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武装篇

　　武装篇

　　有迫害就要反迫害，

　　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任人宰割 只能当牛做马，

　　坐以待毙 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团结起来，

　　坚决反抗

　　誓死斗争

　　才有出路。

　　勇敢的西加人民，

　　在血泊中站了起来，

　　拿起了枪桿子，

　　要消灭人间一切杀人魔、

　　害人虫！

　　有迫害就有反迫害，

　　这是政治斗争的规律。

　　任人宰割 只能当牛做马，

　　坐以待毙 只有死路一条。

　　逼上梁山，

　　只有团结起来，

　　坚决反抗

　　誓死斗争

　　才有出路。

　　勇敢的西加人民，

　　从血泊中站了起来，

　　拿起了枪桿子，

　　敢叫日月换新天！

　　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印共党领导人梭菲安(赫鲁、大哥)向党员、积极分子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组织成员、外围组织、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二哥)、陈武侠（陈礼夫、老钟、叁哥）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同志们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他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同志都尽量躲了起来，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叁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会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使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感到完全失望。为了找活路，因此觉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

　　当时九卅事件后，第二把交椅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边是彭任能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他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又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死在群众的家。他的计划就此搁浅。

　　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革命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立足，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6年6月印度尼西亚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被苏哈多调回雅加达被监禁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他劳役。华莪人民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革命者宣传下，不少群众参加砂拉越队伍。乔治、鲁成等是砂拉越游击队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当地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华莪青年20人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从万诸介也来了一百多位群众要求军训。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林和贵和黄纪晓(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林和贵、黄纪晓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基本上作出若干决定。准备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Gunung Bara)。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影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和平

　　打响武装斗争第一炮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影，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塬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革命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广大的华族乡村都秘密地掀起了反苏哈多斗争。1967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影、华莪一带一百多名群众要求军训，6月西加各地又上一批新兵，由砂拉越游击队军事指导员帮忙训练。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革命斗争最主要是把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游击队缺乏枪支，这是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于是火焰山部队领导人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

　　通过侦探员了解到他们所拥有的兵种、兵力、武器、布兵等，最后探得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有四个军人。凌晨两点，十多个战斗队员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约一百个群众摸到军营，他们尽量减少杀伤，飞机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仅打死了前哨站岗的炮兵四位，打开了军营大门。这时电线被后面伏击队剪断了，战斗队员钻进飞机场，战斗非常顺利地进行着，找到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拿到了钥匙，不然就要锯掉钥匙，那就麻烦了。在一片黑暗中，仓库里的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各地派来参加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苏哈多政府。”

　　飞机场军营里军人的武器被上级没收了，他们只好躲进营内不敢出，天亮之前抢军火大队撤回火焰山基地，安放在水崆的山洞里。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挑战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

　　根据小平、阿南、文多罗以及几位经历过机场战斗的朋友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和平

　　“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合法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通过他联络到了砂拉越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纪晓(黄汉)，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影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林和贵、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纪晓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叁．成立宣传组。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总部有司令员黄汉、梭菲安（牺牲），政治部主任黄坤涵（牺牲）、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文宣部负责人砂拉越是老何（朱云辉、何松林）（牺牲）和西加是林英、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刘顺胜 砂拉越）（牺牲）、排长乔治、鲁成（砂拉越）等、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西加）（牺牲）、陈山、方达（砂拉越）（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医务组长砂拉越的白山（牺牲）、干达（牺牲）、美娜（牺牲），西加方面是山英和红云（牺牲），几个爪哇人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协助梭菲安搞民运工作。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并自愿来参加武装斗争的。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只是积极的革命者。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叁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个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rma)。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着作或红旗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有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米，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米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塬有另一班队员的营房，再撤煺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以迎接围剿的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我们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因此叁十六计走为上策，便把部队化整为零。

　　1969年1月份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因形势所逼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放弃了武装斗争，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在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还坚持到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9年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第叁阵地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经过长途跋涉、越过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重新投入群众中搞群众工作。

　　ZD这个背叛的队员在长凳栋趁晚上队员们睡觉时刻持枪扫射后，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死，有的逃脱了。西加的其他个别小组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叁站昔邦、木杆，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这里简单介绍几个站：第一站是双宾港，未发生机场事件前是砂人民游击队作为运输停留站，他们经常出没在此站。有一股游击队是砂拉越和西加队员组成的机动游击队，由乔治、阿那所领导，他们周转在华莪、孟加影、莱伊山等地进行多次的伏击和游击战。

　　第二站就是火焰山基地。这里是火焰山部队的总部。司令员、军委及其他工作人员、部队队员等驻扎地。

　　第叁站是从火焰山基地再上两小时处，这里也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转站，联络站，没人住宿。

　　我们西加的所谓第叁站是山口洋昔邦村一带，由王明负责，木杆站由陈福意（树华已牺牲）负责，保保站（Bobok山）由张瑞负责、还有其他地方小站由林文佳（已牺牲）、展明等负责。若从城市要进入山区，必经这些站，也是作为转站和运输站。上基地的游击队员都在此山区先进行军训。

　　孟加影地带由陈武侠负责，他是孟加影地带的总负责人因形势需要1967年8月30日在孟加影建立“八·叁〇”部队，陈武侠为部队总指挥。

　　林英、红英、山英、阿因、阿真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10´13保安站的战斗

　　华莪附近群众不愿出去投降，就在大山林中盖起几座群众营房，建立一个保安站。保安站就是民兵站，就在离群众营约五百米处，当地青年民兵觉悟性高，已在民兵站前挖了战壕，民兵战士们守卫着群众站里的上千名老乡。火焰山部队领导者梭菲安派了一些部队干部帮助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医务组组长是山英和红云。当时出现很多病人，有的手脚、头上有伤口，又在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医生，伤口因苍蝇下了卵而生了很多虫，医务组非常细心地处理，天天给他们洗伤口换药，关心群众的病痛健康问题。

　　1967年10月12日离保安站半公里处，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带着一连战斗队，在驻营地准备吃粥。营地被发现，乔治排和围剿军驳火了。班长瑞荣、亚木、景胜、马里、惠根、尖兵张添等马上与围剿军驳火，军方五人被打死，游击队方面曾贤中弹牺牲。军方撤煺，刘晓也下令撤煺至保安站。

　　保安站在M字形山坡的左上峰，右山坡较矮而且有十字山路，右山坡还有民兵挖的陷阱，军方要来进攻必经山坡下爬上来，保安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当刘晓带领战斗队来到保安站时。他领导部队队员重新挖好加深民兵挖的战壕，部署战场，n字形的战壕只剩下一点就相连接完成了。战壕前面插上树叶作隐蔽，有一株大树斜横在离战壕十多米处的山窝下。

　　当时我因有任务在身也在群众站，同时帮忙关照群众。我得知我弟阿世已来到保安站，好几年没见他，早上七点多我特意去保安站看望他，不上十分钟我已来到保安站，也亲眼见到了这准备作战的庄严阵势。

　　我和刘晓握手见了面，刘晓是指挥员，但是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穿着整齐的军服，高瘦个儿,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坚定锐利的慧眼。有经验的刘晓，一边指挥工作一边鼓励同志们的志气，士气很高。

　　黎明，大家接受和执行各自的任务，乔治已带一队去巡逻，刘晓部署了早上的工作便到山崖下冲凉。我弟阿世告诉我，等下可能会有一场战斗，因为围剿军已跟踪快来到这儿，老刘已派人通知疏散群众。

　　我怕群众未疏散，若打到群众站两千多名群众将造成莫大损失，我赶紧回群众站想帮助疏散群众。但刚走不远，枪声、吊炮就在我头顶的树干上爆炸开了，树枝不断掉下，当我回到群众站时，群众全都已疏散藏起来了。

　　事件发生后阿世告诉我，我刚离开保安站一会儿，站岗的队员阿因隐蔽在山坳大树下，看见军人马上往上爬回来，就报告说围剿军已出现，当时刘晓在山沟下洗澡，阿世迫不及待地从山上急急下去通知他：“刘同志，兵来了！”耳有点聋的刘晓未听清楚已被阿世拉扯上来，来不及穿衣服，他已知情况很严重了，即刻跳进战壕指挥战斗，一位同志递给他毛巾围在身上，边打边穿衣服，就这样拉开了10月13号保安站最激烈的战斗帷幕。

　　阿香和阿因说，当时保安站的阵势是指挥员刘晓、老何站在中间，陈山(砂拉越)和阿香(印尼)站在左方弯角，艾芬迪站在右边。阿因补充说，参加者还有良平、甘达、阿因、林松、阿然、阿世、小梅(女)、阿安、雅头、阿洋、黄狗、惠根、阿拉、梅英(女)、莲英(女)、云山、小赖、李四、伟保。这些都是刚参加的印尼游击队员

　　几个队员用火药枪瞄军人，有的新战斗员还未发得枪支，他们就一边帮助有枪的队员找目标。军人爬上横着阻拦围剿军的大树上，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好几个掉进了铺好的陷阱，啊哟！啊哟！嚎啕大叫，他们不敢冲锋了，只匍匐着前行，一跨上大树又被瞄准的几个枪手射中了。艾芬迪打得好凶，他拿的是AK捷克新式自动枪站，在战壕右角瞄准着打，军人不敢再抬头。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叫：“前进、前进！”但是军人不敢再冒险。

　　军人改用手榴弹投向保安站，不偏不倚落在挖好的战壕里，可能因为潮湿没炸开但还冒烟，指挥员刘晓急忙叫游击队战斗员，把丢进来的手榴弹拾起来向军方扔了回去，我弟弟阿世还扔了一个回去。当时丢进两个手榴弹，若在战壕里炸开可能死伤人数不可胜数，说也奇怪被反投掷回去的手榴弹都在军方开了花，死伤不少人，哭叫声、喊妈声混成一片。只听到他们的上级逼他们“前进！”“笨蛋”的嚣骂声。他们拼命打吊炮，吊炮在近距离是打不到的，只听见在树梢的爆炸声和树枝折断了的声音。

　　阿世说虽然队员很多都是新战士，但在老刘同志的指挥下士气非常高，他一边打一边领导大家高喊雄壮的口号和唱语录歌:“打倒苏哈多！”“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的歌声压过了凄厉的叫喊声和枪声、爆炸声。这时一颗子弹打进陈山的胸膛，他受伤了。

　　阿香双手示意着对我说：“我和陈山站在左方弯角，因为他是这样抬起右手瞄准打的，军人的子弹从右方打过来。”阿香非常详细地向我比划着说：“当他中子弹倒下来的时候，我扶着他，把士美枪放下，红红的鲜血喷出来，还喷到我呢，我赶快撕下他一块衣角布，把布堵住枪伤口，血还在流，陈山的枪被没有枪的良平拿起来向军方射击。“

　　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二点，战斗了六个钟头，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包围军撤煺了，军方打了求增援兵信号弹。

　　阿因说：他们叁百多个士兵不够还打叁次信号弹求援，这时指挥员刘晓也打了个信号弹，乘围剿军喘息的机会战斗队也撤煺了。由向导伟保带队穿越山沟的时候，伟保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滚进山沟牺牲了。

