倒，官员们利用自己的全力和人际关系网络，参与市场过程，攫取利益。19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展开，政府工作人员与国有企业管理者们相互勾结，瓜分国有资产，使原来的国有企业以股份化或其他方式变成私营企业，工人们则被自然的抛弃。　

　　从表面看，民营资本可能是“干净”的，是独立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是，离开了权力的保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民营企业往往与各种或地方或中央的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得益于这些权力网络的保护与扶持，民营资本才有可能在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破产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获得发展机会。在“蛇吞象”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合谋表现得最为突出，国家采用各种方式低估企业的资产价值，然后转让给民营资本，为民营资本的发展壮大添砖加瓦，同时抛弃工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被评论家们称为“打富运动”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首富”“倒下”的时候，往往会有一大批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受到连带影响。因此，民营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合谋共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同样，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扩张，离开了国家在税收等政策上的保护也不可能完成，没有中国特殊的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也不会低廉到如此的地步。在资本扩张过程中，处处都存在着国家与资本之间或有意或无意的合作。在中国的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作用始终是巨大的，没有国家政策的倾向性，市场制度便不可能形成。中国市场的形成不是“自发扩展”的结果，至少部分的不是，而是与国家行为紧密关联的。忽略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便无法客观的评价中国特殊的市场机制。　

　　中国1949——1979年的历史被人们成为“平等压倒自由”的时期，也被认为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时代。如果这一说法真的成立，那么，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则是一个“造富”的过程。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国家的参与有效的保证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也有效的把无权势者隔离在了利益分配过程之外。因此，改革的过程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利益分配的过程，但更是制造新的阶层分化的过程，是制造新的人为的不平等的过程。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析，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利益群体分化的过程完成了。在这一新的金字塔体系中，居于顶端的是权贵资本，最下面则是民工、下岗工人等无权势群体。中国的利益分配过程以在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为主要的标准，新的阶层也以此为标准。对这一过程的批判性分析则需要同时兼顾权力与资本的作用，任何站在资本或权力一方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静态的、不可靠的，必须从一个长时段中对这一过程做历史的分析。　

　　市场化、工人失业、民工增加与阶层分化发生在同一过程之中，不是相互分立的，也不是前后衔接的，而是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的，相互之间有推动关系，但推动这个统一过程的则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合作与斗争。民工问题与工人下岗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化，而市场化的过程则由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推动。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工人失业和民工增加所起的作用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只有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才能看清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主要的两条线索，力量消长，相互合作与斗争，才使得各种问题浮现出来，并得到深化。　

　　总论　骚动与裂变：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变迁与社会转型　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学话语　

　　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阶层分化形成的过程相伴随，各个阶层都开始在国家权力内部与知识分子中间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虽然1990年代被有些人不恰当地评价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之间的交锋。在这些声音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的交锋、组合、结盟时间行反映出的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纵连横。同样，国家一如既往的存在，并影响着这些声音的力量消长。在中国独特的舆论环境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国家对某种声音的态度也与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力量消长紧密相关。这是理解1990年代各种争论的主要背景，把这些争论看做简单的学术思想争论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　

　　在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经济学逐渐升温。到198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经济学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火暴的学科。几乎各类高校都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兴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社会所做出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越出经济行为和现象的范围，而试图“解释一切”。法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也逐渐放弃原来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改而接受经济学方法。到1996年前后，经济学的强大使其他学科的人们惊呼“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取得了话语霸权。在这一谱系中，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纷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所在。这些人中，哈耶克，熊彼得，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等人的著作风靡中国大陆。　

　　1990年代经济学兴起并风靡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于一群具有着完全不用的学术背景的人。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这批人中的大多数生于1950年代。这一群体的学龄期恰逢中国的社会动乱期，大多数有下乡插队经历，1978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大学生。1990年代后，这批人相继取得学位，一部分人返回中国，任教于高校，成为中国学术舞台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而他们在西方所见所闻所学与中国本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上大多数人也已在同时对充斥学术刊物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感到厌烦，他们的出现冲击了这一状况，迅速的占领了学术舞台，他们个性化的语言与让中国人感到新奇的理论吸引了一大批人。经济学也是一样，他们在国外学习时适逢里根—撒切尔改革初见成效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西方。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也更进一步的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理论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批判灵感主要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人们所知道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被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受到经济学话语的主导，自由主义同时要求财产权明晰最大化，国家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对国际资本开放市场。最近的宪政热潮中，它则提出扩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权与参与渠道，要求国家以宪法形式保护私有财产，并承诺放弃对“民营资本”的“清算”可能。在国际上，它则主张接受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使中国完全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诉求推进的过程与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提升过程完全同步。1992年对民营企业的定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97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则被宣布为国家保护的合法财产。如前所述，1990年代中的改革过程充满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合谋、竞争与冲突。随着资本力量的成熟，它越来越要求对国家经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从表面看，它时常以“民意”的面目出现，然而实质上却是反映了一个新崛起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它所要求的是资本流通环境的更进一步的改善和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形成。提倡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参政使这一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表露无遗。它同时要求国家采取激进的农村改革政策，实行土地私有化，放纵土地兼并，制造出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政策被实行的惟一可能结果是，本已廉价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最后扩大资本的利润空间。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自由主义被普遍地理解为一种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权贵资本的解构与批判力量。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分立思维模式，而这种民间／国家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它遮蔽了“民间”与“国家”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因而是一种笼统的认识。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层面，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包庇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正如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样，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冲突、斗争，也有勾结，共谋。斗争主要集中在利益与权力分配的层面上，而勾结与合谋则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同样的规训体系。国家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公共机构或专制机器，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意识形态对立面。面对共同的危机与挑战时，它们之间就是勾结与合谋的，危机一旦度过，斗争与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即使最具正义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也不愿意使劳动与资本共享利润，对大众民主运动也充满了恐惧，面对同样的市场，权贵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冲突就增大起来。　

　　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中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差异。虽然这大致包括国有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但这样的概括并不完整，也不够细致。中国市场中存在的资本力量的形成过程与方式决定了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姿态与性质。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股份化——的过程，一批与权力关系最密切的人掌握了资本，成为权贵资本；而通过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以成长起来的资本是民间资本。权贵资本渴望独占市场，垄断利润；而民间资本则要求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参与市场利润的分配。现实斗争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民间资本撬开某一市场的大门，推动该市场的非垄断化，但该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又往往会制造出新的“民间资本”。国有资本被转换为小股的民间资本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被抛出原来的体制，而这些人往往在改革前就是利益分配最下游的人，改革后他们完全失去了参与分配的机会。“新富人”产生的同时，新穷人也被生产出来。新自由主义把这一过程视为一个合理的过程，完全忽略了它同时也是穷人的生产过程的这一面。　

