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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林伯野回忆录(书稿)

火烧 2016-10-26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林伯野回忆录讲述其一生与党的光辉历程,从高中接触地下党员到毛泽东思想引导,坚定为人民服务信念,展现雷锋精神与革命岁月。

  扉页印毛泽东诗句: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前言

 

  正文

 

  一、党的光辉照我心

 

  二、一勤,二俭,三奋斗

 

  三、我的志愿,基本实现

 

  四、忆幸赋

 

  五、遇到大不幸要正确对待,妥善处理

 

  六、附录:甘洒汗水写春秋,无私奉献谱华章

 

 

 

  前言

 

  几天前,《祖国》杂志社给我寄来了建议撰写和出版个人回忆录的通知。它指出:回忆录可供世人分享个人的人生、事业和思想、情感,可对后人起到启迪教育的作用。为此,我选编了我过去陆续写出的几篇有关文章,汇集成此书。供世人参考。那知书稿编出后,10月10日上午,该社工作人员上门交涉出版向题。开口光买书号就要一万五千元,印多少要再付款,而且只是印刷品,没有正式出版社,不能在书店卖。天哪!我算知道现今的世道了。一切向钱看,好书出版难。只好不印书。利用网络干,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样又省钱,又快,又效果大,还是版权不要,翻印多谢吧!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第一任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副军职离休干部,九十二岁老人          林伯野

 

  2016年10月11日于北京。

 

 

 

  一、党的光辉照我心

 

  ---与首都部分大学生座谈时的发言

 

  (2011年3月20日,大学网整理)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一块,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87岁,看到你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我也仿佛回到了我当学生的年代。人岁数越大,越对青年人寄予希望。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到了晚年也特别把我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所以说大学网打招呼让我来和大家座谈,我非常高兴,不是做学术报告,而是讲讲我一生的经历。我怎么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怎么样一辈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说的都是实在的,没有一句是虚假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到七一就是90年了。为了庆祝党建立90年,我愿意谈一谈自己一些亲身感受。我的题目就是雷锋的《党的光辉照我心》。雷锋的歌你们都会唱不会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雷锋的这个歌过去很流行的,现在的大学生唱不唱我就不清楚了。党的光辉照我心,我说的这个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受到教育,一直到毛泽东去世,1976年吧。从1944到1976年,这一段,我受到党的光辉就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然后,我就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

 

  一、毛泽东思想教育我永远愉快地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上

 

  我所说的党的光辉照我心,照亮我的党是1944到1976年的党,是我从19岁到51岁这个时候的共产党。三十六个年头,毛泽东领导的党,把我教育到50岁出头。我的思想,品质,作风,信仰,都已经完全形成了。形成以后,又过了36年到现在87岁,我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的作风,没有改变我的品质,没有变质。现在,有一些老党员变质了,原来信仰共产主义的,后来有些人不信仰了。有些人变成了贪官,有些人变成了资本家,有些人变成了光吃饭、不为人民服务了。我没有变,我永远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是毛泽东领导的党教育了我,改造了我,塑造了我,我的路走得很正确,很踏实。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一会你们慢慢听我解释就知道了。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毛泽东提出的,现在我们国务院的新华门里边,还挂着这个牌子。周恩来总理他一辈子都把“为人民服务”这个牌子戴在他的胸前。所以现在不提为人民服务,讲什么核心价值观,都是空话。用别的话来胡说八道,我是不赞成的。这条路,是金光大道,是光荣的,是正确的,使我感到非常幸福,非常愉快。所以我这个标题是愉快地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上。

 

  为什么这条路是金光大道?是因为这条路,使我从一个高中学生变成了大学教授。我的最高学历是高中,高中毕业,我后来在国防大学被评为教授。我从一个士兵,从一个战士,到现在很多人还称我是将军。为什么称我是将军呢,我也算是军级以上的干部。你比如说这个书法界,组织将军书法展览,我写的字它也收。这是很小的事情,我不是说将军就怎么了不起,而是说,我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教授,从一个战士变成了将军,而且我的一生,为我们解放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我开始当教员是在1949年,叶剑英在华北军大下命令让我当政治教员。以后刘伯承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我又在刘伯承的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我所训练的干部,少说起来也有一两万。因为那时候我们南京军事学院的班次很多,同时在校的有十几个班。我不是吹牛啊,真的,听过我的课的有杨勇上将,有杨得志上将,还有后来我的校长张震,(张震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还有张万年,当时不过是个营级干部,也听过我的课,后来张万年也成了军委副主席。我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二十五六岁,那么高级的干部,打了那么多仗,我一进教室他们就起立,然后我说坐下他们就坐下。我不是瞎吹,有些时候人经历过这些事啊,回忆起来,很有趣,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着。

 

  后来我离休以后,参加全国的学术团体,到全国各地开会,到各个大军区、省军区去,都有这个地区的领导干部说:“老师来了。”我也很高兴。我能在我军一大批名将的领导下做工作,你说我多有运气。我刚参军,1946年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校长是滕代远,那是井冈山时期的名将啦。1947年毕业留校。后来呢,1948年石家庄解放,成立华北军大。1949年叶剑英当校长,萧克当副校长,朱良才当政委,朱良才是林彪的指导员。都是很好的老领导。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干了20年,刘伯承当院长,钟期光当政委。后来我在国防大学,张震是校长,李德生是政委。他们开会,有些会我也得参加。在他们这些名将的领导下,目睹他们优良的作风、高尚的品质,对我来说,回忆起来,也觉得很幸福。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你们说幸福不幸福?回忆起来很高兴啊!

 

  另外,我从一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者,成长为一个捍卫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我写了一些书,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是65岁离休的,离休以前已经出版了十来本书。80岁以后,我又出了这么四本书,这一本是去年出的,《毛泽东名言集萃》,这一本是我的诗词集《剑光琴韵集》,这一本是《老子解评》,是我81岁时写的,这一本是去年出的《老骥啸天录》。我离休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批判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很多左派网站都登过,有的还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很充实,没有浪费我的时间,你们有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主持人:有多少人读过,举一下手。)我很高兴,我小时候也读过这本书,那里面有这么一段: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我背的不一定准确,当他回首往事,觉得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可耻,他觉得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回忆我的一生,我虽然赶不上那个保尔·柯察金,但是我作为他的学生,我是努力做了。我也是把我的一生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所以为什么我的题目叫《愉快地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光大道上》,而且这个“愉快”呢,我还加了“永远”两个字。为什么加永远呢,就是我活着的时候能走在为人民服务的大道上,那么我死了以后还能够不能够为人民服务呢?我认为还能。为什么?因为图书馆里还有我的书。我的书出版了以后,先前是他们自己买。后来我出了书我就捐赠给他们。全国很多图书馆,都把我出的书编在目录里头了,都放在架子上了。我就是去世以后,后来的年轻人到图书馆想学习,还能看见我的思想,还能看见我所说的道理。因此我就觉得,在我百年之后,我的劳动,还会使后人得到好处。我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精神劳动的成果是无限的,只要地球没有毁灭,只要人类还存在,它还能发挥作用。这也就是雷锋说过的话:“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雷锋可以做到,我们大家也可以做到的。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精神、日记还是活在人民心中的。所以,虽然雷锋去世了,但他实际上是不朽的。

 

  二、在国民党统治区,我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这个金光大道不是我一生下来就走上的。我小的时候啥也不懂。在1943年初,很多沦陷区的青年听说延安进步,都往延安跑。国民党为了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拨款建立了国立第十中学,来招收沦陷区的学生。学校管我们吃饭,不收学费和医药费。我家在洛阳,那时候还未被日本人占领,但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于是呢,我就说了一次假话:是沦陷区的学生。冒充河南永城人。因为,我有一个老师是永城人。他说:“你去报吧,我给你证明。”我就报了名。考上时我很小,才十几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背着背包从河南洛阳来到甘肃清水。在甘肃清水的第一个学期我糊里糊涂的只知道学习,各门功课考的都很好,全校排名第一。第二学期,我接触到了一个英语老师,叫周震中。他是中共派去通过教书宣传革命的地下党员。我听他讲课时对他特别感兴趣,我就常往他家跑。后来我猜他是共产党员,通过帮他挑水,带孩子等来接近他。他也许觉得我可以教育吧,就介绍毛主席的著作、共产党的刊物、列宁的著作给我看。他不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我心里明白他是。

 

  他启发我,教我组织读书会。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励学”,初中部、高中部的人都有,我担任读书会会长。我们表面上摆几本国民党允许的书,背后藏了一些共产党的书。他们来检查,我们看的是“合法”的,他们一走,我们看的是“非法”的。就这样,我们读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暗中组织读书会的会员发动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全校性的罢课。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布价比较高,十中当局打着给沦陷区学生做衣服的名义买了一批较便宜的平价布。买回来以后,学校既不告诉我们,也不发给我们。打算到街上卖,赚了钱,自己贪污。地下党员发现这个情况后告诉了我。由于励学读书会的会员遍布全校各班,我就半夜里在进步同学家里写小字报,天亮之前往校内墙上、树上一贴,将平价布的情况告诉同学们,号召把这批布追回来。然后大家就人心不稳了。校长也维持不了稳定局面。我号召会员每个班选一个代表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召开会议,决定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上课。老师也希望分到布,所以也支持我们罢课。

 

  校长这时候,恰好到重庆汇报工作。他不在,他的统治势力就弱了一些。后来呢,他的走狗给他通信了,告诉他:学校罢课了,闹了。然后,他就答应我们的条件了,把这平价布分给学生。我们每个师生都分到了一丈一尺布,每个人都有,全校好几千人,一人一丈一尺,全校那批布恐怕几辆汽车拉也拉不完。胜利了!

 

  然后那个校长觉得没有脸回来,他也就不回来了,教育部又派了一个人当了校长。这个校长一来,一打听,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知道是我在后头鼓捣的。校长就要开除我,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的人缘也比较好,地下党的老师和是国民党的老师,都好像对我还可以,他们就替我说情。没有开除,记了我两大过,还有三小过。本来三小过顶一大过。两大过又三小过,那就是三大过了,三大过本来要开除的,没有开除我,叫我待到高中毕业。我为什么不走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国民党把延安封锁得非常紧,从清水到延安,开始过去的几批都叫国民党抓住了。那么地下党的老师就不让我走这条路,说以后想办法。我就混到毕业。

 

  毕业以后,还是地下党员周震中老师,告诉我,到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我到了西安,住在过去我的初中时候一个老师所在学校的空教室里面。他是国民党的三青团的骨干。他就劝我,你毕业了,你在西安找个事干,我给你介绍,西安三青团。我不能说我要到解放区啊。我说行啊,叫他们来,我跟他们谈谈。三青团派人谈,我就跟他们谈了些非常不着边际的,让他们讨厌我的话。我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哲学家,战士和诗人。我说哲学家呢头脑冷静,战士呢是敢斗争,诗人呢是热情,我说我又冷静又热情,我又敢斗。他一听,觉得我跟他们不对劲,就不要我了。

 

  不要我了,我半夜里头,往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七贤庄闯。这也是周老师告诉我的。你白天不能去啊,那周围都是国民党的特务,都盯着你呢,你白天一去,你出来人家就抓住你了。他告诉我:没有月亮的夜里面,天黑的时候,你去。你到了门口,跟那个卫兵你就不要打招呼,卫兵站着拿着枪你就闯进去。这也是周老师告诉我的,因为你在外面一跟那个站岗的说话,那特务就注意了,你再出来他就认得你了。你要是啥也不问就进去,那特务认为这是办事处里面的人,不是外人,他就不注意了。那么我就闯进去,闯进去以后办事处主任周子健接待了我,周子健后来是湖北省委书记。周子健那时还不信任我,说你心情可嘉,我们有困难。第一次没有接纳我,我很失望,回来了。

 

  但是我这个地下党员的周老师非常负责任,他自己一个人从清水到西安,那时候没有火车啊,也没有公路,翻越秦岭,从清水到西安,我这个老师步行翻山走了四天赶到了我住的地方。他先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疏通。那时我不叫林伯野,我叫常耿武,我不姓现在的姓。他说,常耿武是个进步学生,希望办事处叫我到解放区。他进去跟人家一打招呼,人家就相信我了。然后他出来,他说你再去吧。再去人家就接收了。周震中临走把他身上的钱都给我了。我也记不住是多少了,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怀念我的老师,忘不掉他。然后,我二闯七贤庄,周子健就不问我了,就说你到哪去啊?我说你叫我到哪去,我服从组织啊。然后说你到晋冀鲁豫军区吧,太行山,刘邓大军。我说好,然后他也关心我了,问我你有没有路费。我说不多,我说就周老师给我那一点。然后他也给我一点,也不是很多了。拿了这个钱,我就离开西安,回到洛阳,回到我的老家。

 

  洛阳在被日本鬼子占领期间受到了摧残,我的家也受到了摧残。我的父母在我回去的时候,因为乡下闹土匪,不敢在老家里住。跑到城里面,在马路边上摆地摊,卖袜子,卖手帕,卖针线来混日子。那么,他们知道我毕业了,希望我在洛阳找个工作养家,帮助他们。可我也不敢和他们说实话,我要到解放区了。我跟他们撒谎,说了假话。我说我有朋友在郑州给我找了工作,我要到郑州去,我上了班,我给你们寄钱来养活你们。爸爸妈妈信以为真,放我走了,然后我到了郑州,就过黄河,过了黄河到新乡,到了新乡,跨越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参加革命。我父母很久都不知道我的下落,甚至以为我死了,那时候不能通信啊,通信我也不敢告诉他我到了共产党的地方了。一直等到洛阳解放,我才捎信给家里面,家里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是讲我如何参加革命。

 

  三、参军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教育我改造世界观

 

  我到晋冀鲁豫参军后,领导人问我到哪去,我说组织上分配吧!领导人说你刚来啊,军队里的生活你不知道,你去学习一下吧。我说好啊。然后王新亭,后来他是上将,那时他是政治部主任,他考我,什么是剩余价值啊?我就给他说了一下,说了以后,他信我了。他就分配我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虽然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但是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优待我,人家吃杂粮,给我吃白面。后来我抗议,我说我不吃,别人吃啥我也吃啥。后来去学校的时候,还给我派了一匹马,一个马夫,驮我的行李。其实我也不会骑马,我只是跟马夫聊天,在地上走。到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我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可以说我在刚参军的时候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个学校很注意改造我们的思想,我这里有一首诗,记录我1946年在学校改造思想,这是我的亲身体会,题目就是《我心中的战场》,写于1946年春。

 

 

 

  有两个武林高手,

 

  在我心中打仗,

 

  一个叫为私,

 

  他独霸一方;

 

  一个叫为公,

 

  他理直气壮。

 

  这战斗没有声音,

 

  也不见火光,

 

  但却激烈异常。

 

  新的我坚决勇敢,

 

  以重拳出击,

 

  把为私摔出我的胸膛,

 

  挖一个深深的坟墓把他埋葬。

 

  哪知为私像孙悟空善变花样,

 

  他化作魔鬼又飞入我的心房。

 

  于是我的心又成了激烈的战场。

 

  好!打吧,打吧!