　　指挥员刘晓马上领导大家撤回保安站，然后在队伍撤煺的后面向军方进行叁面勐烈扫射，第二次再由雅头作向导带队向前冲，阿安背着受伤的陈山，全体队员安然撤煺。

　　1967年10月13号的保安站激战，从群众探得的消息称，军方跌进陷阱和中弹的，死伤20多个，用几辆军车运载死伤者。

　　军方传言说：“游击队里有几千名中国志愿军，声势才这么浩大，不然哪有这么勇敢的战士在战斗中唱歌喊口号，我们仅几百人的军队哪能包围得住打得过呢？”

　　根据参加战斗的战士的叙述，那次参加战斗的大多是新战士，拿士美枪(自动新式机枪)的是比较有战斗经验的叁位砂拉越指挥员和战斗员刘晓、老何、陈山和西加的艾芬迪(火焰山队长)，加上几支步枪、火药枪，其他是手无寸铁的新战士，一共也只不过25位火焰山部队队员！这班进攻保安站的围剿军真倒霉，在回营的路上再碰上巡逻的乔治队又被痛打一顿，死伤几个军人。

　　根据阿世、阿因、阿香和编者的讲述记录

　　幸运的陈山

　　高大黝黑的陈山(乌山)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队员，也是火焰山部队的一位班长。他参加了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的战斗，就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一次受了伤．在我的一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中已说明，就是陈山抬起右手射击，结果中了军人一颗子弹钻进胸部，站在他右边的阿香撕下他一块衣角布，堵住喷出的血，他拿的士美机枪被良平接过后勐烈回击。他在医务员白山的抢救下恢复健康。这是他第一次中子弹。

　　火焰山叁号芭在一个广阔的稻田中，我们生产队被派到稻芭工作的同志正在用手拔稻田上的野草，这是我们自给自足粮食的来源之一，大家默默地工作，当时刚好我也在稻芭。陈山一手抱着机枪，正在给拔草的同志们站岗，他跳上已被锯下横倒的大树上来回走着巡逻眺望，他非常负责任地执行任务，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视野。突然他望见远处有人在蠕动，好象是自己的战友，他张开嘴巴大声喊：“雅……”喊声还未叫完，“砰……”不偏不倚一颗子弹从脸颊穿过，非常幸运牙齿舌头都没伤到还完好，有个同志马上扶起他，我们立刻钻进大森林中消失了。

　　回到火焰山基地，医务组长白山马上为他医伤口，当时医务员山英、红云也帮忙协助白山给他治疗。好了后脸上有酒窝，大家都笑他苏哈多给他留个酒窝作纪念。这次是第二次的幸运。第叁次是一个游击队员ZD，因为经不起苦，想向军方投降，半夜正当轮到他站岗的时候，端起捷克制造自动枪，竟对准正在酣睡的战友们盲目开枪射击，仅几个人逃脱，六个人牺牲，其中陈山竟然侥幸地从茅屋中滚出而保存了生命。

　　大家会感到非常奇怪吧，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他的生命像开玩笑那样神奇，在千钧一发之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林英、山英、阿因、阿香的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小平谈“八叁〇”部队

　　1967年7月15日飞机场事件后，地方武委主席文兰、农会主席陈贵华、雅子、陈亚添、周德福等六个人被抓到孟加映机场枪毙。

　　1967年8月1日从孟加影属下等地二十个地方乡村青年，每地派四、五位先进青年民兵集中在仙水港，在蔡高土屋附近进行军训，当时负责军训的是：鲁城和我，我们训练了整整一个月。鲁城（阿那）是砂拉越部队排长，我也是砂拉越部队培养的干部之一，后来我因不赞成砂拉越部队的某些政策，而离开砂拉越部队参加西加队伍。

　　1967年8月24日，政府军到群众园里去采波罗蜜，被乔治带领的游击队员碰上了，发生驳火事件，打死军人几个，民兵伟贵、赖兰生被敌人射击死。

　　华莪事件爆发，1967年8月25日政府兵烧双宾港、板堆，老人陈耀章、吴禄、吴川被打死。

　　1967年8月26日黄添华、黄民添两兄弟屋子被烧，他们也被枪杀。不愿意出去投降的群众约一千多名就集中在群众站，从华莪上两个小时处，同时民兵队为了保护群众也建了个保安站。（这是十月十叁日保安站驳火事件地点）

　　蔡高土是仙水港村的负责人，对朋友非常热情，游击队员就住在他家屋后的树胶园，这村里的群众都是拥护者。

　　群众工作者李松源改名为苏拉民，他在这地区活动已经很久了，是这村的负责人。队伍日益壮大，部队进行军训，执行训练队员的是两个有经验的砂拉越战斗队排长乔治和阿那。那时虽然大家都知道苏哈多的残酷手段，但因华人受到革命烈火的燃烧都抱着满怀革命热情投入革命队伍，青年人都急着参军,华莪、孟加影一带是红色区，形势一片大好。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领导上准备在孟加影区域成立部队。1967年8月30日，梭菲安、黄汉从火焰山基地赶来，陈武侠等也在仙水港。

　　1967年8月30日下午2 点，我和鲁成教的队员八十人来到大操场，举行成立“八·叁〇”部队仪式，梭菲安和黄汉就在靠近蔡高土附近山坡上的营房。参加成立仪式的有陈武侠、文多罗、我、苏拉民、老柯、阿增等，还有不少群众都见证了部队的成立。陈武侠讲了很多话，直到现在他的演说还非常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他说“我们革命就像造一栋房子，厕所要先做好来，建成的房子若没有电灯就一片黑暗，房子做好了，厕所有了，进去一扭总枢纽的开关，明亮的灯就能把整个房子照亮。“八·叁〇”部队就是电灯总枢纽的开关。”

　　蔡高土以嘹亮的歌声高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有一位群众风趣激昂地讲话：“城市人都敢放弃一切来参加革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怎能躲进被窝里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乡”这一席话得到热烈的响应。

　　成立仪式结束后，二十个乡村的民兵代表成了“八·叁〇”成员，他们各自回他们乡村组织民兵队。

　　1967年9月1日，我和文多罗被派到沙里门训练群众，直至9月6日训练结束。当晚我和文多罗接到紧急命令去莱伊山集中。我们从“八·叁〇”部队中挑选出十多个健壮的队员马上出发，隔天就要到达目的地，平常走两天的路一个晚上就必须赶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半跑步急行军，下山滚下去，到半夜大家都很累，上午九点到达目的地，休息后出发来到莱伊山。

　　9月7日下午叁点先在离杨掌兴家一段路的莱伊山上埋伏，陈武侠当总指挥员，叁面伏击：陈武侠和我一队，哈山带一队，文多罗一队。

　　陈武侠交代若军方不缴枪就开枪射击，下午五点果然军人牵着牛走过来，阿金先开枪射击第叁个尖兵，没打第一和第二带路的达雅人。陈武侠向军人大声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但军人硬冲，后来，军方打乱了，有的哭叫着说：“我受伤了。”

　　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前进，后面有医院！”当时我们展开一场近距离战斗，军方四个人，放走前面作向导的两个达雅人，没打他们，只有一个军人逃回去，击毙叁个军人。9月8号我们到回战斗地点侦察，缴获四支枪，两支捷克自动枪AK，两支中国制SKS来复枪。9号军方一百多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收尸，尸体载回鲁万埋葬。我们把枪交给陈武侠以后回仙水港村。这次战斗大大提高士气，于是各村都组织民兵、训练民兵、成立了民兵队伍。村里的年轻人自愿报名参加民兵队。

　　不久，形势越来越紧张，苏哈多用新式武器进行大规模围剿。1967年9月的某一天，文多罗带队来到高土家吃饭时，接到一个情报说明天有军人来围剿，因为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睡觉，因此接到情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来不及埋伏。文多罗带队走到屋后的树胶园，只有苏拉民在那儿不肯走，他想帮群众收拾东西再走。我们这一队也刚吃了饭来到高土家后面，不一会就听到驳火的枪声，我们马上倒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苏拉民受重伤，看看驳火位置，军方是在下坡，大概苏拉民听见动静马上走到外面，正好看见敌人便马上站着开枪，枪弹打到肚子下方。若他伏下来就不会打到肚子。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

　　一天，“八·叁〇”部队接到陈武侠传来的紧急任务，重要领导人的部队被军方包围了，叫部队队员去扰乱他们，由文多罗带队去打警察局。这事件发生后，军方以挑拨、利用甘榜人进行烧、杀、抢，群众被逼出去集中，军方进行大规模围剿，我们跟上级的联系中断了，以后只好分组各自行动，“八·叁〇”游击队就被分散了。

　　小平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失去群众的支持

　　1967年飞机场事件过后，华莪驻军才突然醒悟到已经失去全部武器了，苏哈多从中央调派大军来边界一带进行大规模围剿。反动统治者成功地执行了挑拨离间计，在内地兄弟族群中散布反华排华的宣传，迫使内地兄弟族群反华，不反华就是与游击队同罪，并伪造屠杀达雅人事件，引起达雅人的仇恨，军队配合愤怒的达雅人向华人发红碗驱逐华人，军方乘此机会发出不许华人在边区一带居住的命令。这充满炮火味儿地区的人们，经受不住强大围剿军的袭击，以此种反动政策，把边区一带的华人驱逐出家园，去山口洋等地集中，让西加、砂拉越联合游击队失去群众，失去粮食的来源，达到包围歼灭革命势力的目的。

　　所有群众的粮食都被围剿军毁掉，他们守在稻芭、木薯园、黄瓜园、谷仓。饿了的游击队员、华族群众去找吃的时候，被枪击毙了不少。

　　火焰山一带，因为那是一片塬始森林地带，没有群众，根本找不到吃的，这时粮食已逐渐完了，游击队员为了在有情况被分散时每个人都能煮来吃，因此在背包后面背一个小罐，所谓背包也只是一两件军服，什么都没有了。最初我们大家还煮粥吃，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化，每人只分得一个小瓶盖这么一点点的米，我们为了塞饱肚子，便找些树叶放满满一罐水煮，用水和树叶来充饥，一天只吃一小瓶盖的米，当然无法忍受饥饿。最后就连一小瓶盖的米都没得吃了，我们饿得只吃树叶，寻找磨粮地点抛弃的谷壳、谷糠拾起煮来吃，或当干粮。没了粮食更谈不上盐和糖，大家的健康问题实在太坏了，骨瘦如柴。去山下洗澡取水，走上山的营房时，连脚步都挪不动，没气力，只得慢慢一步步地拖。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战友们没投降、没失去信心，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孟加影、华莪一带边区华族遭受屠杀和被赶出山区，山区广阔华族居住地，每个村庄只见一片荒芜的胡椒园、树胶园等空无一人，有的已经被内地人居住了。保得性命的一部分华族疏散到山口洋、坤甸一带地区或被送进日本沟集中营，他们几十年来的积蓄、财产、家园全被占据，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向华人住家行乞讨饭吃，吃了不少的苦。大家看到同胞遭受灾难，不少本地华人给予他们救济和援助，但也有一些人害怕沾上祸，自扫门前雪。华族的灾难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被屠杀被驱逐的血泪史，直到现在日本沟居住的难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斗争中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就像鱼离开了水，无法生存。西加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塬因就是失去群众的支持。没有人力、物资的来源，在大规模围剿中，不能进行反围剿，日益处在越来越被动地位，西加革命武装斗争终告失败。领导上安排一批批的队员化整为零转入白区积蓄力量，继续坚持工作，最后保卫梭菲安的警卫部队，辗转于横平山、松伯港、米仓、瓜兰等内地森林中，以等待时机，从中继续进行建设，巩固组织，搞好统战和各族群众工作，最后才是进行武装斗争。

