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眼里的中国之“路”

草民眼里的中国之“路”

曾飞

　　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中国在“发展是硬道理”理论的引领下，又走到了一个困惑的历史时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重现在13亿国人面前。于是人们纷纷议论中国之“路”究竟在何方？

　　所谓的困惑，也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问题是同一个，但在不同人的眼里，这个问题具有很不相同的含义。

　　在政治家眼里，是谁家牢牢掌控国家的大权，是政治统治合理性、合法性的严重问题。

　　在企业家眼里，是能不能继续赚钱和保有财富的重大问题。

　　而在草民眼里，则是衣食住行能否维持和得以改善的“小”问题，是能否有尊严地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小”问题。但问题虽“小”，自古民以食为天，天也从人愿，于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最根本性的问题。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大问题”相形之下也就变得相当渺小。

　　这不是信口开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最根本性的问题是人民的利益问题。而不是政权、阶级斗争、所有制、社会主义之类的政治家津津乐道的问题。

　　数十年来，国人的思想在西学东渐的情势之下，在现行的西化教育之下，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已经从中国人的中道思维洗心革面，而成了两分法的肯定与否定对立的绝对化思维：快速发展或缓慢发展，“左”或者“右”，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总之，非此则彼，十字路口，两条道路，任挑一条。而根本忘却了“路”是人走出来的，方向有四面八方，甚至上下高低，无数的向度；人们并非只能“肯定”或者“否定”，二中选一。人们忘却了还可以用实践探索出有多向度可能性的实际可行道路来。君不见，如今人们的怨气，多发在所谓的小左骂小右，小右骂小左；肯定骂否定，否定骂肯定等等一分为二式的无聊争吵之中。而少有人有勇气去实实在在地踏出前进的“道路”来！

　　长此以往，一个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勉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将日渐退化与衰落。

毛泽东和邓小平眼里的“路”

　　这已经是历史。但没有了历史，就没有现在和将来。

　　因而，时下有人怀念毛泽东，有人咒骂毛泽东，也有人评价邓小平。这不为过去，都为了现今和未来。

　　老百姓怀念毛泽东，因为对当今发展之后的贫富悬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状充满怨气，怀念毛泽东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主张。

　　而反毛狂徒袁腾飞幕后的推手们，因为维护既得利益，则害怕毛泽东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主张重新被接纳，拼命诋毁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甚至力图加以阻止。

　　评价邓小平，或因为维护“发展才是硬道理”，害怕阶级斗争，以维护既得利益和将来更大的利益；或因为认同发展之后，“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以维护绝大对数人的利益。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他们的共同之处，也有所差异。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解放之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人出发，并归结到人的哲学精华，和中国的传统哲学集合起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现代哲学思想。

　　在这些基本点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致的。

　　不同之点在于，毛泽东相信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有理论缺陷的阶级斗争观点，而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大错误。邓小平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其中心点都是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并不为过。过失的都在于度的把握。毛泽东过度强调了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又把它推到了荒谬的地步：凡事都套入阶级斗争。物极必反，于是导致了破坏性的严重后果。而邓小平之拨乱反正，又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路固然紧紧围绕着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但是发展起来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经过这些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是一个“大问题”。真正达到绝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路”并没有找到。邓小平晚年的反思，深深表达了这位伟人的忧虑。

　　在这个“大问题”背后，凸现的是伟人毛泽东晚年的另一个忧虑。网上的文章《毛泽东晚年的忧虑和预言 》这样描述：

　　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他不无忧虑地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 “跟旧社会差不多”！

　　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级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　　

　　毛泽东曾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商品经济。他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

　　毛泽东晚年还对许多人和事做了预言式的评论，现在读起来，仍然值得品味。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从草民的眼中看，毛泽东晚年的忧虑为的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问题：党的高级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这正是当今已经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的失误仅仅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邓小平晚年的忧虑为的也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同样也出现了失误，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这个失误的由来，不幸被毛泽东言中“对走资派恨不起来”。他从根本上忘却了阶级斗争，忘却了在一定领域里还存在阶级斗争，还有复辟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的危险性。也因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危险境地之中！

　　这些问题留给了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需要面对现实，对人民负责，去解决现有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带了好头。他说过：“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从建国以来，一直有一个大错误，少有人提及。“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个大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建国以来大部分干部都不自觉地在努力建设一个“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官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也只不过把过去的老式官僚制，“改革”成“理性官僚制”而已。这种错误一直没有多少人敢于反对。唯有毛泽东等人孤独地叹息：“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官国依然还是官国！毛泽东晚年想革除的弊端，又有多少人理解和支持呢？

