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沈从文与民盟

　　内容提要：沈从文与民盟的关系，由于部分文献相对晦涩，部分文献或出土较晚，或被人为遮蔽，及史家对现代作家与民主党派关系研究的相对忽略，长期以来隐而不彰。本文从新发现的民盟盟员王康《沈从文批判》等文献出发，仔细梳理了沈从文自1944年以来跟民盟盟员闻一多、吴晗、王康、王瑶、丁易等人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对于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沈从文的思想、心态、处境及文学史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发刊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的李斌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沈从文

　　一

　　1943-1944年，就在沈从文一边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讲写作课，一边埋头小说创作，进行人生抽象思索时，他身边的很多同事和学生，在思想上已有了急剧变化。1943年春末夏初，民盟第一个省支部——云南省支部在昆明成立，支部领导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潘大逵等大多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不久，与沈从文关系亲密的吴晗、闻一多等教授也加入民盟，并逐渐成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

　　由于存在英美两国昆明领事馆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势力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政治活动空间，民盟在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齐亮等领导的进步学生的推动下，在五四、七七纪念日、双十节、鲁迅逝世纪念日、护国运动纪念日等重大节日，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饭厅、操场为舞台，开展了群众大会演讲、时事座谈会等系列活动。他们还走出校园，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游行。1944年底，民盟创办《民主周刊》，不断提出自己的时政主张。通过这些活动，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民盟籍教授逐渐成为深受学生拥护和爱戴的明星人物，民盟逐渐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闻一多、吴晗等人参加的诸多活动中，沈从文参加了被称为“昆明从政治低潮转入政治高潮的明显的转折点”[1] 的1944年西南联大中文系“五四”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题为“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演讲。此后，闻一多、吴晗等人一直积极争取沈从文。沈从文起初比较配合。1945年3月，闻一多跑了20多里路到呈贡乡下找到沈从文，请他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上签了名。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强令解散了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等人牵头的致郭沫若慰问信上签了名。

　　但是，跟闻一多、吴晗等民盟领导人热火朝天的民主斗争不同，沈从文逐渐倾向于“沉默”。1945年夏，沈从文发表《论沉默》，建言当局多注意“沉默”者。文章说，当局如果仅注意“负隅自固”者，当然可用各种方法“自解”，但如看到包括公务员、专家、农民、普通士兵在内的社会广大成员在“沉默中的忍受与挣扎”，则应“善用这点悲悯与爱，如何图与民更始。”沈从文赞美“沉默”者：“为人自尊心较强，对工作信心较深”，“能守住公民的责任防线，沉默忍受”;并讥讽不“沉默”者“从帮会组织，社交方式，以及其他玩意儿，求得现代政治以空易空的争夺群众与立场的秘诀，因缘时会，乘时崛起”，“他们叫喊、活动，而且随时又若都可以与极端前进或相当顽固的势力从某一点上相结合。”“为人不甚自重，又欲从变通中有以自见”，“成为罗中一雀，跳跃媚悦于主人笼罩中，对年青人他还见得相当‘前进’，对实力派他又像个‘同志’，涉及国事弱强，则他不必分谤，有什么好处，又多少可分润一点剩余。”[2] 将这篇文章和沈从文的相关作品联系起来看，他所谓的“沉默”者，主要指包括他在内的不闹事，不参加游行示威，不发表批评当局文字，默默工作的专家学者；而非“沉默”者，则主要指以民盟盟员为代表的活跃在争民主、反专制战线上的昆明民主人士。

　　因对民主运动看法不同，沈从文跟闻一多等人逐渐疏远。1945年冬天，闻一多、吴晗再次跑了20多里路到乡下发展沈从文参加民盟，沈从文委婉拒绝了。[3]

抗日战争期间，民盟部分领导人与工作人员在重庆合影。左起：梁漱溟、辛志超、沈钧儒、张澜、叶笃义、史良。

　　二

　　1946年10月，复员北平不久的沈从文在《大公报》发表近两万字的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他走过的道路，以回答一些善意谴责，表明他既不从杨也不从墨的理由。此文发表后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最为全面，也最为严厉的，是民盟盟员史靖（王康）于1946年12月21-25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的长文《沈从文批判——这叫从现实学习吗？》。