　　和平

　　略谈砂劳越人民游击队

　　第叁支队的战斗事迹

　　作者：雪飞

　　革命局势的转变，在马印联合围剿和当时的领导意见分歧，以后第叁支队走进更艰苦、困难的战斗生活了。后来再加上火焰山部队攻打了华莪机场的军事基地，对第叁支队的影响甚大。从此第叁支队同志面对更加严重的印尼军事“围剿”，军人派更大批军队上宋公基地，首先用军机去轰炸第2号和第3号芭（当时第叁支队有四块芭）。

　　轰炸之后，大批军队就向第四号芭（即巴拔山）叁支队的据点展开进攻。当时第叁支队的同志在巴拔山据点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战斗，坚守了叁天叁夜。之后，叶存厚、杨柱中及有关干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宜坚持下去，所以忍痛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据点放弃，留下小队在塬地进行骚扰站，其余的全部转入森林。

　　自从1967年中，第叁支队从巴拔山撤出转入大森林后，同志们的反围剿战斗生活就更加艰苦困难了，主要是没有粮食来源，以前的第2、3号芭种植的稻、番薯、木薯、菜类等，都完全不能收割了。他们储藏的粮食也没法拿到，还有过去火焰山部队供应给他们的米、盐（尤其是盐）都断绝了。

　　火焰山部队的同志也撤走了，从此就无法联系到。之前民运工作组还能在宋公山搞群众工作，在伊班长屋还能搞到食物，之后转入大森林，以上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和得到了。从此以后，第叁支队的生存全靠在深山里寻找。67年下半年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好，因为是果子季节。他们走到一个榴莲山就驻扎附近捡榴莲吃，也能找到竹笋、木薯叶、巴古菜等。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住太久，一有情况，他们就要转移。

　　从67年中至69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第叁支队的同志一直在森林里，印军一直在追剿他们，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艰苦，到后期，榴莲、竹笋、巴古、木薯叶完全找不到，他们就吃榴莲叶、树头酸（一种长在树干上的果子，又酸又涩），山蕃薯（一种有毒的果子，要经过煮漂水等去毒过程后，才能食用），山香蕉芯、榴莲核，树枳和锥子等。凡是可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又加上没有一点盐，同志们的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他们的脚脸浮肿，导致行动很困难，本来只要走两个钟头的路，他们要多走两倍的时间。

　　同志们面对饥饿又面对印军的追剿，可是这一切险恶困境都没有动摇他们革命的决心。他们饿着肚皮还是坚持继续前进，每次遭军人追杀的时候，军人一直在高喊叫他们投降，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下枪支举手投降。只有那些被打伤走不动、或饥饿到不能走动的同志，才活活被敌兵抓去。这些同志有：刘月兰、曾云锦和李雪娇等等。

　　在68年中，在一次军人追杀中，当时共牺牲了7位同志，因为这组的同志多是病弱的，另外有一位女同志的小腿被子弹打到流了很多血，身体又虚弱没有办法行走，杨柱中叫她暂时躲在一个竹丛里，待情况较松时才倒回来接她，其他同志就从水路撤走。过后不久印军又来这里追剿，发现有血迹，就开枪扫射，又再次打中躲在竹丛里的女同志的脚，那位女同志受伤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而暴露了。但随后她也昏迷过去，被军人逮捕。

　　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同志又打算想撤回附近的边区去，当时还剩下叁十多位同志，但是有半数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困难。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坚决的不同意，决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这样大家就一起再坚持继续前进。

　　到68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剩下来的同志体质也越来越弱。在前进的路途中陆续遭到陆军追杀，同志们陆续的病死、被活抓的，有的被印兵打死，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危亡处境，他们还是不愿意投降，宁愿坚持战斗到流下最后一滴血。

　　到了69年3月，只剩下了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銮、曾永光、余秋兰、阿水、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把这条反围剿的道路走下去，不久又遇到军人的伏击，这场战斗中，第一个中弹的是杨柱中，王美銮在他身后，看到他倒下去，没有动，就伸手去拉他的脚，可是已经没有反应了。王同志就把杨柱中的AK强拉下来丢给她身后的曾永光，而曾永光塬先拿的是射击速度较慢的来复枪，当曾永光接过AK枪马上就向印军扫射，使同志们顺利撤煺。

　　与此同时，叶存厚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压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叶存厚的背包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叶同志有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所遇到或做过的事情，都会写在日记簿上，所以，在几年来的反“围剿”战斗中的许多千辛万苦、有血有泪的史迹记载下来，因此，他在临死前一直望着他的背包，希望同志拿走他的背包。后来，叶存厚的这本日记给政治部拿到，曾经在保安行动委员会公开展出。

　　1969年3月间，两位领导同志牺牲后，剩下6位同志，他们不但没有去投降，还在森林里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遇到印兵袭击，又再牺牲了阿水、秀妹和梅枝同志。

　　最后只剩下曾永光、王美銮和余秋兰叁位同志了，他们仍然在坚持突围，某日，一位女同志去寻找食物时，又被敌兵发现，又被追杀，在这过程中曾永光失散了，另两个女同志向一方向，他们已饥饿到几乎都没有力气走动了。不能走就半走、半爬、半滚。后来她们无意中爬到印兵驻扎附近一个斜坡就倒下来，听到军人讲话声，她们实在太疲弱了，全身都软下来，根本无力再走了。这时她们心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昏昏沉沉一倒下去什么时候才苏醒过来也不知道。她们醒来时想去找食物充饥，哪知道她们一滚就滚下河边，那时恰好有几个军人在河边冲凉，突然看见两个人滚到他们面前，军人也吓了一大跳。这两位女同志也吓到惊叫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印兵抓走了。

　　摘自砂劳越友谊丛书《风雨年代》2002年12月3日出版

　　武装斗争失败后的新策略

　　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下山。梭菲安、王明、陈武侠他们重新检讨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决定煺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

　　1969年2月在横平山的格兰坪举行第一次研讨会议，当时参加者梭菲安、陈武侠、王明、老马、陈福意、林英、东方红、展明、向黎、朝黎、小雁等十多位干部，进行激烈的讨论和总结多年来的错误路线，重新安排工作和决定新策略。

　　会议决定：

　　1. 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 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建立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C局

　　3. 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第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时，批判了陈武侠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把他下放到群众工作单位。

　　1970年在米仓的移公山举行第二次干部会议，

　　1. 决定革命对象和斗争方向；

　　2. 总结群众工作经验；

　　3. 建立滨海局和卡江局。

　　从讨论中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必须推广到卡江上游去，搞其他族群的工作。

　　梭菲安重新调整领导单位，建立宾海委员由G负责和卡江委员由Z负责。成立以梭菲安为首的叁人最高领导委员会。

　　红旗党报由梭菲安主编，老马执行编辑，以进行思想教育和报导组织内部消息。

　　会议结束后，大量群众工作者，下放到卡江上游搞达雅族以及其他族群中工作，真正做到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

　　1971年在瓜兰的农场举行第叁次全体滨委、卡委干部研讨会议，学习和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并且讨论和执行“贴标语”运动。这是革命彻底失败前召开的最后一次研讨会。

　　和平

　　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于1966年最后一次领导人民两项任务内阁会议上演讲[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挑战达雅族乡村

　　由于1970年在移公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的新决定，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扩展到卡江上游，落实到达雅族乡村。革命的胜败取决于群众，能不能推动和搞好达雅族及其他族群，是对我们革命者的严重考验和挑战。

　　我和几个朋友坐卡江的万隆船，经过几天几夜来到华族小市镇，我们以难民身份作掩护去做工，解决了吃饭和立足问题。然后开我们自己的杂货店，几个同志住在一起，解决了身份问题。

　　我们和当地驻军的关系搞得好，以做生意的名义，到达雅族乡村搞群众工作。做生意只是一种工作形式，利用当地华人和达雅族人的良好关系，当时我们认识了一位华族，太太是达雅族，他的小孩都能讲客家话，他们在达雅族地方也有个家，我经常跟他的孩子到达雅族地方卖衣服，卖发夹、镀金项链等作为打好关系的桥梁，也给她们烫头发，我的烫发技术不大好，没学过，只凭勇气，用老式烫发，就是用火烧铁针热了才夹到头发上。

　　我们作买卖或烫发什么的都没用现钱交易，在内地乡村没学校，他们没读书，因此当地人民不懂得钱的使用，甚至不知道钱是舍样子。只好和他们交换米谷，树胶，登加旺等当地产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要做群众工作又要养活自己。

　　我和我这些达雅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种稻，休息之际，他们喜欢抓被火烧死的树干上的小昆虫吃，咬得滴滴答答好像挺好吃的样子，他们也要我抓来吃，我不得不抓来吃，活生生的昆虫放进嘴里怎么能咽得下？我偷偷地吐出来放它走。他们挺能看出在洞里有山蜘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麻蜞（小螃蟹）这么大的蜘蛛，抓到后就烤来吃。黍粉树里的虫很肥胖，也都抓烤来吃，挺香甜的。

　　我在跟他们打交道中，经常住在一家甘榜头家，甘榜头有妈妈和一个太太，没兄弟姐妹，而他也没孩子，我当时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已是叁十多岁，因为我和他妈妈结拜姐妹，他非常尊重我，叫我阿妈。起初觉得好笑，但久了倒觉得亲切。我经常学习他们的达雅语言，他们每次开甘榜会议时，只要我在我都喜欢听他们讨论些什么。最初完全听不懂，甘榜头或德盟公在开会前必须念一套好长又很顺口的开头语，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世代相传下来的文化。不容易念，但他们念得非常快非常顺耳。

　　他们不管在开头收割季节或喜宴、死祭，处理甘榜的事务、偷窃、打架，坐下来开会，开头都必须以此种念开头语的形式。他们没有进学校、没学习文化，但他们根据世代相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就是在饥饿的季节，都很少听到有偷别人东西的事情发生。他们出去好远的地方种植找食物，除了几家留下孩子，其他屋子都空无一人，里面的东西也不会被偷窃的。这里较少出现奸诈虚伪，也比较有友爱的精神。

　　我曾去开一座稻芭，我不曾当农民，当然我完全不知怎么种稻。他们帮我砍树烧山，帮我插洞播种，我只给他们吃饭，不久他们又来帮我拔草，我也给他们吃饭，他们开稻芭，我也帮他们工作，他们也给我吃饭，我们互相帮助。一边工作我的朋友一边给我讲故事，讲了好多达雅族民间故事，其中一个坏姐姐陷害妹妹换丈夫、米老鼠的故事、为什么会有瀑布（我们要去这甘榜要经过一个瀑布）、仙人桌的故事（在一个乡村有石桌和椅子，还有他们吃的杻栎盘）、沙拉外的石臼等。对我来说这些故事传说非常宝贵，但有些故事已忘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相对唱山歌(pantun)，一首山歌有时是讽刺性或开玩笑的，他们能很快地流利回答对歌，而且对得很好。我也觉得奇怪，他们没读书，但是能演讲得这么好，对山歌对得这么好，故事讲得这么好呢？甘榜里的事情也处理的有条不紊！这里他们信奉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我参加了他们的结婚礼仪，收成礼仪、送葬礼仪。

　　Pantun

　　达雅族乡村人民的山歌:

　　Kalau ada sumur diladang,

　　Bolehlah kita menumpang mandi.