　　即使是邓小平也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一苦心。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认为毛泽东搞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就是个大错误。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而文革的结果却令毛泽东深感失望。从林彪事件之后，是他最先开始对文革进行反省，说文革是‘全面内战’，要求给予文革‘三七开’。他的这些自责，堵了全面肯定文革那些人的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自责就很难有以后对文革的否定。只把毛泽东的话‘全面内战’改成了 ‘全面内乱’，一个字就顺势全面否定了文革。”（《毛泽东晚年的忧虑和预言》）毛泽东深感失望的是什么呢？显然是本想依靠人民群众去去与官国决裂，依照马克思所指出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粉碎官僚制度，建立服务人民的公仆体制。但不料却变成了一场官僚之间争夺政权的“全面内战”。把毛泽东的话“全面内战”改成了 “全面内乱”，性质全变了。所指不再是官僚之间的内战，而成了“一小撮造反派”制造的动乱。矛头指向草民，而保护了官僚。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没能形成共识，没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发动人民群众成为空谈。甚至反而被官僚集团所利用，成了“全面内战”，争权夺利的空前大破坏。

精英眼里的“路”

　　与草民“短浅”的眼光相比，中国的精英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他们的眼光就“深远”得多了。

　　某些精英赤裸裸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名言，早已广泛传播，臭如狗屎，实在已经不值一驳了。诸如厉以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以及“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之类的臭狗屎。

　　但是现今更加“精辟”和具有“深远意义”的莫过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好的市场经济”论。

　　吴敬琏认为：

　　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出现这种结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公正的、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或称全民所有制，在这样的产权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无法生存的。为了给市场经济奠定制度基础，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多种形式的产权作出明晰的界定。……

　　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上，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这需要我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

　　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对于这种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掠夺大众以自肥：一要尽量减少审批的项目和改善审批办法，以便减少靠权力“寻租”的机会。二要严明规则，基本的产权规则、股市交易规则等等，切实防止少数人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谋求平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发生结果不平等。比如说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就业机会越多，收入的水平也越高；相形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备适用的专业技能的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会出现“数码分化”现象。对于市场经济下必然发生的结果不平等，也应当督促政府采取必要的社会政策，例如为全体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的条件，增强社会福利设施、累进税和遗产税等制度来加以缓解。

　　简而言之，吴敬琏的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式的完全的市场经济。

　　首先必须废了公有经济，国有企业，因为“全民所有制，在这样的产权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无法生存的”。他反对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官僚垄断经济。倡导的是“产权作出明晰的界定”的富豪经济。在草民看来，这就是现在富豪要直接取代官僚，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宣言书。也就是兑现美国所规范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路线图。是官僚独占经济鳌头让位于官僚听命于垄断资本势力的新秩序的新一轮“改革”。与之相呼应的自然是票选民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政治诉求。

草民眼里的“路”

　　在吴敬琏眼里，社会的贫富悬殊是因为没有建立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上，即法治的市场经济，即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幸的现实却是美国这个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的典范本身正陷入危机的泥潭之中。美国高度贫富悬殊，以至于陷入经济危机的现实嘲弄了吴敬琏解决贫富悬殊的妙方。

　　而在草民眼里，贫富悬殊的原因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所谓“游戏规则”，无论是官僚垄断，还是富豪垄断，都一个样：社会财富分配向资本与资源倾斜。劳动所得的份额无论在官僚的游戏规则或是富豪的游戏规则之下都无法改变：劳动所得份额日益减少。

　　那就是精英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就是“中美国”的实现之路——半殖民地社会的借尸还魂。这是草民重新戴上镣铐之路。草民当然坚决反对。

　　草民看问题，根本在于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而不是高官们的历史功过与是是非非，或者高谈阔论的所谓大道理。广大劳动者并不绝对化地排斥资本和资源，他们理解劳动需要资本和资源，才能有真正的效益。广大劳动者并不绝对化地排斥企业家，他们能理解劳动需要企业家的组织才能，他们与现场劳动者一样也是一个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对社会经济作出贡献。广大劳动者并不绝对化地排斥公务员，他们能理解劳动需要公务员的社会组织才能，他们与其他劳动者一样也是一个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对社会经济作出贡献。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劳动在资本、资源与劳动三个要素中的合理地位，获得合理的分配。他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人民群众掌握资本和资源，而反对由少数人垄断资本和资源，来剥夺大多数劳动者。

　　一言蔽之，人民的国家，人民当家的经济体制，这才是人民之路。这才能使中国摆脱历史的“周期率”，不再陷入破坏性的动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