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摩：试从管党生看底层边缘写作

　　老摩：试从管党生看底层边缘写作

　　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以群众为主体。这个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迪。群众的写作不仅仅有左翼群众的写作，还应该包括更多的非左翼写作。我们新左翼文艺，坚持为底层劳动者服务的原则。如何认识底层群众的本质，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个认识在目前新左翼群众里面还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比如对当前中国底层群众真实的状态了解不够具体、深入，甚至还有想象的成分。因此对我们热心新左翼文艺的人来说，逐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深入了解当前没有那么明确的政治意识，或者不赞同新左翼主张的群众，对于我们新左翼文艺看到中国社会的全局，深入理解现实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为指导的新左翼文艺，不广泛接触群众，自身也必将逐渐走向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迷途，自身独立的主体性将再次被异化，甚至成为简单庸俗的工具。

　　自去年我们群开始搞起“介入”专题讨论以后，大致读过一些底层无名作者的小说等等。这些作者不一定都了解和认同新左翼，但多数关心底层群众，创作态度也比较严肃。随着这个专题讨论的深入，我们的讨论目的也越来越清晰。就目前我个人对此的认识，中国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各个阶层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在文艺上各有偏好，相互差异巨大。新左翼文艺因为自身谋求对底层劳动者广泛的代表性，又出于我们群格外重视的实践立场，关注底层各个文艺群体，也自然成为我们的选择。因此近半年来，我搜索了几个边缘作者的诗歌、小说来认真阅读，对他们的相关情况也稍作了些了解。其中“垃圾派”代表诗人管党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就管党生的诗歌和网上所能看到的他的零星言论，我认为这个诗人对于当前底层市民的实际精神状态——尤其对这些底层边缘诗派的总体状况和思想倾向有比较多的反映，甚至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就打算认真分析一下这个诗人。

　　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底层民众当前实际的创作能够更加真实的呈现各自的思想、情感和趣味，因此比较于过去，其状况也更加复杂，其间也有“高雅”和“低级”的分别。其中低到最低处，大约就跟诗人叶延滨认为的那样，非“下半身写作”和“垃圾派”诗歌莫属。就新左翼的观点来看，这些诗歌在反映底层思想趣味上确实很边缘，不足以代表底层群众的总体。但一来由于这些思想和趣味不仅真实的存在，也深深植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带有本源的性质，因此甚至在不少主流文艺当中也有曲折的反映。另外，这类创作目前还非常活跃，在中国诗歌凭借思想解放和开放的机会大量作形式探索所取得的成绩，也为我们新左翼文艺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我所以看重这些边缘写作的价值，还因为历来中国主流文化只看到民间文艺的“肮脏性”，因此对这些底层真实采取简单摈弃的方法，而缺少对此进行应有的反思，缺乏对这个摈弃作法给民众参与文艺建设的积极性造成什么实际后果的认识。这跟底层群众在文化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应有尊重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联，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文化建设提倡以人为本，以群众为主体的时侯，就越值得思考。

　　由于当前民间诗歌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关注诗歌也刚开始，要对整个民间诗歌有全面的认识还不可能。百度和中华诗库有管党生的介绍和诗歌，另外我也重点读了他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十首诗，以及我在他博客上零星看到，觉得有点意思的诗歌。我这里的分析，仅从管党生的这些资料开始，希望以一斑窥豹方式，谈谈我个人对管党生的简单理解。管党生属于“垃圾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象“垃圾派”这样的边缘诗派的产生和发展，跟当前社会的总体状况有非常复杂的关系，由于他们的活跃和积极，近十年来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但是他们历来不入某些人的“法眼”。这些人，当然也包括新左翼里面的某些人。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实事求是的了解这些底层诗歌作者们。这次笔者尝试性的分析管党生和他是作品，就是希望从民间诗界的最底层开始，来对当前群众自发的文艺创作稍有点认识。为了更多理解管党生这样的底层诗人，这次我也附带看了皮旦、徐乡愁等“垃圾派”诗人的文字，甚至也大致看了“下半身”和“屁诗派”某几个诗人的作品。仅因我没法全面阅读这个事实，故此文只能算一个尝试。其间所谈是耶非耶，欢迎读者批评。