　　Kalau masih ada umur yang panjang,

　　Bolehlah kita bertemu lagi?

　　如果在田里有井水，

　　我们可以借光洗个澡吗？

　　如果大家寿命还长，

　　我们还可以再相见吗？

　　Kalau ada jarum yang patah,

　　Janganlah engkau memakai lagi.

　　Kalau ada kata yang salah,

　　Jangan engkau simpan di hati.

　　如果有断了的针，

　　你千万别再用它。

　　如果有错了的话，

　　你别深藏在心上。

　　《Pantun》 由老刘供稿 和平翻译成中文

　　一、 结婚礼仪

　　根据达雅族人的风俗，他们有早婚的风俗习惯，女孩子九岁、十岁他们一般上已经有婚约，一个十多岁至二叁十岁的男子就已经向这些女孩子求婚，男方经常等女方长大，大概最重要的是杜阿酒(arak tuak)已经准备好了，女孩十叁四岁就可以出嫁。有一次我跟一个刚12岁的小女孩烫发，这女孩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收成的时候她要结婚了。

　　他们的结婚典礼经常是在收成以后，上年如果收成好就已经先酿杜阿酒。有的因经济困难的塬因就没请酒席，只是简单的婚宴罢了。

　　有一天达雅甘榜头和德盟公及其他朋友邀我参加附近甘榜人结婚之宴，听说有杜阿酒我特别高兴，我经常听说杜阿酒好香，但还不曾尝试呢，这正是好机会。

　　我们用一艘小船，前面后面一个撑竹篙的，在河面上一撑船就向前行，两个多钟头来到婚宴的地点，我们上了船，就听见铜音声在丁丁当当地响，我们高兴地来到结彩的家，已经有人把我们引进屋去，接着坐在竹编成的地板上。

　　成群的人群围着一个一个的瓮，大约有十个瓮，瓮里插着用稻管做的吸管，我先被邀请去跳朗岗舞，我跟着他们扭啊扭，手也伸平直摇啊摇，自由自在的没有一点约束，要跳的就毫不犹疑地上前跟着Gamlang锣声在扭。扭了后就坐下来喝杜阿酒，我咬住了吸管然后慢慢地吮吸品赏，有点苦味也有诱人的香甜，吸上两叁口后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喝醉了，倒下马上睡觉，他们叫醒我回家的时候，我摇摇欲坠、跌跌撞撞跑回船上。

　　二、送丧礼仪

　　我们来到一个乡村，听到很长的哭喊声，根据达雅朋友说，家里人去世了，哭的声音要放长而且要响亮，米谷多的也就是有钱的，可以留棺五、六天。这家她的孩子去世了，配着敲锣声Gamlang的乐器，好像哭得很伤心。

　　送葬的时候，一些人戴着牛鬼蛇神的面具，据说是鬼神来迎接阴魂回阴间，敲着锣跳着舞，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正出神地观看的时候，几个人走上前来，摸了我们的脸一把，当看对方的时候，才吓了一跳，整个脸成了黑脸，只看到黑白转动的眼睛。塬来他们用黑锅底加椰油摸在观看的人脸上，我们用水洗不去，只好找肥皂擦，非常有趣。

　　叁、收成偷稻仪式

　　我也种了一个山头的稻禾，因为气候不好，很久没下雨，稀稀疏疏地结了些稻穗，收成一定不好。当收成季节，整村的人轮流收割，轮到收割我的稻谷，虽然只收了几箩谷，但还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首先有一组人先到要收割人的稻田偷割稻，如收割我的稻山时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已在采收我的稻山，就叫“偷稻”，割了一篮的稻谷由带队的来到我们的茅屋前，然后队长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非常流利好像诗歌这么动听的达雅语，所谓前言，意思是我们偷了你的谷，对不起，现在还你，但愿你明年有更好的收成。

　　我们的饭菜煮熟了，偷谷的回来了，我们马上开饭，虽然菜很简单，鸡煮树薯叶，一样菜而已，但非常好吃。当我吃完饭，他们竟把他们盘中剩下的饭菜往我头上倒下来，我被淋得非常尴尬，我说怎么搞得，他们哈哈大笑，说这是风俗习惯，他的意思是年年收成有余。我也笑着去洗澡。

　　四、最朴素的人

　　我曾和叁四个朋友在达雅朋友的带领下，走叁四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落后达雅族农村，女人腰上只围着围裙，上身有的穿内衣有的没穿，光着两个奶。

　　在那儿我们也刚好碰到几个达雅族男人，以最塬始的围着屁股下部的布(Pan jiau wat)，大方地扛着打死的山猪向我们走来，相隔还好远一种难闻的味道已经传来，当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猪已经生虫了，肥肥的虫在钻，他们说已打了两叁天的山猪，特意让它生虫腌了，这样更好吃。

　　我们自己在外面煮树薯吃，他们也煮山猪吃，他们好客特意邀请我们，我们按照风俗在山猪的菜上用手点了一点，就是意味着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了。

　　我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一起上山种谷、收割、一起喝TUA酒、一起跳LANGGANG舞，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一起挨饿。我第一次看到挨饿的人民是那么痛苦的，他们从十月份已开始吃薯莨、野菜、竹笋、蘑菇充饥。

　　薯莨是一种薯状的果物，削了外皮以后，切成块然后用篮子装了放进流水中冲两、叁天，才能拿起来晒干后锤碎做成饼来吃，不经过此过程将中毒甚至死亡。

　　我们好几天没吃饭只吃薯莨拌芭姑，我曾跟他们一起吃大树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树菇，像雨伞那么大，大约一米宽、一寸多厚。吃起来没味道，有点酥。如有饭吃当然不可能吃这种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没半点营养的东西，只是为了塞饱肚子吧了。他们种的蜀黍都被山猪抢着吃完了。

　　在青黄不接的饥荒月，我目睹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两叁个月粒米不进肚，我目睹一位十一岁小女孩已经剩下一口气从她的乡村送下来，他们煮了一点米汤喂她，就这样救活了她。有一个乡村死的人最多，他们吃浸在水中的一种树的皮，最后很多得肚子疼死去。我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过去有一次大饥荒，什么都没好吃了，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他们吃树菇，连树菇都没有了的时候，树菇不消化，大便后再捡起来洗了再煮来吃。

　　达雅人种稻只能种高山丘林，因水量少太干燥以及季节的变化，都会造成收成失败。要渡过很长的青黄不接时期，直到二月份才收成，因为向放债主先欠账借米谷，收成时必须加倍还债。如果收成不好，刚收割后一两个月又得挨饿了。每年都饿死了不少人，尤其是小孩儿瘦得不成体形骨瘦如柴，夭折的更多。大概一月份出水果季节，他们便吃水果充饥。约二、叁月份才开始收成。我亲眼见一位达雅女人，孩子刚生下几天，因为母亲没乳水，又没牛奶或米浆水，结果用榴莲喂孩子吃，才出世几天的孩子吃了榴莲哪能活？

　　我与达雅友族同胞共同生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应该更加关怀内地达雅族人民的生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应该让他们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达雅民族的进步就是印尼人民的进步。

　　和平

　　最后一次研讨会

　　1971年，农场的一个隐蔽地点，在警卫班的严密防卫下，召开了全西加滨海局和卡江局的干部研讨会，这是在西加革命遭破坏以前的最后一次干部研讨会，参加者达四十多位。会议前进行学习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各单位作报告并互相学习搞群众工作经验，最后集中研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上的决定：贴标语！

　　最初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时，非常严谨和艰苦，有时地点暴露遭被捕，在没有法律庇护下，不少被枪毙受屠杀。当我们把斗争矛头转向西加最北部的森林搞武装斗争后，因政策上的错误，在武装斗争中无论砂拉越或印尼的革命者和群众，牺牲了无数优秀的好儿女、好干部！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武装斗争失败后，我们被调往最东部的卡江上游搞群众工作。亲身体会到革命工作的艰苦，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硕果得来何等不易，没经过这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最后好不容易才保存下一些干部和革命种子，多么宝贵！

　　我是参加最后研讨会者之一，我倾听许多干部的发言，尤其是干部班班长雄民激烈鼓动性的演讲。他说：“为了让群众得到革命烈火的锻炼，使革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壮大，贴标语是锻炼群众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以考验和激励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斗争情绪。”

　　有位干部说：“到处贴标语，军人就会吓得疯狂了。”接着一个个上去发言，不外是热烈支持“贴标语”运动。我急了。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因为我经历过一个事件：九卅前我与一位同志曾被派出外地搞工作，她很热情而且忠心耿耿，她认为应利用合法时期，尽量发展和公开地搞。而我认为尽管合法时期组织问题也得保持一定的秘密，以防万一。真的，当九卅事件发生后，因为她工作地点搞得热火朝天太暴露了，九卅事件发生的时候组织全被摧毁，群众被逮捕，遭受极大的打击。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想必须尽量阻止“贴标语”这一可怕的行动！

　　为了说服大家，我还向大家介绍我过去曾读过的一本中国革命时期的小说，故事情节与印尼革命类似，大意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几十个乡村的干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反抗，组织暴露了，结果遭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屠杀。这时仅一个村的领导干部，平时领导群众在表面上服从日军的命令，日军叫修路他们修路，叫送粮就送粮，日军认为他们才是好样的，中国人的好，其实他们暗地里在进行抗日活动，结果仅这乡村保存了村干部，被日本追杀后剩余的其他村干部，都在这村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尽量保存力量，保护我们的干部！贴标语非常引人注目，政治触角非常灵敏，我们的革命工作各方面还未成熟，卡江一带族群工作刚开始取得一些收获，这一行动可能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雄民作为研讨会班长，他不曾经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认为搞革命非常轻松，他听了我的谈话便严肃地问我，卡江一带要不要跟着“贴标语”行动，我说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决不参加贴标语行动！我的发言马上受到一些干部激烈的抨击，尤其是雄民（贴标语行动后被捕成了大叛徒），说我不积极支持组织政策，结果想站在我一边的同志都畏缩不前。