　　王康，笔名史靖，生于1919年，湖北黄冈人。1944年西南联大毕业后，任云南大学助教，兼昆明《自由论坛》编辑。参加民盟，相当活跃。闻一多死后，曾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冯素陶、尚钺、潘大逵等19人避难美国领事馆。他跟闻一多关系亲密，1947年写作《闻一多的道路》[4]。吴晗为此书写序说：“作者不但是传主的学生，而且还是同乡，还沾有一点亲戚关系。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往来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5]《沈从文批判》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他审定的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中，这篇重要文章不仅没有摘选，连索引都没有进入。诸如此类原因，造成该文长期隐而不彰。这段文坛案件鲜为人知，却又比较重要，故值得仔细分析。

　　1943年后，随着昆明民主运动的高涨，闻一多等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昆明高校师生的拥护。曾编译过沈从文小说的西南联大外籍教师白英在日记中写道，他走过闻一多讲课的泥棚，“看到教室外的窗子旁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专心听讲的学生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惭形秽的感觉便从我心中油然升起。”“在联大，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象他那样不事声张，却享有那么高的威望。”[6] 昆明高校的大部分师生拥护闻一多，也曾对沈从文寄予了希望。王康属其中之一。他坦率地承认，他对沈从文“曾经有过很真挚的爱好和希望”，但沈从文却“一天一天和自己出身的阶级远离，在八年抗战和一年内战的期间他且显然站在对立的地方，以致为时代所讥讽所唾击，为同时代的同道者所遗弃。这就使沈先生悲愤寂寞，也就更使沈先生远离了大众和血腥的现实，而躲进自己所选择的环境”，“这一串事实迫使着像我这样曾经对沈先生有过爱好和希望的一些人不能不有所遗憾和谴责”#FormatStrongID_4#。

　　这些“遗憾和谴责”正是沈从文写作《从现实学习》的直接原因：“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试梳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回答。”[8] 在该文中，沈从文将自己的道路分为五段，实际上建构起两两对峙的序列。序列的一端为20年代北平从事革命的青年学生——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作家及海派文人——以杂文为代表性成就的左翼作家——抗战时期在昆明参加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主要指民盟云南省支部）——发动内战的国共两党及为此奔走调停的民主人士。序列的另一端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坚持文学重造社会的信念，坚守纯文学理想的文学家，及包括这些文学家在内的坚守岗位的专家学人。沈从文强调与他相对的那一端多是为现实功利目的的不学无术之徒，他们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很快就会消失无闻。相比于他们，沈从文所在的一端对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贡献更大。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最终还得通过沈从文等人以文学等方式向年轻人灌输信念来重新建造。

　　这样的回答让王康等人更加“失望和憎恶”，《沈从文批判》认为《从现实学习》“充满了一个被时代所遗弃了的作家的控诉和愤懑，因此在全文里到处都弥漫着自辩和抑不住寂寞的声音，在祈求着读者给他以同情和支助。”沈从文“不仅固执着错误，而且要将错误送给别人。”值得警惕，需要批判。

　　首先，沈从文提倡纯文学，主张文学不与政治发生关联，反对文学的现实功利目的，不承认“九一八”以来杂文的成就;王康的看法正好与他相反，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时代、应对现实，杂文应运而生，和其它文体相比毫无愧色。

　　沈从文反对文学与“商业竞买”和“政治争夺”发生关联：“作家本无足贵，可贵者应当是他能产生作品”;“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出个较高标准，创造点进步事实，一面足以刺激更多执笔者，有勇气，得启示，能作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一面且足以将作品所浸润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

　　王康认为沈从文这些话虽有部分道理，但“在理论上他无异乎重提为艺术而艺术的老调”。王康高度肯定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个人以为文字不过是代表人类语言动作表达各种思想感情和希望的一种工具”，“中国的作家也是中国的人民，他也一样有和别人相似的愤怒希望和理想，他如是用他的笔把这些愤怒希望和理想表达出来，我们能说他错了吗?”“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有点判断和主张就不配做作家，仅仅因为对现实不满即有所控诉就被认为侮辱了文学的神圣，仅仅因为同情人民的疾苦而对黑暗有所暴露对光明有所歌颂便叫做‘政治争夺’，呜呼文学，你还是毁灭了吧!”

