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要低调要让步

卢周来：民营企业家现在要低调要让步

赢周刊记者 苏丹丹 文/图
　
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有坚如磐石的根基。那么，当“构建和谐社会”渐成第四代国家领导集体的执政新理念之时，“和谐”二字，体现了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财富观念？
　
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开始关注和强调社会公平与公正，并不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思路的违背，恰恰正是在顺着其由“部分先富”到“先富帮后富”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改革来到了一个拐点。在下一阶段，就需要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回过头来想一想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人群。这是一脉相承的财富观。－－卢周来
　
卢周来简介：
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某大学。 1997年起，先后在《读书》、《书屋》、《天涯》、《当代中国研究》等媒体发表经济学论文及随笔近六十万字。出版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游戏着经济学》等经济学随笔集及专著。
　
　
中国改革到了一个拐点
　
赢周刊：当年邓小平所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战略步骤，而且它作为一种财富观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差异，比如贫富差距、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城乡差距以及地区差距等等。随着这些差异越来越扩大化并且带来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样的财富观念在目前的社会环境还有没有鼓励的必要？或者说，在中国经济改革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再到第四代政府领导集体，所倡导的财富观念是朝着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和思路在变化和发展？
　
卢周来：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年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思路上。改革的第一步是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当时小平也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大局，需要内地或者大部分的人支持这个大局。但是小平的话没有说到这里为止，小平的思路是两步走的战略。他还讲了另外一个大局，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就开始关照后富的地区和人群。这实际上和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设计的思路是一样的。在经济学上，第一步叫希克思（经济学家）改进，就是说先不管财富分配，先让国家总体的财富多起来。然后，转到下一个阶段，叫做卡尔多（经济学家）补偿。也就是只有财富的增加不行，如果仅仅财富增加了却让大多数人有一种相对被剥夺感，这个改革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一旦财富增加，就要回过头对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先有希克思改进后有卡尔多补偿，这跟小平讲的两步走战略正好是对应的。
小平时代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现在第四代领导集体上来以后，所提的和谐社会给社会的一个印象就是更加强调公平，而效率优先少提或者不提了。可能就有人认为是不是第四代领导集体财富观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并不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思路的违背，恰恰正是在顺着其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也就是说现在到了这样的阶段：需要先富起来的地区或者是人群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后富起来的地区后富起来的人群。我在这里毫不掩饰我的观点。
在改革往前推进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期，出了什么问题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说改革之初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后，社会财富增加了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分配性的冲突也就是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倒凸显出来了，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甚至威胁到了富人的利益。因此，这个时候强调公平问题不仅对社会有好处，对富人也有好处。
　
赢周刊：也就是说，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实际上是预示着改革要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补偿阶段？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时间段已经说明中国改革所要解决问题的重点已经发生改变？有什么迹象表明？
　
卢周来：对，而且邓小平连时间段都已经设计好了。我注意到《邓小平年谱》中披露了邓小平在93年一个讲话，大意是说晚年最大的担心还不是这个国家富不富的问题，而是富起来以后怎么办。他说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困难，他还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中国改革确实在往拐点走。当然江泽民时代还处于拐点之前，即绝大多数时间其思路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包括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地把产权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十六大召开之后的一年，是国企改革（包括MBO）速度最快的时候。但是就在去年，草原兴发集团改制引发争议，然后接着是“郎顾之争”起来。在公众印象中，国企改革突然叫了一个“暂停”。现在看，尽管“郎顾之争”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它最后引发成一个公众事件，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个拐点上。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不像俄罗斯。渐进式的改革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不断地避开一些矛盾，选择大家心理都能够承受的路径来走，但是它最大的弊病，又恰恰是因为它不断地回避矛盾，使得矛盾不断累积。可以说，去年的“郎顾之争”最后发展成一个社会事件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矛盾的累积已经到了一个要促成某种突变的时候了，实际上这种矛盾的累积就是在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附着在存量上的阶层成为一个广泛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他们的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经过二十多年，收入的差距已经到了他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尽管在大家看来，“郎顾之争”好像是一个不太好想象的事情，但如果是从整个改革的进程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点。我们要开始解决新的问题，解决分配性的冲突在社会公共政策层面应该占据在考虑的首要位置。
