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 TTIP不是全球化和保护主义 是劫掠的积累

　　作者：阿多拉西翁·瓜曼 加布列尔·莫雷诺 魏文编译

　　在唐纳德·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的竞选思维中可以找到很多一致的东西，比如他们至少都以正式的方式拒绝新一代的自由贸易条约，具体说拒绝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首先是特朗普在他的竞选运动中和后来法国的勒庞认定这些协定是“保护主义的”，反映出他们一种反条约的思维，既不像是将实现这些条约，也不会为了社会大多数的利益而提供任何选择。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已经表明一个变调的点。从这个论断出发，人们的兴趣在于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否正在发生一种实际的转向，或是否像广为传播的与过去的模式破裂，这是选举的和民粹主义思维的又一个因素，并不存在模式的实际变化。放弃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美国政府已经宣布退出)，让TTIP的谈判瘫痪，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意愿，这些都是清楚而有效的打击，旨在表明一种道路的变化，对此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范围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准确的性质。

　　确实的事情和真相是，“保护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在大西洋的两岸都被充分地利用，这不是面对新自由主义或没有制约的自由市场的主权或民主之间的斗争一种自动转移。尽管特朗普或勒庞都企图利用这种讲述，从根本上说，这种“两分法”是虚假的，因为这种“两分法”隐藏着一种类似通过劫掠积累的战略，既在他们统治或企图统治的国家的内部实现，也在它们与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当中实现。

　　阅读今年3月份透露出来的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略的文件，让我们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本人断定新的政策对上届政府实施的政策(从理论上说是“销售”)意味着一种“实际的”变化，尽管一项对建议详细评说的分析表明他坚持的是一条从来没有失败过的路线：为了美洲人的美洲，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某些人而反对大多数人。

　　根据这份文件，美国的贸易政策现在的目标是扩大贸易，使其对美国人更自由和更开放。所有的贸易行动的目标都是经济的增长，推动在美国的就业，保护企业、劳动者、部门，面对其他国家保护美国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面对地区的协议，让双边协议优先，对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同的多边条约中削弱美国立场的意图进行抵制。实际上，在太阳光下没有任何与这个大国最近几十年一直在实施的政策有区别的新东西。

　　具体说，特朗普确定了下列目标：积极地保卫和扩大美国在贸易领域的主权;积极地回应对自由竞争的扭曲，甚至是被世界贸易组织容忍的扭曲;避开世界贸易的准则，推动改善其他国家的边界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的双边条约;扩大对新的关键市场的贸易，重新谈判已经生效的条约，具体说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条约。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脱离过去政府的议程(奥巴马和克林顿曾经把赌注押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条约上)，没有任何东西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变化 (代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是将与签署协定的每一个国家谈判双边条约)，没有任何东西不出现在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之中。

　　正如人们记得的，2013年7月1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有关欧盟和美国之间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方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TTIP。这份文件直到2014年10月9日才解密，它包括协定主要的目标和内容，确定首要的目标是增加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为此，文件将条约的内容标出三大支柱：进入市场，规章问题和非关税壁垒(受调控的合作)，有义务履行的共同准则的产生，包括一个解决投资者—国家争端的机制(ISDS)。这一广泛的内容为TTIP进行辩解，与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一样，它被命名为是一项“新一代的条约”，因为它的主要目标不是取消关税，而是作为法律的框架服务于让跨国资本面对国家的自由灵活和主权保护它的利益。尽管在美国政府变更之后，谈判瘫痪了，谈判没有结束。相反，看来双方正在为恢复谈判下赌注。

　　毫无疑问，重新开始谈判将会标明美国力量明显的地位，它将保持去年秋天让谈判停滞的“红线”。比如开放公共招聘的市场，废除或修改“购买美国产品法”或承认原产地命名等问题(曾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已经成为不可能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准备作为不可逾越的路线提出来就更有进攻性。事情就是这样，“衣袖里有牌”的美国意味着在与欧盟谈判之前，将把与英国谈判一项“新一代条约”放在优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可能得到与欧盟谈判的指挥权，对于这些条约的谈判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裂隙。

　　在这个时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它的贸易，使其对美国人更加自由和更开放。无论如何，美国将站在更加不团结和软弱的欧盟的面前，欧盟对它自己开放的一体化进程存在不连贯的矛盾。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欧盟在自己的配置中市场的优势地位，没有必要减少它的社会规模，加上最近几次从它的机构发出的对大社会大多数人的权利和福利的攻击，这些已经激起一种拒绝这项计划的感情，目前因为右翼表现感到更紧张了。在大陆范围内缺乏重新分配的机制和法律保护，同时预算的稳定对于国家进行经济干涉的可能性如同制约的手段，这些造成重要的经济自由(经济活动、资本、服务和商品的自由)的持续运行，却没有制约它们的堤坝，这增加了不平等和通过超越国家之上财富的积累。