　　沈从文认为，在他的第三段道路中，“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结论且有个地方性，有个时间性，一离开上海，过二三年后，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且若无可追寻。”

　　王康则认为，杂文的兴盛应联系时代背景。“九一八后外患内忧，天灾人祸，使得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莫不焦急苦闷，而思对国家有所报效，对危局有所主张”，但“当时国内政治黑潮弥漫，法西斯的思想与行动都日在澎涨”，所以文艺家“更急迫的工作是应付其时的现实，还需要短兵相接的搏斗，在这种情形下，杂文遂公认为最有力的武器，是打击反动者肃清顽固分子最有力的武器，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和对准目标用最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一种意见，这意见往往是一针见血直接打到被击者的心坎的。”所以，“凡是对九一八后国内政治情况稍有所知的人，都会感到愤慨和感到沈先生对于现实的隔绝。杂文的极盛时代固然在九一八以后的那几年，但杂文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必要，绝不如沈先生所武断的已经‘无以为继，无可追寻’”。不仅如此，“杂文影响之深，发展之快，流传之远是可以比美于文艺的其他部门而毫无愧色”，“政治一天不清明，社会还有不平的时候，杂文是永远要存在的”。

　　沈从文赞扬北平文坛的朱光潜、卞之琳、芦焚等作家，嘲笑左翼作家“用绿色水笔写恋爱诗，红色水笔写革命诗”，“一面学习写作，一面就学习送丧拜寿”，所做的“尽是名辞口号的争执”，而很少有经得住“时间来陶冶清算”的作品。

　　王康说他同样尊敬沈从文所列举的几位作家，但值得尊敬的绝不止朱光潜等人。“就是抗战期中被生活和政治压抑得透不过气的许多作家，为了公开的集会活动不易，所以往往不得不设法互慰互勉而有所往还的作家，其中也有不少是值得尊敬的，尽管沈先生讥讽地形容这些人‘由切实工作转入宣传铺张，转入死丧庆吊仪式趋赴里’，但这些曾经和政治和商业有关系的人们也有经得起时间来陶冶清算的作品，沈先生真是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耳目，以‘送丧拜寿’来侮辱和无视别人的成就!”

　　其次，王康与沈从文在对昆明民主运动的兴起、成就和受挫的看法上有着本质区别。

　　民盟云南省支部及其领导的昆明民主运动的形成，是民盟领导人利用云南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巧妙开展活动，壮大队伍的结果。具体表现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大学教授和地方实力派通过民盟这一组织进行合作，对重大问题发表政见。云南前督军唐继尧的儿子唐筱蓂，是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创办人之一。支部成立的最初一段时间，很多会议都是在唐家花园召开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发展为民盟秘密盟员，事实上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保护者之一。云南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上层人物，如缪云台、金龙章、朱健飞等也都被发展为民盟的秘密盟员，由主委罗隆基亲自接洽。其中，缪云台长期担任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掌握着云南的金融大权，金龙章与朱健飞都是缪云台的重要助手。朱健飞多次出面帮助民盟云南支部领导人。他为《民主周刊》的创刊筹措了大量经费，还在1945年9月，免费提供中型吉普车送支部领导人李公朴、潘大逵、冯素陶等赴重庆参加民盟全国代表大会。

　　在沈从文笔下，这一历史现象成为了“少数人支配欲”和“另外少数人领导欲”结合的结果。《从现实学习》对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如此描述说：“少数人支配欲既得到个充分发展机会，积累了万千不义财富，另外少数人领导欲亦需要寻觅出路，取得若干群众信托。两者照理说本相互对峙，不易混合，但不知如何一来，却又忽然转若可以相互依赖，水乳交融，有钱有势的如某某金融头目，对抽象忽发生兴味，装作追求抽象的一群，亦即忽略了目前问题。因之地方便于短短时期中忽然成为民主的温室。”