　　在文化领域，经济学话语有效的配合了这一过程，关于市场、民间、资本、消费的各种斗争过程和利益驱动被删除掉了，剩下的只是民营企业孤军深入、反抗国家资本主义的堂吉柯德式的神话。媒体也一般的被认为是反抗话语霸权的勇士，而它本身作为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的组织一面也被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话语对此采取的反应措施始终是态度明确的，即逐步放开，但每次退缩都是边界的移动，而不是边界的被完全取消。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媒体与资本、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合谋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公开声称自己是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这一新的媒体、民间资本、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力量自封为民间，他们的诉求在媒体上出现时往往被抹上了“民意”的色彩。这个“民间”作为空间，它的特点是封闭、稳定，面对一项新的危机和挑战，内部的利益冲突便可以暂时被搁置，以一个折中的姿态最后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策略便是掩盖内部利益冲突、隐藏本身的利益诉求、建构一个民间／国家、社会／个人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以大众诉求的面目出现。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勾结、合谋也被深深的掩盖了。1990年代初，由于乡镇企业的活跃，使许多人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幻想，以为中国可以由此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部分身在海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鼓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即号召人们走出市场崇拜、走出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模仿，进行“制度创新”，开创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声音的出现固然可以被理解为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饥渴”的症状，但更应该被理解为对现实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主动但同时也是过度的阐释，并因此而错误的估计了现实。这种声音在国内并未得到太多的响应，并且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所以，发生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标志了一种对现实、中国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运做方式的批判思想的出场。1998年，“争论浮出水面”，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相继登场和卷入，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有人把这一事件概括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是不准确的，它更是一个批判思想浮出水面的过程。　

　　“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90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成为绝对价值。海外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影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对立、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的学者们被冠以“新左翼”的名称。1997年年底，汪晖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其富有挑战性敏锐思想，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此后他以独当一面的悲壮连续撰文从学理上全面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割据，揭露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并试图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8］论者以为，这是新左翼在中国大陆得到的有力回应。然而，这只是开头，随后的一年里，整个1998年的中国思想界都被迫开始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与论战之中。与其说是汪晖的论文揭开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的大幕，不如说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复苏。汪晖的论文宣布了曾经的“启蒙知识分子”命运的终结，揭开了清算1990年代中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序幕。汪晖认为，“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9］从而，他强烈呼吁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民主被全面的扩展到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面对汪晖的挑战，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并未做出有力的回应。其中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此提到，一篇是《解读新左派》，一篇是《启蒙死了？启蒙万岁！》。在《解读新左派》中，作者并未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可供讨论的平台，也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而是迫不及待地给“批判知识分子”们扣上了一顶“新左派”的帽子。虽然没有人前来认领这顶帽子，但它仍然被强行地塞给了一些人，甘阳、汪晖、崔之元、王绍光等人被视为最主要代表，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也同样地被冠名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旧的现代性逻辑的简单套用，即这个命名撇开了1990年代以来复杂的市场，国家、社会、资本等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把这种批判命名为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从而这场论战也被命名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论者指出，“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中，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乐于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没有一个新左翼知识分子愿意接受新左翼的称号。”然而，无论汪晖怎样为自己辩解、剖白，他都被视为公认的新左派领军人物。　

　　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一直是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也是经济学界最有资格回应汪晖的批评的人。他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中为经济学、为启蒙、为自由主义做出了防御性的辩护。在这篇人们公认的自由主义方面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回应文献中，汪丁丁仍然令人遗憾地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在历数启蒙的各种概念之后，他设问道：“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活着还是死去？”他自己的回答是暧昧的，但结论是清晰的：“启蒙死了，但是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活着。”［10］然而，这样的结论仍然未能回应汪晖提出的市场过程的被抽象化、市场制度过程中权力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经济学话语未能面对1990年代语境中的这一终极之问。现实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所有的社会问题仍然被简单的归结为国家权力的问题，完全割裂了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如了的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割裂了话语势力消长与国家、资本力量消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深深地限于一个自造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的二元结构之中，不能自拔。　

　　在自由主义阵营做出对汪晖的回应时，他们同时犯了两个错误：既忽视了对方阵营的复杂性，也忽略了己方阵营中内在的矛盾。在所谓的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时存在着的立场包括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而在所谓的新左派一方则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毛主义等持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思想立场的人，甚至民族主义也被一度划为新左派。自由主义者们按照自己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支配下的想象，把处于纷争中的思想界简单的划分为内部与外部。在区别时，它的主要标准是一系列的象征性诉求与主张，一个最大的误会则是把自由视为自由主义的专利品，好象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不愿意人们获得自由。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汪丁丁的一篇文章中，题目是《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而全篇文章都在谈自由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错误的以为自己站在民间，以为他们与“底层”站在一起，而新左派则是“集权统治的辩护者”。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底层”的产生过程正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忘记了权力与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暧昧关系。所谓自由主义反映底层民众呼声的自我想象也忽略了，一种声音、知识话语、社会思潮被制造出来和流传、被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的暧昧，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被忽略了。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资本，劳动完全被忽略，预先接受了经济学自由主义的人们以为，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分配制度，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从来不会自发运转，它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权势集团与国家权力的干扰或控制。在“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的叙事中，“底层”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权利被悄然删除。面对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殖民化，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劳动所有者们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可能作用。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批判思想来完成。真正的理解现实并做出相应批判事实并不需要太高深的思想，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打破上述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强迫自己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做出选择。马克思主义当然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但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一定就是新左派或老左派。批判思想的形成依赖于对现实中的问题的非二元化理解，只有打破了它，一种在这两种声音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才可能被解放出来，真正的民间才能生成，民间思想才有可能。　

　　2003年7月末写于杭州　

　　注释：　

　　［1］关于延安道路更加详尽的叙述与分析，请参阅［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详参［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　

　　［3］详参王绍光：《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载《读书》2003年第7期。　

　　［4］在此仅举一例。刘小枫的著作《拯救与逍遥》在1998年与2001年分别出过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就截然不同，在最新的版本中，那些表示“政治正确”的话语被全部删除了。　

　　［5］详参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　

　　［6］当时出现了许多这类电视剧，比较深刻的分析参阅秦晖：《浦江上的昼与夜》，载《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　

　　［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载《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亦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　

