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生态危机，推动下一轮全球化？

生态危机，推动下一轮全球化？

2009-10-12 北京青年报

作者：卢周来

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又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种种迹象表明，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生态危机，将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下一轮全球化的新动力。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范围内全球化浪潮，背后的推动力是经济与贸易。资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新的利润空间，商品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新的销售地，不断扩展的经济交往更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全球治理。在此背景下，各主权国家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谈判平台，达成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则。这种规则是超越国家主权的，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方甚至不得不适应这些规则，修改或废止部分国内法。

然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主要国家经济衰退，使人们再度看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衡性，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加之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原来一直主张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首先推行起贸易保护主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由经济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出现了疲态。在此关头，前些年始终不温不火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今年突然以前所未有的热度在国际范围内凸显出来，似乎预示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全球化，将可能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作为新的动力。

据相关资料，自工业化以来，人类以碳氢化合物高排放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令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远超过地球的容纳力。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提高，将导致一种严重的情形：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地球平均气温将在现在基础上再增加5℃-8℃；而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全球平均气温增长5℃时间历经了两千多万年。如果到本世纪末，二氧化碳当量达到750ppm时，世界上大约会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人类将无法生存。而以用目前的技术手段分析，二氧化碳当量500ppm是一个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个临界点，人类所面临的就不只是灾难，而是末日。

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态问题从来都是公共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所谓“外部性”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就是因为，生态问题的制造者与受害者往往并不是同一主体。在工业化早期，生态问题往往局限于类似企业排污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这样的小范围；而企业经营成本中并没有包括给周边居民造成影响的社会成本，这就被称为“外部性”。当这种“外部性”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时，可以通过国家主权行为予以解决。比如，通过对企业征收环境税，以“谁污染，谁付费”这样的方式，迫使企业为自己商业行为的环境与生态后果负责。但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外部性”不仅跨出地区，而且跨越了国界，此时，单一主权国家就无法解决跨国生态问题了。历史上较早也是较著名的纠纷就来自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上世纪中叶，降落在加拿大东部的酸雨50%来源于美国，但美国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以减少排放对加拿大造成的跨国影响，以至于加拿大长期以此为议题抗议美国。最后两国在经过艰难谈判总算达成了一项跨国间协议，才部分解决这一问题。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推进的，就是生态问题由跨国逐渐变成全球性。最终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诸多生态危机问题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一样，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其影响，任何国家甚至几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而需要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应对。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治理结构也将建立起来，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谈判平台将很快形成，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公约也将最终超越主权国家界限，并高于国内法，成为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而这一切又完全可能推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全球化，只不过此轮全球化的侧重点并不在经济，而是放在诸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环境与生态危机挑战方面。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像重视经济全球化一样重视环境与生态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甚至经济层面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中国未来自身走向及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定位。而在由解决生态危机推动的此次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能否做到像应对经济全球化那样继续成为受益者，也端赖于我们战略上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