　　王康对此反驳说：“昆明的一部分工商业领袖确曾在各方面对民主运动有过帮助，可是这些帮助绝不如沈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卑劣，那样无耻”，沈从文“只晓得工商界人士的铜臭气味，只晓得地方当局有继续维持割据的野心，只晓得他们和民主人士之间的‘相互利用’。却完全不明白中国今日民主运动的本质是在反专制和抵御侵略两个前提下，联合一切兴趣相同的人共同建立民主的阵线，通过一段英美的道路不断地谋全民的福利。”当时的局面“迫使诸种人物力量加紧联合团结，新生的中国才有出现的可能。沈从文先生既不了解这些，更便应谨慎发言，不幸竟血口喷人，横加诋毁。”

　　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开展活动，是通过群众集会、演讲座谈、在《民主周刊》刊发社论等方式进行的。沈从文对这些具体活动印象很差：“小部分在学识上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的，不是从彼一特殊意义中，见得相当活跃，即是从此一微妙关系中，见得相当重要。或相反，或相成，于是到处有国际猜谜的社论，隔靴搔痒的座谈，新式八股的讲演，七拼八凑的主张。凡事都若异常活泼而庄严，背后却又一例寄托于一个相当矛盾的不大不小各种机缘上。”

　　王康认为沈从文的文章“污蔑了昆明八九年培植起来的圣洁，你将在全国读者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何况根据你自己逻辑那你就应该不谈政治，更不应该污蔑别人而引起‘争夺’，你似乎在打自己的耳光”。“沈先生居然还对那许多热心民主运动的先生长者辱骂了，但是平心想想，沈先生我问你：那些热心民主工作的先生虽不完全是第一流的学者，可是那一个不比你强?那一个热心民主工作的先生生活不比你还清苦?”

　　在群众集会演讲、在《民主周刊》等刊物上发表对时政看法的，是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他们通过这些活动表达的观点是否真是“国际猜谜”、“隔靴搔痒”、“新式八股”、“七拼八凑”呢?沈从文的一面之辞难以成立。费孝通、闻一多等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容忽视。

　　1945年10月初，蒋介石派兵解除了龙云的云南省主席职务。新任云南省代理主席李宗黄和警备司令部司令关麟征决定对云南的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他们策划了“一二·一”惨案。关麟征虽因惨案被调走，但新任警备司令霍揆彰是更凶狠的刽子手，他策划了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两次惨案使昆明民主运动受到极大挫折。

　　沈从文从心理学上分析这一挫折：“由于战争太久，大家生活既艰苦又沉闷，国事且十分糟，使人对于现实政治更感到绝望，多少人神经都支持不住，失去了本来的柔韧，因之各以不同方式，谋得身心两面的新的平衡。从深处看，这一切本不足奇。但同是从深处看，‘民主温室’之破碎冻结，一变而成为冰窖，自是意中事。”接下来的文字，还涉及到闻一多之死。说对于“因为愚人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9] 但对于“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抱同样敬意。”因为后者“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

　　王康反驳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目击过一二一烈士的殉义和闻李两先生的被害未尝有不悲愤沉痛而对现时政治最低限度也要加以谴责的”，但“一二一烈士在沈从文先生的心目中是没有印象的”，而沈从文笔下的闻一多之死呢?“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被‘毁去’了吗?”

　　昆明民主运动的受挫，尤其是闻一多之死，直接来自国民党的独裁镇压。这些事件给知识界以强烈震动，被认为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10]。沈从文没有强调这一方面，其言论跟事实多少有些偏离。

李、闻二位先生遇刺后的公祭大会现场。

　　三

　　王康在长文中表达对沈从文的失望和谴责，得到民主人士的呼应。上海文协开会批评沈从文《从现实学习》，称他是“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11]。此外，郭沫若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杨华在《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等文中都对沈从文提出了严厉批评。在所有批评中，最让沈从文不能释怀的，还是《沈从文批判》。