　　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欧盟的机构本身发生一个完全转向，民众将会更加不满，极端右翼虚假的讲述在布鲁塞尔继续有一种实际的依靠可以抓住的话，它将会继续发展。面对已经机制化的全球化和华盛顿建制派或布鲁塞尔机构冷酷的数字，特朗普和勒庞等人自封为社区、国家的“拯救者”，自封为安全、劳工和社会的“拯救者”。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放弃从根本上保卫隐藏着他们批评的后果的路线本身，在民众普遍的不满之中利用了这些后果。特朗普将继续没有障碍的自由贸易，甚至试图加强自由贸易，让少数人的积累和对许多人的不平等继续增加。他将会这样做，从一种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和新保护主义的思维出发，同时他的大富翁的账户将不会停止增值，他的抱有同样的思想的企业将不会停止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受到美国支持的“新一代贸易条约”的保护。

　　法国的勒庞和马克龙都决定批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是为了赶时髦，他们不会消除造成不平等、社会不公正和不满的社会经济基础。英国的“脱欧”不会意味着在英国重新推动民主，经首相特雷莎·梅和保守党的手，已经开始重新拥抱增加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可能性，将伦敦变成一个他们保护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的天堂。我们应当记住，作为传统权力机制的老板和主人的跨国资本完全是逍遥法外的。

　　面对社会的“喷雾化”，极端的个人主义，居民广泛阶层的贫困化，不平等增加，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好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根源，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逃避的道路，以便继续保留供应的积累：虚假的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深化了，我们正在遭受通过劫掠进行的积累。未来的TTIP可能会有另外的名称和其他的形式，但是总是为了从很久以来已经为那些人服务的同样的利益，残酷地盘剥现在和将来的几代人。(作者阿多拉西翁·瓜曼是瓦伦西亚大学的劳动法教授 加布列尔·莫雷诺是瓦伦西亚大学宪法权利的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5月6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拉媒：新的自由贸易条约和金融秩序的危机

　　亚历杭德罗·维亚马尔  魏文编译

　　没有严肃的分析人士和政府能够肯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享有良好的“健康状况”。相反，对避免一场全球更大危机的担心日益增加。

　　我们推测“新的”贸易和金融条约和全球金融秩序处在危机和倒退之中，但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已经不是贸易和金融趋势决定性的角色。它们采取的重大措施和统治地盘的失败或停滞是向一种新的积累和霸权周期过渡矛盾的进程，因为也创造了一个艰难的政治空间，但是权力和新兴国家和社会的新联盟有可能取得进展。

　　最近的根源

　　“华盛顿共识”(1990)提出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财政“纪律”、稳定货币和兑换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曾经是贸易和金融条约的灵魂。在政治上旨在减少国家在调控经济和政治中的存在，将所有这一切放到“市场的力量”手里，也就是说放到更有力的资本的规律手里。

　　这些经济政策的处方变成“稳定”、“私有化”、“自由化”、为了“现代化和竞争”和产生所谓自由贸易条约(TLC)的原教旨主义的咒语。北美自由贸易条约(1993)是第一个被选择的“楷模”，回到执行华盛顿有名的措施的义务。它的第11章关于投资提出了一个关于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者的权利慷慨的定义。这被承认为关于贸易与投资的一些多边协议的“基础模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为企图在世界贸易组织(OMC1994)初期的谈判中引入这项条款，但是失败了，在1996年的首脑会议上它们坚持将其置于“新加坡议程”之下。面对失败，它们选择建设和推动所谓的“关于投资的多边协议(AMI)”，寻求让没有参加它的谈判的多数国家同意加入。但是世界上反对AMI和 OMC的运动(西雅图1999)和法国突出的反对使该项协议在当年流产了。

　　美国布什政府面对将它将“多边的”贸易协议强加于人的失败，选择了加紧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以便确保达成优惠的协议，在“谈判”中出现了权力的不对称，社会和学术界揭露这种不公正和违反常规的观点。学者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指出：“美国利用这些协议恐吓那些想进入美国大市场的弱小国家，已经将它们变成国际制度的‘白蚁’。”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实施这项战略。‘白蚁’国家扩散了。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年的数据，双边投资条约的总数已经达到2958个，其中2323个已经生效。据不完全的数据，世界上存在着400多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有286项地区的贸易协议在世界贸易组织注册。

　　这项政策和它的角色们支持生产的跨国化(全球化)，这个进程由一个需要它很小但有势力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推动，建立了正式的和非正规的经济全球“治理”的机制，这是一种超国家的机制，在这个进程中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条约是统一的经济的“世界的宪法”。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前主任卢杰罗的说法(1996) ，或者说那是资本的权利的机制。

