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论防止“和平演变”

论防止“和平演变”

（补充修订稿）

郑彪

西方对华战略，不仅是冷战东西方政治对抗的产物，更是近代以来“文明冲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实际上，当代“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这些思想和实践，不过是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外殖民扩张的全球化传教的滥觞。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东亚鼻祖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人，贵族背景。1540年后，受罗马教廷、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派遣，来到东亚，有宗教大使和葡萄牙国王代表双重身份。国王给他的任务是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西方传教方式历来是“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葡萄牙传教士在印度就是通过没收财产、投入监狱等暴力手段强制当地人信教（罗马天主教）。沙勿略是东方殖民者的宗教头领，负有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即领导、策划、部署、实施东方的传教活动，并确定向“未开发国家和地区”传教路线图和打入的方法。1552年他偷渡到达中国广东新宁县上川岛，那是一个葡萄牙的走私贸易中心。

    当时西方已经有了中国唐朝时期基督教（景教）来华传教失败的教训，那个时代传教士素质很低。在印度和日本的几年，沙勿略意识到，在文明发达和相对富强的东方社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迅速归化大批民众的传教方式，很不现实。特别是在西方海军与明朝海军屡次交战失败和在对中国有所了解以后，沙勿略产生了对中国通过学术渗透进而进行宗教和政治渗透的念头。沙勿略写道：“据曾到过中国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1552年他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翰三世信中说：“中国在日本的对面。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学士，他们极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作学术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为此，他建议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有高深的学问、绝顶的聪明，而且要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他显然了解到当时中国亟需修改历法。沙勿略为利马窦等人的成功预先规划了思路：第一，改变居高临下强迫信教的传统方法，以学术为交流媒介、政治掩护、敲门砖和晋身之阶；第二，必须熟练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第三，走政治上层路线；第四，不言而喻地，对中国传教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期归化思想。沙勿略因其在东方传教殖民事业中的政治地位、先驱作用和献身精神（在登上中国外岛即死去，终年46岁），在西方天主教界享有殊荣，成为后来传教士的精神领袖。且罗马教廷对于中国这个“新发现的”和高度文明的国家极为重视，派往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如利马窦、汤若望等人都是精心挑选的有高度宗教献身精神的饱学之士。沙勿略可谓是20世纪乔治·凯南的精神导师，是“和平演变”的鼻祖。

西方对华战略，从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以夷变夏”，到20世纪中期的“和平演变”，再到20世纪末将“文明冲突”的矛头对准中国，迄今提出“Chimerica”，都是几百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思想和战略意图：“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对中国予取予求，100年来目的一样，方法不同，19世纪后半叶是“割肉”（割让土地、设立租界、掠夺剥削和战争赔款），当代则是在所谓经济全球化洗脑运动掩盖下的巧取豪夺。对西方政治图谋的警惕，并非始自中国共产党，而是明清中国士大夫的一贯呼吁和行动，那时候防止夷夏之防的提法叫防止“亡天下”。明顾炎武有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率兽食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番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亡天下”就是指灭绝中华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口“自由、民主、人权”，可谓“仁义充塞”，然而其“率兽食人”和灭亡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径，由一部美洲印地安人的历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经济史言之凿凿，亚非拉在几百年全球化中被灭绝的文化不知凡几，现在被亨廷顿承认的只剩下除西方以外的七八种文化，美国还要火并。如今，西方国家将矛头再次对准中国了！笔者这样说，必有论者以为是昏话，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悲之处。就像近些年来某些人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极力鼓吹“民族经济已经过时了”的观点一样，似乎民族主义也已经过时了。如果真是这样，西方发达国家就应该敞开大门，放开移民。西方某些人自15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500多年里坚持种族主义，只不过不断变换花样（有时候叫民族主义），经济上从重商主义到自由（竞争）主义再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上政治上则更早就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演变为后来的世界主义、大西洋主义，再到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背后本质上都包含着种族主义。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乃发动全球化意识形态攻势来为后者洗脑，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毕竟只能欺骗于一时，不可能愚弄所有人于永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全球性的政治觉醒。