　　沈从文最初提到王康的批判是在1946年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有很多朋友，“恰恰和史靖先生在《文汇报》说的情形相反”[12]。此后，沈从文在写给黄灵、阙名朋友等人的信中，以及《政治与文学》、《性与政治》等文中，都直接或间接提到王康的批判。由于沈从文私人信件和《政治与文学》直到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时才公开面世，学界对此尚缺乏细致解读，更未对其相关背景及言论所指有所揭示。

　　在给朋友的信中，沈从文将上海文坛对他的各种谴责和攻击都归结为民盟捣乱。他说，关于种种不实的文坛消息以及对他本人的攻击，“现在方知道原来是属于民盟一方的玩意儿。这里这些人最气恼的是要我加入我不加入，而一切工作都若妨碍彼等信用。”“民盟在云南初期，做文章专在管军事特务的楼某某办的刊物写文章，这刊物，学校有见识的国民党员还不愿写，他们却混成一气，内幕我完全明白，现在倒先来批判一下，说我是帮凶，这倒真是政术!”“因争群众虽若花样极多，却正因为那个花样，民盟的存在也永远只是取巧于两大之间的玩意儿了。”[13] 他从王康的批判出发，迁怒于民盟领袖，多次向年轻人强调指出不能相信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史良等人的言论。在给新闻记者彭子冈的信中，沈从文说：“要听听徐盈谈谈写通讯，学习如何写，我相信徐盈和你都能教育他们，比张东荪和梁漱溟有益得多的。而做人方面他们更能学你们，可无从学史良或罗隆基!”[14] 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又说：“谈中国问题，我就觉得新闻记者徐盈先生的意见，比张东荪、梁漱溟二老具体。言重造，徐先生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15] 本来，作为新闻记者的徐盈彭子冈，在影响上远不及作为言论领袖、民盟领导人的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即便退一步讲，各自从事的工作有别，亦不好妄断优劣，但沈从文一定要在赞扬徐彭二人时敲打民盟领袖一下，充分说明他对来自民盟的批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1947年2月前后，沈从文还写了四篇小文章以回答王康的批评。这些小文章都没有写完，在当时也没有发表，直到沈从文去世后才以《政治与文学》为题编入《沈从文全集》。

　　在《政治与文学》中，沈从文说：“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傅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所谓“笔名先生”，说明沈从文知道史靖的真名和身份。但沈从文认为自己是打不倒的：“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沈从文反复强调：“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并半带自信半带奚落地说：“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

　　沈从文要求他的对手不要有“集团的独霸企图”，因为“有野心文坛独占局面却始终不易实现”。沈从文要求给不同作家以自由：“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的攻击。”

　　所谓“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在沈从文看来，就是要坚守各自的岗位。所以他奉劝民盟不要跟他这样的作家较长短，而应该去追求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够恢复元气。中国目前的第三种组织，若能纯粹从这个观点出发，来作一切活动，我无条件拥护。我尽管不会加入他们的帮伙，也乐意执鞭追从。”“我愿在此向批判我的某兄所属一党进言，你们不是以和平运动为目标?这时正是更要在真正第三者方面代人民警告呼吁和平时候。正是发宣言引起国人响应时候。”[16]

　　两个月后，沈从文写了《性与政治》，该文发展了《从现实学习》中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民主运动的倾向。他说：“倘若又有什么人，因为我文章中不常用某种介词，即看不懂本意，以为被影射讥讽，来作长篇大论抗议，或集团检讨，我想还是盼望他节约精力好些。一切说明只不过是一种抒情的比喻，对某种共通现象的比喻，可无兴趣对某某跟人行为活动特作速写。”并再次奉劝民盟要给他本人自由，要容许这个世界存在“有生不一”：“凡经营统一他人头脑的，争民主自由的准备社会重造的，一切有效措施或抽象设计，对于这个‘有生不一’现象如果多理解一些，多注意一些，使各得其所，各有所归，这个民族的明日悲剧会减少些，进步的理想会容易实现些，而一切发展也会合理些。”[17]