　　拒绝大型条约

　　利用双边的和地区条约先前形成的网络，以美国--欧盟“二重唱”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利益是开始一个21世纪大型条约的阶段，它们用这些条约寻求统一投资、贸易和其他未来有赚钱吸引力的领域的世界规则，但是没有成效，比如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公共服务的规则。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曾坚持“21世纪的规则应当由美国颁布”，但是他失败了。

　　抵抗比跨国公司的原来的目标更强硬。跨国的大型贸易条约的“三架马车”引导着这些公司的工具的危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被取消，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处在最后的阶段，服务贸易协议(TISA)的政治判断周期处于“保留”的状态。我们面对跨国的全球化失败的政策一部分明显征兆;此外，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一项“病理学的”政策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政策。

　　同时，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是解除调控的跨国政策的重要部分，也处在危机之中。它的机构和工具结果越来越远离支撑金融和生产稳定的基本目的，已经变成寄生性的金融积累的进程，没有受到实际的控制，已经攻击公共的政治权力。

　　对银行数额巨大的拯救因为没有效率和诈骗，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比如“美国国会批准用7000亿美元购买有毒的抵押债券，但是2500亿美元的资金被转移，直接注入银行的资本”。“不良资产求助计划综合特别总视察员说，政府真实的承诺总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支付了4.6万亿美元”。

　　欧洲中央银行总裁马里奥·德拉吉(高盛集团公司前管理主任)说，“2011年12月决定提供一笔为期三年的贷款以便拯救欧洲的银行，但没有与欧洲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机构进行磋商。贷款的总额将近5000亿美元，只收取象征性的利率”。

　　现在该官员已经被民众起诉，根据议会的要求由欧洲监察专员对他与30个有势力的银行家集团可能有政治依附关系进行调查，这些银行家均属于欧盟的成员国。

　　上述情况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说：“那是一个对经济决定负责的全球权力结构，它们盗窃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夺走我国的财富，将这些钱放在一小批大公司和政治机构的手里”。

　　金融风险和不履行承诺继续存在

　　从2004年“银行的银行”(BIS)巴塞尔II多边协议以来，银行界同意尊重强调三项预防性稳定的条件：资本调控的最低水平，一项监督检查和遵守市场纪律。但是，美国和欧盟专门的实验室和政府的办公室最近监督金融波动性的报告表明存在着系统的风险，存在大银行因为不履行预防性政策而破产潜在的高度冲击的风险。大银行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对于全球金融的稳定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国际银行系统不合理的指标之一特别是在美国可以从下列价值看到。世界上金融工具“衍生产品”的价值2015年达到492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经济的价值(74万亿美元)六倍多。其中美国的六家大银行控制的“衍生产品”价值达到239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多，可笑的是这六家银行的资金得到对它们总资产(相当于3.5%)的“支持”，对整个经济提供膨胀和有风险的信贷。

　　换句话说，银行系统没有得到清理，没有恢复风险与补偿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平台上的平衡。

　　自从美国银行家们和前总统克林顿1999年废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引发了2007--2008年可怕的金融危机，并为其提供便利，而上述法案曾是避免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投机的法律堤坝。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回答是对银行进行神话般的拯救和巨额补贴，因为它们是“如此之大不能失败”，政府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但是允许金融界的罪犯们逍遥法外。同样在美国国会寻求解除调控再次露头。唐纳德·特朗普用一道可疑的“行政命令”开始回到过去，可耻地宣布解除原来采取的调控，以便避免一次新的危机。但是这也在美国国会和其他国家重新引起全球的对抗。

　　废除或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 寻求通过投机的行动，消除对扩大金融积累的阻碍，突出使用金融衍生品或新的革新的金融工具，比如没有实际的经济支持发行巨额资金(QE)，操纵欧洲中央银行或日本中央银行再次购买跨国界债券，以便人为地支持一种匿名的经济。所有这一切都在“强调我们的金融系统的主要渠道，以便让资本的血液能够更自由地流动和创造就业”的思维下进行。这些目标本身已经展现出来，但是作为“权利”在“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的“三驾马车”中今天仍处在危机之中。

　　但是，跨国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的重新实施，被伪装成“民族主义的”政策，包含着许多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上的矛盾，这不是霸权的继续和可持续的经济稳定。

　　新自由主义的范例出现破裂，对拉丁美洲的政治精英和企业家精英来说，正在让他们迈向另外的坚定的地层。必须做好准备，以便打败新自由主义回到过去的图谋。(作者亚历杭德罗·维亚马尔是墨西哥学者)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5月1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