　
　
在历史的混沌中解决问题
　
赢周刊：既然是拐点，在改革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刻，便意味着很多东西都将要发生变化。我们都看到了矛盾也意识到矛盾的激化，但是国家是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呢？如果是补偿，是什么方式的补偿；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比如清算？
卢周来：在很多国家某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清算这样的事情。现在俄罗斯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就是对寡头的清算，而且是整个系统的清算。普金在一个公开的讲话中已经宣誓，一定要清算在那个时候把老百姓资产剥夺的那些寡头。而对于目前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我认为还要回到两年前。当时，张维迎先生曾经提出所谓的“零点方案”。他认为不能清算，应该既往不咎，一切从现在开始。但我并不赞同。当时我就提出，应该在历史的混沌中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明确把清算的问题提出来，而应该在非常模糊的状态中让一切都过去。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法治经济。该不该清算的话题一旦讨论，就面临着两难。如果不清算，这显然与国家以及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相违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恐怕多多少少都带有原罪问题，在法治市场经济中，只要在法律追溯的时限之内，都是应该追究的；但是如果清算，从一个国家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某一些企业好不容易完成原始积累到达起飞点，一旦清算，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诞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清算，原始积累始终无法完成。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两难的问题，所以不要轻易地把它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也就是说要在历史的混沌中让它就这么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而现在发生的就就事论事。
　
赢周刊：但是你和张维迎的观点至少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你们都不认为清算能够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并且认为应该让过去的都成为过去，让历史承担一切后果。
　
卢周来：我的观点与“零点方案”的最大区别点是在，是否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以及在解决的方案上，要不要以国家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零点方案是要求国家颁布一个法令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经济史上看到的是这种所谓的大赦令，只有在权力发生改变的历史时期才会出现。比如整个权力的颠覆，后面的权力与前面的权力没有承接，比如外来权力的进入，它们都不用顾及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中国，这个条件根本不具备。所以我认为零点方案提出的问题不对，解决的方案也不对。
我和张维迎，恐怕是认识到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一个困境，这么一个悖论，但是我们解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压根就不要提，然后不要搞成系统性的行为，不要指望政府来颁布“零点方案”，因为政府这样做在老百姓那里也站不住。
　
赢周刊：近年来，大批富豪落马，特别是近一年国企管理层频频出现规范性问题，MBO叫停，这些你觉得都不算是国家系统性行为？
　
卢周来：绝对不是。MBO的停掉还是策略上的考虑。如果是重新清算，就是要把类似“草原兴发事件”重新搬出来，把所有的MBO都重新审计一遍，回到原来的状态。尽管国家反对那种没有法制的MBO，但是国企改革整个路径的性质，都还是要按原有的方向走下去。只不过目前所做的就是要如何避开矛盾，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国有资产流失，所以这种时候做的都是策略性行为。
　
赢周刊：不知道历史是否终会在混沌中过去，但其实你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已经是历史的一个拐点，矛盾的激烈已经凸现。在这样的状况下，第四代领导集体是否有能力把它模糊化？提出“和谐社会”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模糊化的做法？面对新的改革阶段，“和谐社会”的背后到底意味着第四代领导集体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卢周来：我觉得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本身就有这个考虑，而且我相信政府会明智地在增量部分上做文章。无论过去如何，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判断，二十多年来中国走的是西方几百年过来的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阶段毕竟是历史的必经阶段；而在下一个阶段，在宏观的战略层面，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也还是在增量部分上进行讨论，在公共政策上更偏向于弱势群体，更偏向于普通大众。
事实上，我认为政府提出“和谐社会”是意识到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很多人都把它的出台仅仅理解为了化解当前矛盾为了社会稳定，但是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个社会公正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涉及到效率问题。和谐社会也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步经济增长和效率能不能持续的问题。
我们总是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如果社会不和谐，大量社会矛盾产生，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认为投资的环境不安全，然后减少投资，甚至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这肯定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再有，假设社会不和谐，贫困的人口太多，政府的公共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恰恰就会像资本家或者民营企业家所担心的那样，公共政策的压力通过扭曲的税收和财政系统表现出来，也就是这样反倒对富人不利，一旦对富人不利，富人的投资经济利益下降，自然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我从来都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仅表明政府可能要更多地扶持社会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在考虑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到了一定程度下一步如何能够持续健康的问题。
　
赢周刊：也就是说，正是有这么一个拐点的出现，才会有“和谐社会”的提出，因为公平问题已经阻碍到效率问题了。
　
卢周来：对，公平问题已经不是社会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