　　管党生对民间、底层民众的各方面情况有较多的抒写，值得思考的事情很多。他的很多诗歌，文字非常浅白。严格说来，还不能全都叫做诗歌。这些诗歌表面看起来意思不大，但它们大都能比较真实反映目前底层群众的思想和情感，带有粗朴民歌的特点。

　　首先在他一系列诗歌和言谈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底层民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愿望表达和因长期面对被“高雅”、“正统”、“主流”文化歧视导致的反叛情绪的流露。这个情绪已成为他刻意在自己诗歌表露的特殊个性的真正原因。沿此路径稍作探究，还可以透过那些大量表面粗糙的写作，清晰看到底层文艺作者对个人尊严、社会平等的强烈愿望。有时候这个愿望表达非常严肃，比如《我所认为的贵族》，首先就强调人的自尊：贵族“和是否成功无关/和是否有钱无关”;而其他不少民间诗人也常常把这个反叛情绪转变为对“高级”人的嘲弄和自我调侃，甚至装蒜似的说大话等等。管党生当然也这样。但他把这个叫做“与其你装B，不如我装B”。由此路径继续看下去，还可以看到底层诗人对某些社会问题独有的透视力。例如管党生写的《什么问题对她都不成问题》，就有对现实当中民众地位差异的深入揭示：有的人可以干净、美丽，甚至不用知道世界的肮脏，但什么对他们都不成问题;而有的人只得自惭形秽，不得不和这些“美丽、干净的人”“保持距离”。当然，这些人往往就遇到什么都成问题。这种漫不经心表露的深入骨髓的疼痛，非有底层生活的相关际遇，是根本无法体会的。这种对我们社会尚且存在的问题痛彻的反叛，是底层民众旺盛创作热情的来源之一。

　　其次是立足底层真实，关心自身的具体生活，用自己的话抒写自己的感受。就这个立场，对社会深层次问题，他偶尔也有些独特的发现。虽然他大部分诗歌仅仅在记述自己具体生活当中的琐碎感受，比如对那些兢兢业业的股民报以嘲笑等，都跟他对待诗歌与生活关系的态度有关。但这些诗歌多数比较浅，意义不大。而他有的诗歌，因为底层立场导致的透视力，就让他对事物的本质有深入的揭示。《什么问题对她都不成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象《上班就是和猪狗在一起挣几个小钱》等诗歌有这个特征。这些诗歌就不仅有诗人有点骄傲又散漫的个性表露，对当前普通劳动者所以不认同“干一行爱一行”的“螺丝钉精神”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具体工作的厌弃，除了当前大多底层劳动者未必认识到的体制转变消解了劳动本身的意义之外，还跟我们文化进步，让我们能够看到职业赋予人具体生活处境的特性有极大关系。这个生活处境当然不仅仅只是劳动，还包括就职单位的人际状况这类只有劳动者会面对的很具体的问题。因此这个诗歌反映的诗人对工作单位的厌弃，就远远不是出于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的“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而是出自劳动者对自己价值的深入理解和强烈的自尊，有一定的深度。它对澄清我们过去对劳动和职业关系的简单认识就有积极意义。去年“打工春晚”上那些女工对青春被淹没在满是机器的车间里感到的不满，与管党生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基本一致。

