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中新法西斯主义鼓动建立“新帝国主义”

　　作者：艾迪·桑切斯 魏文编译

　　“文化之间的战争”的场景在渴望重建一种新帝国主义时进行辩解的思维在统治阶级的领导阶层中间已经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西方内部在那些试图在当前条件下恢复某些冷战的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本身思维的人们中间这种立场已经流行。

　　这个“新帝国主义”采纳了美国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说法，他是“文明的冲突”概念最重要的理论上的阐述者。对亨廷顿来说，未来的战争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的国家和团体之间：西方的文明、儒教的文明、日本的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天主教文明和拉丁美洲的文明。

　　这些文明之间的失败将确定未来的政治战争，在成为文化和文化的认同感的时候，在当前的世界上这些文化正在形成凝聚力、解体和冲突的准则。亨廷顿写道：“这篇文章的假设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上冲突的主要来源从根本上说将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经济的冲突。不论是人类重大分裂的性质，还是冲突占统治地位的来源都将是文化的。在世界的事务中，国家继续是最有势力的人的代理，但是在主要的国际政治冲突中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团体将会对立;文明的冲突将控制世界的政治;文明之间破裂的线路是未来战斗的阵线。”

　　亨廷顿建议通过对世界上不同领土的集团分类恢复“西方”地缘政治的想象，在这些集团中有区别的宗教因素是主要的。如同梅梅·帕斯托尔教授所指出的，在所描述的八种文明中六种对“西方的”价值保持沉默。但是从亨廷顿的观点来说，伊斯兰宗教的文明将变成主要的危险：“在伊斯兰继续是伊斯兰的同时(将是这样的)，两大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和生活方式将继续确定它们在未来的关系，如同在最近14个世纪期间已经确定的那样”。新奇的是以色列在这个分类中不是作为一个有区别的情况提出来，相反拉丁美洲尽管被认为是信天主教的，从1990年起变成了一个另外的空间，将属于西方世界的马尔维斯群岛(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对其主权存在争议)确实排除在外。

　　以这种方式倾向于将经济领域和阶级的区分放到一边，轻视全球化霸权主义的力量与移民产生的文化的混杂之间矛盾的后果。所有这一切都被贬低了，对作为主要的文化关键的宗教有利，这样将面对所有被接受作为对它内部凝聚力的威胁需要保卫自己放到西方世界关注的中心位置。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的作用是关键的：“西方的生存取决于美国人重申他们的西方认同感，西方人接受他们的文明是唯一的而非普遍的，以及团结起来为了更新文明，面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攻击保留这种文明。”

　　但是，对宗教作用的高估没有阻止亨廷顿承认在“文明”之间新的平衡中突出其他的权力因素，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总之，西方在整体上直到21世纪的头几十年继续是最强大的文明。在人才、科学研究和进步以及民用和军用的技术革新等方面占有重要的优势。但是，对权力创造者来说其他资源的控制在中心的国家与非西方文明主要的国家之间正在越来越多地扩散。”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因素的重要性反映在这位政治学者所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职能：“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西方文明的安全机构。冷战结束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有一个根本的和紧迫的目标：确保事情继续是这样，阻止俄罗斯在中心的欧洲再次强加它政治的和军事的控制。”

　　亨廷顿将一个世界分成“西方”和“其余”，主要由安全的威胁和其他国家的上升主宰，以及唯一的大国美国对未来认同的恐惧，依靠它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美国可能是唯一能够保障“西方”生存的国家。因此，对于“美国造的”全球化正在遭受相对合法性的危机，这种视角遇到受众不是偶然的，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承认的，在根子上这一切都是(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后果。

　　尽管“文明的冲突”思维不仅与两国之间有矛盾，而且也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矛盾(也许最陈旧的例子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残忍政权的良好关系，更不用说现在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在一个关键的战略地缘地区与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侵略阿富汗的时候提供它不可缺少的支持，同时现在在战术上支持达埃什)，可以预见这个“模式”(如同亨廷顿在前面引用过的著作所确定的那样)继续起作用，正是因为它有助于制造一种在“中心的”社会受到“威胁”的感觉，为了扩展受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其他西方大国特别是欧盟的影响，倾向于制造一种“包围的感觉”。

　　但是，正如海梅·帕斯托尔所指出的，很明显的是这种传承同时也造成日益增加的不稳定风险，这是由于它对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居民--以及拉丁美洲的居民，至少在美国对来自墨西哥社区的情况--的泛化，这些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做的事情只是支持反对派的原教旨主义的回答(因此增加他们对“恐怖主义”有选择的支持)，或者是简单地在在城市和它们的郊区制造有冲突的“种族隔离”。在经济上将“局内人”的地位强加于人，同时脱离他们，在政治、文化领域或日常生活中将他们看成是“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这是一种长期不可持续的形势。所有的根据描述了物质条件和对建设新的法西斯主义有利的思维。

　　这些根据一经阐述出来，是为了围绕着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武装，对于英国地质学家约翰·阿格纽来说，“文明的冲突舞台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之后，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已经被接受”。基地组织接受了“文明的冲突”的逻辑，这对本·拉登来说是很清楚的，这种思维已被“伊斯兰国”继承。与亨廷顿一样，不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都认为伊斯兰世界是高级的，应当受到保护，以便不被西方“污染”。比如在西方统治阶级的情况下，它蔑视文化之间的现实，世俗，男女平等和软弱。像他们一样，伊斯兰激进主义排除各个国家的社会成为世界政治未来的模式，首要的任务是确保“伊斯兰文明”自己的空间，确定反制殖民主义的西方。

　　正如鲁本·路易斯·拉马斯教授所指出的，“亨廷顿的理论从9月11日袭击事件以来在西方曾经占主导地位，供养了吉哈德主义的恐怖主义的坚持存在。但是这是一种“海市蜃楼”。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将穆斯林世界存在的冲突也包括在内。”

　　拉马斯指出，“吉哈德主义的恐怖主义制造的袭击80%以上是反对穆斯林的”，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攻势的产物，目的是让他们自己的穆斯林社会屈从，特别是那些反对殖民主义的、世俗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泛阿拉伯主义的价值已经更多地扎根的社会，此事说明大部分西方的政府对“伊斯兰国”和以前的基地组织提供了明确的支持。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巩固和扩张以及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哈里发”的欲望只不过是萨拉菲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最高表现，亨廷顿们的理论同样渴望受到美国和资本主义中心鼓励的“新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主义的青睐。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8月26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