　
民营企业家要懂得低调和让步
　
赢周刊：在读完姚洋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后，你曾经撰文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其中提到，在转轨中的中国，其原有的权力结构和集团关系被资本统治社会打破，新的产权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在重建过程中，因此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而事实上，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各个利益阶层博弈关系的变化的确尤为敏感。在改革不断深入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刻，利益格局的变化在所难免。改革的深入是否会推动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又或者说第一阶段的原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卢周来：改革第一阶段的既得利益群体有三个，一个是资本集团，一个是知识集团，还有一个就是行政管理人员或者叫政治精英。在下一个阶段，如果公共政策能够按照原来改革的思路往下调整，我倒不认为还有什么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话，就能够造就出一个健康的社会架构，也就是所谓的中产。现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富人占少数，穷人是广大的底层，而且应该叫倒金字塔结构，因为社会恰恰是由少数的精英在支撑着，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可怕的。
　
赢周刊：但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有所变化。既然是改革的补偿阶段，也就不得不面临着谁来为改革的遗留问题付出代价的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里面，社会公平问题恐怕也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卢周来：的确，现在社会出现了各种问题，要解决，也有代价。说白一点，第一阶段改革的代价是由普通百姓更多地付出；显然，如果按照成本、收益与风险匹配的原则，我认为在下一阶段，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要分摊一些代价。
所以，我的判断是，现在最可怕的是改革不能够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推进下去了，而这恰恰是原有的利益集团在起作用，而不是新的利益集团。因为原有的利益集团才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是补偿阶段，他们的相对利益肯定会下降。吴敬琏老师还认为，中国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能不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正。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总体上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出现了新兴资本集团与权力勾结起来形成分利联盟，他们阻止改革进入下一阶段。
实际上，从我的感受来看，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关系到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热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带起来的。而房地产的背后恰恰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是由地方官员、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商业银行构成的。他们知道，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们就一起兜进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宏观调控是持着一种消极甚至是抵抗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过的宏观调控大大小小有七次，而这一次是第八次，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宏观调控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且遭受到这么大的阻力。
　
赢周刊：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它是怎么在改革中形成的？
　
卢周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改革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政府的目标还是效率优先，所以很容易就形成这种结构——官商勾结。客观地说，在中国改革特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合谋，在一段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推动了改革的进展，因为它实际上使得改革的阻力减小了很多。但是它毕竟与我们所建立的整个改革的方向是相违背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求政府的权力从市场中退出来，政企最后是要分开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这个改革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但是最后却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被迫地改到自己头上，触及到了其利益。
我为什么始终强调改革两个阶段的划分，就是强调现在的确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商业银行系统关系需要重理：如果它们懂得低调懂得让步的话，这个重理的阶段当然就变得相对的简单；但是如果这三者结合成分利联盟，不但不配合，相反三大利益试图与中央进行博弈，最后恐怕是两败俱伤。就像目前的房地产，我觉得房地产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每一个大的房地产商都只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当中央不断地出台宏观政策、发出这么强烈的信号要压制房地产的时候，他们出于个人利益而不是行业利益的考虑，反而不断地朝反方向推波助澜，比如上海房地产的价格还在不断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不懂得让步呢。你已经赚了就适可而止吧。这样的话，至少大家都还可以软着陆吧，但是一旦博弈，没有认清大局，试图运用策略性的行为来进行对抗的话，最后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我认为，中国政府还要加强宏观调控。
　
赢周刊：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然可以看成是经济改革进入另一个阶段另一个强烈的信号？
　
卢周来：对。到了这个阶段，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民营企业家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懂得低调而且懂得让步。低调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学会避免某些问题进入公众话题，而让步就是不要扮演既得利益者的角色，让改革顺利进入下个阶段。欧洲的贵族之所以格外像贵族就是因为他们懂得思考要让步，也就是说我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想到从自己长远的利益考虑，为了使得自己的利润流能够不断维持下去而不被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所阻碍，还应该主动向弱势群体让步，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