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国企改革的方向

　　曾飞

　　笔者于2016年05月10日《停止罪恶昭彰的私有化混改》一文中呼吁：“老百姓就必须对当权高官大声断喝，我们不需要私有化，必须停止混改，停止医疗私有化的体制改革，还百姓的一条活路!很明白的事实是，“国企”必须改称“公有企业”，还其本来面目。官僚必须退出公有企业，由老百姓委托给有能力的董事会独立经营。公立医院交付理事会管理，保持其公益性，不得盈利。而不是被私有化鲸吞，变成官僚家族的私人财产。”也就是说，国企私有化混改是错误的方向，必须及时纠正。

　　笔者于2015年10月08日《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应当改善》的评论中还提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去官僚化。然后才能建构由集团董事会对公有资本的运营负责，从市场(包括国企内部——按：像厦门国企内部在长期经营中考验出来的一批如建发集团董事长王宪榕，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华等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官老爷，这是最重要的经营管理力量，然后才是从外部吸引人才)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总裁、财务总监和信息总监(总工)的管理结构，在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下进行运营，搞活国企。

　　譬如厦门国企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做大做强根本不是靠什么“混合所有制”，而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用户满意为宗旨”，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占有国内外市场。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拥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安全节能试验中心等一流研发和试验机构，集聚600多名行业技术精英，为市场不断孵化出新技术和新产品。从2000年开始，公司开始实施国际化营销战略。2005年3月，独家通过英国商用汽车认证，国内首家进入欧洲市场。金龙客车已经遍及亚洲、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欧洲五大洲，广泛服务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公司外销金额首度突破20亿元人民币。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经营报《东北国企改制牺牲职工 每月千元工资降到250元》披露：“先是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参与国企改制，然后再利用国家政策，通过套取改制补偿金，低价和解企业债务等方式，轻易获取数倍的高额利润，最后再选择时机撤离资金拂袖而去。……引起经济学界专家的关注及广大改制国企职工的担心：面对自身日益窘迫的生活和入主者一夜暴富的神话，许多职工们坚信，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改制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变相圈钱。……。”

　　在混改的欢呼声中，据报道，辽宁省国资改革的相关指导意见在2014年11月份就已经公开。2014年11月6日，中共辽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国企改革意见》指出：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某些高官是在改革搞活国企吗?事实搞的却是强制降薪减福利与“混改”暴富的南辕北辙的改革措施。因此有网友责厉声问道：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牌坊。他们鼓吹“国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根本目标就是资本主义化，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经济学派的事，而是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概念。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居然请美国的佐利克参与设计，他们热切期待着《2030年的中国》。美国财长鲍尔森曾直言不讳地威胁：“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人们有理由发问，改革精英们欢呼雀跃的改革究竟是为谁而改?

　　“据中新网统计，已公布2014年GDP增速的31个省份之中，重庆以10.9%的增速排名第一，山西、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分别以4.9%、5.6%、5.8%和6.5%的增速列倒数第一到第四。”而某专家组对四个直辖市的评估，表明重庆市经济发展情况明显好于其他直辖市。根据凯迪数据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指数体系测算，2014年度重庆的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数总分为105.49，高于2013年度的100分基准值，说明主体功能区政策执行状况良好，其实际发展与规划定位及预期目标正向吻合度高。功能区整体发展效率增量、公共基础设施覆盖增长率两项指标，重庆得分最高，分别为108.48、106.56。货物进出口增长率等变量均超过110分。再如，厦门市的经济发展依旧良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9.2%的较高水平。……相反，东北地区则是搞得一团糟。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劳动力市场上，一些企业虽然没有裁员，但是却实施降薪和调整员工岗位，“隐性失业未来可能显现出来。”这份报告写道，“如果经济持续恶化下去，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会有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造成失业率大幅上升。”(2015年09月17日汇通网《东三省经济深度衰退 未来或出现大批企业倒闭》)对于东北的失误，不是一句“感到痛心疾首”就可以推掉责任的。——显然，东北国企混改特别是辽宁国企混改已经重创该地区的经济，公立医院混改已经严重危害百姓的生命健康权，但国务院却反而在全国全面铺开国企混改，坚持错误的国企改革方向。

　　关于国企私有化的本质，笔者早在2014年08月31日《全民资本简论》一文中就已经指出：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第五条宪法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正式以“国有经济”替代“国营经济”，给“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开启了绿灯，“国家”成了这些财产的正式所有者，理论上也就不再需要人民的授权委托了。法理上没有了人民合法监管的权力，也就有机可乘了。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随时都可以用“私有化”、“民营化”的名义把国有财产送给私人资本，合伙鲸吞全民财产。也就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给国际上流行的国有化-私有化的超经济掠夺模式开通了绿灯。“国有经济”也就被官僚趁虚而入，演变成各个官僚家族割据的地下官僚资本，并逐步向“合理合法”的官僚私有资本蜕变。当年草拟该条文的人刻意搞概念模糊：“全民所有”，则“全民”就是唯一的所有主体。“国家”与“全民”不是同一主体，不能两个主体同时成为唯一的所有主体。除非是按份额共有。“全民”拥有一部分，“国家”拥有另一部分也说不通。“全民”所有而委托给“国家”代理，曰“国营”符合逻辑;“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曰“国有”不符合逻辑，用“国家”偷换“全民”概念犯最简单的逻辑错误。如此弊端，可以有两种发展取向，一是回归全民所有制经济(全民资本取向);一种是彻底私有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私有经济(官僚资本取向)。百姓选前者;官僚取后者。利益使然。回归全民资本的取向道路是非常艰难的。美日和中国官僚会拼死阻挠。然而，回归全民资本，催生全民资本的现实可行的模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非此，中国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地站起来。《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回归资本原本的社会属性——资本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就是全民资本的本质。有人嗤之以鼻，冷笑道马克思古董早已过时，说他干嘛!但是邓小平同志却坚定地认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同上书，第311页)以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何一批所谓的改革激进人士会如痴如醉地诋毁全民所有制而拼命鼓吹“民营化”、私有化——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垄断资本自身深陷危机的局势之下，中国官僚深改派全面推出国企深化改革的混改路线图就显得更加可恶。这依旧是中国官僚家族历来救美国(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两者目前明显不一致，并开始引发剧烈的冲突)就是救自己的反动策略的延续和变本加厉。