　　由于这些芥蒂，沈从文在1947年秋季民盟遭遇挫折时，不仅没有伸以援手，反而跟国民政府站在同一立场，对民盟横加指责。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盟员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18]。当晚，民盟总部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暂停活动。就在民盟处境日益困难的境况下，沈从文于1947年10月21日，11月9、10日先后在上海《益世报》，北平《益世报》发表《一种新希望》，将“政治上第三方面”遭遇挫折归结于“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过大，预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当然不易见功。”指责民盟被解散在于民盟自身的原因。

　　11月4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48名教授在《新民报》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认为政府突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的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们即使不为民盟不平，也不能不为国家前途，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忧虑。”签名的48位教授中，不乏长期跟党派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朱光潜、朱自清、金岳霖、李广田、冯至等人，惟独没有沈从文。

王瑶先生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

丁易先生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四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与民盟的分歧通过他与吴晗、王瑶、丁易三位盟员的关系延续下来。

　　1949年初，内战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大势已去，沈从文精神高度紧张，自杀未遂。沈从文的情况引起了中共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派参与接管北大、清华工作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的吴晗去探望和劝慰沈从文。对于这次探望，吴晗和沈从文后来都只字未提。沈从文对当时来看他的人一般都会在书信中提起，不提吴晗，大概是因为这次探访并不愉快。其实，中共派吴晗探望沈从文并不合适。吴晗虽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并曾与沈从文共事，但吴晗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对于沈从文跟民盟越走越远，并在1947年民盟遭遇挫折时的表现很清楚。而沈从文当时对于民盟充满畏惧。他在1949年9月8日给丁玲的信中说：“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19] 两人关系既然如此，这次探访当然难达目的。

　　吴晗虽奉命在沈从文危难时刻探望过他，但沈从文后来对吴晗一直不抱好感。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经常去天安门城楼当解说员。五十年代中期某日，北京市领导到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奉命参加接待。当发现前来参观的领导是副市长吴晗时，沈从文躲开了。沈从文解释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20] 这应是不愿见面的借口。文革初期，《海瑞罢官》受到大批判。沈从文对此事一直很关注，但对吴晗并无同情。1966年3月，他给原西南联大学生、时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程应镠写信说：“《海瑞罢官》和《谢瑶环》诸戏，越提越高，看来今之‘京兆尹’，也得落选让位了。”[21] 同年5月15日，他给罗叔子写信评价其《工艺美术史》：“工作基本态度既十分严肃，当不至让人同《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如邓拓、吴晗等……作品并提。”[22] 1967年3月25日，沈从文给家人写信说：“高知中如吴晗等有政治野心的实不多。”[23] 先是讥诮吴晗为今之“京兆尹”，后又说他有“政治野心”，这大概是沈从文长期对吴晗不理解，有怨气所致，可看成是沈从文与民盟分歧的继续。

　　新中国成立后，王瑶和丁易分别写作的两本影响较大的文学史都对沈从文评价不高，其部分原因在于沈从文与民盟之分歧。这引起了沈从文的愤恨。

　　王瑶在1951年7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肯定沈从文“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句子简练”、“新鲜活泼”，但对沈从文作品的整体评价却不高：“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情形”;“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乏之病是难免的。”他还对丁玲的话表示认同：“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24]

　　丁易在写于5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虽然广泛，但“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作者的观念的化身”;“他自始至终是坚决的站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来认识现实的”;“他常常歪曲了现实，颠倒了是非。这样，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自然是和现实社会游离，而没有人物所属的阶级性，只是作者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观念中的人物”。“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为‘文学的魔术师’，‘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这虽然说得尖锐一些，但却倒也没有怎样冤屈他。”[25]

　　王瑶和丁易对沈从文的评价，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着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受到学界关注，但有一点为学界所忽视，那就是王瑶、丁易都是民盟盟员。