 

  没有锤炼,生铁不会成钢;

 

  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将永远是新生的力量。

 

 

 

  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斗争。再给你们举些生动的例子。比如,给老乡推磨,推碾,当时我一边推一边就想,这时候如果连长与指导员经过就好了,他就看见我帮老百姓。这不是想露露自己嘛!还是为私啊!你为老百姓推碾是为老百姓啊,还是为你自己啊?还想让领导看见,是不是啊?这真的是我当时的思想,我还得跟他斗。这种例子是不少的。那当时领导教育我们,教育的方法很灵活。我们队里有个人叫秦海松,是贫农,给地主当过长工。他脖子上有个疤。我们指导员叫秦海松给我们讲他脖子上的疤是怎样来的。秦海松讲有一天地主嫌他干活慢,拿起锄头就向他脖子上砍了一下,脖子没割断,但疤就留下了。他就把领子掀起来,让我们看他的脖子。大家一看,就受教育了,恨地主了,同情贫农了,我们就是这样改造我们的思想。

 

  另外呢,就是我们班里的同学,尤其是贫农出身的同学,思想品质觉悟都比我高。我那时有点文化,让我当副班长。有一个学员叫李双喜,练刺杀的时候,他为了教我学刺杀就主动站在地上,叫我往他胸膛戳。他为了教会我刺杀,他自己也是很难受的。虽然有个东西保护着,震一下也是很厉害的,这些贫下中农的思想都帮助我改造了思想。这样,我毕业了,我的思想不能说彻底改造,但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

 

  毕业时分配工作,我们都打了背包,想上前线。那时,全面内战已打开了。都想上前线,背着背包,大家都站在操场上。不像现在讲究什么实现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兴趣。没有这一套。那时就是听组织分配,也没想自己要争取个好地方,就是要上前线了。点张三点李四,点一个就到一个地方,哪个是哪个师哪个团的,点一个就站在哪。都点完了,把我留下了,我咋办呢?原来是把我留在学校了,因为那时高中生在学校里不多,我还算是稀有的人才,留下我也得服从啊!留下叫我到大队政治处当干事。

 

  我的入党过程也是我改造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因为有点马列主义的觉悟,在当学生的时候就表现进步,很积极。我1946年到学校,在1947年毕业前,入党志愿书也填了,支部也通过我入党了。但是上报到大队党委,没有批准。但我是队上的积极分子,毕业的时候,指导员叫我去抄同学的档案。抄到我的档案时我看见,原来组织不批准的原因是怀疑我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国民党有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共产党有个共青团。怎么怀疑我参加过三青团的呢,因为我一参军,到学校里给组织上汇报我的思想变化过程,我的历史。我就主动说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是三青团员,他劝过我参加三青团,还给我一张表叫我填。表就放在我抽屉里,我看来看去都不想填,最后我没有填,我告诉他我不想加入。这些话一说出来就坏了,领导们研究觉得我在撒谎,认为我一个小青年,觉悟也不高,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呢,就认为我撒谎,隐瞒了,这样就没批准我入党。一定得找到证据证明我没加过三青团才能批准。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跑到了解放区,我的同学,老师还在国民党统治区,谁也无法证明,所以我六次入党被拒绝,第七次才吸收。从1947年到1952年,我年年表现积极,年年支部都想吸收我,可都被上级单位卡住。到了第七次,我联系上了当初介绍我参加八路军的周震中老师。他那时在开封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我让他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不是三青团员。他写了寄来,所以到1953年1月,我才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46年参军到1953年才入党,这漫长的过程锻炼了我,改造了我的思想。其间我甚至向我的政治部主任哭诉,抱怨我很努力却入不了党,表示想不通。政治部尚可主任教育我不用伤心,入党不是我个人的事,共产党要斗争才组织先锋队,这是共产党的事情,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工人阶级要吸收谁是它的事,不吸收你自然有它的道理,你不用管,既然干革命就别管这些。可我觉得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如别人光荣,好像比别人低一头。可这不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吗,这还不是正确的入党动机。所以经过这六七年的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经历后来对我教育很深,很多人参加革命一帆风顺,入党也快,提拔也快,结果有时候就骄傲,说话就随便,有时就放炮,最后倒霉。在反右派的时候,有一些比我入党早的小八路站出来批评一阵,最后就被打成了右派,当然是被冤枉了。在反右倾的时候,有些人也倒霉了。有很多很优秀的同志,入党比我早,后来跌跟头。我前面发展不顺利,磕磕绊绊的,后来倒没有跌大跟头,后来就比较虚心,谨慎了,所以说坏事也变成了好事。

 

  回忆在学校工作的时候,还有两件事是我忘不了的。一件就是在石家庄华北军大的时候,在1948年,朱德总司令到了华北军大,要给全校师生讲话。在大操场上,用木板搭了个台子。总司令讲话,总得找个人纪录,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找谁记呢,看上我了,说我记笔记记得快,叫我坐在总司令旁边,他讲一句,我记一句。总司令很平易近人,像个老农民一样,没有架子。我记录得很详细,后来打印出来了。这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请求下连当兵。那是在1959年,我已是南京军事学院哲学教研室正营职教员。毛主席号召军队干部要下连当兵,体验士兵生活,克服官僚主义。我经领导批准,到嵊泗守备区嵊山独立营挂职副政委,实际上编入连队士兵中过和战士一样的生活。和战士一样吃、住、训练、执勤站岗放哨,打扫卫生。我写了一首长诗记录这段有趣的生活。这首诗如下:

 

  下连当兵记

 

  下连当兵去,心欢志亦豪。我本一战士,机关蹲久了。

 

  离水鱼要枯,离地树要倒。整装归连队,熔炉再熏陶。

 

  车滚声隆隆,舰击浪滔滔。举目望东海,心潮逐浪高。

 

  停舟登嵊泗,首长亲慰劳。战友甚热情,争来揹背包。

 

  提我冲锋枪,著我战士袍。焕我青春魂,扫我暮气苗。

 

  朝踏关山露,夕涉东海潮。鞋袜湿又干,泥沙沾又掉。

 

  苦练加巧练,心红艺更高。虽云行五同,青年多敬老。

 

  晨帚藏密处,夜哨瞒不交。感此心更暖,树人敢辞劳?

 

  围坐说传统,细雨润新苗。后浪接前浪,红色江山牢。

 

  匆匆归期至,分手在今朝。人去情永在,何惧路途遥!

 

  (作于1959年8月)

 

  我这个嗓子啊,是慢性咽炎。怎么得的呢,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的时候,学员都是些中高级干部。排了课后,我扁桃体发炎,可那时年轻,也不请假,硬撑着给学员讲课。时间一长,我的声音到后来终生就是这样沙哑的,不好听了。但是这也说明,我当时工作热情是高的,工作是负责任的,小困难我要克服,轻伤不下火线吧。

 

  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现在讲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这一段我可是经受住了大的考验的。

 

  首先我要说明: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不赞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观点。为什么?我的书里面有很长的文章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不展开讲这个道理。因为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甚至资本家的所有制改造以后,农民合作化以后,城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旧社会的思想——农民的思想,资本家的思想,地主的思想——不但在社会上,在我们党内的很多人头脑里面也还是很严重的。如果不继续革命,还是会走回头路的。毛主席的这个论断现在不用争了。苏联变了嘛,它比我们革命早,它现在是什么社会?它还有公有制吗?没有了。它还有合作社吗?没有了。它是私人资本主义社会了。东欧一些国家怎么样?也变了。没有搞文化革命啊,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啊!中国呢,中国现在是个什么社会呢?很可以研究。不搞文化大革命,工人要吃二遍苦,要受二茬罪。当然不是当官的,不是干部,不是高干。那些人他们享福了,发财了!文化革命正是想让中国避免那个道路。全世界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是你说它失败了,为什么对,还是失败了?这个事情很明显。斗争是个力量对比,力量的较量,力量的搏斗。旧思想的力量大过了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力量,也大过了共产党内少数左派思想的力量。力量大的一方把力量弱的一方压倒了。文化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没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他不正确。大家知道巴黎公社失败了没有?失败了。巴黎公社正确不正确?正确。巴黎公社历史意义伟大不伟大?伟大。失败的东西不等于不正确。那是斗争力量的对比问题,那是有很多复杂因素的,这里不能展开讲。我今年要编一本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书,也许到年底可以印出来,要系统说明这个问题,整个系统的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党内很多干部跟不上毛泽东,包括很好的领导干部——周恩来,也包括很多老帅,他们都是很不理解。也包括很好的老干部——黄克诚,他也感到跟不上,但他后来也感到毛泽东是对的。那另外呢,它为什么又失败了呢?因为已经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已经有很多人听刘、邓的,不听毛泽东的。这个将来我都会编出资料来,不是说空话。另外,毛泽东重用的人中也有野心家,重用了林彪啊,包括像王洪文这样并不成熟的,虽然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不够格的人。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不在这里讲。

 

  我要说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考验。文化大革命,按照刘邓司令部的布置是斗群众,不是斗党内当权派。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开始他们就想把矛头引向群众。在我们南京军事学院,张震是院长,王平是政委,他们执行的也是刘邓的路线。他们想在群众中找斗争对象。但他们开始还是把我当作骨干,让我到图书馆,从报刊杂志上来看军事学院有什么人发表了什么文章可以拿出来批斗。我当这种积极分子,也去干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十六条还没有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路线问题。那叫做抓三家村,四家店。三家村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

 

  但是过了不久就有人通知我:这事你别干了,你回家吧!为什么不让我干了呢?就是有人发现我在刊物上发表过实际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我在江苏省的社会科学杂志《江海学刊》发表过两篇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然后有人找到我发表过的文章,就说我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然后就要批我。我那个文章不是反毛泽东的。但是他们要给你戴帽子啊,有些极左的吧,不让我干了。然后就叫我交出从51年到66年我所有在南京军事学院十六年当教员时的讲稿和笔记。支部组织人审查,要从中挑出来一些不对的话,好开我的批斗会。我就老老实实的都交出来。我也不怕,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反动的思想,所有我的东西我都交出来,放在桌子上。刚交出来不久,材料也没人看了。为什么没人看了?毛泽东主持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救了我。十六条明确的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权派”三个字把我给救了。我是个教员。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十六年,还是教员。连教研室副主任也不是。他们一看我不是当权派,不符合十六条的规定。于是乎,他们当时还得买毛主席的帐,毛主席不让他们批斗我了。于是,我的那些东西也没人看了,放在窗户上,落了一层灰,也没人看了,就叫我拿回去了。然后我就变成了“逍遥派”,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两派都不要我。因为最初张震、王平点了我的名,我还在台子上亮过相。我天天看看大字报,也不甘寂寞,我就写写反对武斗吧,写大字报。顺便说明,1973牟以后,我又调到北京工作。王平上将见了我曾当面向我道歉。张震上将也还相当重用我。

 

  后来又发生个事情,又可怕又可笑。是什么事情呢,怀疑我是特务,怀疑我是日本特务。这个事,事出有因。我们军事学院有个副教育长,叫解方,不知道什么缘故,在北京,把解方打成日本特务。然后,我的入党介绍人,姓孙,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他这时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宣传部长。他因为是刚去,当地的人们排斥他,就把他打成,也不知什么派了。总而言之,把他关在水牢里面,听说把他的指甲里面还钉竹签子。这个我没见过,是听说的。他受刑不过,承认他是解方发展的日本特务。后来就逼他:“你是日本特务,你还发展了谁?”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就乱说,他发展了林伯野,然后叫他写交代。这个人他也滑头,写交代,他开头就引毛泽东语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这个交代就转到我们南京军事学院了。南京军事学院要组织人抓我这个日本特务,派人给我谈话。于是我们教研室的一个人就问我,“你认识不认识解方啊?”我说知道他,他是我们院里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你跟他有什么接触啊?没接触,我也没去过他办公室,他也没找过我,我也没去过他家,如果有人证明我跟他个别接触过,怎么处分我都可以。弄得他问不下去了,就走了。然后,幸亏我们那些同事,包括领导,左看右看,相信我不是日本特务,就把这个事压下来了,不管。等孙耕夫那里平反了,再解决我这个问题。我照样吃得好,也不失眠。我知道我没这回事,我怕啥啊,最后就解决了呗。但这个事搁在别的单位里,会出大事,弄不好,就批斗啊,拳打脚踢啊,清除回家啊,最后一辈子你就倒霉。我还很幸运,没有受到那些可怕的虐待。这跟我过去的表现比较好,他们左看右看,他们也不相信我是日本特务,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但是南京军事学院,被林彪解散了。解散以后,军事学院的干部,别人争着要啊,那都是有水平的,又有经验又有理论,军队各个单位争着要。可是就没有人要我。大家都走了,我就在那儿住着。左等右等,最后等到新疆那边的结论来了,到军事学院要干部的单位都走了,没地方可去了。后来我就给我们教研室先到西安国防工办当了副主任的熟人石明打电话,我说现在没人要我了,我到哪儿去啊,你们那儿用不用啊。他说来吧,来我们这儿当军宣队员。于是我就带着全家人,坐火车到了西安。到东郊一个华山机械厂,造炮弹的,很大的炮弹的,大国防工厂,好几千人。那地方的一把手就说你当军宣队的副书记吧。我就当个军宣队的副书记。到车间去开会,那时候林彪很厉害,说来说去,林副主席,车间主任开会的时候介绍我,一紧张把林副书记说我是林副主席来了,谁也不敢笑。我说是军宣队的副书记不是副主席。大家绷着脸不敢笑。那时候谁敢开林彪的笑话啊?我到车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向工人学习怎么样干活,拜工人为老师。所以我在华山厂干了三年,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度叫我负责抓“516”。

 