　　其三是管党生写诗的强烈动机特别值得赞赏。他是因为“在工厂索漠无望”才开始写诗的。由于他的具体处境，让他没法对仕途、市场产生竞争的自信，因此他才不受名利的羁绊，不为当诗人写诗，不为名利写诗，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评价自己，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或也包括跟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较劲的意思，总的是出于底层老百姓对自己的肯定。他常常有的那些自半真半假的傲气，跟这个具体处境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他有很多夸夸其谈、自我吹嘘的诗歌和谈话，也主要是在调侃。他的很多诗歌和言行反映出的散漫无稽的个性，都可以从他作为底层诗人自身真实的情感脉络去加以理解。他在诗歌《我的立场》里明确的说：“与其你装B、不如我装B”。这个也是当前底层小人物对社会不满和无奈的复杂体验的真实反映。比如他说“左右均狗屎，只有我黄金”、“我是圣贤我寂寞”、“人类整体层次有待管党生提升”等等，就属于调侃，是他对长期面对某些“高级”人群的歧视产生的本能反抗。真实的管党生，是掩蔽在那张笑脸之下的那个人。表面上他乐乐呵呵跟着某些诗人随意起哄、夸夸其谈，参与一些诗人的聚会胡闹，但他终究逃脱不了他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处境。这个处境在他的诗歌“一晚上不舒服”里有清晰的反映。当他面对自己的疲劳、生病、衰老的时候，这个处境才让他不得不为自己实际生存状况感到忧心忡忡，因此被迫成为“现实的人”;另外他一方面自我吹嘘，一方面又自称自己“庸俗”等等，也反映出这些表面调侃态度下面身为底层老百姓特有的无奈和机警。其间导致习惯性的自我麻痹，热心为那些胡闹喝彩等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四是，管党生的诗歌也客观透露出他思想认识上的某些不足、荒唐和“趣味低级”等等。这些，我感觉应该把它们放到广大底层群众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加以理解，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因为这不是管党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管党生以及象他那样的底层诗人的诗歌，都有对国家政治的关心。这个跟西方那种仅重视程序的民主制度导致底层政治意识淡薄的风气比较，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浮躁风气泛滥的当下，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目前中国大部分底层艺术家也认为关心政治是犯傻，忙着赚钱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在管党生就有不同，他对时事的关心比较多，而且有自己的思考。也正因为他的底层处境导致不求名利的信念，让他可以无拘无束傲视一切高高在上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和我是什么关系/无论你曾经给过我什么温暖”，统统不放在眼里，“并且不打算改变”。这种傲骨是一个成熟的底层群众固有的品质，令人敬佩。

　　但他对有的问题的认识，还是有明显的受当前泛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局限、以及一般老百姓固有的随意性带来的不足。过去他对文革和改革、对当前左右派的评价，也反映出这个特征。他从个人经验出发，看到了文革、改革当中那些极端事例导致的问题，例如对自己父亲那样受到不当冷落、甚至遭遇残酷折磨的某些人物深表同情。从一般群众的善意和良心出发，这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文革和改革为何有这样的极端的事情发生，他还缺乏深入的认识。去年，他对左右派，都一概嘲讽、痛骂，骂他们“传播非人类思想”、是“敢做不敢当”的汉奸等等，自然就显得比较简单。由于他固有的认识局限，有时候也出现自我矛盾的情况。比如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拿老百姓做实验，痛惜江青不懂“人要吃饭”这个简单的道理;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能吃上饭和自由流动，总的还是好的;然后又在骂“不要脸的政府，拿我们的养老金赌博”，也反映出他认识的过程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后来，他主动打电话跟某个著名左派人物谈文革，提了些常见的问题，但就这次谈话个所写的记述诗，却没对这个左派人物所作的回复予以评议，这与此前他去参观江青墓，对江青以及毛泽东的认识竟至“放了个响屁”予以嘲弄就显然不同，让人直觉这个时候他内心泛起的对大问题的严肃思考。而今年他写的“老民主战士开始想念毛泽东”以及在畅想“一百年以后”，是否有人记得自己的诗里，也开始强调自己作为人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对于人类做出些贡献吧”。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既非左也非右，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他的这个思想变化是基于他的生活经验和受某些个人主义思潮影响的认识为起点的，因此也是积极和明确的。说明他的底层处境给他带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仍然是主导他对社会认识的思想基础。

　　管党生的某些荒唐经历和对成力那样的行为艺术等等闹剧的赞赏，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中国思想解放难免产生的乱象、艺术探索必然导致的出格问题、性观念迅速变化前期反弹似的矫枉过正，以及从艺术家个人经历和处境而来的思想态度和道德品质等等方面，要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建立正确的认识，确非一朝一夕的事。在对诗歌所涉的思想认识方面，他对阶级立场的认识还不清晰，比如他在《我所认为的贵族》里，故意把国共两党的将领加以混淆，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对阶级观念的否定。这个观念在当前底层文艺人当中非常普遍。其根源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负面体验导致的认识含混，因此对所谓的“普世价值”主张的抽象人性观的情绪化推崇。没有思想认识上的高度自觉，对这些流行观念的鉴别确实很难。管党生的自发状态还体现在他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尽管他可以同情流浪女、赞赏娼妓，但对自己身边的某些诗人和“傻逼”却经常刻薄的嘲笑。这个在其他“垃圾派”诗人当中都很常见。这个经验性的问题让管党生对作为诗人自身处境的改变还缺少应有的自觉意识。这个个人的自发状态，是导致底层追随自由主义思潮的人最致命的一个缺陷，目前很多人对此还根本缺乏意识。