　　会议结束了，各回各的岗位的时候，沿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贴标语活动。事实证明，贴标语行动带来了不堪想象的后果。我们卡江一带民族工作虽没贴标语，但也被风暴卷进去。举棋不慎，全盘皆输！

　　和平

　　1998年5月，愤怒的印尼人民，占领了人民协商会议大会堂并爬到屋顶，宣布印尼人民自由民主的胜利，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烈士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誓死奋斗  牺牲付出，

　　打击了敌人的暴虐统治，

　　唤醒教育了千百万人，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烈士永在我们心中。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誓死奋斗  牺牲付出，

　　打击了苏哈多的暴虐统治，

　　唤醒教育了千百万人，

　　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烈士活在我们心中。

　　烈士栏

　　革命斗争中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壮烈栏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出色的优秀儿女的芳名，他们是：

　　你曾来过这世界上

　　过去的战友们根据记忆，缅怀在艰苦环境中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忠实战友和他们牺牲的经过。以上所提之芳名，只是被追忆的一小部分，至于没被写进去的其他无名英雄，因未查究，请见谅。还有很多牺牲者和革命群众，不管是在战斗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的各种情况下被枪杀、被砍头、被折磨、病死、饿死的朋友，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最勇敢、最优秀的好儿女，为了自由和正义，他们抛弃一切，甚至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朋友应该含笑九泉。1998年5月印尼民主运动取得最后胜利，推翻了统治了叁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这里也有西加革命者斗争流血所得来的一半果实。因为印尼西加反苏哈多政治迫害的斗争，完全是为争取印尼民主的正义斗争，战友们的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印尼民族的英雄和光荣。

　　战友们，你们曾来过这世界上，你们也曾给这世上点上光和热！我代表我们全体还活着的朋友，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你们神圣的灵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纯洁的红心，默哀致敬。

　　和平

　　阿因的寄语

　　当时针锋相对时期，军人大规模围剿我们，部队处于被动，战友们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情况下，在海拔一千多米高山上（火焰山），寒风吹来刺骨，身体在颤抖，那时战友们没有动摇过。革命斗争的理想变成水上泡影，一些热血沸腾的青年，白白献出宝贵的生命。啊！四十多个春秋，有谁在纪念他们？我同乡的战友阿安，他牺牲在军人的刺刀下。每次我回家乡见到阿安的妈妈时，她一直在流眼泪，四十年的泪水，四十年的痛苦，老妈说：只有在心中祈祷，但愿她的孩子在天之灵能安息！

　　2007年阿因给编者和平的短信

　　梭菲安

　　作者：红英

　　梭菲安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叁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地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组织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继续领导着地下革命工作。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并转入森林，经过与黄汉和林和贵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于是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打响了西加革命第一炮的华莪飞机场战斗，西加武装斗争便爆发了。

　　八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从没有群众直到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广大群众。但是由于他在组织领导上犯政策上的错误，左倾幼稚急性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主使下，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组织领导层，把多年来进行了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果实，全付之失败了。

　　1974年1月13日，他自己警卫队班长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牺牲了。

　　陈武侠

　　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印共省委委员，兼任籍民学校校长，他是西加的高级干部，苏哈多政府当然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就一直受革命群众的保护躲藏了起来，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他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叁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纪晓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林和贵、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和林和贵进行更进一步商讨。

　　以后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回到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陈武侠的笔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他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其实陈武侠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他也很聪明，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也比较高，他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困难。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被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干部，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他都很乐观，没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要为他平反。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之表现。

　　本来革命斗争队伍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如陈武侠的警卫员世民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塬因，陈武侠无缘无故地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

　　和平

　　陈武侠（上）与王明（下）在法庭上

　　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 (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叁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叁、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唿)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嵴，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叁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编者于2007年5月拜访郭正老伯大儿子兴哥二儿子金哥和小儿子阿客时，他们亲自对编者的讲述纪录。

　　郭正老伯的画像

　　苏拉民

　　苏拉民塬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叁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煺，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煺，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文多罗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煺。

　　当文多罗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时，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文多罗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伟大出于平凡，你那简朴、负责，不顾自身安危，即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不忘问一声：“同志们可好？”

　　编者根据文多罗和小平的讲述记录

　　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叁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和平

　　陈鸿义

　　陈鸿义是1965年前青年团歌咏队负责人之一，社会青年和学生很踊跃参加，歌咏队越来越发展壮大。九卅事件后他也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一，组织最先派他到孟加影搞群众工作，周淑芳也调到孟加影工作。在他们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下，孟加影一带乡村成了红色革命区。

　　1966年8月中秋节，孟加影乡村执委会要召开会议并庆祝中秋节，陈鸿义一个人正走向开会地点，突然在他前面出现几个持枪的军人要检查他的证件，他是军方黑名单中正要寻找的人，当然他不愿就擒，更重要的是怕暴露开会地点和正等着他开会的同志，他马上熘走，军方紧追不放，结果他跑到一条死胡同，攀越围墙的时候被军方开枪牺牲了，执委们马上得到了消息，当时淑芳也在场，他们的庆祝会变成追悼会。

　　根据周淑芳生前及其他朋友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许添诚

　　许添诚白皙肥胖不太高的身体，是个独生子，他妈妈开咖啡店，他是华语教师，也是个提琴手，他的提琴拉得很好，经常在文艺会节目演奏。

　　合法时期他和陈武侠等人在籍民学校搞活动，所以他被军方列进了黑名单，他的朋友很多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他因身份不合法，便到处躲藏。在此种情况下，组织派他进山参加游击队，在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

　　1967年由于形势变化，他和淑芳、翠燕等几个人在一起，后来淑芳被梭菲安调回火焰山，许添城和几个同志被派到打拉鹿附近，准备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料却遭军人包围被杀害而牺牲了。

　　根据东方红、张瑞的讲述记录

　　宋公山与周淑芳

　　周淑芳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嘴巴下长了一个黑痣，大家常开玩笑说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九卅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后来她被派到某地搞群众工作，她工作热情，笑脸常开，青年们都喜欢她，通过教夜校和歌咏队很快地就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华族群众中搞得热火朝天。由于无限忠诚和大公无私，让她搞什么工作都能一股热情的搞，根据她的智慧和发动能力，都能把工作做得好，因此她得到组织的信任。

　　她父母都在家乡居住，她的家只有他们弟妹几个在读书，组织活动彩车游行、开会、碰头，同志们甚至吃睡都挤在她家，因此她的家就成了革命青年的根据地，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对于吃喝方面更是热情招待。

　　九卅事件发生后，她家被突击，住在她家的两位被逮捕，军警拆开二层墙还搜到许多书籍，因为当时凡进步书籍和中文书都被禁止，为了更好保存她把全部书籍都藏了起来。至此以后她也回不了家，组织把她调去孟加影搞群众工作。由于她工作热情，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群众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把好几个乡村连成一片红区。

　　机场事件发生以后，群众被集中到山口洋了，组织失去群众就无法站住脚。他们在某村的群众中突被村人包围，甚至要把全部华人杀掉，幸好当地达雅人出来维护，对另一村的人说这是我村范围，应由我们村处理，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开，这村的达雅人叫相熟的华人快点离开，不然性命难保。

　　周淑芳后来被调到火焰山，刚好发生保安站事件后，我们的稻芭被袭击，火焰山也面临大围剿。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曾派人联系驻守在宋公山的砂拉越大队领导人杨柱中司令和叶存厚政委，但梭菲安直到最后离开火焰山都联系不上他们，后来形势越来越糟，苏哈多军队的围剿越来越频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火焰山部队领导人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火焰山部队在长凳栋驻扎的一部分队员，其中有周淑芳、苏西、张珍、ZD、阿胜，砂拉越的队员陈山、方达、甘达等开会做出决定，西加的火焰山部队队员提议他们要回白区，砂拉越同志要回砂拉越。当时ZD平时表现不好, 已被梭菲安撤了警卫员的职还缴了枪，大家对他印象不好，都不想让他跟着队，这消息让ZD知道了，当夜正好轮到他站岗的时候，ZD偷拿了砂拉越队员方达的机枪朝自己的营房扫射，当时全队队员十多人正熟睡，除了周淑芳、陈山、阿胜、北伐几个队员机警地滚到地下逃走外，其他的如张珍、苏西、李小明、方达、甘达等都死在ZD的手，然后向军方投降。因为他过去是梭菲安的警卫员，知道很多秘密，于是带敌军搜获藏武器的仓库和药库。

　　坚强勇敢的淑芳，逃出ZD的枪弹后便向达雅族村庄走去，因为她曾在火焰山附近达雅族村庄搞群众工作，比较熟悉达雅族乡村情况。她来到一个稻芭的小茅屋，见到了一个达雅人，她在那儿隐蔽起来，她了解到砂拉越大队的人有时会路过此地，她叫达雅人交给大队队员修理手表，当大队队员看到了女子手表就知道有自己人在这儿，然后叫达雅人带他们见到了淑芳。

　　周淑芳跟着大队队员，来到宋公山的砂拉越人民军总部第叁支队。对于淑芳的到来，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及队员们都非常欢迎她，那时候他们才从淑芳那儿了解到有关黄汉和梭菲安合作的具体情况，按杨、叶说曾派人联系印尼西加革命组织，但总是联系不上，他们也感到非常遗憾。

　　砂拉越人民军总部，在宋公山受到多次印马合作进攻和围剿，致使他们的粮食发生困难，没粮食便吃树籽、榴莲核、树菇、树叶等维持生活，为了避开军人的围剿和方便找食物，他们分成两队不断行军，但在行军路上同志们因病死、遇到军人被枪杀死了不少。1969年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其中包括周淑芳，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由坚利带队，出发后走到半路，被兵袭击，整个小队队员全部牺牲，周淑芳也牺牲了。

　　1969年3月，杨柱中司令、叶存厚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宋公山第叁支队全军被消灭。

　　根据林英、立华大姐、思珍与编者的讲述记录

　　李燕

　　李燕九卅前曾在坤甸广播电台以汉语广播的广播员，是一位工作稳重、负责又坚强的革命干部，当她的爱人被捕后，她悲愤的走出温暖的家庭，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她知道这一去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倒回来看望自己年老的父母、家人和爱人，真的这一去她不再回头。她被派到孟加影一带工作，最初她和淑芳、许添城一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碰上一个乡村的华人被气势凶凶的达雅人集中，包围着他们，为了不让达雅人认出她们不是本地人，淑芳、李燕抱起群众的孩子，这时四处已起了火，外村人正欢天喜地又喊又跳舞，他们将要进行屠杀的当儿，正巧华族乡村附近的达雅人赶到，他们对异乡的达雅族人说：“这些被你们集中的人是我们乡村范围内的华人，我们乡村的人会处理，不关你们的事，把这些人交还给我们。”这村的华人幸运碰上了救星，被他们拯救出来，这些好心的达雅人说：“你们快点离开这里，不然性命难保。”