　　当前国际垄断资本自身深陷危机，主要体现在石油美元体系崩溃，孟山都转基因控制粮食阴谋遭到全球各地的剧烈抵抗，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国企迫使国际垄断寡头在价值链高端和高技术方面的垄断优势迅速减弱。于是国际垄断资本一方面依靠制造世界的紧张局势来强力推销军火和加大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获取超额利润让自己苟活;一方面加紧逼迫中国的内应从内部加紧消灭中国国企，以图挽救国际垄断资本一家独霸的掠夺机制。因此，中国官僚的国企混改的新自由主义措施就成了国际垄断资本挽救自己的一条救命稻草，其反动性和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叛卖性就显得特别恶劣。中国的老百姓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加以迎头痛击，坚决维护人民自己的根本利益，不许国企混改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得逞，并坚决去国企的官僚化，回归公有资本的本质，继续做大做强，成为人民手中的巨型航空母舰的强大竞争利器。

　　最后，为什么国内外有些人对中国国企恨之入骨，不断地抹黑国企，连人民日报都敢闭着眼睛说瞎话，断言国企“效率不高”，而故意无视正是所谓“效率不高”的国企近年来取得了世界前列的高速铁路、超高压输电、现代战斗机、现代驱逐舰、航空母舰、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最主要的技术创新突破，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譬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就表示过，中央企业业绩增长来自改革创新，单单2011年央企就累计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形成了中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让国际垄断资本为之颤抖的国际竞争力。譬如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宝钢集团2015年就取得了“高硅高磁感取向硅钢产品系列化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等三十项技术创新重大成果，加速宝钢核心技术的开发和重大专有技术的形成，提高了我国钢铁企业的世界地位，社会效益显著。(来源：中国钢铁新闻网)而所谓的高效率私企和私有化医疗却不断爆出欺诈牟取暴利、拿人命谋财等丑闻。其原因无非是国企威胁到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家族私人企业的谋财害命的自由。也因此，美国政要纷纷跳出来攻击中国的国企，为国际垄断资本请命。希拉里·克林顿就发出这样的警告：“我们必须着手应对国家资本主义(按：指中国国企)，因为它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威胁之一(按：说了真话，国际垄断资本的最大的竞争威胁”。美国政客罗伯特·霍马茨就直接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威胁(按：不是美国，而是殖民化美国的国际垄断资本)”。这样的仇恨当然是刻骨的，不置中国国企于死地，国际垄断资本自己就会趋于衰亡。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家财万贯的中国官僚家族的好日子自然也就到头了。于是，美国在中国的内应私有化国企的改革方向也就坚定不移。人民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只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坚决遏制其私有化国企的阴谋，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别无选择。

　　另外，从理论上讲，2015年07月24日人民日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于私有化》所给出的进行国企混改的理由和目的都是错误的。首先，把“效率不高”作为国企混改的理由是错误的，所谓的效率主要是指企业的资金利润率的高低，直白讲就是善于捞钱。然而，社会主义企业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是企业对人民对社会福祉的服务效果，而不是善不善于捞钱。最善于捞钱的无过于美国的“两房”，然而它捞钱捞死了，还导致次贷危机坑害全人类;还有台湾电信骗子集团和混改公立医院的急先锋莆田帮也很善于捞钱，一本万利，连人命都可以拿来卖钱，效率极高，其实他们连畜生都不如，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何以能由高效率而成为优秀企业?把“效率不高”作为国企必须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由是很可怕的邪论。其实企业的优秀程度并不直接取决于所有制。现实表明，在国企与私企中都涌现过优秀企业，譬如私企华为、海尔、美的、格力、张小泉剪刀等，国企徐工、中车、宝钢、金龙客车、成飞、海信等等。劣质企业也一样，恶劣的私企如血汗工厂富士康，昧良心用竞价排序的手段推荐暴利私人医疗机构坑人来捞钱的百度，容留假货而捞钱的阿里，卖垃圾食品的麦当劳等;恶劣的国企譬如洋买办联想，任志强掌舵的宣称“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房产国企华远集团等等。企业的优劣与所有制并不直接相关。拿效率不高来否定国企的全民所有制，不仅不符合事实，也违反逻辑，是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伪理论。宣称要以混改来引入私企的狼性基因——不惜手段捞钱的狼心狗肺来改造国企，从内部私有化国企，目的更是错上加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企业为人民为社会福祉服务的本质。因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于私有化的说辞根本无法成立。现实表明，推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骨子里的目的依旧是私有化国企。中国老百姓没那么傻，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因而，国企改革应当回归正轨，回到“国企”改称“公有企业”，官僚退出公有企业，由老百姓委托(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给有能力、能负责的董事会独立经营，坚持为人民的福祉服务，实行人本管理，强化科技创新推动，恢复企业的管理民主，及时制定公有企业法来强化法治，真正按照习主席关于“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的改革精神，做大做强国企的正确方向上来，让公企真正成为中国强大竞争力和重大创新的核心力量，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