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高贵”足球如何开始商业化堕落

卢周来：现代足球为何绝不可能起源于中国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卢周来

　　无论是足球规则还是商业规则，都是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产物。而历史上机动车与道路网建设对于交往范围扩大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足球”只可能产生于英国，而绝对不可能是中国

　　中国人总说，足球起源于唐代的 “蹴鞠”游戏，后经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并以“这一观点得到国际足联的承认”来佐证。但我查阅国外足球起源的书籍发现，这一观点并没有被西方研究足球的学术界所认可。

　　在查阅的过程中，我对从“Football”与“Soccer”的区别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制度产生的理论也有了更深理解。

　　比如，英国人比尔莫瑞（Bill Murray）写的《世界性运动：足球的历史》（The world’s game: A history of soccer， 1998， University of Illinios press）中就指出，在现代足球运动产生之前，足球运动便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美洲印第安人在欧洲人侵入他们的家园之前，非常流行这种运动，甚至在欧洲人把欧洲的乡间游戏带到新大陆后，印第安人依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这项运动。而在亚洲，古代中国（写到这里，著者特地加了这样一句：自称最早制订了与现代足球类似的比赛规则）、日本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足球基本上是—种大众运动。

　　所以，从早期足球在世界分布范围看，在前工业社会中，足球是村落中村民之间的一项游戏。其功能大约有两项：一是在一些土著社会如著名的玛雅人中间，这些比赛与巫术或祭祀联系在一起，在每年的特定季节举行，玛雅式足球赛的输家甚至被处死送上祭台；二是纯粹的百姓乐呵。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大家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诞生》（MichaelPerelman，2000，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一著中可得到印证。书中说，早期巴伐利亚地区的农民，只要付出很少的劳作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自我设置了每年高达180多个节日来娱乐自己，其中类似足球比赛这样的游戏，就占了几十个。

　　早期的类似于今天这样的足球运动，目前在英语国家中一律称之为“Football”。原因在于，与其他早期球类运动相比，这种球类运动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比赛者不是象当时流行的其他运动是骑着马进行的，这种运动是“徒步”；二是比赛者比赛过程中以脚为主，也有些地方规定可以手脚并用，但都不是象当时其他运动主要是以手为主。这两个特别，使得依靠“Foot”为主的“ball”运动被称为“Football”，中国人直译过来就是“足球”。

　　那么，“Football”什么时候被称为“Soccer”？了解这一点，也得回到“Soccer”本意上。“Soccer”在英语中其实是“Association Football”的简称，而“Association Football”直译过来就是“协会足球”。直观上理解，如果说“Football”是“野足球”，是一种以比赛双方、村落或部落自定规则的“原始足球”的话，那么，“Association Football”就是有组织、有正式规则的“现代足球”。而相对于“Football”的“发明权”因归属于多国并不明晰，“Association Football”的“发明权”则被公认为归功于英国人。

　　按照莫瑞在关于足球历史的书中的说法，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经济率先发展起来。道路和交通的改善尤其是蒸汽火车的发明，连接了英国不断增长的城镇，这使得各种原来局限于村落或小地区内部的游戏和比赛，得以在本地以外的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范围上的扩大，必然涉及到规则的统一和全国性管理组织的形成。所以，英国最早形成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其中18世纪中叶就已制订了赛马的全国统一规则，而高尔夫球和板球的规则也在其后不久（分别为1754年和1788年）形成。

　　然而，到了19世纪初，英格兰各公校的学生足球比赛规则仍然没有统一：比如拉格比公学规定可以用手抱球，可以绊倒对方球员；哈罗公学却不同，不能用手抱球，不得绊倒对方；再比如有的公学规定各队球员为23名，而有的规定只能11名。规则的不统妨碍了各公学之间的比赛。于是，从1848年开始，希罗普公学和伊顿公学发动，英格兰各公学代表齐集剑桥，在经过多轮协商与8次修订后，各公学于1863年10月26日推出了共同遵守的足球运动规则。并且把规则执行的监督权赋予同时由各公学校友代表组成的“协会”。从此，“Football”就成了“协会足球”即“Association Football”，简称“Soccer”。

　　足球从“Football”变成 “Soccer”，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规则产生”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与格雷夫（A.Greif）都认为，一开始，商业规则局限于地域性。随着商业贸易范围的扩大，商人交往的社会网络也不断延伸。为了方便不同地域不同商业规则之间的商业贸易正常进行，异质型商业规则的参与人经过交流与协商，在经过反复博弈之后，相互汲取彼此规则中共同或积极部分，并最终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制度。也是为了保证制度能够被执行，商人集团也引入“第三方”作为执行监督与惩罚的权力，这个第三方先是地中海热那亚人的商会，后来是政府。这一过程是“野足球”的“Football”变成 “协会足球”的“Soccer”过程完全一致。

　　本文告诉我们：

　　――不要相信“百度知道”中把“Football”与“Soccer”理解成“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区别这样的解释，也不要真以为足球的鼻祖就是中国。

　　――无论是足球规则还是商业规则，都是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产物。而历史上机动车与道路网建设对于交往范围扩大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足球”只可能产生于英国，而绝对不可能是中国。

　　（作者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本文是其“足球经济学”系列之一。）

卢周来：“高贵”足球如何开始商业化堕落

　　当下人讲“足球经济学”，一般是指足球中蕴含的商机，尤其是足球职业化与足球联赛带来的诸如门票收入、广告投放、球员转让以及足球博彩业之业。而这些，恰是作为现代足球鼻祖、把足球从“Football”带到“Soccer”的英格兰公学贵族们所憎恶的。