　　［8］许纪霖：《启蒙的命运》，载《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　

　　［9］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载《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总论　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自1998年以来，200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围绕着读经运动所展开的辩论规模之大，牵涉的思想立场、参与者之众都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之最。并且，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使当代中国思想界在1998年的分裂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裂变。这意味着，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失效了，有必要重新当代中国的思想光谱。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里使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左派这三个外界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与其说这些提法本身具有真实的涵盖性，毋宁说是为了讨论和展开的方便。事实上，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左派的概念，这里都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泛保守派、泛自由派和泛左翼。 　这里说的“后启蒙时代”，我是指1992年以来的历史现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将1980年代判认为一个“启蒙”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的“启蒙”是语焉不详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承诺都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西方历史中的“启蒙”做参照来否认1980年代的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不全面的。首先，如果抛开目的论的历史观，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同样是一场语焉不详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不是象今天的中国人们习惯性的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指归的历史运动。其次，从其带来的客观效果说，中国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样，完全摧毁了此前的社会与思想结构，带来了一个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者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市场经济”不仅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自身逻辑的内在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之当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完成。因为，整个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表面上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但在这种话语背后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市场经济”社会降临的时候，启蒙运动的目标部分的完成了，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的所形成的批判潜能也随之消失。市场经济降临的进一步的结果是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批判目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部分的被看作是这种不适应的症状表现之一：知识分子们正在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建自己的批判话语的合法性。这一结果的另一表现则是1990年代一直为人所批评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知识状况，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批判转变成了规范的学术研究。

　　但是，市场社会的降临并没有完全兑现启蒙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承诺。在市场的逻辑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象启蒙知识分子们期望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没有消除腐败，反而带来一个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事实，即大量的工人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失业下岗，成为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中的主要受损失群体。同时，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之交曾爆发出巨大能量的“乡镇企业”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大量的破产了，或者转变为完全的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市场经济的祭品。与大量工人下岗的现象同时出现的还有新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原来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新生阶层，但是民营却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了1／3的比重。与这些事实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迅速倾斜，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这意味着，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知识分子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构都必须重新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被普遍认为已经失败了，保守主义者甚至将之表述为“历史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苏联与东欧同时开始了漫长的转轨。但是，很快这种转轨就被判为失败，苏联东欧地区不仅没有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繁荣和富强，反而遭遇了经济上的大幅衰退和政治混乱。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都保持着平均数为9％的增长，在苏联、东欧苦于资金缺乏的时候，中国却常常出现“投资过热”，以致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使经济降温。为了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苏联、东欧地区几乎采用了所有“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建议，但始终处于长期的倒退之中；而中国却往往在政府采取降温措施不久之后就会马上又出现“投资过热”。苏联与东欧都遭遇了长期而大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在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甚至在1997年后全世界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陷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即使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危机也没能影响这种增长，以致于有人戏称“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200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虽然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距离，只不过是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个步骤，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仍然被当成事实上的“中国崛起”。而且，在此前后，官方越来越多的提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姿态也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不仅积极参加“东盟＋3”的对话，而且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发起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加强中亚三国、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也就是说，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取消了，代之而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话语，甚至台湾统一问题也组织进了这一话语策略进行讨论。

　　与这两个过程同步的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两次大裂变，198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分裂了，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新左派。

　　分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1998年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大辩论。虽然这场辩论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左派”这个带有历史污点的词语重新出现在当代中国思想视野里的过程。虽然新左派在后来的其他左派看来仅仅是“自由左派”，甚至当时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甘阳也强调更应该将“新左派”看成“自由左派”，但“新左派”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和对中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批判仍然启发了许多人，使之实现了“向左转”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立场。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原来非常含糊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双方的立场都在讨论中得到了强化，变得更清晰了，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批判合法性都得到了重新界定。也就是说，这场讨论部分的促成了后启蒙语境中的批判性重建。

　　相比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保守主义在2004年的异军突起显得更为复杂。按照朱学勤在1998年对自由主义立场所做的简单定义，文化保守主义本来应该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在现实情景中，2004年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中，反对读经运动的却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为读经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辩护的人中，除了读经运动的提倡者之外，也主要是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原来的新左派标志性人物甘阳、汪晖、崔之元都在今年以来更多的提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为之准备理论资源，而这原本是文化保守主义最基本的话语逻辑。按照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述，中国的崛起不一定以儒家的复兴为前提，但却一定是以儒家的复兴为标志的。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与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左派们共享着一个前提：中国的和平崛起。

　　因此，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现在已经失去原来的效力了，新的思想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用朱苏力的话说，就是“也许正在发生”。 在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是启蒙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思想立场。为此，当代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特地整理出了一个“胡适——顾准——李慎之”的线索作为旗帜。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指引下的自由派们不仅离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即使是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也分歧也很大。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不同的理论资源将自由派知识分子分为三个不同的立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宪政派。

　　这三种不同路向的自由主义是在比较中区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无所不包的万灵药功能，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增加。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盲目的为增长而增长，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反对为了发展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宪政派更多的强调的是“变革中的秩序”，也就是说，宪政派虽然也认为需要变革，但变革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保护，使之有序的进行。

　　从较长时段的视野来看，这三种自由主义路向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宪政派兴起后政治自由主义的声音则慢慢变弱了。但是，它们存在诸多的分歧的同时，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比如市场、自由、民主、财产私有制等等。在现实语境中，这三种话语往往会交错的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比较难于辨认，不同的自由主义路向之间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此，在这里只能尝试着对它们各自做一些梳理。

　　经济自由主义

　　1992年之后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在经济上完全实现了19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诉求，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冻结了民主改革，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则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因此，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最活跃的理论部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声名噪起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成为这一时代最受推崇的思想家，制度经济学指引着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走上了一条相信“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路，经济学成了解释世界与历史唯一合法的理论框架。

　　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不断的被介绍进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自由主义宣扬，效率优先于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得到了更大的话语空间，1990年代的改革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思路即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制定的。

　　首先，按照流行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私有化为方向。虽然苏联、东欧的经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们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造。其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宣称，让工人下岗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扩大”。再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原则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医疗和教育。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中国迅速开始了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将市场当作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造成了后来许多人看不其病、上不起学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思维陷阱。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只是“市场”的另一种说法，使政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福利分配职能，将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给市场来处理。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从原来的高积累战略时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任何资本进入市场的，进入市场即意味着成为弱者。如果说农民因为土地所有权仍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仍然保留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那么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进入市场被选择即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被淘汰，成为弱者。近两年来的MBO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造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在一夜之间转为私人所有，原来的工人的饭碗早已从“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更多的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没饭碗”的人。

　　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MBO的质疑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道义合法性终于受到了怀疑。虽然讨论的结果并没有能完全扭转国有企业MBO的方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却因此而破产了。原来笃信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人由此转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他们的理念是，在供应无法突然增加的时候，只有用价格来压制一部分人的需求才是合理的，并将这个原则到处发挥。在1990年代深受推崇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以价格杠杆作为手段来调配资源。他们不仅反对采取最低工资限制措施，而且200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电力短缺危机中宣称，只有提价才能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他们认为，只有将有限的电力资源配置到生产企业中去才是最有效率的。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回家过年，每年春节都会出现运力不足，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又一次提出，只有用价格来调节才能是运力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