  “516”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当时认为是个反革命集团。全国布置下来的,中央文革布置的,叫我当抓“516”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强调调查,大家调查吧,谁是谁不是,我们根据材料上报。调查来调查去,还没有完呢,上级说了,没有“516”这回事,不抓了,那是个空的。然后呢,华山厂的工人和干部呐,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感谢我,没有抓错一个人,没有打一个人,所以我跟他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后来我调到北京以后,华山厂的干部到北京来,还都来看我。

 

  五、林彪摔死后,我又回到军队院校

 

  林彪摔死以后,军政大学的我一些老熟人,想起我来了。他们还想用我这个老教员。于是就派人到西安,把我调回来了。调回来以后,萧克是校长,唐亮是政委。军政大学的领导,原来是黄永胜,张秀川,是林彪死党。林彪摔死以后,撤换了这两个人,幸亏他们在的时候我不在,我在也不好办。现在都是正确的领导,我又回来了,我也很高兴。

 

  后来叫我当军政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以后又分成政治学院,叫我当政治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主任的编制是副军。后来政治学院跟军事学院又合并成国防军事大学,张震来当校长,李德生当政委。这时我都六十岁了。我跟张震说:“我都六十岁了,按照我这个职务跟级别我该退下来了。”张震跟我说(他在南京他就认识我):“我都七十了,你才六十,再干几年。”我说那我不搞教学了,搞研究吧。他叫我当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所长。在所长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张震也很满意,他还表扬过我。

 

  做的什么工作呢?我搞了军事辩证法三部曲——三本书。第一本是《军事辩证法教程》,把军事和哲学结合起来,写的军事领域里面的一般规律。第二本书是《军事辩证法思想史》——历史,古今中外的人,在军事规律问题上有些什么说法,有些什么发现,如何发展过来的。第三本书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新探》。三本书,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典型——毛泽东。在军队的理论工作领域,我这三本书是开创性的,前人还没有做过。郭华若写过一本小册子,军事辩证法,也不过才二三十页,我这几本书加起来上千页。

 

  另外我还写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编了一本书,张震给我题词,李德生给我写序。《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新探》,徐向前元帅给提了字。

 

  干到六十五岁接到退休命令。在六十到六十五这期间,别人都一步一步提起来了,有的人级别也提起来了,有的人待遇也提了,我一点也没有动。当然,我也不计较这个,我也不追求这个。我的副职提成国防大学的副校长的就有两个,那都是中将了。我也不后悔,我老了呗,(笑)是不是,我也不是为了当官。

 

  (主持人:当时有个大的政策,就是讲干部队伍要知识化年轻化,是吧?)

 

  那是,应该年轻化,不年轻化不行呀。

 

  那时候党中央的机关刊是《红旗》。熊复是主编。我给他也投过稿,发表过文章。熊复还约我跟他写过《毛泽东哲学思想浅谈》的书,这都是我在回到军队院校以后又做过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有一定的成绩。回忆起来也还是觉得很充实。

 

  六、最美不过夕阳红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夕阳红,一开始就唱这个歌。这一部分我就说说我离休以后到现在,二十一年,从一九九O年一月到现在二O一一年,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来我觉得我仍然是走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你没有工作了怎么为人民服务?笔杆子,用笔杆子为人民服务。我不是拿锄头的,也不是拿镰刀的,还是拿笔杆子为人民服务,写东西。

 

  我跟我的学生陈舟,合作写了一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全国百科全书的编委会,约我写有关的条目。军事百科全书也要我写,毛泽东哲学思想辞典的编者也要我写。这些条目有的短,有的一写就是一两万字,简直就是个小册子。

 

  这些东西都收入到国家保存的文献里了。所以我也觉得可以自慰。

 

  另外,我给一些网站写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印出来了,看的人也很赞成。我现在请主持人同志念一篇有一个远方的同志给我写的信。他对我很佩服。这个人叫星浩昌。这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人,年轻时在部队当过兵,后来转到地方。

 

  (主持人念信,略)

 

  好多人不认识。有时也给我来信,有时也给我打电话。我晚年还是很愉快,很幸福。我的夕阳时光还是红的。到了81岁写出了《老子解评》,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写的《道德经》,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了《道德经》,指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还有什么是不够的,把它提到更好的水平上。83岁,出版了我过去写的诗集《剑光琴韵集》。剑光是谴责败类的,谴责坏人的,琴韵是歌颂好人好事的。迟浩田上将给我题的书名。85岁出版了《老骥啸天录》,这里边主要是好多年来在网站上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有我的回忆录,也有我纪念我的老首长的文章,包括郭奇,也有怎么写诗词的论文。写各类诗,古诗,格律诗,词,这里都涉及到。这是85岁干的。86岁呢就编辑和出版了《毛泽东名言集萃》,这个书出版到现在不到四个月,小部分送人,大部分被买光了。现在又重印,将要再印2000本。这本书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宣传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66年到76年,过去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没有这一部分,那是很早的。我这个比那个收集的全,也有名人指点吧。如李成瑞、谭乃彰等人。我出版以前他们也帮我看了,提了修改意见。这本书被《红色参考》介绍了以后,二月中旬到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按照地址、电话、邮编,寄钱来要买这个书。所以我这一个多月经常的帮他们办这个事。把书包起来,送到邮局,给他们寄去,忙得不亦乐乎。我觉得我还有点用处,对不对。总比有些人吃了饭啥也不干强,那样生活没意思。我觉得我这样忙着还是有意思的,我晚年觉得夕阳还是红的。

 

  还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不但一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年轻时候的朋友到老都还是很好,中年时候也认识不少好朋友,到老年了我还认识了些新朋友。这些人绝大多数水平比我高,都是我很尊敬的。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很好的人。比如说马宾,今年97岁。他领导过江泽民。毛主席、周恩来都佩服他,夸奖过他。比如说李成瑞,原来国家统计局的老局长。李成瑞还是个大诗人,他的诗写得比我好。得了中华诗词协会评的一等奖。他写《千人断指叹》,同情工人。

 

  还有张全景,今年80岁,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主持人: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下来以后思想很进步,也不断地写东西。张全景七八天以前给我打电话,他说,听说这本书不错啊,这个《毛主席名言集萃》,你还有没有?我说,还有,不多了。他说,明天你有空吗,我到你那里去,给我50本,我要传给我周围的人。我心想,你官比我大吧,岁数也大,事忙。就说:“你不要来了吧,我到你那里去,我送给你。”第二天下午,我送去了50本。

 

  这些同志原来我也不是很熟悉,后来也不知怎么知道我这个人了。有人给我打电话,有人给我联系,有人约我去说说话。一个人到了老的时候,不单有很多旧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真是使人很高兴的事情。我觉得今天跟你们这些大学生见面,我们也都是朋友了。我也很高兴。我顺便说一声,我的孙女也是大学生,政法大学三年级。她今天也来了。

 

  最后,我把总结我一辈子的一首诗给你们念一下。《剑光琴韵集》里最后的,总结概括了我这一辈子。标题是《希望之歌》。这是85年3月写的,现在都10多年了。

 

 

 

  当我孩提时,不懂啥希望。安卧摇篮里,憨笑迎朝阳。

 

  父母盼儿长,希望满目光。希望随乳汁,流入我胸膛。

 

  当我少年时,朦胧生希望。希望不失学,希望志坚强。

 

  希望成大器,为国献力量。希望鼓风帆,载我去远航。

 

  当我青年时,满怀新希望。不畏关山远,不怕风雪狂。

 

  夜奔七贤庄,从军上太行。希望如烈火,催我战豺狼。

 

  当我壮年时,大雪压希望。黑雾八方来,浩劫自天降。

 

  时乖骓不逝,中夜起彷徨。希望守气节,使我添力量。

 

  当我知天命,迎来大希望。水落石出日,老九臭变香。

 

  讲台宣马列,书报刊文章。希望像小鸟,天高任我翔。

 

  而今我老矣,依然有希望。希望身心健,希望老幼康。

 

  希望人民富,希望祖国强。希望似牧笛,伴我度夕阳。

 

  (2011年3月20日)

 

 

 

  二、一勤、二俭、三奋斗

 

  ——给侄孙女的一封家信

 

 

 

  常青孙女:

 

  很高兴看到你的来信,你长大了,考上了大专,而且是学工业,非常好。641分,是相当高的成绩了。河南的大学录取线比北京高,要是在北京,你的考分够分到重点大学了。这说明你聪明、用功。能上大专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成人教育很发达,机会很多。通过了自学本科考试,就是大学毕业。工作了,还有机会读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事在人为,关键靠自己奋发上进。努力学习不光可为自己争取个好的前途,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你现在就天天学英语、学计算机,我很高兴。你又说尽量节省用钱,可见勤、俭这两个最重要的立身之本,你已初步具备了。所以我对你寄以很高的希望。今天写此长信,希望它对你的一生,能产生良好的影响。

 

  首先,我对你谈谈家史。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家悲惨的历史,你要牢记。

 

  我们老家在河南省洛阳县苏家沟。我爷爷叫常明听,生二子:常久长,常福长。福长是我父亲,他大名叫常文爵。我妈妈姓马,是诸葛村人。他们有一女二男。我姐姐年长,叫常提英;我哥哥是老二,叫常法生,大名常耿玉。我是老三,小名法海,学名常耿武。在我记事之初,我爷爷已去世,伯父和父亲已分家了。五口人,二十多亩地,是个中农。后来我三爷无子,父亲过继给三爷,所以继承了他的一份田产,就有三、四十亩地了。在我十五岁以前,老家是个上中农,至多是个富农,有一牛,一驴,曾雇过长工,在全村算是不至于挨饿的人家了。我父母自己都下地干活,我和哥哥则参加锄地、割草、摘棉花、割麦子、翻红薯秧、喂牛——等劳动。

 

  从1937年日本打进中国到1948年底洛阳解放,这十一年是我们家连遭不幸的时期。抗战期间,洛阳连遭水、旱、蝗、汤(国民党军阀汤恩伯)之灾,抓壮丁、派款,弄得村民很穷。无人愿干这得罪人的“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差事,但乡里要让我父亲干。当时我才十三、四岁,劝他不干,他不听。他干过三年左右,也不干了。在这三年里,他没有贪污,只是利用招待乡上派来的公差吃饭,记上饭账,从村里公款中提取这份钱。这样,自己家应出的税款就可以抵消一部分。但上级布置村里出劳工、出壮丁时,他当然会得罪若干人。我妈妈心地特别善良,有些特别穷的人到家里来,她总是给他们吃个馍。我父亲也曾帮助过领一大群孩子去甘肃讨荒的王天德一家,和成娃、根成、寅卯等贫农。

 

  我姐姐嫁给韩村的贫农韩传勋,她的命最惨。丈夫在日本占领期间被土匪打死了。她的二女儿死于盲肠炎,大女儿被苏沟土匪常二印等强逼污辱,她坚强反抗,被没人性的常二印丢入井中,投石砸死了。我姐姐回娘家住,心情悲痛,生了癌病,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只留下我的外甥韩保才,不到十岁,由我父母养大,现在还活着。

 

  我嫂嫂姓黄,梁村人,是你亲奶奶。她吃苦耐劳,孝敬公婆。生三子一女,国顺是老二,彩娥是国顺的姐姐。才顺和天顺是在老三和老四。

 

  1944年初洛阳沦陷,土匪横行,我父、母、哥到洛阳城东关避难,靠摆地摊、卖手帕等小百货穷苦度日,过的完全是一个城市贫民的生活。但老家总得有个人看门,你奶奶就一个人带着才五、六岁的彩娥担惊受怕,住在苏沟,尽力耕作,也顾不过来。她的艰苦是今人无法想像的。这样一个好人,后来竟受人迫害而自杀,这件事留到稍后再说。

 

  现在插入对我的经历的介绍。我生于1925年2月初,阴历腊月二十八,是鼠年的最后两天。我在本村上了初小,然后到诸葛村上高小,住在我舅家。在高小时就读了巴金的“家”等,我的作文多次受到老师的夸奖。毕业前,老师让我帮他刻腊板,印升学辅导材料,挣点工钱。12岁高小毕业,到洛阳的河洛中学读书。那知,发生了抗日战争,日本人丢炸弹,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我父母怕我遭炸弹,命我离校回家。从1937年秋到1939年夏在家闲住了两年,每天练写字、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到1939年,15岁下半年,我争取父母同意去报考河南洛阳中学。这学校比河洛中学好,是省立八中。我头天晚上带了可吃几天的馍赶到城里,也住不起旅店,就在学校大门口的屋檐下睡了下来,三天考完了才回家。结果被录取了。学校因避日寇轰炸,迁到卢氏县。离洛阳三百六十华里。去时坐火车经新安、渑池、陕县到灵宝,下车步行约百里到卢氏。头一次离家几百里,我充满了又可以上学的喜悦。到放寒假,我和诸葛村来上学的少年一道,决定省下买火车票的钱,从卢氏经故县、洛宁、宜阳、伊川回家。一路尽是山区,冬天山上、树枝上,一片白雪和冰。听说山路上还有强盗,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害怕,每天走八、九十里,山路,在路边小店里过夜。腿和脚头几天疼得很,到第三、四天就习惯了。我一进家门,妈妈看见我,惊喜得坐在院里的石板上说不出话,我跪在妈妈的脚下,把头枕到妈妈的腿上,说:“娘,我回来了!”,这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卢氏,我学习很用功。我平时努力,到考试时倒到很自信,从不熬夜复习。记得有一次下午精神过于集中,坐在一个僻静的墙角复习历史,先是闭着眼记,忽然一睁眼,远处天上显现出我正想努力记住的几个大字,是绿色的字,看了一阵,它才消失。这个现象我至今难忘,也解释不了。可能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到1941年,洛中迁回洛阳。那时家中供我上学已很困难了。在校中吃饭,伙食费交不起。我回家要钱时,妈妈东找西找拿不出所需的钱来,非常难过的说:“怎么办呢?实在是没有了。”我就征得妈妈的同意,背了够吃一个星期的馍回学校。到别人吃饭时,人家有热菜热汤,我就去开水炉倒一碗开水,啃一些又凉又硬的馍。头几天还可以,到第五、六天,馍上就生了白色的毛,擦掉发霉的白粉,把馍在开水中泡了照样吃,也未生病。有时到校门外小摊上买一碗豆面丸子汤泡馍吃,就算改善生活了。

 

  1941年暑假后本该读初三了,可是由于当时在西工的和平学校可以给学生提供免费的主食,学生只交少量的菜金(这学校是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其司令部干部子弟而建的,他把一部分军粮拨给该校师生吃)我便转入该校。这里无三年级,当时最高的是二年级下期,为了不失学,我甘心倒退半年。