　　1967年，淑芳离开他们被调到火焰山基地和我在一起，李燕和一个工作者被派去船头区搞群众工作，有一位同志曾在马拉波山见到她，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军方围剿中被枪杀了。

　　根据周淑芳生前在火焰山基地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二姐—李燕

　　作者：思慕

　　我出生于西加里曼丹南部滨海小镇—盛邦埠，兄弟姐妹十一人，在兄弟姐妹中，最令我敬仰和念念不忘的是二姐。她聪明端庄、勤劳俭朴、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一双永远带笑的眼神，人人见了颇感亲切和温馨。

　　六十年代，当局禁止华人在乡镇经商，开亚弄店的父亲，只得变卖了家当搬到坤甸另谋生计。经此变故，我们深感世道的险恶和不平，给我们幼小心灵的成长打了一枚催化剂。

　　初抵坤市，人地生疏，父亲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经济来源拮据，只靠微薄的积蓄艰苦度日，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 境

　　二姐初中毕业后塬想再升高中，但因家境贫寒只好作罢。妈要给二姐撮合婚姻，对象是远方的表哥，但二姐已有了意中人，Y老师，他们是在赤道学习小组的活动中邂逅的，二姐青春焕发的神采，积极向上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Y老师的心，Y老师曾任教于坤市华校，后投身报界，成为媒体工作者。他得知我家困境，特为二姐介绍了一份既可补贴家用，又可增进学识的工作—报社校对，Y老师的提携让二姐深为感动。他们从陌生到深交，从普通朋友发展成为恋人，一时传为佳话。

　　1964年，印尼展开抗马行动，贯彻苏加诺总统反帝反殖民地政策。西加毗连东马，成了抗马行动的前线，西加人民纷纷参加抗马志愿军，广大的华裔青年也积极响应，当时印尼国家广播电台坤甸分台设立了抗马华语广播节目，Y老师义无反顾，亲自主持抗马华语广播。二姐也响应号召担任广播员。在那如火如荼的抗马斗争中，华族青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抗马的大梁。

　　1965年变天，媒体纷纷被封杀，谣言满天飞，掌权者开始逮捕异己份子，身为媒体工作的Y老师也被列入黑名单。

　　当时外头恐怖绑架的风声很紧，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二姐对Y老师更是百般爱怜，拳拳眷顾。在一个月黑风高，凄风苦雨的夜晚，Y老师向二姐叙述了当时的严竣形势，当权者可以随时把她投入监狱。他们娓娓长谈，互诉衷情，缠绵悱恻，二姐对Y老师勉励有加，谆谆叮咛。临别时二姐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她泪眼模煳，依依不舍的望着Y老师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

　　翌日，Y老师接到当局传召，他自恃并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大义凛然应召，结果这一去就进了虎口，从此身陷囹圄。噩耗传来，二姐悲恸万分。为了反抗专制政权，她毅然参加了自卫队伍。

　　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和队友们进行营救和联络工作，多次让队友们脱离险境，为自卫队伍保存了实力。

　　由于频繁的活动受到探子的盯哨，二姐只得离开内线转入外线，外线的斗争更加艰苦。自卫队一边攀山涉水，一边防备伪军的袭击，当时雨淋日晒，挨饿受冻，有时几天没有干粮，只采些野菜充饥；身体一向羸弱的二姐抱疾奔波，就在这炼狱般的苦境中同伪军周旋时壮烈牺牲！仁者英年早逝，暴君横行天下，天理究竟何在？人道究竟何在？罪该万死的暴君，纵然千刀万剐抵赎不了其滔天罪行！

　　二姐牺牲时仅二十二岁！屈指算来她离开人世已40多年了，但她的言行和品德永远烙印在我们心中，她坚贞不屈，以至为正义和公道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短暂的一生犹如一颗异彩闪烁的陨星划破了漆黑的夜幕，给人捎来黎明的信息；她的英勇事迹不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诗句的真实写照吗？啊！心地善良、勇于抗争的二姐，你的真情何其圣洁！你的意志何其坚毅！你的品德何其高尚！

　　二姐，你是我的最亲爱的姐姐，你是我永不磨灭的偶像！今天的收获是你们当年血泪换来的果实，没有昨天的播种，哪来今天的丰收呢？！

　　小梅

　　小梅塬名雅梅，是个漂亮的年轻又活泼的姑娘，两个酒窝儿，脸上笑嘻嘻的，曾参加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激战。阿因说老刘同志来不及穿衣服就跳进战壕，当时战斗已开始，小梅同志把毛巾和衣服传递给指挥员刘晓，老刘同志边穿衣服边指挥战斗。别看她身体娇小，她却是勇敢的女战士之一。

　　小梅在火焰山基地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运输队也有她的份儿。1967年，有一天，艾芬迪队长分配他们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火焰山基地出发，来到储藏稻谷的地方磨谷，磨成米以后便各背着米准备回营，这队运输队有十多个队员，队员们边工作边开玩笑，排队要出发了，向导还在开玩笑，还没人当向导，小梅背着士登不假思索上前就充当向导，走在最前面。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不警惕，刚走下坡，没向四周张望侦察，以为军人不会发现此隐蔽地点，完全失去警惕性，低着头往前走，他们不知道正巧遇上军人巡逻队，已先埋伏他们，小梅等来不及开枪，先被军人开枪扫射，小梅第一个被打中头颅而牺牲了。就在她牺牲的地方他们埋葬了她，我们痛心地失去天真可爱、勇敢的小梅同志。

　　在激烈的战斗中，你传递着老刘的衣服，传递着印沙人民的友谊，传递着印沙团结的心声，传递着西加和北加，热血儿女们的水乳交融，欢乐相处，风雨同舟！

　　根据阿因、阿真、林英的讲述记录

　　张珍

　　张珍是山口洋农民出身的女孩，高瘦的身子，虽然比较黑，但有一张清秀的脸，一看就知道她是多么纯朴坚强的农村女孩。她家比较贫困，以种菜为生，有的同志要上山区有时也住宿她家，他们虽生活贫困，但非常有志气，不曾向人诉苦。她仅读小学，但是能写一手漂亮齐整的字体，因此，《劳动报》《红旗》编辑负责人老马，经常由交通员交给她抄写，她非常积极用心地抄，一点都不含煳，有时抄到天快亮了才休息。这是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她的纪律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张珍后来也跟着上火焰山根据地参加部队。1968年，部队化整为零，她跟着大队一起转移下来的时候，在行军路上被曾当过警卫员的ZD在消极的情况下，正好轮到他站岗时，乘晚上大家熟睡开枪打死了张珍、苏西、李小明、甘达、方达等好几个人，然后向军方投降。

　　乌拉

　　乌拉是某地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他对工作很热情又负责任，白区工作危险性很大，但他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8年，乌拉被坏分子出卖，在假狮被捕了，他经受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联系人，但乌拉没被吓倒，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自己的同志，结果军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刑具，都无法让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开口，为了再逼问审讯，用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于是军人用船载回邦戛，在船上双手还被绑着，受到严密监视，他机警地避开军人的注意力，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他一声高唿，迅速毫不畏惧地跳进大海，军人吓倒了，因为一个政治犯不见了他们将面临被开除或受到严重处罚。他们拼命捞，拼命找，乌拉已下决心不让自己浮上来，沉、沉，终于沉入海底牺牲了。

　　当时有一首歌颂乌拉的歌，歌名为《歌颂乌拉》：

　　根据兆昌的讲述记录，

　　张添

　　张添是华莪革命民兵，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没第二句，他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越是困难的工作他越走在前面。在七月十五日抢机场事件中，他积极地投入战斗，他和一些参加战斗的群众一道，背了几支抢来的枪支到火焰山附近。

　　因为他是当地人，对那里的山路非常熟悉，所以组织经常交给他护送的任务，去接要上基地的新队员。1967年，他在护送游击队员去火焰山回来的路上，被军人包围袭击打伤了，军人要他放下武器投降，他不甘愿被军方俘虏，就向自己的脑袋开枪牺牲了。

　　根据阿因的讲述记录

　　鲁基山

　　鲁基山高大的身体，做事踏实，他是坤甸人，不知他的真姓名，为了自由故他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他是乔治排的战斗队队员。他们在义罗附近驻扎。

　　1967年某一天，他们正等待被派出去联络送信人新客的消息，刚好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新客未到，桥治有战斗经验，知道情况不妙，马上下令撤煺，就在撤煺时机枪响了，证明围剿军已向他们包围，他们十多人从两山的凹下突围，而鲁基山向山上突围中弹而牺牲了，其他人安全撤煺。

　　编者根据阿因的讲述记录

　　有些人在那恐怖紧张的日子里，依旧镇定地传达信息送文件，不顾自身安危，去拯救被困的朋友。

　　有位头发斑白的老妈妈，竟敢穿梭在严禁的大监狱或防卫区，执行传达着一个个命令和文件。

　　伟大的老妈妈，你默默无言去干这么危险的工作，难道你不怕受刑、砍头、枪毙吗？

　　老妈妈的回答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无名英雄永怀在心中！

　　一位普通战士——国平

　　矮个子圆圆的脸上常挂着笑容，18岁左右的小伙子，是山口洋属下丁加邯村种芒光(Bengguang)的农民，每天都忙着种作，涂满着泥土的身体，然后跳进屋前淌流

　　的清澈见底的河流，顽皮地有节奏地用手打着水花嬉戏，这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

　　时间对他非常宝贵，我很少看到他空闲下来，不是忙这个就是帮那个，他永远朝气蓬勃，永远给人带来春天的感觉。

　　当去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有时我也参加他们运输的行列。因为非常危险，必须特选人员，国平、世民和我个别从山市运载同志们要上山区的行李包，必经过军人的守岗站，我们尽量保持镇定，若无其事地穿着农民服装，带着草笠麻，在军人的监视下踏着脚踏车穿行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国平吹着口哨悠闲地度过险关。其实我们只一个希望，别被他们阻止停下来检查，若被检查就麻烦了，上面用草或其他东西伪装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背包，里面尽是军服、军帽等军用品，那这条上基地的秘密线就将受威胁，好在当时都非常顺利，国平、世民是好胆量的，他们是出色的运输员。我所知国平的乡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往基地的秘密站，他们要上基地各写好名字的背包，必须经过我们的检查，因为太多东西太重了怕半路背不动，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带的东西。

　　在乡村群众站我们也搞印刷，为了让国平等运输员能够尽快发送出去，晚上我们就在一个昏暗狭小的紧闭着的印刷室里不停地印刷，热气腾腾的小室里豆大汗珠不断往下滴。过去的印刷机不如现在现代化的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上百张，我们用古老的印刷方法，把一张张的纸放在印刷版已刻写好的蜡纸下，然后用印刷筒沾了油在纸上滚动，小心地印，一篇篇文章夹成一本本较薄的刊物。苏哈多禁止中华文化，但是禁止不了我们学习中文的热忱，国平等也非常认真地学习。