　　在很多时候，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和左派会一致的指责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政策的辩护士，只考虑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必要的社会公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了，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看起来非常的不政治，或者说政治上不成熟，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往往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唯一能够影响到政治的一个分支。

　　政治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滋养，另一个是他们认为自己是1989年社会运动的道义遗产继承人。由于前者，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是笼统的将许多政治问题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由于后者，政治自由主义始终想与官方保持对立的批判姿态，自命为“民间思想界”。

　　大概说来，在2000年之前，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几乎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都会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而某些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立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经常会被称为新左派。而且，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区分仍然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稍有疑虑也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同时，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时没有太多独立的愿望，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僵硬的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批判自由主义，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是双方共同捍卫的主要价值。

　　2000年以后，由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进入了暂停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强调自身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有意识的批判某些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有保留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强调市场经济并不必然的导致民主政治，强调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必须的，强调对大多数人的权利的保护应该优先于经济效率。同时，由于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和农民工待遇问题一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突出，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广泛的怀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急速下降，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发现，必须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姿态与话语策略才能获取更多的道义合法性，而这是取得更多人的支持的必要条件。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者开始高调的宣称，提倡平等并不是左派的专利，强调大多数人的参与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他们猛烈的批判了对效率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经济自由主义，声称只有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衍生出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政治保证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没有民主政治的经济增长是盲目的增长，毫无意义，只有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才是真正的发展。他们强调，发展比增长更重要，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是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搞反了，应该放弃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经济自由主义观念。所以，现在应该再颠倒过来，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强调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参与机会的重要性，强调多元价值的重要性，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多种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可以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是从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生长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价值观，而只是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反对经济决定一切的机械思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自身的调整的结果，它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因此，在2000年以后，经济学主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边缘化成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上升为主流。

　　但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与新左派的辩论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而缺乏对现实历史情境的考虑，因而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僵化，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聒噪，而缺乏建设性。比如面对中国几次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总是会条件反射式的将之称为“义和团”，从而加以批评，却枉顾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现实问题。在遭遇保守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就急忙将对手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愚昧。政治自由主义本身也在这样的一再自我重复中消耗完了自身的批判潜能，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些固定顺口溜式的教条。把宪政派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里独立出来讨论，这样做也许显得有些没必要。今天还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空喊民主、会不知道多数人的保证、会不知道宪政的重要性呢？但是，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宪政派是自由主义从经济到政治一路发展而来的最高成绩，更因为从市场到权利再到宪政，这样的路线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

　　宪政派的出现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宪政派兴起的背景除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长期滋养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即中国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日趋保守化。从1988年甘阳发表《扬弃科学与民主，奠定自由与秩序》开始，中国自由主义就开始保守化，1990年代初期出版的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以当成这种思潮前提性的一个准备。整个19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极力地诋毁和否认革命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按照他们的理论，民主不仅不是象经济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天然和谐，而且还是自由的天然客星，真正的自由只有从秩序中生长出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历史研究证明，辛亥革命不是推进而是打断了晚清开始的宪政改革与现代化努力。虽然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因为曾经鼓吹权威主义而名声不佳的萧功秦，但真正将之发扬广大的却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

　　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克服了弥漫在198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史观”，而走向了“宪政史观”。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这种思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该剧中，一直以来被官方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共同的先行者的孙中山一改以往的革命先行者形象，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却成了共和的功臣。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将革命与宪政完全对立了起来，对晚清的宪政改革无限赞美，而对革命运动却大加鞭挞。对历史的这种再叙述当然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迷信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扩展”，强调一切革命可能都是对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的破坏。这说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建立起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自由先于民主的价值观。

　　宪政在经过这样的漫长论证过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导性政治取向，即使是曾经主导中国自由主义品质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宪政是他们的政治方案，政治自由主义者则更不用说。而比取得中国自由主义的多方面支持更重要的是，宪政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看来，比其他方案更有现实可行性，更有可能通过改良实现。所以，2000年以后宪政派兴起的同时，中国自由主义也完成了自身姿态的转变，从1990年代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悲壮姿态转变为2000年以后的建设性姿态。从而也就获得了更大也更多的现实话语空间，能够公开而且堂皇的讨论宪政与自由主义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者们仍然没有完全完成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向宪政自由主义的转换过程。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强调宪政的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性，但仍然会时不时的冒出一些带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话来。比如2003年，一位宪政派的代表性人物便公开宣称，“当私有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该到了要求宪政的时候了”。这句话暗含着的意思是，宪政其实并不是他们那么所说的那么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而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

　　事实上，从1980和1990年代要求民主到2000年以后要求宪政，这里本身包含着的一个逻辑转换就是他们认为，秩序是比民主更重要的。没有民主是不可以的，但是光有民主也是不够的，比民主更重要的是秩序。甘阳在1980年代末期的话得到了认真的实践，经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启蒙知识分子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没有秩序的民主是比君主专制更大的暴政，是对自由最大的威胁。如果说君主专制已经被克服了的话，那么今天正面临着的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更多的人开始承认，开明专制比革命中的群众专政要更好些。 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左翼是更加复杂了，不仅无法简单的用“新左派”的立场来涵括，而且也难以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左翼来概括，更不用说“批判知识分子”之类了。左翼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其实不比左翼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冲突更小，而且左翼思想本身今天的内部变动远远大于其他思想。而且，与自由主义相比，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基本的默契。因此，我愿意用“泛左翼”来概括一组——而不是“一个”——思想立场。为了不将问题弄得更复杂，我在这里只简要叙述新左派与老左派、底层左派三种情况，托派因为在中国始终缺乏土壤，不赘。

　　与自由主义各支流的状况一样，新左派、老左派与底层左派之间也很难找出明确的边界，往往只能“相对而言”。新左派所使用的多是来自西方的时髦学术语言，对自由主义理论十分熟悉；老左派对自由主义理论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仅仅是情绪化的拒斥自由主义。底层左派的话语方式比较复杂，往往会不自觉地交错使用新左派与老左派的话语。

　　相对于持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同话语的体制内反改革力量，自由主义方面将对自由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而老左派与底层左派则被泛称为“毛派”，即“毛泽东主义者”。从话语形态上看，新左派的论述方式是在一个比较广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老左派则更多的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语言，底层左派在理论上显得最为薄弱，更多的时候仅仅表现为一种态度、立场。因为新左派是脱胎于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所以最能为自由主义方面理解，也就最容易受到批评。而老左派则被一般的认为是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反响较小。底层左派使用的既不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新左派及自由主义理论话语也缺乏了解，最难与其他思想流派交锋。也因此，新左派的理论和声音往往被误会为普遍的左翼的诉求，底层左派则往往被认为不存在。