　　在确立了现代足球规则的同时，英格兰公学的校友们同时还确立了所谓“足球应该是不受物欲世界玷污的业余足球”的“足球精神”。也因此，在1863年之后的20多年中，足球比赛的组织与参与都是在公学的年轻人之间展开，所有的球员都不拿任何报酬，获胜方最高奖赏是获得一个“亮闪闪”的奖杯。即使是后来包括“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小业主以及企业家”不断参与到足球比赛之中时，足球仍然可以保持其纯洁性。

　　真正的变化来自于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当时的苏格兰是联合王国下面工业中央区，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无产者”――工人阶级。无产者同样需要娱乐，所以，英格兰足球很快被引入到苏格兰。但足球场却由英格兰的菁菁校园变成了苏格兰的贫民区街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雇主即资本家们发现，工人中的“足球帮”比工会还受工人欢迎，于是他们建立起工人足球队，并且组织厂际间工人足球队的比赛，最终发展成苏格兰的“足球俱乐部”。当“交通的便利”不断扩大人们交往范围同时也扩大“足球运动与比赛的范围”时，苏格兰这帮由无产者组成的俱乐部，与英格兰由中产或贵族组成的俱乐部，终于在1883年“面对面”了。

　　比赛的结果很意外：尽管发明了现代足球，但“高贵”的英格兰足球还是输给了“低俗”的苏格兰足球！比赛结果又丝毫不意外：“高贵”的英格兰球员的打法中规中矩，只知道用长传把球传到苏格兰队员“后面”，然后脚带着足球往苏格兰球门“猛冲”；而那帮“街头”长大的苏格兰“无产”球员却更懂得“球比人跑得快”，因而更强调灵活的短传、相互倒脚与控球；同时，“街道球场”的狭窄以及强体力劳作锻炼出的灵活性、野性，也让苏格兰球员在绿茵场上如鱼得水。英格兰对苏格兰，颇有几分像今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西方拳击士”对“中国功夫”：尽管前者更强壮，但前者的笨拙哪抵后者的“灵活”？

　　苏格兰足球的屡战屡胜，终于使英格兰各俱乐部坐不住了。为此，个别英格兰俱乐部“尝试”引进来自苏格兰的“工人球员”壮大自己的实力，改变自己的球风。这些率先“引进”“工人球员”的俱乐部当然也首先尝到了甜头：不仅在英格兰内部的“Soccer”比赛中拔得头筹，甚至在与苏格兰的比赛中也开始初尝胜绩。

　　于是，“引进”苏格兰工人球员很快就成了英格兰各俱乐部的共同做法。也因此，作为“精神”的英格兰足球开始往商业化“堕落”了！

　　“引进”本身成了“商业化”。原来英格兰球员要么是学生，要到是贵族或中产者，衣食无忧，踢球没有任何生计与商业的考虑；而来自苏格兰的工人球员“一无所有”，到英格兰踢球，纯粹是为了生计的需要。所以，英格兰球队“引进”苏格兰球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用金钱来“雇佣”，而踢球对于苏格兰工人球员也就成了“职业”行为，不再是像英格兰球员那样的“业余”活动。也因此，买进苏格兰球员行为最初在英格兰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足球运动职业化是对足球精神的站污，甚至在1885年倡导设立专门委员会处理对对运动员收钱的投诉，并做出了重罚的警告。但很快反对者自己都发现：“在有人靠踢球赚钱已不可避免时，他们的反对行为除了可能导致足球运动分裂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的反复发生。”于是，限制也逐渐取消了。

　　“引进”很快促成了“联赛”制度。原来英国的“足协杯”比赛其实就是一轮比赛，比赛完后，球员该回校园的回校园，该回工厂的回工厂。但因为“引进”制度，造就了一派“专职球员”，这同时意味着这些出身于工人的专业球员需要定期得到一笔收人。而打完“足协杯”后，这些拿薪水的球员无事可做。于是，作为解决办法，1888年4月17日，全英俱乐部经过磋商之后，一致同意设立“足球联赛”制：区分不同级别不同地区全年全程多轮比赛！

　　“联赛”制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商业背景”：即“足协杯”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以至于后来因为足球赛吸引了太多的人，结果每在重大赛事期间，“顿巴斯的煤矿便空无一人。”也因此，为了限制观赛人数，组织者开始收取门票，结果，仅门票收入就使各俱乐部赚得钵满盆盈。再后来，企业家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推广产品机会，于是，广告开始也介入足球场……这一切，都使得商业化的“足球联赛”替代原来纯娱乐的“足协杯”提供了可能性。

　　所以，后来我在米切尔•利兹和皮特•阿尔门合著的《体育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ports，Michael Leeds &Peter Von Allmen，2002)中找到这样一段话：

　　足球运动在工人阶级参与者中间流传的最深影响是，体育比赛的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运动员缺乏早期参与者所拥有的保持经济独立的财富，如果他们参赛时的机会成本得不到补偿，他们就不可能负担定期参加比赛的费用。在大西洋两岸，上层社会的保守派严厉斥责那些随着与日俱增的职业主义和工人运动员的参与而出现的“道德堕落”。不过，他们的担心没有妨碍他们意识到：将出色的专业化产品卖给那些现在有钱、有时间、有规律地参与体育赛事的公众，可以从中获利。

　　当然，代价也是有的。足球再次成高贵的“Soccer”跌落到“野足球”的“Football”：因为“足球联赛”的名称最后被英格兰人定为“Football　League”而非“Soccer　League”。

　　本文告诉我们：

　　第一，“咱们工人有力量”。但“再有力量”也比不过最终操控资本的那些家伙；

　　第二，“制度变迁”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对资源相对价格变化的适应。足球从业余发展到职业，最初就是因为“野性的苏格兰球员相对于规矩的英格兰球员更有价值”。

　　（作者系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多家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本文是其“足球经济学”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