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科学大师眼中的毛泽东

　　在旧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有两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担任过将近三年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另一位是担任过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由于竺可桢担任校长期间是处于战乱时期，其办校困难程度更大一些。但他却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于1944年两次到贵州遵义，访问了迫于战乱迁移到此处的浙江大学。他褒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苏步青和谈家桢是浙江大学的三位名人，也是名扬世界的大科学家。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4年逝世。苏步青于1931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浙大任数学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数学系主任。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直至担任校长。他被学界誉为“数学之王”。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于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这三位科学大师，都为新中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工作，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而在他们各自的科教生涯中，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竺可桢盛赞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作为享有盛誉的科学大师，竺可桢的学术水平和道德人格都可以说到了有口皆碑的地步，以致于有人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七、八个人”(《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气象出版社 2010 第44-45页)。

　　1936年初，浙大校长出缺。有人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接任。竺可桢在与蒋面谈后，几经考虑，同意接任。在随后的十三年里，浙大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有名的“民主堡垒”。在这段时间，他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

　　临近解放，竺可桢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的邀请。他潜居上海，不期遇到了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以其父名义请他赶紧赴台，竺可桢婉言相却。上海解放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随后的现实没有让竺可桢失望。刚解放，他就被推上了当时被认为全国科学事业最高机关---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岗位上，担任了负责自然科学的副院长。

　　自从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以后，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交谈。中央领导和中科院党组的信任和尊重，使他为领导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机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到1956年初，研究机构从建院初期的16个发展到44个。经过自然科学评奖，中科院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竺可桢的科研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才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1958年10月27日，竺可桢在中关村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的过程，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这是竺可桢38年日记中唯一的一次。

　　1961年1月21日下午，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科院四位科学家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科学方面的报告。竺可桢主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二卷  第516页)。

　　竺可桢在1958年6月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62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竺可桢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后，他就率先研究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候问题。1963年8月，在青岛修养期间，竺可桢写就《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一直关注科学的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274期上读到此文，立即引起兴趣。他决定请竺可桢来谈谈这个问题。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还有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菊香书屋中有一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书房。除了屋内的书柜外，宽大的木床的四周也摆满了各种书籍。毛泽东长期以来就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床上的书籍也往往是毛泽东最关注问题的书籍。毛泽东可以在床上很方便地从四周取到所需的书籍。与竺可桢一起参加这次谈话的李四光后来回忆：“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竺可桢除了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外，次日的日记中又提到了这次谈话：“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昨天和毛主席谈后，今日写了封信给他老人家，并送他《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

　　竺可桢从这次谈话中受到鼓舞。毛泽东对气候变化的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使竺可桢在此后几年潜心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他决意要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汇集资料，集以往三、四十年的深思，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气候变迁问题。并计划在1966年列入个人工作的重点。有过去相关的科学积累为基础，有当时世界各国对于气候异常引发的对气候问题的普遍关注，又有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鼓励，竺可桢在这个领域里的深入研究能够取得震动国内外学术界的成果，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了最后修改，交《考古学报》发表。在此后几个月里，在校稿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972年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尚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文种。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竺可桢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但保存下来的是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这长达38年之久的心路历程，不仅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竺可桢，同时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他的日记中，“毛主席”是出现得最多的词汇之一。毛泽东参加的任何活动，他都会把在广播(有电视后也有电视播放)中听到的，在会议上传达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写到日记中。他一直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的心得体会也是他日记中的内容之一。例如在1958年的5月8日、9日和10日三天的日记中，都有他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记载。在学习中，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要靠政治动员才能胜利”等论述感触尤其深。