　　新左派

　　在“防左仍然是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思想语境中，“新左派”能够打开一个缺口，浮现到公众视野是1998年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的结果之一。

　　1998年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序幕。此后，汪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理论的论文，成为自由主义方面批判的火力集中点，因此一直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但汪晖本人对新左派的说法并没有承认，另一被当成新左派代表性人物的甘阳则试图将新左派定义为“自由左派”。换句话说，在甘阳看来，自由主义方面应该意识到，新左派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虽然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多有批判，但这仍然应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内部问题，而非敌我问题。但自由主义方面对此并没有太多回应，仍然指控新左派是“为极权专制辩护”，并在2000年的读书奖等事件中多次将争论从理论批评上升到人身攻击。

　　现在看来，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新左派更多的是一种过度时期的状态，它的内部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包含着差异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政治诉求。新左派后来的分化与衍变也说明了这一点，一部分当初的新左派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转变成为毛左派，一部分人则坚持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交锋中形成的思想立场，成为学院左翼，还有些人转变为保守主义者。但在1998年的语境中，自由主义正处于上升期，自身的理论并不完备，对外界非常敏感，任何对自由主义及其基本教义的批评都会被当成新左派，甚至一些人因为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公正也被当成了新左派。由于自由主义方面对冷战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如自由市场、全球化、政府不干预等——的坚持，而将对手的立场概括为强调社会公正。在关于文革的事实仍然没有得到澄清、文革仍然被看作巨大的历史错误的语境下，自由主义方面指责说，新左派要求退回到文革时代去。当然，这些都遭到了新左派方面的断然否定。

　　2000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迅速变化与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左翼思想内部发生了裂变，毛左派、底层左派与强国左派等逐渐开始了对新左派的批评，强调自身的理论主体性，寻求不同的现实支持与理论资源。这时，新左派的真正立场逐渐沉淀出来了，即强调对意识形态争论的超越、克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全球化指控为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扩张而加以批判等，逐渐接近了西方思想语境中的新左派立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同时又强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重新勾勒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规划中国的未来图景，因此必须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启蒙以来对中国历史、国际形势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2004年，汪晖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一个比原来的思想史研究范式更加宏大的背景下重新勾勒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中国历史自身的内部连续性。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同时兴起的保守主义的“超越民族国家”的论说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一部分新左派开始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并努力在历史传统与晚清以来的思想中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源，出现了与保守主义合流的趋势。

　　在这里也应该顺带介绍强国左派的思想立场。与新左派不同的是，强国左派更多的强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宣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马克思主义。但矛盾的是，他们在对内的时候一般都会与其他左派一样，批判私营企业的高压剥削，强调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反对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是在对外的时候，他们又回强调国家民族工业的重要性，而不区分民族工业本身。因此，底层左派将这一路的左派思想称为“强国左派”。相对于新左派来说，他们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下的教义作用；相对于老左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更能深入到内部，所以更生动；相对于底层左派，他们则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

　　老左派

　　相比于新左派，老左派要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左派。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老左派是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一种立场，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象新左派那样仅仅是思想意义上的。老左派主要由毛泽东时代的遗民构成，相当多的人都是中共党员，拥有或多或少的政治经验。在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老左派们对改革开放是完全支持的，并没有过多的强调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路线。在1989到1992年这几年特殊的语境中，老左派曾经十分活跃，充当了意识形态宣传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急先锋。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提出后，老左派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被改革开放的主导群体抛弃了，失去了原来曾经短暂的拥有过的权力，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影响也集聚下降，他们才反过头来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批判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历史后果。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的热情，很多人幻想，推动改革的主导者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上去就能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

　　相对于新左派花哨的理论资源，老左派们常常显得非常机械，非常意识形态化，几乎对自由主义理论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缺乏基本的了解，也缺乏用自身的思想资源回应现实的能力，几乎没有话语空间，只能在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内部进行争论，对大多数人缺乏吸引力。因此，外界对这一左翼内部的派别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有此派别。作为老左派的主要敌人的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无法区分他们与意识形态宣传机器，有些时候还将之误称为新左派，将他们的观点当成新左派的主要观点。

　　相对于强国左派，老左派十分肯定的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血与肉的关系，是无法分开的。他们不仅为毛泽东本人辩护，也为毛泽东的重大政治决策辩护，有些时候还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说的那样，“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将之理解为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是毛泽东一生的两大主要成就之一。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本身针对的是一个官僚精英集团，它是对1949到1956年之间形成的政治体制的反动和批判，是为了保卫1949年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且，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因此，在老左派看来，当代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工人下岗、农村凋敝等问题都是背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造成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去。更进一步说，他们认为恢复毛泽东路线是解决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的唯一办法。

　　但是，老左派们完全没有承认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责任，更没有忏悔。事实上，即使是在他们所欣赏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也更多的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主体，更不是领导力量。当文化大革命在1978年被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是与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同样额手称庆的，部分老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甚至参与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正是在那时，他们主导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他们为后来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准备了政治条件。即使是到今天，他们也仍然试图走“上层路线”。在逻辑上，他们与宪政派完全一致，即指望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在现实语境下，他们常常将自由主义宪政派当成自己的敌人。而这一点正是他们与底层左派的区别所在。

　　底层左派

　　底层左派是从原来的毛左派里分裂出来的，但它与新左派、强国左派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在这里独立讨论。

　　从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底层左派与老左派共享着一个共同的资源，即毛泽东。所以，在底层左派将老左派指为“三中全会派”之前，他们一直都被外界共同指称为毛左派。只是到了关于左转的争论的时候，底层左派才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批判老左派，强调他们的历史责任。

　　与新左派相比，他们与老左派一样，强调毛泽东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强调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路线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而且不否认毛泽东思想与斯大林体制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他们并不愿意象新左派那样超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强调必须用一种意识形态压倒另一种意识形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上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取向。但是，在话语策略上，他们与新左派一样，强调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平等而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重要遗产——免费的住房、医疗与教育，这些遗产的被抛弃造成了农村的普遍性凋敝和城市工人阶层的贫困。

　　但是，他们比新左派更强调国有企业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国有企业辩护，而新左派在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上几乎没有意见，只是努力的消解产权的重要性。底层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取向针锋相对，他们否认国有企业存在效率问题，也不需要任何产权改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会更好。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否认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任何成就，即使有成就也是毛时代的遗产的后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将改革开放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被少数人瓜分的过程，一个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被剥夺的过程。