战后美国的“和平演变”，思想上既有基督教的传承，也受到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化胜利启发，为乔治.凯南所提出，战略上以杜勒斯国务卿（先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而闻名，在实践中为苏东剧变所证实。苏联解体，被西方宣传为冷战胜利，其实基本上是苏联自戕所致。如唐人杜牧所言：“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执政党包括领导人政治上思想上蜕化，到戈尔巴乔夫更是既无战略头脑，又不谙政治，将改革变成自杀。否则，纵使美国中央情报局三头六臂，没地方下蛆，也是白费。苏联解体不过十几年，祸不旋踵，在地球那一边，美国又搞出金融海啸的自我爆炸。美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军事上必然要铤而走险，这些都戳穿了“冷战胜利”的神话。又可能应了杜牧的话：“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由于执政党自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演变”，甚至为此付出了历史曲折的巨大代价；即使到1989-1991年之后，中国的主流也并没有如西方国家所诱导的那样轻易地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就范，而是对此进行顽强的抵制；2002年十六大以来，特别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国甚至愈来愈旗帜鲜明地，而且是坚定不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走反“和平演变”的道路（内部的提法是反对西化、分化等）。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上许多事会出乎意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曲折的代价，是否正在得到或最终能够得到历史的补偿？或者，由于复杂的原因把握不住这个历史补偿的机遇，对苏联的沉痛教训不能汲取而重蹈其覆辙，如杜牧所言，“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此，要对中国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政治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信心，对中国人民有信心；从根本上说，是对植根于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有信心。无论如何，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冲突”的历史又一次面临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从前苏联的厄运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看到了共产党政权得而复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政治预见已经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苏联的历史证明“和平演变”不一定要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只要上层建筑改变（时间可长可短），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即使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在历史转瞬之间，演变为大寡头大资产阶级；而政权和社会结构的垮塌重组以及人民群众重入水火，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至于“千百万人头落地”，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已见端倪，而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是以种族冲突、社会动乱、社会精神崩溃而酗酒自戕等形式，不一定都是直接以阶级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当然实践上是否也可以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然后再等条件成熟，演出与苏联大同小异的节目？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案例，但是理论上不妨探讨。从苏联教训看，从思想蜕变到政治背叛乃至政权垮台，只要外部条件成熟，垮起来是一夜之间。所以从严治党，反腐败固然重要，思想政治上反“和平演变”，也是当务之急。苏联解体的教训和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国情、世情和党情的变化表明，对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十七大报告有“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的新提法，特别是“党情”，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啥叫“党情发展变化”？最大的党情发展变化，就是党内的经济分化导致思想和政治分化；或者经济上未必分化，而政治上却发生分化，等等。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概括这种深刻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难点。近年来流行的社会阶层分析，对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回答不了，是一个事实。原因是方法论不行。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但是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是以思想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导致实践上对党内形势作出误判。但是，事过境迁，沧海桑田，彼时的错误论断到了此时，却有启发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其所以说“资产阶级在党内”，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外没有资本积累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党内至少当权派有权力，在理论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可能性。根据杨帆教授的研究，现在看来，经过31年改革开放的资本积累，可能性有条件转化为现实性。刘国光教授最近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他没说党内党外。但说共产党内会出资产阶级，理论上难以说通，无非是说党的和平演变。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和平演变”，这不是事实；但确实存在这个现实危险，这也是党内腐败的一个根源，否则难以说清楚。

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很荒诞，却是一面镜子。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有这样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判断，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时空条件调换一下，对照1985年到1991年期间的苏联“改革”时期，再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表现和苏联解体、俄罗斯惨遭浩劫的历史，他们是怎样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罗斯难道不是由劳动人民专政变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寡头专政吗？谁敢打保票说这种惨祸一定不会在别的国家重演呢？联系到刘国光同志2005年“8．１５”和“１１．２３”关于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两次重要讲话以及2009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建国60年感言，历史真的是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其实，建国以后的党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强我弱条件下中西文明冲突的反映和结果。因为西方老想颠覆中国，战后世界上被美国颠覆的政权很多。冷战无疑加剧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要把“左”的路线下的党内斗争和历史曲折放到冷战与“和平演变”的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甚至要有“文明冲突”的视角。战后美国到处制造武装政变，又搞“和平演变”，在中国党内引起反应。这也是1966年“文革”发动时林彪发表的关于“政变”的非同寻常、杀气腾腾讲话的国际背景。林彪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而且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是出在上层。”他还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席宣、金春明同志指出：“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造成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起到了为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中国政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西方不是不想搞政变，但是苦于无从下手。至于在党内，那时候，相信基本上并不存在想搞政变的“王八蛋”。5月25日，由康生授意炮制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6月1日毛泽东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通过群众运动来打倒右派，所以“不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以后又有1967年的一月“夺权风暴”，这就是要打倒“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他认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事实上，“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正如张春桥所说：“桃子已经熟了”，于是1月11日对上海“造反派”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中央文革取得了与中央并列的空前地位。夺权运动到1967年3月27日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通过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党内斗争和“走资派”，这是毛泽东的创造，事实上也达到了夺权罢官的目的。依靠人民群众，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问题在于当时并不存在“党内资产阶级”。而且，“文革”只有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天下大治，证明乱易治难，易放难收。这是因为，总有人火中取栗，容易为歹人所乘，例如，“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惟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制造社会动乱，妄图实现‘乱中夺权’。”（以上引文，均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增订新版）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正因为更加衰落，才更加咬定中国，妄图“吃定”中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有一种势力又认为“桃子已经熟了”，其实也是铤而走险。

    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方法都无济于事，对任何事和人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１６通知”能够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通过，是与当时在五位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却能做会议主旨报告的林彪作为掌握军队的党的领袖接班人地位相联系的。这个接班人被实践证明完全失败。但是，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至今仍值得研究。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中说：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①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为少数人，不为剥削阶级。③要能团结大多数人。④要有民主作风，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长作风。⑤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26）在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第一条管方向，第二条是目的；这两条最重要，这两条丢了，就走了邪路了，就要“颜色革命”了。“颜色革命”以后，会不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群众会不会“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对这类问题，一些人书生气十足，根本不懂国际政治，更不懂利害。看看南斯拉夫的命运（国家被肢解，肢解以后大规模的人头落地采取了种族冲突的形式，而对政治人物剥夺生命则是采取法律形式，通过所谓国际法庭执行）、科索沃战争，看看东中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等等，再看看前超级大国俄罗斯这18年来靠卖资源走过的悲惨而艰难的道路，就全都明白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第三、四、五条都是方法。这五条，非常精练，非常厉害，也非常管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坚持中华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以及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鲜经验，不断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国无论在何种困难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