　　晚年的竺可桢对毛泽东愈加崇敬。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虽然他看到或听到当时城乡物质匮乏的种种情况、也了解到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内乱现象等，并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载。但总的来说，他坚信形势是大好的。这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体会。例如，1970年3月7日是他的80岁生日，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兄弟姊妹六人，有四人在旧社会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和一个姊姊活到了80岁，“这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卫生政策‘防重于治’之赐。国内鼠疫、伤寒、天花等病几乎绝迹，这不可不为是世界一个大事。”他还比较了当时和苏联的物资供应，感觉到“我们也幸福得多了，只是单从福利着想。”另一方面他从海外来访的客人(有时一个月中科院要接待11批来访的外宾)的反应中也深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1972年12月4日的日记中提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后感到国家变化之大的“感动”;在1973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了美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到祖国后最强烈的印象是人人奋发图强”;6月16日美籍中国学者观光团“对中国日益强大觉得荣幸”“骄傲”，“我们发射原子弹，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真了不起“;7月24日英国华人学者“说农村变动之大惊人，由于人民公社穷乡僻壤也有电灯”，等等。

　　更重要的是，与科学终生结缘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

　　苏步青：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引我前进

　　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预感到失败命运临近，一些要员纷纷飞往台湾。他们动员一些专家学者一起前往。虽然苏步青对共产党不甚了解，但经过考虑，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9年春，中共地下党以“中共杭州市工委”的名义，给苏步青送了贺年片，贺年片上有毛泽东的署名。苏步青看后心头一震，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五年后的1954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苏步青，他在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全场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则高呼：“同志们万岁!”这种热烈场面使苏步青感到无比激动。他想：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

　　此时苏步青已经由浙大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两年了。1955年底，他作为一行9人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时，他和另一位成员是乘船回到上海的。此前，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先回国的七位代表团成员。1月10日，毛泽东由杭州抵达上海，下午六时，在上海苏联展览馆同上海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此前毛泽东提出要补行接见苏步青等两人，苏步青因此参加了座谈会，并由老市长陈毅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苏步青后来回忆：“听到毛主席这样重视数学，看重数学工作者，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在毛主席身边聆听教导，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十分亲切。那天毛主席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虽然接见时间不太长，但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极大，明确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也在各种风浪中起到了辨别是非，永远跟党走的作用。”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他巨大的鼓励，觉得有用不完的劲。他加快步伐，向微分几何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56年，他获得了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科学奖。几本学术专著也在几年内陆续出版。他从自己的经历中领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59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五一节前夕，苏步青和周谷城、谈家桢、周信芳等人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他讲得少，听得多，而且听的是与他自己专业无关的话题。但他同样感到收获很大。

　　当时毛泽东与同在复旦大学执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谈得比较多。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苏步青后来回忆：“这次接见，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胸怀宽广，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虽然这里讲的是遗传学，但对其它科学的研究，‘双百’方针当然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的接见，激发了他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情。通过认真学习，他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后来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不公正的对待。但一直没有削弱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1968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苏步青等八位专家学者得以“解放”。苏步青明白是“毛主席救了我的生命。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余生之年，一定要为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

　　因此，尽管他被“解放”后仍时常遭到批斗，但他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研读数学，特别是当时外国朋友寄来的数学书，写下了10万多字的笔记。“这些资料对我后来的研究和指导研究生学习，都有很大帮助。”苏步青还翻译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结合《资本论》的学习来进行思考，他认为，“马克思讲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用了数学，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他讲得很对”。

　　1972年，已经70岁的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发，换三次车，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去接受“批判”、“改造”和“再教育”。尽管在工厂也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他又很快通过数学这个桥梁和工人、技术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得知工厂的员工对纯数学兴趣不大，更希望能解决工作上的实际问题时，决定从纯数学转到数学实用上来。“我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得抓紧。”在苏步青的主导下，结合工人、技术人员的实践经验，终于解决了当时工厂的一个大难题“船体放样”。他后来回忆：“在毛主席多次接见中，我受到教育最深的一点，是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学习，逐步把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化在行动之中。”“这些是在争取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中，以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逐渐树立起来的。‘文革’期间，我有幸与工人相处3年之久，在江南造船厂进行船体放样的革新中获得成功，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件事也引发我，把数学科学运用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之中，计算几何成功的应用就是一例。”

　　1974年，他重登讲坛。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为了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苏步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有学生问“听说您见过毛主席”时，他立即利用这样的机会教育学生：“是毛主席接见我，接见过4次。.主席对数学十分关心，要我们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赶先进，首先要打好基础。你们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毛主席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感叹道：“苏老这些随口漫谈，看似用意不深，但每句话都力透纸背，可谓语重心长!”