 

  在和平学校,我自报去看管图书室。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文艺书和伟人传记。到1942年底,十七岁满才初中毕业。在这一年半里有一件事印象颇深。一个姓张的同学忽然特别对我好,硬多次拉我去街上饭馆喝牛肉汤、吃馄饨。说是佩服我,愿结为朋友。我根本不贪吃喝,多次拒绝。他却借一同散步为名,走到饭店门口突然硬拉我进去。到后来,海关招税务员,初中二年级以上可以报名,他报了名却请我去替他考。我想,他对我这么好,帮他也应该,就下考场替他考上了。他当了税务员,收入相当高,就不再理我了。我得出教训:凡是对你特别拉拢的人,都是想利用你的,切不可把他当朋友。

 

  初中毕了业,自费上高中是上不起的。恰好有个国立十中在临汝招沦陷区逃亡学生,免费供应伙食。洛阳到临汝180里,我借了老师一辆旧自行车,学了三天免强会骑就上路了。下大坡,车子刹不住,几乎撞在牛车上摔死,那时也不知道怕,一横心就冲下去了。到临汝,冒称是来自沦陷区永城县的流亡学生,参加考试,被录取了。

 

  国立十中在甘肃清水,离洛阳两千多里路,没有买火车票的钱。正在发愁,却被和平中学的教务主任黄福五老师叫到他办公室里。他说:“你是个好学生,我愿意帮助你去十中读书,你将来会有好的前途”。他从箱子底下拿出一个小包,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微薄的教师工资中积存的钱,他含泪交给我,说:“我是诚心帮助你,觉得你是个可以培养的青年,你将来不必还我,我也不图你报答”。我鞠躬,接了钱,说:“我一定好好学习,报答老师”。这包钱是200元,够我到清水了。黄老师现在九十多岁,我每年都写信问候他。

 

  我和同学田守仁一同上了火车,火车上挤满了逃荒的穷人,车顶上也坐满了不买票硬上去逃荒的男女老幼。正是1943年初,天寒地冻,有的人冻僵了,摔下来死去。看到这些,我心中非常难过,心里想:我长大了一定要使老百姓不再过这样的苦日子。

 

  车刚过陕州,停了。原来日本人把铁路炸断了。我们下车,扛上行李步行到下一站,才又上车开到宝鸡。然后就又步行三、四百里,翻过秦岭,到了清水的国立十中。

 

  从18岁到20岁,我在十中高中部读书。头一年用功于功课,考分被公布为全高一部第一名。第二年,我认识了英文老师周震中,猜想他可能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就主动接近他,每个星期天都去给他挑水、扫地。他见我诚实、爱学习、爱劳动,就借给我进步书报看。《联共(布)党史》、《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昂节夫的《经济学大纲》等启发了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使我霍然开朗。我组织读书社,传抪进步书报,出墙报,并在周老师暗中指导下,组织了反对校长高维昌贪污的学生运动,赶走了高维昌。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从1944年初洛阳沦陷后,家中连一点零用钱也寄不来了。吃的虽是三黄(黄面馍、黄面汤、黄豆芽菜),还可以吃饱。穿的全是离家时那些衣服。头发长了无钱去理发,牙膏完了无钱买。但我照样生活下去。可能是因为:一是用功,二是特别穷,总有人志愿帮助我。郜宝善同学就是最热心的一个。他父亲在宝鸡经商,他收到钱总是买牙膏、肥皂给我用。可惜他于1947年赴解放区时被蒋介石抓住,投入集中营,生病死去,我再也无法报答他。

 

  由于我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学校当局恨我,要开除我。又由于有几位老师为我向校方劝说,结果是公布记了我二大过,又加三小过,以警效尤。其实三小过等于一大过,三大过是要开除的。终于没有立即赶我出校,使我于1945年底满20岁了,才高中毕业。

 

  1946年初,我21岁,在地下党帮助下,深夜潜入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周子健主任接见了我,分派我去晋冀鲁豫大军区报到参军。

 

  这年一月,我从西安回到洛阳,见到久别的父母、兄嫂。他们生活艰难,切望我找个工作,挣点钱帮助他们。我何尝不想尽力帮助家里的亲人?只是知道如果不参加革命,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还是下决心去解放区。当时不敢对他们明说,只好说假话:我在郑州有朋友为我找到了工作,要去郑州。一到郑州,我就向北过了黄河,经安阳偷越封锁线到了邯郸。在路上为怕蒋政权迫害我的家人,改名为林伯野。后来在部队几十年,上上下下叫惯了,再改用原名也不方便了。姓名不过是个符号。

 

  这个投身革命的选择,决定了我21岁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全部生活。我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生活道路。这以后的事,就不必细说了。只选几件重大的,使你可从中吸取教益。

 

  我们家从1944年至1950年过的是贫民生活,按划成分的中央文件,解放前连续五年过城市贫民生活的,即应划为城市贫民。即使按1943年以前最富时也不过雇过长工,至多划富农。可是1950年家乡土改时,竟划为地主!我哥哥来信要我向政府交涉、改正。我当时知道我出来讲话不但无用,反而有害,因为共产党当时在土改中不少地方犯极左错误,我若出来反对,就会说我立场不对,把我清除出解放军,转到地方自谋生路,以后更无法帮助家里。所以我劝他们忍受,我也在履历表上背了一辇子地主家庭出身的黑锅。上级对我的使用当然也受此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我终究还能从经济上给父、母、兄、嫂寄一点钱。从长远看,这个忍辱负重是正确的。要不然,不但家中成分改不过来,我也没有今天这样的晚年生活条件。

 

  再就是与家庭成分相联系,我的父、母、兄、嫂的生养死葬,我都不能尽我的孝心。这都是被当时党的极左思潮的大环境所决定的。1953年我最敬爱的母亲病死了,哥哥来信要我回去,我只能跪在屋里无声痛心流泪,不敢戴黑纱,不敢回洛阳,只是寄钱托兄嫂替我送葬。1964年我哥哥因长期营养不良,无钱及时医治而死去。我们兄弟从小到大未吵过一句嘴,哥哥小时体弱,经常头痛,所以不能上学,一直在家伺候父母,要是没有他在家,我很可能不忍心丢下父母去干革命。他生病我不知道,未能寄点钱为他冶病,我多后悔!1965年,苏沟会计常聚印贪污,四清队进村他害怕,托他媳妇强迫我嫂嫂给他收藏赃物。我嫂嫂不干,她就威胁漫骂,嫂嫂一气之下上吊而死,使国顺、才顺、天顺成了孤儿。那时天顺才十岁。你姑姑彩娥来信要告聚印家,我劝她不必打官司,忍下这口气。因为人已死了,不是人家直接杀死的,咱家成分不好,四清干部也是偏向贫农的,如果官司打不赢,又花钱,以后侄儿们的日子更不好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虽然早已摘掉了地主帽子,也被“红卫兵”无礼打骂,驱逐回乡。他年近八十,连遭磨难,回村和两个孤孙相依为命。可是我,作为他唯一尚活着的儿子,却不敢回去看他,也不敢接他到我的工作单位。为什么?因为我也正在受“审查”。先是说我发表过文章,反毛泽东哲学思想,后来是有人诬陷我,说我是日本特务!我只能寄些钱由彩娥去养活我的老父。1972年父亲含冤离开了人世。我仍然是只能伤心流泪,托彩娥为她爷爷办理后事。

 

  常青,你这刚刚长大的孙女呵,你可能从你爸爸和姑姑那里只知道你二爷是个光荣的老党员,老干部,从苏家沟走到了北京城。多么幸福!今天我要告诉你,我心中永远的悲痛是无法表达的。我受父母养育之恩,兄嫂和姐姐的照料爱护之情,可是却没有尽到一个儿子、一个弟弟应尽的责任。他们生病时,我不能给他们送药送水,他们受曲辱,我不能去慰解,他们死后,我也未能去看他们最后一眼。我的良心,是多么难过呵!现在,共产党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可是,我的悔恨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不论困难多大,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设有动摇过,我对共产党的忠诚也没有动摇过。我始终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这正是一个背着地主家庭出身包袱的人,还能从一个战士变成军级干部、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变成大学教授和研究所所长的根本原因。我这一生,也有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我所工作的学校,校长曾是滕代远、刘伯承、叶剑英、肖克、唐亮、张震,政委曾是李德生,能在这样一批名将手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我从事教研工作四十四年,我教过的学生有好几万人,有的当时就是上将,(如杨勇等)有的后来成了大军区的领导甚至军委委员、军委付主席,至于当师、军级干部的就更多了。为我军培养干部作了一定贡献,这是使我引以为幸的事。此外,在一些较大的图书馆里,也有几本我写的和主编的书,可供后人参考。古人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这三者我多少总算沾了点边。再加上我曾两次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国庆盛典,出席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国庆宴会,和党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多次合影,以及加起来将近一尺多高的各种奖状——,我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只念过高中的人,也可以说没有虚度此生了。

 

  但是,更大的灾难在晚年还要来考验我。这就是我的二儿子林向群因为过于用功,长期熬夜,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今十二年了,我曾经千方百计,受尽折磨,为他医治,结果是越来越重,不但生活不能自立、而且不能自理。我已七十多岁,实在伺候不动他了,只好把他长期自费送入医院,已经两年多了,也不知得住到那一年为止。在我国,长期住院要化很多的钱。我不但应该养活他一辈子,而且要筹措交几十年住院费的钱,才不至使他将来无人照管。这个压力是多么大呀!但是我必须挑起这个担子。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有信心省吃俭用,多活几年,把这个任务完成。

 

  人一生的路总是曲折的。我65岁接到离休命令时写了一首词,系自度曲:“四十四年工作,六十五年生活。坎坷、曲折、突破,失败、胜利、欢乐。吹尽狂沙见金,辛苦育得新人。继续奋斗不懈,心灵永葆青春。”这首词概括了我的一生。

 

  通过几十年简要回顾,我希望你能记住并做到以下三条:

 

  一、勤。勤于学习。我的学历只是高中,为什么能给将、校级军官讲课?能发表文章、出书、被评为教授、被《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大辞典》印为“名人”和“哲学家”呢?只是因为我刻苦学习。我作的读书笔记和卡片非常多。工作需要的知识当然要学,文学名著也要看。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毛泽东等人的诗,至今我还能背出好多首。伟人的传记你也必须看,一个人心中要经常有自己佩服的榜样,它是鼓舞人上进的巨大动力。外国的——如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富兰克林、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的——如诸葛亮、文天祥、岳飞、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传记你一定要看。新出现的英模人物的事迹,也应当虚心学习。伟人们的传记像火箭助推器,催你上升、上升再上升。

 

  勤于工作。我未离休前,每天晚上要到办公室干一到二个小时,星期天、节假日也基本上都要到办公室干一阵。我当教研室主任,担负讲课任务总多于教员,我当研究所所长,写的文章总不少于其它研究员。可别人是不应付上面开会、不搞行政组织工作的。

 

  勤于锻炼身体。我从不睡懒觉,早上总是5点半起床,现在是起床后练站功和动功、按摩头部、打太极拳(坚持三十多年了)和太极剑(坚持十多年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上午十点出外散步、买菜、拿牛奶,下午午睡后练静坐30—40分钟,晚上看电视时按摩头和脚,敲打合谷、内关和足三里三个穴位,晚上还要作卧功。一年四季冷水洗脸,现在还可擦冷水澡。所以,我的身体和同龄人相比是比较健康的。

 

  二、俭。我小时候穷惯了,习惯于俭朴。二、三十年前的衣服只要未破,我照样穿。袜子后跟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我从不吸烟,酒有时只喝一点。荤食不想多吃,年轻时吃惯的红薯、玉米面现在还是爱吃。街上那么多饭店、酒家总赚不到我一分钱。这次搬家,旧沙发、旧柜子、旧椅子只要还能用,一件也不扔。牛奶倒出后,锅边上还要刮一刮,因为刮出的东西十个蚂蚁也吃不完,不能让它浪费。

 

  三、奋斗不息。过去多次遇到很大困难,我从不泄气。现在离休了,干不了什么大事了,我还在读老年大学,学格律诗、词,练毛笔字。我写的诗已经被好几种诗刊发表过,北京诗词学会还发聘书请我当顾问呢。今年八月,我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百名将军书画展谈会”。你还年轻,以后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一定不要灰心,要象孙中山那样,愈挫愈奋,至死方休。

 

  你把我当亲爷爷看,我也把你当亲孙女,因为想帮助你,所以写得太长了。我不是给你好吃的、好穿的,而是想给你一些好思想。我说了,尽了我的责任,听与不听可就在你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

 

  这页纸还有空白,就再写几句。

 

  在我们家现在的成员中,你的大姑彩娥是我最满意的,她从小在苏家沟吃过苦,在洛阳城吃过苦,特别懂事。我的父亲、哥哥和嫂嫂都是她送的终。她是代理我照顾老家起了巨大作用的人。要是没有她,就没有你父亲和你二叔、三叔的今天。是她把她的三个弟弟抚养成人,为其中的两个成了家,是她多年养活了有病的才顺,并最后妥善的安置了才顺。

 

  至于你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人,从小家里穷,上学时间短,文化大革命他又被人打伤了头。国家某些规定不合理,你妈妈的户口长期不能转到城市,你和常江的户口也使他伤脑筋。你以后要好好照看他们。

 

  你所生活的时代比我幸福。我20岁以前生活在旧社会,21岁到30岁生活在解放全中国社会风气好的新社会,30岁到53岁生活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自己也受委曲、不愉快。53岁到现在,生活在和平稳定的年代,心情舒畅。我这是由坏到好,由好到坏,又由坏到好。而你可能是一直生活在较好的社会环境里,所以你的成就会大大地超过我。

 

 

 

  再见

 

 

 

  你的二爷林伯野

 

  1997年11月20日

 

 

 

 

 

  三、我的志愿基本实现。

 

  古人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又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只要志向正确,又有客观条件,再加上主观努力,事情是一定可以办成的。

 

  我读高中三年级是在1945年,刚到二十岁。那时就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集诗人、战士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既要有诗人的热惰,又要有战士的勇敢,和哲学家的理智与冷静。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当时我爱读艾青和何其芳的诗,自已也学着写。当时我己在地下党员、英文老师周震中的教导下,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寇英勇作战,很想到解放区参军,可是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过不去。当时我己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很佩服哲学家有严密的逻辑。