　　王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王瑶又经闻一多介绍，在西南联合大学加入民盟，属于民盟中的左派。昆明时期的王瑶多次参加民盟活动。西南联合大学同学季镇淮说：“到1944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1944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在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勇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12·1’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26] 范宁也提到，王瑶参加民盟小组会时读《新民主主义论》，并回忆到他们同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的一所中学兼课时，王瑶跟民盟同事“经常聚会谈论时事形势，而说得最多的是学生运动”。[27] 吴宏聪回忆跟王瑶闲谈时，“发现他对战后形势的看法，保持高度警惕，不象我这样盲目乐观，头脑十分清醒。”“1946年二、三月间昆明大专学校的学生和群众抗议重庆‘校场口血案’和‘一二一’4烈士出殡两次大游行，我都看见他随着人流，奋然前行。”[28] 对于沈从文在昆明期间及后来对民盟与昆明民主运动的疏远与歪曲，作为民盟左派的王瑶当然会有不同意见。《中国新文学史稿》评价沈从文的作品“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当跟王瑶沈从文同在昆明这段经历有关。

　　丁易在民盟中的地位比王瑶高，他在抗战期间于成都参加民主同盟，1945年被选为民盟四川省委委员。1946年丁易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东北大学当局解聘，于是至重庆与邓初民等人共同主持重庆盟务，兼任社会大学新闻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文协理事，民盟中央宣传委员，《民主周报》主编。1952年后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在1948年香港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上，当郭沫若提到“沈从文们”时，曾跟丁易共同主持重庆盟务的邓初民义愤填膺地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29] 邓初民的愤慨跟丁易应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作为昆明民主运动的亲历者的民盟盟员王瑶，作为成都、重庆民主运动的亲历者的民盟盟员丁易，他们在文学史写作中对沈从文的差评跟沈从文与民盟的分歧有关。而且，王瑶与丁易对沈从文创作的评价，是对王康观点的延续与发展。当初王康就认为：“我没有机会看完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但从沈先生一贯的口气中估计他的作品大小总不下数十余本，无怪乎他可以自傲可以教训别人!我当然不敢轻视这位因创作而成为教授的作品，但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云南政变，一二一惨案的侩子手李宗黄去云南就职党委主席的时候，昆明的报纸发表了统一内容的新官介绍，其中就有一句：‘曾著书四十九种’，如果以李宗黄而视孔子，孔老夫子也后悔当初为什么只知述而不作了。”王瑶和丁易也都强调沈从文是多产作家，这是跟王康观点一致的地方。但他们更仔细分析了沈从文作品的内容空虚，观念错误，价值不大，从而发展了王康的观点。

　　针对王瑶的评价，沈从文意见很大，一直不能释怀。他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吕德申写信说：“大致大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30] 1980年3月初，沈从文审阅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在该书“王瑶论沈从文的创作”一节旁注说：“这是他的教材，直到最近九大院校合编教材，还多依据。是有代表性的‘一面倒’作品。且影响到许多人。如正统派有文学批评奖，这人应当得到第一等金质奖章，才是事!”[31]

　　沈从文对丁易的批评愤愤然，但没有立即表露出来。在1957年“百花齐放”政策的关照下，沈从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出书后他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说：“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32]

　　王瑶和丁易对沈从文的批评是否适当的确值得商榷，但沈从文对王瑶和丁易论点的驳斥，也许是出于随笔和私信，学理不强，近于发牢骚。

　　余论

　　通过对沈从文与民盟关系的疏理和分析，本文提出三点看法，并稍作引申，就正于方家。

　　首先，由于政治立场和对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不同，加上个人竞争表现的冲动，尽管同处于国共两党之外，同是期待新生的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沈从文和民盟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民盟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民主运动以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主张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沈从文却希望通过纯文学来完成民族精神的重造，他主张作家和其他专家学人各自坚守岗位，默默地在专业领域内做出成绩。但沈从文在坚守岗位的同时，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同时也表达对民盟的不理解和指责。民盟盟员王康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直接影响了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心态和处境。民盟盟员王瑶、丁易撰写的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作品评价甚低，沈从文直到晚年仍不能释怀。