　　1978年他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迅速使复旦走上正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1982年，他退居二线，并于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回忆这段历程时说：“在我退居二线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引我前进。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激励下，我觉得应把自己的余力为教育事业服务。”“想想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培育的结果。”“毛泽东主席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毛主席的教导我将永远牢记心间，他的思想永放光芒，将继续指导我在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上走完人生路程。”

　　谈家桢：毛主席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学苏联”盛行，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有一段时间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美国的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后来的事实证明，受到斯大林支持的李森科，利用斯大林的影响在组织上排除异己，在学术上压制不同意见，对苏联的科学事业，乃至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的科学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56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在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例如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等，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都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理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遭到如此命运呢?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谈家桢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1956年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召开。这次会议从深层背景看，是毛泽东导演的，为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此前几年饱受压抑的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迎来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好机会。谈家桢和李汝祺都参加了会议。后来李汝祺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

　　为了传达和贯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整风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参加了会议。

　　3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谈家桢应邀参加。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还专门把身子转向谈家桢，关切地问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有些什么意见。谈家桢兴奋地介绍了青岛会议上各派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那次会议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沉思片刻后，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从北京回来不久，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前受到毛泽东一番当面鼓励的谈家桢，信心十足也勇气十足。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三大意见，其中最敏感的是“学习苏联”问题。但他以“不要怕”的精神，大胆直言：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而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有人向谈家桢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应邀参加的谈家桢未曾料到，毛泽东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认出了他，亲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继而又风趣地说道，“辛苦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毛泽东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个小时。谈到了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还和出席座谈的人员一起观看了越剧《杜十娘》。

　　1958年1月5日晨零时三十分，谈家桢和周谷城、赵构超应邀从上海到达杭州刘庄见毛泽东。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话题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方面，谈家桢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观点。“毛泽东反复地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谈天说地间，毛泽东亲切地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谈家桢后来回忆：“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关切的的询问下，我十分感动，积郁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我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约见了谈家桢和苏步青、周谷城、周信芳等人。毛泽东问谈家桢：“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家桢回答没有什么顾虑并汇报在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鼓励他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文革前夕，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谈家桢学习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天有不测风云。文革运动开始后，谈家桢坚持的摩尔根学派观点被当作“资产阶级血统论”、“希特勒种族主义”，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谈家桢本人也备受磨难。他夫人含冤去世。1968年底，毛泽东点名解放了包括谈家桢在内的八位教授，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1974年冬，毛泽东已经病重，还让王震给谈家桢带去了口信。谈家桢在一位“陪同”下，到上海的东湖宾馆见王震。王震对谈家桢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没有忘记你。这次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后来回忆道：“我凝视着坐在自己面前和蔼可亲的王震将军，百感交集，一时如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回过头去，我看到了身边那个虎视眈眈的‘陪同’，我苦笑着，只向老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虽说是这么一句话，我还是及时准确地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谢意和我的决心。”

　　文革内乱终于结束。1978年，年近七旬的谈家桢，应邀参加了他的母校，美国加州工学院生物系成立50周年纪念会。他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要地叙述了“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道路上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叙述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以及中国遗传学事业富有戏剧性的几度起落。他的报告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极大重视。随着全国科技大会把遗传工程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开始驶上了快车道。

　　随着中国遗传学研究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竺可桢对毛泽东的思念也与日俱增。他说，“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