 

  这个志愿,现在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为什么说“基本”实现?这是说我和那些优秀的战士。诗人和哲学家相比还是望尘莫及的。

 

  先是当了战士,以后又成了专业哲学工作者,再往后竟是个写了几百首诗词出版了诗集的人。这不是吹牛,有事实为证。

 

  我当战士的志愿,在第二年即1946年初就实现了。我高中毕业后。恩师周震中把我介绍给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分派我到晋冀鲁豫军区,从此成了解放军的一员。我在解放军里工作了44年,离休至今二十多年了,至今仍住在国防大学的大院里,由军队的干休所领导着。

 

  我从事哲学工作的志愿在立志后的第四年就实现了。在1949年初,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校长任命我当政治理论教员。那时所讲授的就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到1951年,我又被调到刘伯承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在其哲学教研室当了十多年哲学教员。主要是讲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文革结束后,调我到军政大学当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此校改为政治学院后,又任命我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几十年的哲学教学工作使我熟读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哲学著作,也参阅了中西方的有关哲学著作。从而学有所悟,写了不少哲学论文,主编了一些哲学著作。如《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参加了《红旗杂志》主编熊复组织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浅释》的写作。1985年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认为军队里的哲学工作者应该把哲学研究和军事相结合,阐述军事辩证法。于是由我设计和组织力量并亲自参加撰写,连续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三本各有几十万字的书。这就是《军事辩证法教程》(1985年)、《毛泽东军事辩证珐思想新探》(1987年)、《军事辩证法思想史》(1989年)。后两本是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的。这三本书填补了这些领域中的空白,不仅都得了奖,而且在哲学界和军事理伦界还颇有好评。

 

  我担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达十多年。每两年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每次会我的论文都被収入其文集。离休后我又和陈舟合作写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2006年,我己81岁,又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老子解评》一书,把《道德经》八十一章逐章解释,又综合评论。写完后心中高兴,作诗一首:

 

  “八十一岁作庖丁,不解黄牛解道经。

 

  无厚有间游刄毕,提刀四顾晚风清。”

 

  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曾称我为为哲学家,我认为实在称不上“家”,不过是作过几十年哲学工作的小兵而己。

 

  诗人的志愿是到我离休以后才逐渐实现的。我很早就爱读诗词。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能背出不少。像《蜀道难》、《兵车行》、《长恨歌》、《瑟琶行》等,至今还能背下來。但在职时工作忙,写的不多。直到1990年我离休以后,才有空到老年大学当学生,学习诗词格律和书法。我这个长期搞抽象思惟的人,也学着用形象思维作诗词了。二十多年来,我陆续在《红叶》、《玉泉》、《北京诗苑》、《陕西诗词》、《笔架山诗书画刊》等处发表了一些诗词。王建中主编的《北京诗词十年选》、丁芒主编的《当代爱国诗词选》、何小平主编的《中国百年旅游诗词》、和霍松林主编的《20世纪中华诗人代表作》都収入了我的作品。到2008年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剑光琴韵集》。李成瑞老同志题词:剑光惊败类,琴韵颂群英。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将军题写书名。惊败类,例如:

 

  感时

 

  前年炸我馆,烈士尸不全。今年撞我机,烈士尸难返。

 

  美帝真无赖,持强逞霸权。明枪伤我胆,暗箭蚀我肝。

 

  文化作糖弹,大力搞和演。砍我马列旗,改我价值观。

 

  人权口头喊,要害是侵权。倚仗美元富,罗我科技尖。

 

  更有作伥者,鼓舌摇笔端。亦步复亦趋,西化欲全盘。

 

  公有眼中刺,私有席上歺。羊头店前掛,狗肉锅里煎。

 

  甜言又蜜语,引人脚步偏。如果不警惕,前车有苏联。

 

  中华好儿女,奋起莫迟延。戳力驱虎豹,智勇挽狂澜。

 

  认清敌我友,揭穿帝修反。奸佞一时狂,遗臭亿万年。

 

  名刻耻辱柱,无脸见祖先。英雄一时困,万古英名传。

 

  大河东流去,终将过险滩。史册有遗训,人民定坤乾。

 

  (作于2001牟7月)

 

  关于歌颂群英的,我有不少歌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诗词,这里介绍我赞颂毛泽东的六首诗词:

 

  1、五绝:

 

  华夏缚苍龙,泽东建首功。斯人虽己殁,万代仰高风。

 

  (作于1993年12月)

 

  2、五古:

 

  此生脚步正,赖有毛泽东。常望天安门,永忆韶山冲。

 

  (作于1995年9月)

 

  3、五古:

 

  延安行

 

  一、

 

  弱冠思延安,如痴望北天。延安有主席,雨露润心田。

 

  豺狼挡道路,欲往多艰难。仰羡高飞鸟,展翅过关山。

 

  二、

 

  夜奔七贤庄(注1)辗转上太行,滴水归大海,投笔著戎装。

 

  熔炉洗尘垢,挥戈战豺狼。青春何幸福,延安有朝阳。

 

  三、

 

  全国庆解放,金陵办校忙(注2)。两鬓见飞雪,初衷未能忘。

 

  支左到西安,陕北路不远。     奔忙军工厂,存心遇机缘。

 

  四、

 

  怀愿三十年, 今日赴延安。 携子登大道,  心欢不可言。

 

  西去出铜川, 蜿蜒上高原。 陕北山如海,  梯田布岗峦。

 

  五、

 

  杜子苦北征,(注3)悽惨绘诗篇。今我亦北上, 春风眉宇间。

 

  黄陵连洛川,   富县接甘泉。   三山荟萃处, 延安入眼帘。

 

  六、

 

  手掬延河水,   足登宝塔山。   延水清且凉,  飲水常思源。 宝塔耸云端,方向永不偏。赖有群英会,山川美名传

 

  七、。

 

  凤凰落名山,    窑洞把身安。   木桌展素纸, 油灯照新篇。 思想奠基础,  两论著先鞭。(注4)    抗日持久战,  倭寇心胆寒。

 

  八、

 

  润之在枣园,  深入群众间。    丰衣发号召,   军民大生产。 全心为人民,    白、张树典范。    两岸猿声啼,    轻舟过万山。

 

  九、

 

  青青杨家岭,  穆穆王家坪。   巨雷惊文坛,   高论聚群英。

 

  笑谈戳纸虎,  若定斗顽凶。   美蒋惨败日,   主席渡河东。

 

  十、

 

  我访革命地,  瞻仰印象深。   更觉征途远,   更信主义真。          更知责任重,     更感领袖亲。    继承先烈志,     永作革命人。

 

  注一:七贤庄是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

 

  注二:当时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注三:杜甫有《北征》诗。

 

  注四:指《实践论》和《矛盾论》。

 

  (作于1972年7月)

 

  4、七律:丰碑永伴五星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秦皇汉武输文采,            宋祖唐宗逊武功。

 

  创业无双中外颂,            探索有误古今同。

 

  需从大局认豪杰,            莫自瑕斑贬玉龙。

 

  万古云霄一羽举,            丰碑永伴五星红。

 

  (作于2003年1月)

 

  5、七律: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十年

 

  其一、

 

  伟人逝世三十年,          遗训金光久愈鲜。

 

  纲举目张抓道路,          千头万绪反和演。

 

  两极分化需纠正,          一派走资应靠边。

 

  万里长征任务重,          工农大众再扬鞭。

 

  其二、

 

  伟人逝世三十年,          世事沧桑证预言。

 

  猫论误国方向改,          和平演变后果惨。

 

  走资权贵千般富,          劳动人民万事难。

 

  工农大众团结紧,          高举红旗过大关。

 

  (作于2006年)

 

 

 

  6、沁园春:参加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义务劳动

 

 

 

  天安门前,马达轰鸣,红旗飘扬。幸中央决定,人民拥护,齐心协力,兴建华堂。主席遗容,永供瞻仰。不顾力微倩激昂。披星月,斗寒风夜战,喜气洋洋。      霎时汗湿衣裳,运木石泥沙奔走忙。念毛公伟迹,千秋光耀。阐明真理,匡正八荒。感发衷情,含悲鼓劲,众志成城创辉煌。待来年,看万民参拜,地久天长。

 

  (作于1976年12月10日)

 

  此书出版后六、七年来,我己又写了上百首诗词。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人的正确志愿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要有条件。个人努力是主观条件,是内因。社会环境是客观条件,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外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培养了我,上述一切成绩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回首往事,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

 

  (2015年11月20日)

 

  四、亿幸赋(上下)

 

 

 

  上篇

 

 

 

  宇宙无限,银河众多。物质弥漫,星云洪濛。吸引排斥,自成团块;旋转运动,遂凝星体。恒星千万,大阳其一。太阳之行星,地球其第三也。地球离太阳不远不近,冷暖适度。氢氧二气,演化为水,水波荡漾,乃育生命。生物演化,数千万年始有人类。人类进化至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社会主义行将在全球取得胜利之二十世纪,即公元一九二五年春,余乃降生。时物质文明已有电机、铁路、精神文明已有马列主儿此一幸也。

 

  余年幼时,由于国民党之反动统治,哀鸿遍野,霍乱流行。村人死者,十有二、三。而余全家竟免予难,此二幸也。

 

  家境不裕,难以升学。初中第二年兵,转入花钱较少之和平中学。其后又得以考入十中,依靠贷金,读完高中,免遭失学之苦。此三幸也。

 

  在高中时,幸遇进步师友,接受马列主义,树立革命理想,使余能背叛垂死没落之剥削阶级家庭,投身于新兴之无产阶级阵营,踏上新的人生道路,此四幸也。

 

  一九四五年夏,余患伤寒,久治不愈,气息奄奄,校医认为不治,同学为办寿衣。在此千钓一发之际,蒙周震中同志热情帮助,请李继邺先生诊治。在郜宝善同学之悉心照料下,竟渐康复。不然,余之白骨早掷于甘肃清水之高原矣。此五幸也。

 

  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手段毒辣。余在校内传播革命书刊,组织学生运动,被记二大过又三小过。赴国民党驻军士兵中进行宣传,匪连长知后闯入学校抓人。因不知余姓名,被余躲入伙房得脱。此后,夜闯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来被匪特抓去,偷越封锁线未被敌军发现。此六幸也。不然,亦不在人世久矣。

 

  在晋冀鲁豫军大毕业之后,同队同学,奔赴战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者过半。而余幸存。此七幸也。

 

  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院某些领导,想整群众以保自己。点名批判三人,余居其一,幸周围同志水平较高。知我较深,终于使批斗、打骂、抄家之祸未加于身。此八幸也。

 

  恶人乱咬,祸从天降。某人竟以特务相诬。遭此事者,被隔离者有之,被逼供毒打者有之,被逼自杀者有之,被错误处理,累及全家者有之。而军院有关同志,水平较高,政策较稳,使余未遭大难,终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此九幸也。

 

  林彪破坏,军院解散,使干部自找门路,各奔西东。余因结论未作,坐失良机,当此之时,胡天和、石明同志伸出援助之手。调我至陕西支左,处于机动位置,接触产业工人。以后又重返我军院校工作,此十幸也。

 

  余年巳半百,记忆渐退。来经实战锻炼,又乏领导经验,除宣传马列之外,百无一能。然而党将我选调入京,委以教研室之重任,参予—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国宴举杯,接见留鸿,此十一幸也。

 

  忆幸思源,源在马列。幸中庆幸,幸遇我党。党救我于水火,党启我以光明,党指我以道路,党赐我以新生。三生有幸,赖有导师毛泽东。矢志不移,鞠躬尽瘁传马列。赴汤蹈火,旗帜鲜明为人民。

 

  或曰:“尔何沾沾自喜,器小易盈哉?某某人年较汝轻,资比汝浅。已作某大官矣!某某人德才平庸,已比汝受重用矣!尔竞不抽烟解闷,亦不辗转失眠,反怡然自乐,何麻木不仁之至耶?”

 

  余莞然微笑,从容对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人生之目的不同,故所比亦异趣也。苟以高官厚禄为人生目的,则必斤斤计较于比高比低,然此实属低级趣味,余视之若腐鼠焉。余若志在于此,何必冒生命之危险,只身千里,投奔革命乎?青年之我尚不求此,老年之我能倒退乎?名僵利索,实苦人之枷锁,非抛之于九霄云外,无以解脱也。以个人名利地位相比,斯苦海实无边也。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何来绝对之平衡乎!

 

  共产党人所欲比应比者,为人民服务也。若回首往事。未蹉跎岁月,多有益贡献,则问心无愧矣。彼位高而干事不多者,不足羡也。吾与人民之英模相比,则差距见,干劲增,眼界阔,方向明。若周恩来总理,功勋盖世,品德皓浩,然九大之时,林彪竟窃居其上,四人帮横行时,亦频受压迫。然周总理我行我素,勤勤恳恳,带病工作、死而后已。万众悼念,人似川流,花似海洋,泪如涌泉。岂悼其位耶?悼其功与德也。赵高严岂,林彪、康生、位亦高矣,身后徙留骂名。盖有益于人民者,位虽低而光荣,无益于人民者。位虽高亦可耻。彼不干实事,专营利禄者,视之如粪土可也。

 

  有一细胞,长于人臀。与面部之细胞相较,牢骚满腹,愤怒不平。其言曰:“同为细胞,彼有何长,竟能长受青睐,施脂抹粉,出头露面。余有何短,竟常遭压抑,前遮后掩,不见天日?”于是消极怠工,不司其事。肌肉坏死,溃疡丛生,使其人坐卧不宁,全身失调。遽尔归西。愚矣哉,此细胞之不识大体也。人体,一全局也,细胞,一局部也,所处地位不同,仍分工之所需。岂可只要脸不要臀哉!马列有教,英雄仍时势所造。工作需要,人材即生。工作不需要,则泯而不闻。唯贤者能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

 

  位高而德才胜我者,固其宜也。相当者,尊之让之;不若者,辅之助之。不比不争,不卑不亢。恪守其序,不越其位。此工作之需要也。自然界之运动,莫不有其固有之层次与秩序。设火星不安其位,欲进入地球之轨道,后果将如何?太阳系之力学系统为之紊乱矣。各电子之围绕原子核,作有层次之旋转。亦物之理也。

 

  观夫宇宙之大,革命事业之广,一己所在之单位,不似蜗牛之一角乎?在此争排行第几,真如蜗角上之细胞,争其谁在最尖端也。可悲也夫!