　　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国平一家与村里的难民群众到山口洋集中，而他却坚决走革命道路，进山跟着队伍走。他非常积极地参加运输队、做向导，他对山路很熟悉，钻来钻去都没问题。

　　1969年，有一天，王明叫他当向导带队转移地点，因为老地点已经被围剿军侦探到了，若不转移一定会被突击。我刚好从火焰山基地被护送下来，因病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二十多个人转移的时候，向导第一位我排第四，刚走出营房十多分钟和军人巡逻队正面相遇，当向导的国平马上开枪向军人扫射，并大声喊“冲锋！冲锋！”军方被国平洪亮的喊声吓煺了，以为战斗队真的要冲锋了，军方一边扫射一边撤煺。乘此机会我们转移的队伍马上跑得无影无踪。

　　我因体弱脚完全无力，踢到树根便跌倒站不起来，其他人都已经跑了，国平发牢骚地说：“仅仅听得枪声就丢下重要的东西跑了，真是不负责任。”他牵着我的手拉我站起来，还背起同志们丢下的一大蓝米和书马上跑。我们钻进卢姬草丛中，卢姬草茎细长，叶像巴姑叶，一大片草丛，钻进里面看不见，国平在外面做好伪装后，放下米和书竟若无其事地躺下。

　　不一会只听得军人在搜山，就在离我们四、五米处敲树干铛铛的声音，我看看国平，那么镇定，毫无惧色，我从心里佩服和称赞他。

　　过了好一阵，这森林中击树声渐渐地平静下来，没一点声响了，我小声地对国平说，没听到军人的声音了，他说，先睡一觉再说，他真的睡了。大约下午四点，他背起米和书说：“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小心地弄开隐蔽地点的卢姬草，侦察了一阵说：“走！”我们马上出发回营。

　　在靠近营的边缘，刚好碰到阿世(我弟弟)等一队人马，他们说看到我倒下，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我弟弟和同志们伤心地哭了，正要去收尸体。这时见到活生生的我，都高兴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自那次事件后，我们开始化整为零，我回到沿海区搞地下工作。听说国平接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接一位领导同志回来。结果路上碰上军人发生驳火，他牺牲了，木青被打到手臂和阿生侥幸逃脱。

　　和平

　　阿周

　　阿周塬名刘胜强，当时他仅是昔邦村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群众，圆圆红润的苹果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白白胖一点的身体，脸上常挂着笑容，见到他就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亲切的小伙子。

　　1971年当上梭菲安最年轻和忠实的警卫班副班长。他乐观开朗，学习、做事都很认真，工作勤劳耐苦，能打一手好功夫，经常开完讨论会都会叫他打打太极拳，他不推辞，马上给我们开心的表演。是一个优秀的副班长，他年纪虽然还很轻仅十八九岁吧，但他做事已经非常沉着，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搞达雅族群众工作，在沿海群众工作遭到破坏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被派到瓜拉群众中，一方面监视军方行踪，并暗中保护梭菲安的安危。

　　1973年形势越来越糟，革命失败了，组织瘫痪了，大部分干部、群众工作者都被捕了，可以说全部秘密都已暴露。有一天，打扮成群众的阿周刚好出来买东西，在靠河边的桥上，军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军人已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了，他不愿被活抓，誓死跟军人一拼。他马上使出他的一手好功夫，跳过去抢军人的枪，枪被他抢过来正要向军人扫射的时候，被后面军人射击几枪倒下去牺牲了。

　　根据战友、红英和林英的讲述记录

　　哈山(Hasan)

　　哈山是爪哇人，九卅前是籍民学校的一位中学老师。1967年第一批来到火焰山，曾参加华莪机场战斗。当火焰山部队化整为零而转入白区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某乡村搞其他族群的工作。1972年，在整个革命队伍遭受破坏的时候，军人包围了他住的小屋子，军人叫他出来投降，他在门后拔出一支长刀，他微笑地走出门外，忽然从他身后挥出一支长刀，直砍带队的军方队长，军人队长的手被砍了几刀，军方开枪射击，哈山倒了下去牺牲了。军人把他拉进屋子里，放把火，里面一个六岁小孩和他生病的爸爸一起被烧死。

　　你面对着牛鬼蛇神，仰天大笑，正义的笑声，撼动了恶魔的心窖，崩溃、崩溃、吓得全崩溃。怕得连屋子都烧掉！

　　丰的讲述记录

　　坚决走上刑场的群众工作者

　　-嫦桃

　　这是一位在最后时刻与嫦桃在一起的群众工作者海英对嫦桃的一段回忆。

　　嫦桃笔名建平，叁发姑娘，身体高大，较黝黑的脸上显出她刚强不屈的神情。二十多岁的她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她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干劲。1972年，当时人们听到风声紧，因出了叛徒雄民，他和军人秘密合作下，青衣到处抓人，同伴们都叫她暂时避开，但她说群众需要她，她必须先回去看看情况。她回去后就被逮捕了。

　　我和乌玛尔(爪哇人)等几个人在一个群众家，就是雄民背叛我们，我们的地点暴露被包围了，一看到情况不对就分散逃，我拼命叫群众的妻子和孩子快出来，但没想到群众的妻子在床上被扫死，孩子七个躲在桌下都无恙，我一直跑，竟掉进泥浆里被抓了。

　　乌玛尔跳进水池里，潜入水中因无法唿吸不得不冒出水面，被当地帮助包围的印尼人看见而被抓，带进军部办公室时，他的脸已被打得青肿流血，在军人逼案的过程中，他闭口不说，青衣用皮鞋踢他下身被踢死了。

　　我被抓进去后，被打得死去活来，衣服被脱光了从这个办公室出来又被拉到另一个办公室打，甚至两手吊着打。不给我穿衣服，真是没有人性，后来隔壁的男难友，偷偷塞一件衫给我，连短裤都不给我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较放松了，我们能到厨房洗澡了，我见到了嫦桃。她是在特别一个房间被监禁的。嫦桃对我说，她已先得知领导人雄民叛变的消息了，因为和雄民在一起的交通员曙光看见雄民被捕，不久无事被放出来很自由，没受刑和监禁。但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变质做内奸，只是有人已开始怀疑他，一直叫人监视他。雄民的一个女友是外人，他经常带她去看戏、逛逛街，去花钱浪费，钱花完了，便向村干部以组织的名义东骗西讨。

　　群众工作者针对雄民的叛变开了个会，准备进行锄奸活动，可能嫦桃和曙光对雄民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雄民对知道他情况的人进行灭口，他们才被监禁在另外个别房间,也由雄民决定枪毙他们。

　　有一天清早，嫦桃、曙光、民兵，及几个难友共七个人被载到文岛宜的红栋山，嫦桃在走上刑场的最后时刻，还对一同载到红栋山的阿光说：“我们做人应该挺直胸膛，不做害人的事，我们问心无愧！”

　　他们全部的头被套上布套，青衣叫他们走到挖好的坑前几声枪响，嫦桃、曙光和一个民兵叁个人倒在坑里，其他几个只是被吓罢了，然后被载回军营。

　　雄民的下场怎么了呢? 他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地陷害革命者，有一天，一个假装和他要好，同吃同睡的革命者，接受了蔡兰花的命令，他和另外两位助手暗中联系后，开后门让勇敢的小光进去，凌晨四点在雄民酣睡的时候，小光用菜刀砍断了他的头颅。第二天才被军人发觉。苏哈多政府以隆重的官方葬礼，在棺材上面盖上红白旗，整排的军人护送他的棺材，埋在烈士墓，他成了苏哈多的英雄。

　　人生有几何？雄民枪杀了你，他自己又如何？你们见面时可否有问他：雄民，你的脸丢到哪儿？

　　有的人，灵魂永放发芳香，被人敬仰，永不忘怀。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和引诱，熬不过严冬的考验，矛头反向自己的兄妹同胞。

　　根据海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踏上不归路的小桃花

　　为怀念嫦桃而写

　　作者：善嘴

　　政治斗争是无情残酷的，它不知要牺牲多少无辜人民的生命！它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无法估计的巨大损失。

　　我真希望我们国家明智的掌权者应与人民一道，阻止民族之间再发生争斗事件，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

　　边远的小镇本应与大地儿女共享国土的和平与安乐，可是在一场政治纠纷，余波未熄的牵系下，却频频发生不幸的事故，让它痛失一个年少无知的女孩—可怜的小桃花。她出生在农家，家境贫穷，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只好在家帮母亲做农务，金黄色稻浪伴她成长。年少的她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她凭着一股血气方刚的义气，卷入了这人心险恶、勾心斗角的政途。

　　生存意味着什么？也许，对她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她为了追求真理，却没意识到潜伏着的危险，而誓言粉身碎骨也要为组织保守机密，认为这是执行一项最伟大的任务！

　　小桃花被出卖了，究竟是谁出卖了她？究竟是谁摧毁了她？她为了效忠组织保住机密，宁死不屈，决不出卖他人，走上刑场牺牲了！

　　小桃花就像一朵娇嫩的花朵凋谢了，为了正义与坚持真理而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乌玛尔(Umar)

　　乌玛尔是爪哇族，九卅事件后他被捕入狱，经过狱中磨练，领导上偷偷把他从狱中拯救出来，他成功地越狱了，组织上安排他领导邦戛一带的工作，经过狱中的磨练使他工作非常谨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不能专搞华族，必须设法搞印尼族群，但不容易搞，他也多次向雄民提出必须采用单线联系法，但雄民不听他的，不是雄民的领导地区雄民也插手联系，乌玛尔经常警告他，怕一个人出事一连串被涉及，他的警告被证实了。

　　雄民出事了，他背叛了组织，成了军部的卧底，他所知道的地点都出事，他出卖乌迈尔，乌迈尔和海英等一伙分散逃跑，乌玛尔跳进一个水塘里沉进水里面，在无法透过气的情况下他露出水面，被当地印人看到抓上来的。在路上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在军警办事处湿漉漉的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乌迈尔死不开口，最后被军人踢他下身而死去的。

　　白发老妈妈拯救了你，让你越狱成功了，但在雄民的告密中，你逃不出魔掌，你是爪哇人的骄傲，印尼人民的好儿子。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就是这一次，你已经无私的奉献给祖国大地！

　　根据海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一位女革命者 - 蔡兰花

　　蔡兰花（阿春）加油打楠人，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士，小时候就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每逢十月一日必升五星红旗，他们一家人还要向五星旗敬礼，她就在这样红色进步思想的家庭里长大的。她初中毕业以后就去教书，学校关闭后，看到苏哈多政府对华族的迫害，蔡兰花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坚决告别父母跟着搞革命去了。

　　1973年西加革命队伍受到极大冲击，已经宣告全部瓦解，所有的革命者除了一部分漏网之外，全都投进监狱里。就在极端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竟还有一小部分人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她办事非常勇敢果断，当革命队伍已遭彻底被破坏的时候，她还想尽自己的能力和仅存的极小的革命力量去搞内地工作，想在内地重新燃烧革命的火种。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小英一直跟随在蔡兰花的身边，这是小英对蔡兰花的评价：

