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宗源书记的变化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石宗源书记的腔调发生了重大改变。　　

6月30日，石宗源省委书记赶到瓮安后曾断言：“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是“打砸烧”事件。四天以后的7月4日，石宗源书记对于事件的起因有了新的说法：瓮安“6·28”突发事件，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注意到石宗源书记前后两次讲话都用过“简单”这个简单词汇。前次是断言事情的简单：起因简单，后来嘛也不复杂，就是被人利用向党挑衅。后次则是批评当地官员的“工作方法简单”。一般而言，复杂事复杂办、简单事简单办才是常理，否则，要么是杀鸡用了宰牛刀，要么是杀牛用了宰刀鸡，都要出问题的。所以我断言，石宗源书记的这番变化，乃是他本人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显然他发现，事件所暴露出的群众情绪非同小可，不可以压，也不可以吓。那样做只能适得其反。据说在前一天的会议上还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这就更加证明了石书记此一变的历史意义！

对书记的这一变化，我的评价是聪明至极，识时务至极！

相当长时期以来，随着干部队伍腐败的加剧，干群关系的紧张逐渐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官员们处理社会群体事件的手段更与民众的期待大相径庭。有人将这种群众情绪（或曰民愤）形容为“堰塞湖”。水，可疏不可堵。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我们先祖的这些经验总结，被很多自以为是的精英官员抛诸脑后至少二三十年了。

此“湖”即成，本应立足于早日疏解（就像唐家山堰塞湖的解除那样，咬咬牙狠狠心，长痛不如短痛），因为越早解决代价越小，而越晚下手难度越大！但是事实却是，那“堰体”一旦出现险情，官员们首选的办法就是堵！不是吗？山西的黑煤窑事件，洪洞矿难，安徽的毒奶粉、手足口病，太湖的蓝藻，不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吗？今日民众的情绪，不就是这样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吗？涉案官员腐败的胆量不也是这样一点点锻炼出来的吗？两相背离，越走越远，才有了今日之干柴烈火般的危险局面！从一时一事来看，堵的办法最简单、最省力，也最容易见效，但是若从长期效果看，则正好相反。堵，无异于饮鸩止渴！我们此时回首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如果拿出点魄力解决腐败，是不是要容易得多？1953年毛主席批准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没有手软，换来的是三十年的廉洁！政治家执政能力的高低优劣，眼界的远近深浅，在此事上看得再分明不过（当然也和自己屁股干净不干净有关）。要不，毛主席为什么要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并列为党的三大法宝呢！弄丢了法宝的，不是败家子是什么？　　

扯回话题，还说石宗源。石书记此番表态还特别强调了打击瓮安县黑恶势力的决心。据报道，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表示，将在全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行动，坚决打掉黑恶势力，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铲除其“保护伞”。我想，黑恶势力的形成不会是一朝一夕，早先一定也常有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但却被“保护伞”保护着。如今“大火”烧到了政府自身之时，终于要“痛下决心”了。这决心虽然晚些，却也值得欢迎。希望官员们说到做到。当然应该相信他们要打击的是那些真正的黑恶势力，不是那些因为平时憋了一肚子气，趁乱随手向公安局大楼扔了两块砖头的群众。

言及此，我想到了一位张民警。据报道，瓮安事件死者的叔叔在事发次日被指令到派出所讲述事件经过时，曾与张民警发生“冲突”，并被喝令“滚出去”。在他“滚”出公安局走到保险公司门口时，就遭到6个不明身份者的暴打，以至于伤重住院。如果我们根据多年来的见闻做个推测，似乎这位张民警与那些黑恶势力的关系就值得好好查查。

依我看，石宗源书记这一变，变得好，但还不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完瓮安事件之后，书记应该带领全省官员们好好反省一下立场和感情的问题，也即是“屁股坐在那一边”的问题。一边是那些敢于花钱如流水，能够催升GDP的光鲜的商人，另一边是些眼巴巴等着倾诉冤情，要求解决困难的衣衫褴褛的百姓。掌握这个平衡，如今看来不仅事关和谐大局，甚至关乎到执政党命运的大事了！官员们如能在此事上获得一些心得，取得一些进步，那意义要远远超过石书记今日之变的！果能如此，瓮安事件的代价就不白付出。不过此事难度实在太大，起码我不敢抱很大期望。

石书记这个尚有待深化的变化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似乎已经太晚了些。

晚了，还来得及吗，只能去问历史！