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有关的数字问题

与经济有关的数字问题　　

并不是自己对数字敏感，而是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信息中，总少不了数字；接触多了，有时就会想一想，大约学理科的人多少会对普通逻辑的东西比较在意吧，免不了就琢磨琢磨。这样一来，自己常常感到不解：那么多明显漏洞的文字、言说，怎么就一直在各种媒体上大行其道呢？而且，在被人一次次指出其谬之后，依然故我呢？　　

2008年下半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经济危机爆发，一件纪念“三十周年”。有很多数字扑面而来，也就从这时候开始，我比较集中地注意到了数字问题。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国内经济上的一些比较数据。老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既然是纪念，就需要展示辉煌，而展示辉煌最便捷的方法是经济指标的比较。三十年前、六十年前的指标，现在的指标，几十倍、几百倍，好不骄傲！　　

以货币而非以实物来计量的比较数据，究竟有多大意义呢？以货币量计算社会财富总量，六十年前、三十年前与现在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都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几十年前的币值与现在的币值完全是两个概念；1980年代前，是以工农业总产值来进行国民经济统计的，后来又变为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再变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进行统计，不同的统计方式差距很大，不加区别或者说不进行换算后再比较（也许本就无法换算吧），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手法吗？而这种简便的比较方式，至今依然。　　

为写这篇短文，特地找了一些与经济有关的材料，列举几例。　　

2009年中国的GDP为33.5万亿人民币，美国的GDP为14.3万亿美元。比较中，人们是拿市场汇率进行转换后比较的，2009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市场汇率是6.83，也就是说，中国GDP是4.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4%。由此得出经济实力的比较结论。　　

市场汇率反映的仅仅是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转换关系，并不反映没有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比例。——比较不仅仅是某些人出于对数字游戏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关键是怎样去比较，要明白比较的目的所在。　　

2010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文章《经济学诺奖切中世界复苏之“痛”》，是谈当时刚刚宣布获得经济学诺奖者的，他的失业理论中有一点震动人：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就业岗位高缺员率都可以共生。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国务院“果断出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出手就是“4万亿”，这种政策，在2009年时的说法是“保八”，理论依据是只有这样的速度才能保证就业。　　

2010年11月9日，经济学家张卓元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105期报告会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放缓至8%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增速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差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依旧是围绕着数字考虑问题，而不是围绕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来谈广义的发展。而这又与他提出的调结构转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手段——政府的改革相矛盾。他是这样提的：政府不以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应当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实际操作中，GDP仍然是“硬杠杠”。　　

张卓元认为，中国经济五大失衡中，第一个是“储蓄和消费失衡”。他说，至2008年，我国储蓄率51.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7.5个百分点。这一论证中，体现出的是玩弄数字的一种方式。试进行分析：一、世界平均储蓄率就是正常、合理的吗？二、选2008年作为数据截取年份，他没有说明：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储蓄率是负的，经济危机之后才略有增长。三、这种论证中预含了一个假定：各国的经济基础是一致的。——我以为，判断储蓄与消费失衡与否以及程度如何，得另外立论。张的这一判断毫无意义。　　

一般地说，有些人是习惯并擅长使用“国际惯例”标准特别是其中的数字标准来说中国的，但是也不完全如此，当遇到这种数字带有负面意思的时候。2010年11月份，国际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称，CPI同比涨幅4.4%，而年初提出的是3%左右的“警戒线”。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解说，如果9%的经济增长率还把3%的通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话外指向政府连续出台的遏制通胀的宏观调控手段，其实背后还是市场崇拜作为论说的支撑点。2011年已经过去了的半年多时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通胀率已经远远高于“4.5%”这个“可以接受的警戒线”，我倒是想知道经济学家们的解说。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提出一些“正面的解说”的。　　

2011年7月2日CCTV的新闻周刊，印象颇深的是一位嘉宾谈到的：在过去了两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的GDP增长速度是7%、7.5%，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4%。也就是说，在很长时期里，我们的决策层认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直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因为这个规划提出的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长速度。　　

老师教导，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数字游戏的背后，我看到的是否定“前三十年”、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否定思潮”的汹涌；看到的是“否定思潮”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我并没有说，所举几个例子里所涉及到的人是出于自觉的否定目的；真正自觉的是那些捏造数字来给那个时代“涂白粉笔”的人们——我没有举这方面的例子。　　

我想说的是，数字游戏所反映的方法论，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了，很多人已经“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毫不反省地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