 

  轻易高升者果为福乎?未被重用者,果为祸乎?未必然也。纵观历史,德才平庸而升迁过快者,必因投奸人之所好。一旦奸人倒台,抱其大腿者亦随之倒霉矣。王洪文、姚文元、林立果之流,当其升也,如坐火箭;当其堕也,亦如流星。不正常之被提拔,受重用,祸之始也。

 

  德才较优而未被重用者,亦常见矣。在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正派领导主持工作之单位,埋没人才必为暂时之现象,终必各得其所。知人有一过程,路遥始知马力。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不正派之领导把持之单位,不受重用乃一大好事。与错误领导保持一定距离,可少犯错误。从长远观之,有百利而无一害。受错误领导之排挤,适足增添其光荣。如被拉下水,势必同流合污。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余今年五十有二矣。弱冠曾患大病,老态已见华颠。此生工作之时间,大约十年左右耳。应知德才微薄,难以胜任;道路曲折,善终不易。善恶斗争,长期存在,恶人得志,整人更凶。幸之与祸。乃对立之两极。条件俱备,莫不转化。慎之又慎,严防坏人。善知时而达势,甘守拙以终生,竭弩骀之愚劣,效忠诚于人民。庆以幸始,期以幸终,因作忆幸赋,以明余志。

 

 

 

  (—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下篇

 

 

 

  林子忆幸,幸如星繁。上篇赋就。悠忽十年。时逝幸增,乃有继篇。

 

  余曰:前述之幸,固可谓幸,然此乃生存之幸,免遭不幸之幸。乃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之幸,非幸之甚者也。人为万物之灵。其大幸亦应高于一般生物。人之异于一般生物之大幸,乃进取开拓之幸,创造发现之幸,受人民尊敬之幸。小子不敏,此类大幸亦略有可忆者。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余执教我军院校四十余年。备课时如蜜蜂采百花之精粹,酝酿创造。一旦写成立论严谨、条理分明之讲稿,侃侃于讲坛之上,满座凝神谛听,未赏不似庖丁之解牛也。听余课者,一年以三百计,累计已一万有余矣。万余人皆为我军团以上干部。其中任师、军领导者过半,任大军区或军委总部领导者亦不乏其人。谓之桃李满全军,不为过。每至某大军区或某军、某师、某校,与其领导相见。余虽已不记其姓名,对方常以老师相称矣。此非一大幸乎?

 

  林彪摔死,中华大地,云散见天。党中央拨乱反正,大抓四化建设,恢宏实事求是之思想路线。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步增长,文化上日趋繁。余以知命之年,逢此盛世,响应解放思想之号召,探索哲学与军事之结合,加班加点,勤奋笔耕。数年之间,已出版余撰写或主编之《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军事辩证法教程》、《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研究》等书。而今后一、二年间将出版者尚有《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军事辩证法思想史》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已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以上合计约二百万言。我军干部战士,常有素不相识,然因读余之书,慕余之为人,来信探讨问题者。余身受解放军之多年培育,又能以微力报效于我军建设,颇感宽慰。百年之后,余之著作尚屹立于若干图书馆书架之上,可供后人参阅。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余之寿,亦将不以百年为限矣。此非一大幸乎?

 

  生老病死。释氏所愁。释以佛道求解,未若气功之效高。十年来余研习郭林、赵金香、马礼堂诸家之妙道,兼习太极、武当之拳剑,博采众长,汇静功动功于一身。晨昏坚持。假日亦不中断。每日五更,余披衣而起,打坐静室,躯体松正,意念静虚。呼吸精和。但觉微微暖流。周布全身。舒适之感,莫可名状。既而提剑出户,于松林、草坪,练内养之功。时东方之晨曦未现。四周之人迹全无。余乃松静站立,循序导引,吐故纳新。自足至顶,经络舒顺,气血通泰。毕,东方渐白,明星渐稀,乃运太极之拳,舞武当之剑,动作园缓,绵绵如丝,意到气随,习惯自然。忘动作之名称,任手足之所投。然后内气充沛,步履轻捷,欢欣返家,兼级登楼。而家中人尚在梦中。余中年体弱,常患感冒,夏日亦需戴帽,可谓弱不禁风。今日以冷水浇头与擦身,亦不感冒。余练气功之前,看书已需戴老花眼。练功数月之后。在光线充足处,无需戴眼镜矣。人生自古谁无死,老而少病即为福。借气功之神力,赖坚毅之锻炼,葆青春于暮年,斯亦一大幸也。

 

  和平年代,我军精简百万。同龄人多已离休。余虽超龄,犹被委以领导全军最高学府中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之重任。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活动。结识当代马列理论界之精英,开吾矛塞;游览中华之名山大川,畅吾胸怀。缺席犹被推为某学会之理事,跨区尚被邀为某刊物之编辑。年鉴加以介绍,省志列入人物。余之初衷虽无意求名,然靠长期辛勤劳动而受人尊敬,亦不可不谓之一大幸也。

 

  余今年六十有二矣。今后尚有十年乎?二十年乎,尚复有堪述之新幸乎?不可得而知也。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可预见者,血气渐衰细胞渐减,而终将灰沃东土,魂归西天。孔丘云:“年既老,戒之在得。”余不复求得新幸矣,忆幸之赋遂终。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五、遇到大不幸,要正确对待,妥善处理

 

  我的第二个儿子叫林向群,不幸在读高中时就得了精神分裂症。不能工作,不能成家,只能长期安置在医院里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但是我已把它处理好了。他刚生此病时写了不少诗。我给他印了一本诗集叫《青春岁月》,曾当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杨子敏给写了序言。我在此书后边写了《林向群其人》,追忆了他和我的大不幸。

 

 

 

  1、林向群其人

 

  我们家里的人,都叫他三子。因为他有个哥哥,也有个姐姐。他1970年1月生在南京。那时我已45岁了。我心里暗想:我若能活到69岁,就能把他照看到参加工作了。哪里能料到,如今我已74岁,他却从15岁就生了难以治愈的病。今年他已28岁了,却还是长期住在医院里。康复的希望,已很渺茫了。他只在病轻时,当过几个月的临时工。没有公费医疗待遇。作为他的爸爸,我愿意尽力承担起长期供养他和治疗他的责任。爱子已成残废人,我当然很难过。使我略微感到自慰的,是林向群在生病后的头五、六年里,写下了不少小诗。翻阅这些诗歌,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才华,有理想。重读这些诗歌,使我流泪,因为这样一个好少年,为精神分裂症摧残了。看到这些诗歌,使我回忆。他的往事,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

 

  这颗小生命在母腹中发育的时候,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孩子性格内向,可能和当时他父母的处境和心情有关。他外公是杭州美术学院的教授,曾留学法国。抗战时期他办个人画展时有一幅风景画被汪精卫买去,因此受到破坏文革的坏人的审查和批判,被从原来的住房赶了出来,全家挤在漏风的破屋里。他妈妈担惊受怕,闷闷不乐。而我则因为曾在《江海学刊》上发表过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被当时的所谓造反派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其根据是在我的文章引文中,首先引用列宁的,然后才引用毛泽东的,这便被坏人认为是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于是把我列为全校三个批判重点之一。黑云压城,我心中也十分苦恼。在他生命开始之际,就秉承了来自父母的不良信息,这也许是他后来长期不幸的历史根源吧。

 

  一九七零年我军当时的最高学府,刘伯承所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这所从开始成立我就在那里任教的学校,被林彪砍掉了。于是,我带着才半岁的林向群来到西安,在陕西省国防工办所属的军工厂里支“左”。林彪摔死后,党中央派肖克和唐亮接管了曾被黄永胜、张秀川把持的军政大学。于是我又被调到军政大学。林向群也随我到了北京。他常说他是南京生、西安长、北京大。

 

  是那优美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陪伴他度过了幼儿园幸福的生活。在玉泉小学,他守纪律,爱劳动,成绩中等偏上。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升入初中以后不久,他因受到两个调皮同学的欺负,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很老实,从不惹别人。但西边高能所大院有两个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强迫林向群替他们背书包。在学校,强借他的铅笔和橡皮不归还他。有一天,他哭着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王××和麻××因他不愿再给他们铅笔和橡皮,就把他骗到学校的偏僻角落打了一顿,还威胁他不许告诉老师,否则还要揍他。我亲自到那两个学生家里,劝其家长教育孩子别再欺负同学。出我意外的是两家的家长全为其儿子辩护,说他们的孩子很好,决不会有欺负同学的行为。于是王某和麻某还是经常欺负林向群。这可能是他到初中三年级时,就有了精神不正常的现象的早期原因。

 

  到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林向群读初三最后一学期时,他的哥哥已大学毕业,他的姐姐也考上了大学。那一年,初中毕业后的学生开始分流:要考大学的,考高中;不考大学的,考中专。根据林向群在班级里仍然是中等水平的实际状况,我主张他不去报考高中,报个专科学校把握较大。但是林向群坚决不干。他一定要考高中,将来上大学,像他哥哥姐姐一样。于是他开足马力,为这个目标奋斗。放学以后不玩,不看电视,埋头做作业。为了使他松一松脑子,当放映露天电影时,我拉他出门看,但他或是根本不出门,或是下了楼又回来了。方法也开始变得死板。第一道数学题作不出,我劝他放一放,先作别的题。他不听,一定要作出了第一题再作第二题。这样越憋越困。越困就越作不出。他又横下一条心,作不完作业就不睡觉。于是,先是作到夜里十一点才睡,以后是作到十二点、凌晨二点才睡,这时我往往睡了一会后就起来劝他早点睡,但是他不听,我悄悄把电闸关掉,对他说停电了。他就打开手电筒做作业。我把手电筒收去,他就点个蜡烛继续做作业。我把蜡烛拿走,他就坐在桌前不上床。没办法只好给他重开电灯。当时也警告他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可惜他已听不进去了。最后弄到天快亮才上床睡,作业错的更多。复习也是单打一。要复习某一门课,其它的就根本不管。这已经是精神不很正常了。遗憾的是我缺乏医学常识,不知道应该马上休学,马上治病,错过了使他康复的有利时机。

 

  即使这样,出乎意外的是他竟考上了质量较好的育英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党的高干子弟学校。建国初期,刘少奇等人的子女都是在此校读书的。毛泽东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字,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应这所学校的要求而题的。林向群特别高兴,入学的头一周,就热情洋溢地写了篇《校园秋景》。在结尾处写到:“我伫立在校园门口的花簇前,凝视着那仿佛是用鲜血染成的月季,耳畔萦绕起《毕业歌》的旋律:“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不料开学才二十天,他的病状就相当明显了。先是上课时老师讲的东西记不住,作业根本作不出来,接着是出现幻听,幻视,老是觉得有人要害他。他说:在他的碗上、茶杯上有黑点,那便是别人抹上去的毒药。其实那些用具上根本没有黑点。幻听、幻视、正是可怕的精神分裂症的症候。我立即领他去安定医院看病,又请261医院精神病科的黄主任来家诊治,黄主任主张不必马上住院,先在家中服药。服西药三个月后,明显好转。我们主张他休学一年,治好病巩固后再去上学。但他坚决不听,我拦住门不让他去,他把我推开。我把书包藏起来,他不背书包也要去学校。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找他的班主任陈景和老师说明情况。陈老师特别关心林向群,她说:“这种病复发率很高,一定要让他高兴,不能受刺激。他既然愿来,和同学们多接触也好。我不会在考试上使他受刺激,也会做好同学们的工作,使他们不取笑他。功课和健康,对他来说后者是更重要的。”林向群碰上这样的好老师,我们全家十分感谢她。这样,他边服药,边上学。听医生的话,每天早上跑步锻炼,力求增强体质。

 

  根据医学经验,这种病春天复发率很高。果然,到了一九八七年四月,学校宣布:到高三年级打算考大学文科的要和考理科的分别编班了。高二本学期的物理化学的考试成绩,对打算考文科的人就是毕业时的成绩了。如不及格,不发毕业文凭。这个消息对林向群来说如五雷轰顶!他这两门功课都难及格。高中毕业和升大学的希望全成泡影了。于是他的病严重恶化,长时间坐在家里,眼发直,身体如泥塑的像,一动也不动。不说话,不喝水,也不吃饭。这种情况,医书上称之为“木僵”。

 

  全家都大为震惊。我赶紧送他去医院门诊。医生认为过去服的氯丙嗪应改为舒必利,以缓解木僵。药服了,饭端在他面前,他还是不吃。全家都围着劝他,他的嘴仍不能说话,却拿起笔写道:

 

  看病开药我知道,当然愿意仔细瞧,

 

  桌上有饭吃不下,只因心中好热焦。

 

  由于没有缓解,医生主张加大药量。那知在林向群的瘦弱情况下,药量加大到每天十二片时,木僵却转为狂躁。他大量喝凉水,坐卧不宁。先是在室内走,后来下楼在大院马路上走。正是炎夏七月,他走得浑身是汗也不停步,劝不住,拦不住,一直走到次日凌晨二点,才回家倒在床上。第二天,赶紧送他住进医院。

 

  我军的261医院,有一个科专收部队里的精神病人。林向群作为部队干部的子女,也可以去住院。从1987年到1996年初,他在那里住院六次。每次都是住进去四个月左右,就必须出院回家,不管是不是痊愈。院方的理由是这类病人长期病号多,如果长期住下去,床位无法周转,会影响对其他病人的收治。于是林向群稍有好转就出院回家。回家后开始还天天服药,后来就偷偷把药片含在唇牙之间,趁我们不注意吐在厕所里。(这类药吃下去有副作用)我们发现后也反复劝他:副作用虽有,但正作用是主要的。要坚持长期服药。只要能控制住病,就是大胜利。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可惜他的智力已接受不了这些真理了。于是过几个月病又加重。加重了又住院。出院后又复发。为此恶性循环,十余年后,病更重了。

 

  林向群在生病以后,一方面“后悔前几年,夜读成癫狂”,另一方面,又热切盼望着康复。他写道:“懊恼无所用,康复有希望。云蒸又霞蔚,青春再激昂。”

 

  黄振维主任医生曾劝林向群天天跑步,增加体质。他为了“青春再激昂”,曾经坚持了多年。从这首小诗中,可以看到他锻炼的情况和决心:

 

  “早起六点半,春夏复秋冬,

 

  三百六十日,天天跑步声。

 

  春季红花鲜,夏日绿叶盛,

 

  深秋黄草衰,严冬白雪冷。

 

  不畏寒与暑,笑迎雨和风,

 