　　与老左派不同，底层左派主要的力量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更年轻的一代则是因为选择左翼立场大多是出于自身的生活处境，因为他们自己就生活在底层。他们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认为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不是象老左派说的那样，来自国家上层政治取向，而是来自于大量的下岗工人存在的现实与新生的民工。他们批判老左派，认为老左派曾经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之所以后来成为反对者，是因为他们自身被边缘化了，而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意识到了毛泽东路线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他们强调，冀望于上层的政治变革为工人、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是愚蠢的、幼稚的，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及与其伴随的工人、农民为争取自身的权利的主体性。所以，他们反对施舍式的自由主义者的维权运动，强调必须由工人自己为自己争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们坚持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毫不忌讳的宣称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并以此为荣，还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现实。他们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取得了什么经济建设上的成就，那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剥削基础上的。他们强调，在工人、农民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后果之前，任何发展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中国的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多的是“世界加工厂”，是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只是因为大量的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基础上的劳动力廉价才取得的。他们否认自由市场有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神奇功效，认为自由市场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只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分工体制，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贫困正是在这个体系下逻辑性的产物。同样的，他们坚决反对保守主义的言说，强调平等的意义比民族富强更重要。

　　与其他思想流派相比，仅仅从理论层面来说，底层左派并不缺乏理论创新能力，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比老左派更能切中问题的实质，但他们坚持认为，纯粹的理论对他们所要求的政治运动毫无意义。因此，几乎没有公开言说话语空间。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刊物敢于公开发表他们为工人运动大声叫好的言论，他们为文革、为毛泽东辩护的姿态也使他们不能被大多数公众网站接受，所以只能广泛的存在于网络上，而且是在一个小圈子里。但是，底层左派坚定的认为，他们是与工人、农民站在一起的，他们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唯一可能正确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唯一正确。任何底层左派都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即使是象他们说的那样合理而且正确，也毕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因为文革而被消灭，反而在那之后更加普遍地存在，以致政治特权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勾结带来的是所有资本主义中最不好的一种，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然而，与学院里的新左派不同，也与老左派不同，他们相信所有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 与自由主义、泛左翼相比，保守主义虽然眼下风头正健，但并不成熟。因此，虽然在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国学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不同派别，但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不是太大，往往是相互支持的，所以我们还无法将之细化为不同的思想立场。因为我们在这里独立讨论的思想立场，更大意义上是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社会主张的，所以在这里不对保守主义内部进行派别划分，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讨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进化论的影响，保守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都是一个名声不佳的名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促成保守主义立场形成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1990年代自由主义的保守化，另一个是所谓“国学热”的准备。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延续了1980年代末期就已开始的对激进主义和革命的批判，因此日益保守化。哈耶克被当成自由主义的符号的时候，这种保守化的取向就更明确了。运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自由主义不仅批判了平等对自由的侵害，也对民主做了重新定义。这种民主观认为，民主并不是现代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首先意味着人民主权。几乎所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强烈的质问：谁是人民？这之后，他们普遍的将民主理解为一套程序，而这套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正常的社秩序，只有在这种秩序中，自由才可能得到保证。哈耶克本人也强调，传统对秩序来说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传统与自由之间的隔阂被打通了。朱学勤在为1998年的辩论所做的总结陈辞中说，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应当是文化保守主义。

　　但是，朱学勤在连接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时的情况与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国学热”虽然渐成风气，但同时也一直在忍受着怀疑，始终有人在坚持启蒙的立场，对传统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从两条完全相反的路上进行。一种观点坚持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立场认为，中国传统应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负责，因此，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就必须首先完成对文化的改造。虽然这种观点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已经遭到了批判，但朱学勤的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朱学勤的结论有什么分歧。另一种观点则强调说，“文化决定论”是应该被超越的。他们以台湾、香港为例来证明，在保守一个社会的基本传统价值观的同时，民主也是可以实现的。秦晖即持此种观点，将传统分解为所谓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否认儒家思想本身与中国封建时代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

　　但是，朱学勤在批判“文化深处闹革命”、将文化保守主义看作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的文化立场的同时，又一直在坚持批判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他批评海外新儒家说，“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也就是说，他将新儒家的“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理解为“内圣”，而将民主理解为“外王”。他坚持认为，儒家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与现代民主所强调的个体独立人格、个人主义伦理观是完全冲突的，不可能调和，所以必须批判。不仅朱学勤这样认为，几乎中国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这样认为，“批判传统仍是当务之急”。但与此同时，中国自由主义者又强调，自由主义与民主宪政与基督教精神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没有上帝存在的文化传统中是无法建立起民主政治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传统完全是基督教背景下的传统，而不是中国自身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化观不是象朱学勤说的那样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而是“文化虚无主义”。所以，不仅国学热遭遇了自由主义者们的批判，读经运动遭遇了狙击，连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也不能接受。他们几乎不能容忍别人将儒家思想当成一种为人处世的价值来践履，而只能由认同他们的观点的人去批判的研究国学，去“打鬼”。一旦稍微带有温情的去理解儒家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不同作用，试图让儒家思想在现实境遇中能够焕发出新的意义，就要遭遇猛烈的批评。

　　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虽然《新原道》等以文化保守主义自我标榜的学术丛刊一直存在，但却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想潮流。2004年，针对蒋庆的原教旨主义儒家态度和围绕着读经运动所展开的讨论就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标志性事件。

　　汪晖曾说，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辩驳构成了一个有张力独立场域，使文化自身具有了独立于政治的主体性。正是在这种相互辩驳中，文化与思想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各种思想都能得到更加明确的界定，找到自己的坐标。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样。正是在读经运动辩论中，儒家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院研究和地摊上升到了公众视野里，重新成为了问题。在客观上，这场辩论使即使并不赞同读经运动的人也重新去阅读儒家原典，重新发现儒家思想的价值。与此同时进行的另一件事也应该提到，就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近年来在中国的走红。施特劳斯强烈的批判了启蒙以来的文化虚无主义取向，但是，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印象更深刻的是他提倡的阅读方法，正是这种方法，使人们对儒家经典有了与此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解。

　　借助文化保守主义，许多中国人发现，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能够提供完全不同于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的未来图景。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里，完全没有明确的国家的概念，只有文化与礼教制度。是否接受儒家的礼教制度是区分是否“华夏”的唯一区别，在地理上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也不需要明确的边界。这就是说，基于民族国家模式的现代帝国主义图景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帝国图景，即中华帝国模式，以文明而非地理作为自己的边界。这种理论为“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完全改变了普通中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想象。按照这种理论的规划，中国的强大并不象美国或者英国那样，意味着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侵略和征服、掠夺式的开放，而是温情脉脉的，温和的。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概念说，就是“王道政治”。所以，在保守主义里出现的最多的概念不是以前的“中国”，而是“中华”、“华夏”，而这完全是文化的而非地理的概念。因此，甘阳强调，中国目前需要的不再是与世界接轨的迫切心情了，而是重新规划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要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与自由主义、泛左翼不同的是，保守主义不仅消解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诉求，也消解了左翼思想一直在强调的公正、平等的价值，转而强调共同体的价值。甘阳的一篇文章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超越民族国家，统一宪政立国”。这就意味着，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泛左翼不仅是消解和批判的，也是可以包容的。因此，在此后不久，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开始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儒家对中国自由主义和宪政的补充作用，新左派也同意以此来克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赶超渴望。

