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摘录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摘录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1944年11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历任青山船厂副厂长，天津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香港华联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976年6月，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来访外宾。

　　我当时远在江西，始终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动态。我经常到黄知真叔叔家里与他讨论时局。我们谈到了因人民群众深切缅怀周总理而引发的“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还把我从上海等地了解到的一些人民群众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精彩事例讲给黄叔叔听……。

　　黄知真叔叔和我都感到，“四人帮”一伙虽然很猖狂，但他们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8月份，中央连续发出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9月2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8日进入了弥留状态。

　　9月9日零时十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感怀他领导推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把中国从深重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恩情，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八月十五云遮月，真是不祥的预兆！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老同志们，再次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不过，与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因为大家对主席病危的消息早有耳闻，似乎对此噩耗已有心理准备，场面上相对平静一些。

　　全国各地、各单位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9月18日，首都各界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隆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忧心忡忡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想维持安定、团结，但是冰火不同炉，善良的意愿难以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正义与邪恶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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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四人帮”的抢班夺权，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全国人民都严密注视，针锋相对。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厂劳动。在江西，黄知真一直与“四人帮”死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江西的造反派把黄知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向“四人帮”状告黄知真“不批邓、不转弯、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江渭清因病住进军区医院，白栋材因眼病在广东治疗、休养，只有黄知真首当其冲，承受压力，顽强地坚守在省委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那段时期，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并关心我在江西的情况，使我知道了父亲他们也在为国担忧。叶飞伯伯因为当了交通部长，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送给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别是像我父亲和宋任穷这样还没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就经常用各种方法与黄知真等老战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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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剑拔弩张，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与黄知真叔叔关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关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帮”已下准备暴动的密令。

　　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他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当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是准备在国家出现大动荡时上山打游击。当时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我父亲1977年调湖北任第一书记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他回忆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杨得志还说，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

　　就在1976年10月初，“四人帮”余孽们在社会上散布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言，这是他们要起事的讯号。地声隆隆，一场政治大地震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