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官，以德治民

　　自古为官无信德者，若信则无官场黑暗，故庄子曰：“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为也，”（《徐无鬼 一》）庄子不愧是大哲学家，看问题入木三分，一眼瞭过去，就把官员看到了骨子里。

　　凡为官必喜欢弄权，不喜欢弄权绝不会踏入官场，而弄权则非损人利己不可。这不是人本性好坏的问题，而是被权力绑架的结果，再好的人，再高尚的人，只要掉进权力的粪坑说染缸可能更精确，就别再想干净着出来。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做过极恰当的比喻：五颜六色的染缸出不来纯丝素娟。

　　权力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害别人，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为官者无不精通此理。越是手握重权的人，对这个道理领会的就越是深刻，所以这些人在官场上总是慎言谨行，如履薄如临渊。没用的话、扯淡的话、浑话、笑话、屁话他们信手拈来，但就是不说正经话，以免授柄于人。

　　手握重权的人，别看他们在私下场合谈笑风生，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非常孤独，近乎封闭状态。官场上的人绝不能有真正的朋友，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找人诉说，只能放在自己的心里，包括自己的妻儿，也不能说。不是说他们的妻儿会伤害他，而是怕妻儿的嘴巴不严，稍不留神祸从口出。

　　权力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些喜欢弄权的人，没有权力的时候想权力，得到了权力的时候，又惧怕权力。怕什么呢？一是怕失去权力，二是怕被权力所伤害。当然了，官场上没有人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伤害自己，而是担心别人对自己构成伤害。这得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主观上构成伤害，二是客观上构成伤害。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原因简单，就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伤害过别人，甚至还正在伤害着。说官场上的人活得累，原因就在此处，就算你不来算计我，我也要去算计你，不需要理由，如果说需要理由，有两点，其一、只有把别人搞倒了，自己才安全，才有高升的机会；其二、不搞倒别人，最终会被别人搞倒，因为高升也是人家梦寐以求的。

　　过去的官场上有一句话，就四个字：搞他一下。可别小瞧这四个字，只要这四个字有人说出来，就一定有个人或一批人要倒霉了。庄子看透了官场，也看透了权力，所以他不相信官员，在他的观念里，官员无道德和人格可言，官员最喜欢社会变来变去，动荡不安，这样他们才可以乱中取利，整倒别人，自己步步高升。

　　孔子就没有庄子这种智慧，药方没少开，但无一不顾此失彼，宽仁，则吏治败坏；严礼，则苛以待民；褒忠则必愚忠，虽昏君当道而不谋取而代之；重孝则必傻孝，父为贼而子不能举之，母淫乱而子不能责之。爱不分美丑，义不辨善恶，信不论敌我。孔子的东西其实就是教条主义，所以他颠沛流离的推销一生，也没人肯用他那套理论。

　　在吏治上，孔子的德治理论是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官不信德，信德者不为官，可他偏偏要用德来教化官员。这不是德政，是滥施德政，历史上很多皇帝都犯过这类错误，对官员只讲德治，不讲法治，最终导致法律权威扫地，官员贪腐成风。康熙、乾隆也犯毛病，一是念及旧情，二是将功抵罪，三是怕留暴君骂名。

　　当皇帝只要爱民就足够了，是不是暴君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并非几个读书人说了算的。比如朱元璋和雍正，对官员施以严刑酷法，每个人杀掉的贪官污吏都不下十万之巨，但对老百姓却非常体恤。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中，朱元璋和雍正给老百姓的实惠最多，《明史》和《清史》上记载的非常清楚，他们在位的时候，屡屡为天下百姓减免赋税。这一点就连唐太宗也比不上。

　　雍正和朱元璋一样，对官员实行高压政策，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有多少战功，只要触犯了法律或者为祸乡里，绝不宽恕。雍正的铁手腕非常见效，短短几年，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康熙晚年造成的腐败风气，法律的权威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律不是花瓶，不是给人看的摆设，法律只有用起来，才能称之为法律。从风纪废弛到秩序井然，而且大获成功，从历史的经验看，雍正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比对的例子是唐宪宗。唐宪宗也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继位后，唐宪宗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当作效法的楷模，内树皇权，外削藩镇，中外咸理，纪律再张，一度出现了“唐室中兴”盛况。只可惜，唐宪宗虽然很想有一番建树，怎奈个人能力稍逊，最后弄了个虎头蛇尾，留下历史的恨事。

　　雍正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先争取民心，民心有了，再对官场下重手。天下事看着很复杂，其实就“民心”二字而已。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贪官污吏和读书人怎样反对，只要受百姓拥戴，这个皇帝就有合法性。反之，如果老百姓反对，就算皇位是合法继承，兼有读书人和贪官污吏支持，也不能长久。

　　唐太宗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治国就牢记荀子的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老百姓是水，皇帝就是船，水是无形的，无形就是水的法则，你尊重他，他就尊重你，你不尊重他，他就推翻你。所以古人总结道，顺水行舟，不费推移之力。

　　所谓应天时，就是顺应民心，民心顺，则国运兴。民心顺不顺，不是法律说了算的，而在于帝王是否体恤人民。德被人民，轻徭薄役，逢灾则赈，老百姓受到欺负有人做主，这样的社会就会深得人民喜欢。否则法律再多，再完善，老百姓也不会认同，所以聪明的帝王立法都很简洁，够用就好，重在爱民。此理古今恒通。

　　民不信法，民信德，有德的社会，民即守法，便是无法，民亦能自善之。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他们的心底里都有分寸，你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你，你给他们的好出越多，他们回报给你的礼物就越丰厚。他们并不在意什么法律，他们也不认识那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法律，他们只认“良心”二字，凡事但凭良心。

　　无德的社会，虽有法，民弗信之，法愈严，罚愈重，则民怨愈深。古人说法不责众，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就算法律再严，也不可能把老百姓斩尽杀绝。但凡古代的开国皇帝，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以德治民，广施仁爱。爱民者，民恒爱之，是以开国皇帝总是很受百姓欢迎，或微服私访，人民箪食壶浆。个中道理为政者何不明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