  甘苦在其中,自有乐融融。"

 

  除了晨跑,还练举哑铃。他每晚睡前举五十下。我还陪他学打乒乓球。这种办法有好处,但解决不了精神病患者的主要矛盾。

 

  在家养病期间,向群也常到图书馆去。在他的笔记本巾,有这样的诗:

 

  “大步走向图书馆,春风和煦道路宽。

 

  十八年华忆旧日,初中毕业知识浅。

 

  休学养病近三年,康复学习两肩担。

 

  向君看报可喜欢? 恰似蜜蜂采花甜。”

 

  为了早日康复,亲戚和朋友们主张改变林向群的出活环境.不要老让他闷在家里,分散他的的注意力,使他在生活中得到更多乐趣,当然是有益的。1986年春,我到青岛疗养,就曾带他同去。1987年夏天,他妈妈带他到承德和北戴河。他从北戴河回来,写下了动人的《海边的歌》。1988年,我带他去广州和深圳。接着又带他去西安。在西安,他游览了华清池、东郊的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在秦始皇陵上,我给他讲了秦始皇的故事。旅游使他心情舒畅,眼界开阔。从西安回来,他写了两首小诗。其第二首是:

 

  “临潼兵马俑,场面太雄壮。

 

  登临秦皇墓,沦桑难相忘。”

 

  这四句诗写得朴实真切,意味深长。那些年我还在忙于工作,加上经济条件有限,旅游活动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

 

  德国有位克莱特先生,热心救助精神病患者。他退休后来中国武汉,捐资购置用品,在武汉一家精神病院里,开展使患者从事简单劳动以辅助康复。这个办法叫做工疗。1989年,我从这个报道受到启发。林向群也非常想找个工作干。大院对面的商店招营业员,我带他去了。人家一看就说他有病,不录用。后来,他妈妈工作过的万寿路少年之家,有位冯主任,很同情林向群,同意让他去管图书。林向群十分高兴。他写了一首诗,题名《上班》:

 

  “妈妈送我去上班,少年之家不算远。

 

  量力而行干工作,一月可得六十元。”

 

  他在那里管图书,还特别爱辅导那些去看书的小学生们。从我们家到少年之家,有一站半路,他上、下班都用跑步。我劝他走着去,别跑。他却说跑步可以锻炼身体。到年底,领导奖励他十元钱。他写道:

 

  “主任奖我十元钱,说我工作很肯干,

 

  其实自己差得远,学习同事向前赶。”

 

  在少年之家工作了半年多。这是林向群生病以后最快乐的时光。到1990年,由于我想让他在本大院上班更好照看他,给当时国防大学的张震校长写了个报告。张校长(后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批示同意在本院做临时工。于是被安排在本院图书馆工作。他听到这消息也很高兴。当时写道:

 

  “喜闻院内有安排,虽是临时也开怀。

 

  努力干好本职事,争取转正在将来。”

 

  我当时也以为这下可好了,过一段转成正式工以后,不但有公费医疗待遇,就是在我百年之后,也有个单位照管他了,了却了我的后顾之忧。那知,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可怕的变故。

 

  原来具体负责这个图书馆的人,根本不愿接受林向群。他怕将来图书馆背上个病号包袱。校长有批示他不得不要,但他却有权安排林向群去做最不利于他身体健康的事。向群头一次上班回来,脸上、衣服上、手上都是灰尘。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领导让他打扫多年未打扫过的书库、书架上的灰尘。我赶快帮他洗干净,宽慰他说:“刚开始脏一些,就那么几间大屋子,打扫干净了,以后会叫你干别的事的。他态度也很好。干了一个多星期,全收拾干净了。那个小头头却不叫他干别的事,要他一个人仍然待在书库里。那里空气又不流通,充满了发霉的书味,林向群一个人孤零零对着窗户出神,一站就是小半天。他心情烦闷,不到三个月,病情就很快加重了。

 

  有一天早上,下着小雨,向群出去跑步。到吃早饭时,不见回来,我非常紧张,到处去找。图书馆没有,院内的书店、服务社没有,路上也没有。到大门口外附近找,也没有。我想,可能是犯了病,走丢了。小雨一直在下。等呀,等呀,最后他自己回来了,已经是下午三点,全身都淋湿透了。他又冷又饿,直打哆嗦。我说:“回来就好了。“连忙给他换上干衣服,喝点热汤,让他睡觉。

 

  有一次,他上午去图书馆上班,到吃午饭时,不见回来,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他上午早就离开了。我又赶紧骑上脚踏车,一边找,一边喊他的名字。在大院里转了好久,忽然看见林向群就在我前面约三百公尺处,背着我向前走。那个头,那衣服,分明是他。我松了一口气。这下可找着了。可是当我骑车赶上去时,却什么人也没有!原来这是我心中愿望过于强烈、急切,出现了幻视。我只好回到家里,昕天由命。哪知到下午三点多钟,他回来了,头发上沾了许多蜘蛛网,衣服上有许多土,手里拿了件建筑工人扔了的脏破衬衣!我连忙照呼他洗澡,换衣服、吃饭。,

 

  既然已不能在图书馆正常上班,每月再领60元工资就于心有愧。于是就辞去这份工作。专门在家养病。

 

  在家养病期问,他除了帮家里拿牛奶、洗菜之外,就是听音乐、看电视、学国画。每天都至少写一首小诗。写了就给我看。为了让他快乐,我大多是鼓励他,夸他写的好。于是,他写诗的兴趣更高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我规定,写诗记兴。”有首小诗,题目是《写诗好比种花草》:

 

  “爸爸说我笔耕忙,我说写诗如闻香。

 

  写诗好比种花草,自栽自培自欣赏。”

 

  他从未想到发表,只是信手写来,让自己高兴。

 

  1993年春夏之交,又是这种病容易复发的时节。在一天深夜,他竟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了。那时十二点刚过。他十一点半还睡不着,坐在床上。我好不容易劝他躺下,又在他床边坐了一会,估计他可以入唾了。才自己去睡。他妈妈小心,仍然醒着听林向群的动静。突然,她听到窗外楼下有重物落地的咚的一声,接着听到林向群的呻吟。她叫道:“不好了,快起来!”我赶紧跑到向群的卧室一看,窗开着,床上没有人。我想:糟了,这下不是死也是骨折。第一件事是给急诊室医生打电话,接着是下楼去救他。等我打完电话忧心忡忡的下了楼时,惊喜交加地看见他竞一瘸一拐地走回来了。扶他上楼在灯下细看,脸上有皿,手上、腿上都有血。医生来了,仔细检查,认为没有骨折,给他清洗和包扎伤口。我们问他:“为什么跳楼?”他说因为发生了地震,要跳出去活命。其实这全是幻觉。于是又赶紧送进261医院。

 

  在精神病院里,由于住院者精神失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有个病人抽烟,逼林向群抽。他不抽,那个病人就用燃烧着的烟头烙他的脸。烧得伤口流出血来。我们去探视时,发现他的右手背红肿。问他是怎么搞的,他说他是代人受惩罚。原来前几天有个病人把食堂的筷子藏起了几双。护士查问,没人承认。护士说,一定会查出来的,查出是谁干的,要给他打电针作为惩罚。林向群知道是谁干的,却不愿那个人受电针之苦。就对护士说筷子是他偷偷扔到窗外的,于是护士就用由针刺存他手背上。后来才发现筷子是别人藏在床褥下面,林向群是自愿代人受过。这件事颇可说明林向群的为人。

 

  林向群心地善良,还可从其它小事上反映出来。每次去医院看他,带去桔子、香蕉、煮鸡蛋,他总是要让爸爸妈妈先吃。我们不吃,他是坚决不吃的。所以,我们总是也带去我们吃的那一份。在家吃饭,好一点的菜他也总要让我们先吃。在外面散步,看见大风把别人的脚踏车刮倒了,他总要去扶起来。有一回,他和我一同走过一个修车摊。他看见一辆平板车朝天歪在地上,就去做好事要把它扶正。他刚一动手,修车的师傅就嚷开了:

 

  “干什么?干什么?你小子敢跟我捣乱?看我不揍扁了你!”

 

  我赶快上去赔不是,告诉修车的人:他是个精神病人,是想帮人做好事,不是恶意,才免去一场风波。我告诉林向群,以后看车子倒在地上,不要轻易去搬。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是你弄倒的呢。他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读过雷锋日记,他要学雷锋。

 

  总之一个善良的孩子是被病魔折磨得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了。部队医院的现行制度不能让他常住,地方上的精神病院是只要交费就可以常住的。负担再重也得让他常期住院。于是下决心把他送入北京市的民康医院。

 

  向群在1996年初住进民康医院。到现在已三年多了。对于他来说,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照料,按时吃药,按时洗澡。比在家里生活更有规律。他的病虽未治好,也未变得更坏。对于我和老伴来说,我们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紧张和劳累了,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虽然他的住院费用相当高,对我们靠工薪生活的人来说是相当重的负担。但是不这样做,也再无别的出路了。

 

  我没有绝望。我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写了信,建议他们号召全世界的医生,攻克精神分裂症这个难关。当今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科学发展了,林向群和全世界患有这类疾病的五千万人,说不定是有希望得救的。

 

  正是在他长期住院之后,我才有空翻阅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本,发现他写过许多小诗。其中有些很平淡,也有些使我惊奇。有些诗写得自然、纯真、流畅,给人以美的感受。其思想境界,对少年朋友也会很有帮助。所以,我把它抄录、整理出来。如果能够出版,也是一件好事。即使不能出版,对于我这个作他父亲的七十多岁的人来说,经常翻翻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总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学习过,奋斗过,思考过,写作过。有这些小诗在,他也算不虚此生了。

 

  林伯野

 

  一九九九年二月

 

  (附注:林向群住民康医院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我每月都去看它,病情稳定我给他交足了费,可以保证他住到生命的终点。这样我也就放心了。2016年10月写)

 

  这里收集的是我久病未愈的儿子在他生病的头五年里,即十五岁至二十岁时所写的一部分诗词。

 

  林向群自幼学习勤奋。小学时就能背诵唐宋诗百首左右。可惜他考上高中就得了可怕的、难治的精神病。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零年,他虽两次住院,但还能经常写诗。到他二十岁后,病更重了,诗也写不成了。现在,他只能长期住在医院里。

 

  最近,我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翻阅了他过去残留的诗稿,才发现有不少诗写得很好。这是他年轻而不幸的生命里转瞬即逝的亮丽的闪光。这些诗词表明他热爱家人,热爱老师,热爱战士,热爱自然,热爱祖国,表明他多么渴望康复和参加工作,他对当时所接触到的影视、戏曲、音乐、教育以诗歌表达了他的评论和希望。这是一个残疾人用他的心血,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园地里绽开的一丛可喜可爱的小花。在第八届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我流着眼泪编完了这本诗集。我觉得能够贡献出这一百多首诗词,林向群已经不虚此生了。愿这本小书,给其他年轻人和残疾人以鼓舞,给阅读它的一切善良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和赞叹。

 

  承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杂志前任主编杨子敏编审和散文作家段星灿同志为此诗集写了序言。我深深感谢他们。

 

  林伯野

 

  一九九九年二月

 

 

 

 

 

 

 

 

 

  2、段星灿和杨子敏为林向群诗集写的序一

 

  一组充满稚趣的好诗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随着父母来到北戴河,浩瀚的大海,使他心醉了。“海啊,海啊,/湛蓝的,/墨水般的海,/给我一滴,/我就能写诗。”他的确写下了一组充满稚趣的小诗,高兴极了,“我走遍海角天涯,/想寻找一顶桂冠,/想不到北戴河的海水,/却把我变成了诗人。”这是一个美丽的梦。

 

  这个少年叫林向群,他生长在一个文化气息良好的家庭。父亲叫林伯野,是部队工作者,年青的时候也醉心于诗。母亲黄雪明,是美术教育工作者。林向群对父母充满着感激之情。“粗壮的树干,/婆娑的枝叶,/在你俩的庇护下,/我们合唱叶绿体。/你俩挺直的树干,/分裂出一个崭新的细胞。/在每一个蓝色的黎明,/请拉起这株嫩绿的希望。”这一年他十六岁,正是人生的花季。他从大海激发了灵感,更热爱绿色的生命。“山峦童重,/山路弯弯,/绿叶儿片片,/遍野漫山。/绿得晶莹,/绿得鲜亮。/绿一坡,/绿一川,/春天涌起绿的波澜。/我摘取一片绿叶,/装饰我的诗苑。”他写花朵,写小草,写鸟鸣虫唱,写下一篇篇充满对大自然热爱的诗。“路边杨柳两三枝,/春风浩荡鸟先知,/小草染地绿芽短,/正是写诗作画时。”我们也许还不能称他为少年诗人,但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一株生机勃勃的诗人幼苗。我们欣赏他绿色的梦,为他实现这美好的梦祝福。

 

  如果仅仅陶醉于大自然的摇篮,仅仅限于沤歌春花秋月,绿树红花,蓝天白云,碧草青萍,他自然会顺利的成长,逐渐成熟,成为一个颇有成就的涛人。可赞叹可惋惜的是,他这棵幼苗的心成熟的早了点。他关心现实生活,对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嫉恶如仇。“如今电影多荒唐,/儿童不宜赫标上,勾引成人来观看,/展示性俗风流荡。”有感于影视中许许多多的“鬼妹人哥”“尼姑老道”“女色间谍”“宫廷秘事”……他叹息:“时代旋律何时有?/沉渣泛起一锅汤。”他呼喊:“大众传媒责任重,/何不多宣好榜样?"听歌,他困惑:“可悲的是,/时髦的歌,/掀起狂热的赞誉。“下雪了,他写道:“天飘白絮喜开颜,应将瑞雪兆丰年,/我愿害虫皆冻死,/欢歌笑语庆新春。”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愤闷是多么沉重。

 

  这沉重不是他稚嫩的心灵所能承受得起的。这也罢了,这毕竟只是生活河流中溅到他身上的秽浊浪花。纵有切肤之痛,也可能稍纵即逝,不会造成致命的创伤。前边说过,他生长在高知家庭,自幼受父母文化素质的感染,陶冶,读了不少书,有了更高的追求。这是他的幸运。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学生,这更无意问对他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他想升高中,下一步升大学。这种奋发向上,充实自己,更好地报效祖国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种“应试教育”的流行病,也给了林向群以沉重的压力。

 