　　在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中，有几个人不能不提到，有一套丛刊不能提到，更不能忘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便是在在几次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辩论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儒家联合论坛”。该论坛的主持人之一王达三概括了当代保守主义的主要倾向后指出，几位风头人物的进路分别是：蒋庆是“政治儒学”的进路，陈明是“文化儒学”的进路，康晓光是“策论儒学”的进路。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甘阳。即便甘阳没有象陈明那样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编辑文化保守主义丛刊《原道》，没有象蒋庆那样身体力行，没有象康晓光那样试图以儒家思想来影响高层决策，他也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进路也更具有代表性。

　　甘阳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在2002年，甘阳发表了长篇论文《古典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此后，“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中的影响便开始超过自由主义。这种影响也许不是象自由主义那样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它却象曾经有人抱怨施特劳斯的那样，“偷走了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的头脑”。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也可以说是大部分。因为，“对历史毫无感觉”（刘小枫语）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也许看起来现代而时髦，但它在更多的时候都仅仅是同义反复，很容易简单化为一套意识形态教条。而施特劳斯学派的“新保守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强调文化、道德、传统的意义，更具有历史深度，也就更为复杂。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教条恰好相反，“新保守主义”强调，道德与政治是无法割裂开来的，道德就是政治，政治是需要道德的。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视野里，不仅不可能“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而且，离开了上帝的恺撒便不能成为历史中的恺撒，离开了恺撒的上帝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上帝。帝国政治与文化体系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帝国政治的保护，一个文化体系无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生活规范；离开了文化体系的支持，一个帝国的政治也无法长久维系。在新保守主义理论视野里，自由主义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完全搞错了，通过启蒙运动人为的将文化与政治割裂开来了。

　　也就是说，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视野下，自由主义理论中割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原因完全不是自由派说的那样，是“本该如此”的，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需要，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结果，看起来保守的“古典政治哲学”则是帝国世界体系的结构。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80年代的甘阳会以“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作结，而在去一向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标本的美国留学之后，却以“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开始他的21世纪了。同样地，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甘阳会公开宣扬“最可怕的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了。

　　“政治就是要区分敌我”（施米特语），“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附庸）”（美国总统布什语）。对一个帝国来说，它的外部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附庸，一种是敌人，没有也不会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00美元，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难道中国还要甘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吗，难道不应该追求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吗？如果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要变成现实，难道单一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还应该继续下去吗？如果中国注定将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中心，那么什么将是我们的主要支柱？施特劳斯批判现代政治时说，现代思想完全是虚无主义的，应该确认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地位，那么中国呢？难道不应该是“不主流，毋宁死”（陈明语）的儒家？难道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体制不正是在儒家理论支持下延续的？

　　正是这一切，而不仅仅是个别事件，才促成了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2004年的读经运动讨论只不过恰巧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罢了。但是，直到今天，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仍然缠结在一起，没有出现明显的分野，也缺乏自由主义与泛左翼那样内部不同支流之间的相互批评，所以我在这里不分别讨论，只提供一个理解的线索。 在正式进入大学之前，每一个高中生都会对大学充满期待和憧憬，想象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当真正的大学生活一旦开始了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失望，产生心理落差和不适应。

　　1980年代的中国就是未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进入市场社会就是中国的大学。所以启蒙知识分子对市场社会有着众多的想象，并许下了种种诺言，自以为一切希望都可以在市场社会里得到实现。但当中国已经考上了大学时，也市场社会真正降临时，生活并不象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冷战结束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却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国家利益却并未因此而衰落，反而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相应的资本主义民主，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不再激动人心，各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逐渐分殊，曾经团结而充满期冀的中国分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分裂了，曾经表面上十分统一的思想也变得五花八门起来了，并因此而出现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那些庄重的理论讨论、那些看起来不堪的相互谩骂，不过都是这种斗争的表现。

　　但是中国没有“终结”。“中国”并没有因为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自然的解体，中国人没有自然而然的成为“世界人”。正如美国从来都只是美国，而不是世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时代里不但没有消泯，反而变得更为突出了。曾有人说，“美国的利益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扩大。日本曾有人说，“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这话今天在中国同样有人说。美国在独立后不久曾有人说，“美洲人的事务应由美洲人解决”，今天同样有人说，“亚洲人的事务应由亚洲人解决”。

　　美国只是美国，中国仍然还是中国。中国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成为美国，市场经济同样也没有。所以，过分的强调“超越国家利益”就显得十分不现实。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上，更会表现在文化上。因此，不仅应该有定位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政治与经济战略，更应该有文化战略。就目前看，自由主义与泛左翼各自在内部分歧最大的也在文化问题上，即关于是否应该保守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自由主义阵营里，经济自由主义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反对“文化决定论”。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权利优先，认为文化对政治没有决定意义，这看起来似乎是中正的，但事实上却是没有那么中正的，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结果。政治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了，在很多时候，所谓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适价值”不仅没有超越民族国家，而且恰恰是一个民族国家攻击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宪政派是自由主义阵营中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人在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中反对他们原来的战友，而强调中国的宪政应该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对文化保守主义持支持态度。但宪政派同时又普遍认为，宪政需要“超验之维”，而这个“超验之维”只能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文化传统不是不需要，但是不能进入政治领域。

　　泛左翼方面，底层左派是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不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将读经运动直斥为“腐朽的”、“反动的”。老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也没有太多好感，更多的时候仅仅是附和官方意识形态，或者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支持文化保守主义，以打击自由主义。新左派与宪政派一样，是泛左翼阵营中最复杂的一个分支。不仅曾经被认为是新左派的甘阳现在是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一向来被认为最能代表新左派的汪晖也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更是在一定意义上为甘阳的“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提供了支持。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强调历史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强调必须注意将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结合起来。

　　在面对文化保守主义时，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老左派与底层左派的态度非常接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缺乏对他们的批判对象的基本了解。一些政治自由主义者张扬庄子，认为庄子思想是能符合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的；底层左派则认为墨子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站在底层一边”的思想的。无论是庄子，还是墨子，都是为了证明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传统，而是他们对传统的理解是与文化保守主义完全不同的。他们也否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或者将之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反对。