　　从对管党生这样的底层诗人及他的诗歌所作的分析，我觉得，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当前底层群众——包括里面大量的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既有认识的复杂一面，因此知道在我们要以群众为文化主体，因此积极走向群众的过程当中保持足够宽容的必要，如果把他们与中国诗歌发展联系起来综合分析，也许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有意义的思考和启发。

　　管党生以及整个“垃圾派”的诗歌是有价值的，不仅有价值，我认为他们的创作对我们新左翼诗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还有更大的意义。我们新左翼诗歌对当前的底层群众的生活关注还很不够，大量的诗歌还仅仅在沿袭教条似的歌颂、批判，大部分作品非常空洞陈旧，还没有根本脱出宣传工具的模式真正走向文艺。别看“垃圾派”这个名字不那么好听，在关注底层群众实际生活和对传统文化强制的反抗上，确实比我们成熟。至于这些底层边缘诗歌提供的思想和客观存在的问题，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它。《诗刊》主编叶延滨在06年一篇介绍诗人蔡书清诗歌的文章里，提到“知识分子写作”和“垃圾派”诗歌。他说：“中国近30年的开放，在诗刊出现的超越者，走向各自不同。最为人熟悉的是现代主义这一支，走向是向西，向西方的主流文化与主流诗歌潮流接近，从朦胧诗发端，升级换代，到了‘知识分子写作’就算高端，再向上，难有大作为。最活跃的是贴近生活姿态向下的一支。走向也向下，市井俚语，三教九流，从深圳青年报的‘大展’发端，到口语，到民间写作，向下到极至也就分了两个岔，下半身与垃圾派。”文章末尾他又针对蔡书清的诗说：“我很难明白说出达到了什么新的境界。我欣赏的是他的诗具有许多发展的可能和充分的空间;这在许多诗歌流派走到困境，不少名气很大的诗人让人想到江郎才尽这四个字的时候，诗人提供的可能性就格外地呈现出光华。”

　　——细忖此言，叶延滨明确看到了“知识分子写作”面临的困境——甚至绝境，和“贴近生活姿态向下的”底层边缘写作初生的活跃而繁杂局面。但差不多十年以前，作为一个主流诗人和诗歌编辑的叶延滨，确实也很难想到中国诗歌走出困境更加关键的一点：贴近广大群众的生活和新民歌的道路。

　　——还有什么能比当前盛行网络的新民歌能够为中国诗歌提供更多的“新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管党生当然是一个诗人。但他的可贵，还不在于他从自己身处的底层实际出发，写出了不少风格别致、值得肯定的诗歌。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的随性写作立场，彻底消解了正统诗歌和一般民歌的界限。他的诗歌，主要是由这些随意吟唱构成的新民歌。仅仅由于的他目前的自发状态导致的不自觉，才让这些在当前底层写作逐渐兴起的时期特别有价值的新民歌不那么象民歌——尤其不象传统意义上的民歌，在这些诗歌的形式上，甚至赶不上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小段子和打油诗。但他的这些写作对底层普通民众生活的反映和文字的的浅显易懂，已经具备成为大众喜闻乐见民歌的雏形，所缺乏的仅仅的利于传播的一些因素。或许，我也可以猜想，当前某些诗人，或者还不认同“民歌”这个略显古老的字眼。但是，毛泽东却认定它是中国新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深思此言的奥妙，从叶言滨的话里就可以参悟一二：中国诗歌要走自己的路，要走群众路线。后30多年来的诗歌形式探索，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有“梨花体”、“乌青体”忽然掀起的闹腾为证。那时，人们已经不再关心“正统诗歌”，而关心好玩的闹腾——关心亲自参与。就是说，那些“正统诗歌”的命运已经注定。当前某些诗人还沿袭传统诗歌的写法，甚至迷醉于形式探索。但是，它们读者只会越来越少，结束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正统诗歌不应该结束在只有调侃、闹腾而根本没有诗歌的地方。诗歌形式探索的终点，应该是以新民歌为基础蓬勃兴起的大众诗歌的开始。新民歌的兴起，不求统一为一个新的主流，但它们因凭广大群众诗人对自身生活的尊重，勇敢地真实抒写，将必然给中国诗歌带来一个全新的生气勃勃、百花齐放的局面。

　　(2015-09-01写于 四川 成都)

　　(群号：225174960))�br>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