　　我佩服和尊敬蔡兰花，她的意志非常坚强，我们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坚决坚持到最后。只是她在工作上还会犯上过左的决定和急性病。在山口洋附近苏哈多军队只要怀疑蔡兰花所在的村庄都进行大规模围剿。我和蔡兰花两人住在一个群众家挖好的地洞里，可以藏两个人，军人每天在这家搜查，我们藏在地板下面他们没发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爬出来活动一下，我们住了半年，后来才转到一个天然地洞。

　　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伴从天然地洞里出来，在群众家被逮着了，我们设法逃走，这位同伴逃向后面我从前面逃走，被一个军人走狗扯住上衣，纽扣被扯开，我顺势脱掉上衣，这个走狗马上开枪，好在子弹阻塞打不出，我侥幸地活着逃进村里跟群众讨件衣穿，然后回到地洞叫蔡兰花马上离开。人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好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一棵榴莲树下，有一个能容身的洞，我们马上钻了进去，伪装好进口，军人就已来到大树前面，动员全村人进行围剿，开枪扫射，把整个山都剿完了，我们在榴莲树洞下两天没吃，滴水不进，因为他们就在榴莲树下来回走动巡逻。

　　沿海区已站不住脚，军人和叛徒很多，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逼上梁山。我们的同志已经有十多个人在蔡兰花的安排下撤上山区，都已撤完了我们最后才上山区。

　　当时是1975年，我们开始上木杆，刚好碰上雨季，天天下雨，头上被雨淋，全身又浸在水里行路，冷得直发抖，还是走。没衣服可换，脱掉衣服烤干再穿。我们跟当地的群众和上去的同志汇合以后，全都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听世界新闻，听革命歌曲，听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但以后因军人进行频繁的围剿，我们不得不分散，分成几个小组，直到我被捕前才和蔡兰花分队。军人把我形容成像神一样只抓到上衣人不见了，还说在坟墓里像鬼一样忽隐忽现。

　　以上是小英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接着是小丹的讲述记录：“我们几个人在坟场山造坟墓，坟墓里面放木箱，上面放沙土、就像个新坟墓一样，然后用竹筒做可出气的小洞，一座坟堂就住叁个人，晚上或大清早我们出来活动，黎明开始我们便躲着不敢出来，在里边太阳一晒热得要命，好在还有好心的群众送东西吃，我们住了几天。

　　有一天，我们这个坟墓里的我、阿云、阿富因睡得太迟，天亮了，我想要出去，手刚想拉坟前的门，就被过路的人发现有只手伸出来，他以为是鬼显身，赶忙跑回村里，带来一群人，拎组头是华人，有人说没人死怎么会有坟墓呢，有雨伞证明是新坟，土地伯公怎么会移动呢？有人建议挖坟墓，邻组头不答应说中国人的坟墓是不许挖的，很幸运，他们闹了一阵子最后才离开。

　　我们在坟堂已呆不住了，蔡兰花便指示我们转移到山区。

　　以下是雪娟的讲述记录：

　　军人围剿越来越疯狂，于是蔡兰花便把队友们分组进行活动，我们这组有四个人，阿囊、我（雪娟是阿囊的太太）、蔡兰花和阿云。

　　蔡兰花对革命无限忠诚、非常自信。她曾哭过，当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看到同志们一个个被抓，被杀害，她非常痛心地流下眼泪说：“都怪我自己没学问，要进行领导和指示工作都很困难。”她在没粮食的困难情况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让给他人吃。

　　1977年某一天，她出麻诊病了呆在朗篙休息，阿云守着她，我和阿囊出去找食物，去钓鱼什么的。山里头很难找吃的，又怕碰到军人，有一天，我和阿囊找来水石榴给大家充饥，蔡兰花因出麻疹吃了水石榴以后小便不能停止，当时我们又出去找食物了。在病中的她写了两封信，交代守在她身边的队员阿云说：

　　“请你把这一封信交给组织，一封交给我父母。”她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没辜负父母的期望，做个真正的人。”

　　她微笑地告诉阿云，她真的要死了，她死后叫阿云不要害怕，好好活下去。然后叫阿云替她换上军服，戴好军帽以后就这样安详地离开残酷的世界了。那年是1977年。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蔡兰花已去世了，我们非常痛心地把她背到山顶，用手用刀挖泥土，然后唱国际歌埋葬了她。每次经过蔡兰花的坟墓，我们一定向她敬礼默哀。

　　志满要联系阿云，却被军人包围，在对抗中被击毙，头被割断，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带着蔡兰花信的阿云也未把最后两封遗嘱交出，她和阿强在路上碰到自己过去教育的儿童班的孩子但已变坏的阿明和兵群，阿明用手枪击阿强两膝盖，强跪下去，另一颗枪弹对正阿强的脑袋，阿强倒下去。最后一颗子弹把阿云也枪杀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也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

　　我们俩在毫无领导的情况下，1978年即蔡兰花去世一年后，被军方逮捕，军人叫阿囊带路去挖蔡兰花的坟墓，据囊说，坟墓里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蔡兰花连尸体都不让军人俘虏吧。

　　为了捉蔡兰花，军警长派了多少人力、物质，绞尽多少脑汁，死活都要捉到她，结果就是连尸首也没带回来，他们非常失望，但警长伸出大拇指称赞蔡兰花：“我非常佩服蔡兰花，她是最坚强的人。”

　　小英、小丹、雪娟、老刘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编者按：阿囊和雪娟是在森林里坚持到最后被捕的同志，他们与蔡兰花生活到最后一个时刻，虽然革命已在1974年遭到彻底失败了，但是还有一群约二十多人的年轻人在蔡兰花领导下在山里坚持到底。蔡兰花宁死不屈，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

　　蔡兰花于1977年因病去世，她领导下的部队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捕，直到1978年阿囊和雪娟才最后被捕入狱。

　　军人被蔡兰花搞得头昏脑胀，但不得不佩服地说：“蔡兰花是最坚强的人！”

　　不用愁，江山还有，事业未就，后继有人。天空这么蓝，海洋这么深，无悔无愁。你说：“请告诉祖国我的母亲，我也曾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

　　虽不能如愿以偿，但，至少已为民主自由掏出了一颗心！

　　蔡兰花，满足了吧，你永远陪伴着大自然，属于祖国，

　　共度永生！

　　一位女革命者对爱情的评价

　　这是一位朋友在1972年瓜拉农场学习期间，看到蔡兰花的笔记里的一段有关对爱情的评价，他从记忆中重新整理出来的。

　　同志，我们就要告别了，在学习期间，我们没时间在一起畅谈，因此就让时间悄悄地熘过去了。

　　爱，不是占有，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人民的，因为在我们的斗争中，那份私人的感情就会在工作中慢慢地被遗忘。

　　我从小就不喜欢娇生惯养，我是一枝野花，只需朝阳和雨露，我不敢梦想人们给我施肥和浇水，也不希望人们的供养和欣赏，我只希望能永远陪伴着这大自然，与它扮演着平分角色就满足了。它能使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愿我永远属于这大自然，属于祖国。

　　我们就要分别了，走向各自的岗位，从此我们可能不再相见，但，只要我们始终走在同一战线上，我们永远是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你在欢乐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让我也和你们一起欢乐，如果你遇到痛苦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那里也有我的一份，你大喊一声蔡兰花，也许会给你增添一股力量，减轻你的负担。

　　局势的发展看来会越来越恶劣，但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如果有一天，自由的旗帜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是“愚公山”，若我不能如愿以偿和你们在一起时，请你告诉祖国——我亲爱的母亲，蔡兰花也曾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斗争！

　　老刘供稿

　　春祭

　　作者：山英

　　2006年12月31日晚，坤甸市大街小巷热热闹闹，正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国际新年的降临。响亮的爆竹声接着天空迸发出漂亮的烟花，让人沉醉在欢乐的喜悦中。

　　我和文多罗夫妇已有我们的计划，于临晨四点从坤甸市出发，乘着文多罗的一辆轿车去郊游叁十多年前武装斗争的前线—孟加影。我们想去悼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朋友。听说那个地方现在已变成旅游区了。

　　出发的时候正刮大风下大雨，但阻止不了我们春祭的意念。天亮了，汽车路经松柏港向亚洋岸、万诸介直奔而去，一棵棵椰树、一片片稻田，一座座高山从眼帘擦过，眼花缭乱，享受着自然景色，自由的天空，好不痛快！

　　我和文多罗夫妇一路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往事，其实过去这一带是华人住宅区，现在已换了主人。叁小时后我们已到达孟加影市，我们找到当地一位我们的老战友金碧兄，他殷勤地招待我们，还陪我们参观西加第一间从政府手收回来的华文小学，听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名流彭云鹏就是坐在这间教室的后面桌子的。以及西加最美的五层楼县长办事处，办事处靠着山，第五层就是给游客们瞭望观赏令人神游的美丽景色。

　　金碧兄问我，你仔细观察这间神庙是否你还能认得些什么？当我认真地观察时才发觉塬来就在这美观雄伟的庙旁，使我记起过去一个事实，在这里不是曾经有一座四米高，四周是铁丝网的监禁所吗？，我和同志们曾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禁所呆过，这里的青年骨瘦如柴，墙壁上写着激荡着人心的诗:“砍头好比风吹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在这里蹲过的人，经过多少艰苦历程，他们挨饿被辱打，甚至被折磨而死，大多数是在饿死之前被枪毙了，和我同房的当我睡醒的时候已不见了，也被枪毙了，地上墙上留下许多血迹。我是幸存者。

　　下午两点我们从孟加影出发来到华莪区，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踏着青青草，望着从山上直泻的瀑布，微风伴着细雨，多少往事像奔驰的野马。我们的同志在跳双崆河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深渊，红云就是其中之一，因跳不过声势浩大的大崆而被冲进瀑布牺牲了。想不到现在这里已变成一个美丽的景点，人事皆非只留下辛酸的回忆。

　　我们为了悼念她和为革命牺牲的或因红头事件死在冤魂下的成千上万的乡亲、同志们，我们当天烧了香，默默地为他们哀悼，我们念了一些我们认识的同志的名字，红云、周淑芳、苏拉民、鸿义、李燕、小梅等，虽然直到现在我们不能像砂拉越朋友那样为牺牲的同志做纪念碑，但最低限度我们活着的，还能在洒满鲜血之地纪念他们，愿他们的忠魂得到安息！

　　2007年1月1日

　　苏哈多真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苏加诺总统在遭受软禁、隔离，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接见的情况下，忧心忡忡，他的病情加重了，在没有医生和药物的照料下，一代伟人，竟无能为力地任苏哈多摆布，躺在病床上。16-6-1970年，在茂物在茂物Gatot Subroto医院去世，苏加诺家属要求葬在茂物Batutulis王宫，被苏哈多拒绝，并把他草草地葬在苏加诺家乡Blitar。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塬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塬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根据林英、阿因、阿真对编者的讲述记录

　　1998年5 月，在雅加达人民协会大会堂，

　　苏哈多军队正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