  他有所思考,有所反抗,也曾表现于诗。“小学六年好轻松,/初中三年书包撑,/高中拼命考大学,/独木桥上挤众生:”对于排名次.他曾叹惋:“考试完毕排龙头,/张三李四王老九,/龙头高兴眼目空,/龙尾沮丧残喘留。“这是嘲笑,然而是何其沉重的嘲笑啊!他对不正确的的教学现象发出询问:“上课满堂猛灌,/下课作业超产,/学生拼命熬夜,/老师天天加班。/假期还要补课,/家长蜂涌送餐。/校长主任老师,谁来减轻负担?”无人能回答,他当然也得不到回答,只好随波逐流,以至“夜读成痴狂”。悲剧的因子在他身上蔓延扩散了。虽然升上了重点高中,身心已受到严重伤害。考高中时他忧心重重,写下了这样的诗:“升学考试如过关,/路途坎坷又惊险。/空余壮志雄心在,/名落孙山夕照寒。”这是一种不幸的预感,是由此预感发出的痛苦的悲鸣。过度的紧张、疲劳和忧虑,使他的健康终于支持不住,病魔侵入了他的脑海,残害了他敏感而稚弱的诗的心灵。

 

  “空余壮志雄心在”,没有熬到未必会“名落孙山夕照寒”那一天,他不得不过着时而住医院,时而在家中以治病为主要内容的生活。他套用李太白的诗,写下了“文凭高飞遍,/才能独去闲,/煞煞文凭热,/何人来移山?”这又是个不能很快得到回答的悲叹。可贵的是,他的关怀并不限于一己之身,而是忧虑众生,一颗诗心仍在闪耀着真诫、善良、美好的光芒。

 

  在病中,虽然不再是为了挤“独木桥”,他仍不能舍弃读书求知的习惯。“窗外雾不断,/诗意也寒,/……独坐孤灯前,/无限书山,/聚精会神钻进去,/痛饮甘泉。”他不再希冀文凭:望着窗外天空的新月,他写道:“弯弯月儿一小船,/载我青春一片心。”美丽而凄怆,凄怆而愈显美丽。

 

  为了他的康复,妈妈教他学画。“妈妈教画鱼,/生活添乐趣。/画出鱼儿乐。”爸爸陪伴他听音乐。“他感受到“象蓝天白云间,/燕子在飞,/作曲家耕耘着,/五线谱的芳菲。/歌声是醇香的,/令人心醉。”

 

  病情好转,他便渴望求知。当他一度被图书馆接纳为临时工时,兴奋极了:“是去采蜜?/对了,蜜只有自己采的才甜。/我要用金色的勤劳,/去迎取花丛和蓝天。”他是多么热爱工作,多么珍惜生命的意义,他坚持晨跑,学练气功,甚至学习和背诵释迦牟尼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在诗中都有反映。

 

  不幸的是,他连简单的工作也不能胜任了。只好再住医院。在病中,他更加思念远方的亲人:“终日盼姐姐不归,/化为小草苦相思,/盼来已是几百日,/还似当初初盼时。”他对姐姐的感情是何等深厚!

 

  虽然被疾病折磨多年,但他对康复仍抱着希望。他热切地希望“云蒸又霞蔚,/青春再激昂。”“我盼冬去春又来,/草绿花红喜盈盈。“他差不多每天都写点小诗。可惜的是有的写在废纸片上,有的写在台历上,大部分丢失了。后来他长期住院。他父亲从他用过的练习本中,发现还残留一百多首诗。其中有一首题目是《我的人生态度》:“即使命运从不发芽,/我不惋惜千百次的播种。/即使花朵结不成果实,我不遗憾千百次凋零。/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峰。/即使永远找不到大海,我不停息寻觅的歌声。/即使脚印被风雪掩埋,/我也珍惜走过的路程。无愧无悔才是人生。/朝着地平线挺胸走去,让世界评说我的身影。”一个多么顽强的生命,一颗多么热诚的诗心!

 

  当我用拙笔对林向群的简况和诗歌作简略记述时,泪水不自主地多次溢满我的眼眶。我脑中不时浮现出他天真可爱的身影,听见他鲜花般的声音,同时又幻现出他为病魔侵蚀的痛苦情况和悲切的呻吟。当这篇小文将结束时,耳边蓦然传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伤悼其爱女的苍老而深沉的声音:“自来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千古如斯,夫复何言!

 

  林向群住在精神病院的高墙之内,已经好几年了。“千般悔恨万滴泪,/化作孤江鸣声悲,/五彩缤纷大世界,/愿变蝴蝶自由飞。”如果医学有重大突破,他也许还会唱出更多壮美的歌。他父亲在绝望的边沿,写信给联合国卫生组织,建议他们号召全世界的卫生工作者,加强对攻克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但是这很渺茫。于是,他整理了这本林向群残存诗稿付梓。我想,这本小诗,也会象蝴蝶一样,飞入一些健康的或有病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老师的心中,使他们多少有所感悟吧。

 

  段星灿

 

  一九九八年三月于洛阳

 

  (此序作者段星灿为散文作家,早年参加八路军,曾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现为离休干部)

 

  序二

 

  雏燕新声——读向群诗集有感

 

  一口气读完了林向群的涛集,心情很复杂。阅读中的兴奋,惊喜,感动、惋惜等等诸般心绪,纷繁缭乱,梳理不清。星灿的文章摆在我面前,介绍向群生平的文章摆在我面前,该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我觉得向群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是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求学,应试、爬书山,沿着层层叠叠。直薄青云的高台阶,拼却全力地一级一级攀登上去,终于心力交瘁仆倒在人生旅程的起步阶段,面对命运的叵测与凶险,他以超常的坚韧撑持着,搏斗着,那情形是很悲壮的。他留给我们的思索也是很苦涩的,

 

  他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写诗。和他的年龄相比较,他的诗可以说是超前绽放的花,鲜活,清新,极富生机。尽管还不成熟,尽管还有不少尚未诗化的议论式,说理式或者直白式表述,但更多的则是别出心裁、富于感染力的精彩诗章和诗句,显示着他诗的才情和诗的气质,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诗人吧,我们却无法否认他的诗集里有为数甚多的真正的诗。

 

  也不妨把向群这本诗集看作他回报给这个世界的两份礼物,一份是思考,以他的悲惨遭遇,引发我们对当今青少年成长之路的思考;一份是诗,是清新的而不是浑浊的诗,真诚的而不是娇情的诗;美好的而不是污秽的诗,自然天成,扑实无华的诗,而不是刻意雕凿、浓妆艳抹的诗。

 

  星灿的文章里提到《海边的歌》,海啊,/湛蓝的,/墨水般的海,/给我一滴,/我就能写诗”。多么平凡,又多么神奇,多么单纯,又多么丰富,浩瀚无际的海,顿时化为作者胸中汹涌奔腾的诗情,诗与海融为一体,诗在海中,海在心中。我不知道有多少诗人为大海吟咏过多少诗章,但象向群这样写海,似乎还不曾见过。下面还有:“沙滩上,/乱堆着各色各样的服装;人们都赤身在水中,分不清谁是将军,长官,/谁是平民,和尚……。”多么直观,多么朴实的白描,但在文字后面,又暗含着多么美好的人生向往!

 

  向群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他这样描绘天上的云:“蓝天母亲的怀抱中,/有一群飘来的孩子,洁白又纯真,/活泼又顽皮。”好象是漫不经心地随手拈来,自然,贴切,充满天趣与童趣。然而,向群有时又显得颇为老到:“放眼远眺漫天春,/浩浩波涛荡金鳞,/乍雨复晴云裂缝,/那山迷雾这山明”(《含鄱口》)。对比变化,气象万千,全然不见孩子的稚气了,

 

  为什么说向群有诗的才情呢?因为他能超越世界的物质性、实用性,能活生生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和心灵,从而能和自然景物达到精神上的沟通,心意上的契合。向群的诗记录了他从天真,单纯,到与命运苦苦拼杀的短暂而又艰难的人生历程。他的诗,从明亮欢快起步,对世界充满着新鲜感。到了《季节鸟》,刚开始走出天真,告别单纯,逐渐衍化出成熟或者说是早熟吧。再后,他在《斗争》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痛苦是磨刀石”,既道出了他饱尝人生磨难的苦境,也暗示了他处在痛苦中,自觉磨炼自己的决心。这看似平常的诗句,却为不曾经过痛苦的折磨者所不能言,为不敢迎接命运的挑战者所不能言。不妨说在苦难面前,向群是个勇者。他以柔弱的生命坚守着人的价值和尊严,他很不幸,但他是个强者!

 

  向群对生活怀着炽热的爱。他忘情地歌唱美好的大自然,歌唱美好的现实生活。歌唱美好、真挚的人间亲情和友情。他也针砭时弊,对世风,对教育,对不健康的文化现象,他都有所指摘,许多体会就直接来自他切身的痛苦经历,因而都以相当的深度和感人的力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

 

  他有一颗洁白的心,一颗纯净的心,一颗善良的心,一颗高尚的心。他经常自省自责,要求自己到了苛刻的地步,读着他的《夜读》,《雨鞋》,《摘芹菜》,《回顾》,《我的人生态度》,《想寄一枝花》等等篇章,时时都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使我不能不对这位被命运摧折了的年轻人肃然起敬,

 

  向群那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他的生命在燃烧中爆发出来的火花。他给予我们的不是幻灭,而是力量,是光辉。在痛苦甚至无望的苦斗中,向群的心始终向着未来;在他诗的字里行间,始终挺立着他美好的信念。/“执著地歌唱生命,/生命的意义不只是金钱,/热烈地爱恋大地,/大地里有无穷的信念。/把幸福放在记忆中,/贮存的是不灭的灯盏,/把痛苦埋在心灵里,/发芽的是瓦蓝的明天”。读着它们、我实在无法抑制潸然而下的眼泪……我说向群有诗的气质,这就是。

 

  这种至死不渝的精神,更是向群诗作的价值所在。

 

  杨子敏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杨子敏:序

 

 

 

 

 

 

 

 

 

 

 

  六、附录:甘洒汗水写春秋无私奉献谱华章

  ——记共和国建设功臣林伯野同志的辉煌人生

林伯野,原名常耿武,河南洛阳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哲学研究教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军职)等职。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和研究40余年,发表论文论著近百万字,出版有《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研究》、《军事辩证法教程》等十余部著作。离休后,继续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懈奋斗,写作大量文章,汇聚为《老骥啸天录》、《毛泽东名言集萃》等图书出版,虽已耄耋而干劲不减当年。在《老骥啸天录》序言中,他说:

“骥老矣,伏枥已久。缘何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其如春蚕,丝犹未尽乎?其如蜡炬,泪犹未干乎?其胸怀共产主义千里之志,为理想而高吟乎?其恶蚊蝇之嗡嗡,甩尾以驱之乎?唯历史之主人、华夏之忠烈可以明鉴矣。”

林伯野,年近90仍笔耕不辍。忧国家而忧,忧人民而忧,他心中的天就是人民。他把自己比作一匹伏枥的老马,对天长啸,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少年喜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学运

林伯野,1925年1月生于河南洛阳苏家沟村,原名常耿武。曾就读于本村小学、洛阳中学。1943年初至1946年初,到甘肃清水国立第十中学读高中。1944年,受中共地下党员周震中同志的启发,开始秘密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组织“励学读书社”传播进步书籍,参与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高维昌的学生运动。被校方记大过两次,小过三次。1946年初,高中毕业,瞒着家人,经18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介绍,越过封锁线到晋冀鲁豫军区参加了解放军。参军后,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曾被评为“刺杀小英雄”。直到1948年底洛阳解放,父母才知道他还活着。

终身从教桃李满天下

林伯野1947年4月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毕业后,留校做政教干事。一年后,调入叶剑英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任民运、宣传、政教干事。1949年3月,任政治理论教员。1950年冬,到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1953年1月入党。因工作积极,曾数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解放奖章,中央军委授予功勋荣誉奖章。

林伯野初当教员,才20多岁,而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多是师、团级干部,高级系还有杨勇上将,战役系有杨得志上将等。听过他讲课的学生,40多年积累下来,可谓成千上万,其中有的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或军委委员,有的当了大军区级的领导干部,当集团军和省军区司令和政委的,那就更多了。能够为培养我军众多干部尽一份力量,他感到很欣慰。

1970年至1973年,林伯野到西安的陕西省国防工办“支左”。1973年底,又回我军高等院校工作。历任军事学院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政治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副军职),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哲学教授等职务,还任职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理事、军事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

1989年11月离休后,学习诗词和书法。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北京诗词学会会员。

林伯野主编、撰写并已出版和获奖的主要著作有:

《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198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研究》,1985年7月政治学院出版;《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张震题字,1987年3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军事辩证法教程》1985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新探》,徐向前题字,1987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军事辩证法思想史》张震题字,1989年4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1991年5月中共党校出版社出版;

《老子解评》,2006年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剑光琴韵集》,2008年12月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迟浩田题书名;

《老骥啸天录》,2010年11月天马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名言集萃》,2010年11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其书法作品被收入《共和国将军墨宝集》等,诗词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华诗人代表作》、《中国当代酬唱诗精选》、《21世纪诗词年鉴》等书。

给青年的寄语

虽然被称为共和国老将军,林伯野认为自己的经历和成就十分平常,既无赫赫战功,又无累累弹痕,在一生的工作时间里,都是做教研工作。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他对广大的青年人寄以深切的希望:

一、在学生时期就要确立一个人生奋斗目标。这个目标不是金钱、地位和权势,而是解放全人类,造福于劳动人民。(他在读高中时,有幸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学习并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参军,从事教育,几十年干的都是这件事,没有迷失过方向。如今到了老年,也自觉很欣慰。)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二、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集体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考虑问题时,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他高中毕业时,家中生活很困难,他如果选择在蒋介石统治区找个工作,倒是可以对父母有所帮助。但是,他认为不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翻身。当时,如果他不是从大局考虑,而是迁就眼前的局部利益,那就不会有他后来的光荣历史了。)希望大家永远要以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大众的利益。

三、要不断学习,永不停步。林伯野说他的学历很低,知识很少。那他靠什么去完成教学任务?靠什么后来成了大学教授?靠什么还能著书写文章?靠的就是不断勤奋地学习。离休了,年老了,他又学习了作诗、写毛笔字,并在这些新的领域,也有了一些收获。学真、学善、学美,这本身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愉悦。)希望大家也要做一个永远热爱学习的人。活到老,学到老。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林伯野希望青年们今后的贡献,能超越他们这一代人。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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