　　当然，中国社会的变化还远远没有停止，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批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还没有结束。虽然究竟谁将取得胜利现在还无法断言，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在调整自己的策略，争取能与传统对话。这说明，文化战略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甘阳说，“三种传统的融合”中不是统一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三者之间的张力将会成为未来的新传统。对于未来的思想格局，我们也许也应作如是观。
个案　现代性纠纷中的刘小枫 

　　自从《诗化哲学》一举成名，刘小封就一直是中国学界少数几个能够引领风尚的人之一。从早期的拾遗补缺向国内介绍西方神学思想，到撰写中国人的社会理论作品，到2000年后向国人介绍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直到最近返回希腊经典，几乎每一步都在吸引一大批人的目光，也吸引着一大批年轻人不断地跟着他改行。在他的卖力介绍先，如今中国的神学一蔚成气候，甚至施特劳斯据说在中国比在美国还热火，施米特的“政治就是划分敌友”论也已相当深入人心，返回源头重读经典更有其他学者也在默不作声地暗地里响应号召。随着深受他影响的生于1970年代的追随者与崇拜者们在2000年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他身上“大师”的光环正在与日俱增。

　　2000年左右，刘小枫在国内名校做了关于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巡回演讲，演讲稿被整理发表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2003年4月，刘小枫在北大演讲，题目是“尼采是谁？”“当晚整座教学楼没电，有同学临时买来蜡烛点在讲台上。我在昏黄摇曳的烛光中讲尼采幽灵，据说有神神鬼鬼的气氛。”［1］《书屋》在发表该文时，编辑煞有介事地加了“编者按”，说如何神神鬼鬼。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相当多的议论，有鼓掌叫好的，也有人前人后批评的。其时正值“长江读书奖”事件搅得中国学界不得安宁，即使一向号称“理性”的学者也一时按捺不住，以这种那种方式介入了互喷口水的游戏。所以，这篇文章并没有招来太多严肃的批评。同年八月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废铜烂铁如是说》一文。该文作者是上海自由撰稿人张远山。刘小枫第一次遭遇了正面的尖刻批评。

　　半年多后，张远山的文章出现网络论坛上，有人称为“2001年十大网络名文”之一。刘小枫本人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但张远山很快又在网上发帖子，为自己喊冤叫屈。据他说，一个叫林国荣的北大学生在发给别人的电子邮件中说，他张远山是没有资格批评刘小枫的。网上的讨论本就杂乱，人多嘴杂，有同情张远山的，有说他借批评刘小枫炒做自己的，都是些网上常见的论调。网络讨论的特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一览无余。很快便从张远山的文章引发的讨论变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相互攻击、谩骂。一个自称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的人发帖盘点海内外刘小枫弟子，粗略统计数字是200多人以上，几乎遍布国内外名校，这还不算虽然没有机会面聆听教诲、但早就被刘小枫拐走了心的私淑弟子们。［2］

　　虽然刘小枫自己也说并没有什么刘氏主义，［3］但一个影响甚广的刘小枫学术集团俨然已成气候，这一点则是无庸置疑的。

　　积20年之功，刘小枫终成一代宗师。 1956年，刘小枫出生在重庆。其父“念小学未毕，然一生嗜读古书”，“我自幼常听他念东坡、廖平、沫若的贤人经”。文革中，刘小枫读中学，父亲就开始令他死背唐诗、宋词和唐宋文，还对他讲《古文观止》。小学三年级那年，文革开始了，“高中最后一年有点醒事，偷读旧体诗、新诗、小说。高中毕业下乡落户后，才开始自修。友人从城里每隔两月寄几本欧洲古典小说，还帮我借旧高中英文教本，偷音乐理论书和唐宋笔记小说。三年半务农，成了全把式农民，也还读了些杂书。返城后在重庆图书馆做学徒工，这个原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建的图书馆有不少英文书。借书有限制，目录还是可以随便看。闲翻英文书目录卡片给我很大刺激，若不通西文，等于半盲，于是开始自学法语。不久大学开考，我的考分不高不低，进了外语学院。大学四年，多不务专业，有计划地读文史哲书。”

　　这段写在《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4］序言里的文字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他对个人简历的最详细说明。但直至大学毕业，尚无任何迹象表明他已开始具备独立思考能力。1982年，大学毕业，他考进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当时正风靡的美学。但美学作为专业，显然无法容纳他的野心，于是触类旁通，从美学流窜到了哲学。如果说大学本科四年是他打基础的几年，那么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三年则是他在思想上雏形渐具的时期。1986年，他已硕士毕业，进入深圳大学任教。但他在这一年的真正大事是出版了第一部个人作品《诗化哲学》。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中，这本也许是唯一一本在当时的“文化热”、“哲学热”中引起轰动的。《诗化哲学》以其独特的思路与表达方式取得了成功，时人为之侧目。随后成为1980年代三套影响一时风气的丛书之一“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副主编。在同代学人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出类拔萃的一个。

　　两年后的1988年，他再度出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个人专著《拯救与逍遥》，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2000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他后来众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本。据他自己在修订本的序言中说，这本书原来是由时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乐黛云主编的“比较诗学”丛书中的一种。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葫芦里，他卖的其实是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药。［5］其时，他已逐渐抛弃了一度曾十分喜欢的庄子哲学，而进入神学，基督神学对他思想的影响在这时已很强烈。但他并未能在当时盛行的“文化热”大潮中免俗，而是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讨论。他在此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当时令许多人感到十分震惊：中断中国文化传统。汪晖在写于1994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称这部书是最能反映当时盛行的“韦伯命题”，即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育。直到今天，同样的论调仍然有人不时提起。

　　朱学勤在1990年代曾说，他自己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其实不过是后排观众。如果此话不假，那么毫无疑问，刘小枫是重要演员之一。1989年，已对神学入迷的刘小枫远去德国，入读巴塞尔大学，念神学专业。他的博士后来以德文出版，题目是《身成位格》。可惜的是，这本书至今没有见到中译本。虽然刘小枫的学路、文风多变，但基督神学始终构成他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线索，《身成位格》是他唯一一本神学专著，没有中译本，实在可惜。

　　在瑞士读大学期间，他为三联出版社的《读书》杂志撰写介绍当代西方重要神学思想家思想的文章。1994年，由十篇文章组成的这本书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成为“上海三联学术文库”中的第一本。这部著作也获得了许多人的好评［6］，但作为一部文集，而非系统性专著，它的地位自然不如之前的《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所引起的影响大。两年后的1996年，北京三联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另一本小品文集《这一代的怕和爱》，其中的《记恋冬妮娅》是1990年代“学者散文”热中难得的精品，无论文风，还是个人思想的表达方式，都显得更加成熟。该书也成为与他同龄的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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