　　其次，沈从文与民盟之所以长期存在矛盾，沈从文应负更多的责任。除本文已有分析外，我们还可将沈从文与朱自清相比较。1945年春，民盟云南省支部主要领导人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罗隆基补充完成了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闻一多征求同事沈从文、朱自清等签名，沈从文签了，朱自清却委婉拒绝了。从此，闻一多、吴晗等加紧争取沈从文，却跟朱自清产生了隔阂。朱自清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吴晗、闻一多对他的“冷淡”和“冷冰冰”，倍感压力，情绪非常低落。但闻一多牺牲后，朱自清却伸出正义之手，在日记中愤怒写道：“真是什么世道”，并给闻一多夫人写信，对其生活“愿意尽力帮忙”。后来，朱自清参与主持《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33] 由于朱自清后来的表现，吴晗前嫌尽释，在朱自清逝世后称他为“有学问有气节有正义感的朋友”[34]。而沈从文，由于观念的不同和个人竞争表现等原因，迅速固执地与民盟为敌。在闻一多牺牲、民盟被国民党横加迫害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反而由于个人恩怨，将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担当抛却不顾，写下了历史的败笔。

　　第三，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转行的外部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中共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郭沫若的批判。已有研究过多强调了郭沫若及冯乃超等中共知识分子在政权更迭之际对沈从文的批判，认为这直接导致了沈从文的自杀与转行。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另一重要线索。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冯乃超，他们都跟沈从文接触不多，且他们批判沈从文时远在香港，他们的批判如果不跟沈从文与民盟的关系联系起来，很难说明其缘由和群众基础。吴晗、王康、王瑶等人跟沈从文共同见证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受挫，共同经历了“一二·一”运动、闻一多牺牲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跟沈从文有了分歧。他们对沈从文的疏远和批评，影响了文化界和部分中共人士对沈从文的看法，郭沫若、冯乃超对沈从文的批评与此有关。只有将沈从文与民盟的分歧与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批判相结合，才能更深层次理解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思想、心态、处境和文学史地位形成之原因。

　　[1] 马识途：《风雨人生(下)》，《马识途文集》(第9卷)，第40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沈从文：《论沉默》，《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79-18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3] 沈从文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清楚，1950年提到闻一多时说：“到他已经在行动时，想邀我入民盟，还和某兄特意下乡来谈了一次，没有结果。原因极简单，我认为我还是只宜于写小说，能处理文字，可不善处理人事。”(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9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在晚年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对话中再次谈到这件事：闻、吴下乡“跟我谈让我参加民盟。我说我不懂，我可以做文章。”《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5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王康后来对此书进行了修改，以《闻一多颂》为名出版，风靡一时。

　　[5] 吴晗：《<闻一多的道路>序》，《吴晗全集》(第9卷)，第147-1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罗伯特·白英：《中国日记(1945-1946)》，《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52页。

　　[7] 王康：《沈从文批判》，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1、22、23、24、25日。下文所引王康观点，均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8]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3、7日。本节所引沈从文观点，均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9] “愚人一击”在《沈从文全集》中改为“当权者爪牙一击”，相关分析见李斌《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10] 闻黎明：《李闻惨案之善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1]《作家团年》，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30日。

　　[12] 沈从文：《复彭子冈(19461227)》，《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4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13] 沈从文：《致阙名朋友(19470203)》，《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7-468页。

　　[14] 沈从文：《复彭子冈(19461227)》，《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47页。

　　[15] 沈从文：《复黄灵(1946年末)》，《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50页。

　　[16] 沈从文：《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51-258页。

　　[17] 沈从文：《性与政治》，《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66页。

　　[18]《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6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9] 沈从文：《致丁玲(19490908)》，《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0] 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 沈从文：《复程应镠(196603)》，《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1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22] 沈从文：《复罗叔子(19660515)》，《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15页。

　　[23] 沈从文：《复沈虎雏、张之佩(19670325)》，《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32页。

　　[2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36-237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25]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89-291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6] 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

　　[27] 范宁：《昭琛二三事》，《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6页。

　　[28] 吴宏聪：《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王瑶先生纪念集》，第79页。

　　[29]《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7日。

　　[30] 沈从文：《致吕德申(19570602)》，《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7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31] 沈从文：《<沈从文研究资料>草目旁注》，《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96页。

　　[32] 沈从文：《复沈云麓(19571103)》，《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20-221页。

　　[33] 相关分析见商金林《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34] 吴晗：《悼朱佩弦先生》，《吴晗文集》(第3卷)，第480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